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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深在抗日戰爭中的曆史貢獻

(2008-02-28 17:45:01) 下一個


團結合作   力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李濟深在抗日戰爭中的曆史貢獻
李筱桐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也是我父親李濟深先生誕辰120周年。我想借這個機會,回顧和緬懷我父親在抗日戰爭中特別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所作的曆史貢獻。
       自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來,父親一直積極主張抗日,主張團結禦外,擁護和促進國共合作。父親在中原大戰中為國家統一而調解蔣桂矛盾,於1929年3月21日遭蔣介石軟禁。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全國迅速形成聲勢浩大的反蔣浪潮,要求立即恢複李濟深、胡漢民自由,蔣介石不得不於1931年10月19日恢複了父親自由。
        反蔣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
       不久,即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這是繼“九一八”之後的又一次軍事挑釁,十九路軍奮起抵抗。蔣介石對十九路軍的抗日愛國運動,不僅不予援助,而且還派第五軍去監視。這種倒行逆施,激起第五軍官兵的義憤,他們拒不執行蔣的命令,轉而與十九路軍共同抗戰。這時,身為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的父親向蔣介石建議將張學良的東北義勇軍調進關來支援十九路軍,此建議取得軍事委員會的通過,並派其為特使向張學良傳達。但蔣介石就是不準,即使這樣,十九路軍還是受到全國人民支持,將日軍打得丟盔卸甲,粉碎了日本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之後,蔣介石將十九路軍派到福建去“剿共”,企圖使紅軍和十九路軍兩敗俱傷,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1932年5月,父親被任命為鄂豫皖剿匪副總司令,他不滿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不久就離職。這時,十九路軍為了救國也是為了自救,隻好采取兵諫的方式,即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策動各方麵共同反蔣抗日。1933年11月20日,以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為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父親被推舉為主席。1933年9月,父親、陳銘樞通過蔡廷鍇,派人至閩西前線與紅軍司令彭德懷商談合作反蔣抗日的事宜。當時,雙方代表共同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張雲逸為中共駐十九路軍代表。但“左”傾路線執行者王明認為李軍是“軍閥”,“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機”,因而雙方未能精誠合作,遂為蔣所乘,大兵鎮壓,福建人民政府堅持3個月後失敗了。後來,毛澤東同誌評論此事,認為中共是“痛失良機,良機痛失”(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如果合作成功,中國革命也可能是另一個前途。
       福建事變雖然失敗了,但也使十九路軍領導認識到“抗日必須反蔣”、“反蔣抗日必須聯共”這一事實。在抗日戰爭全麵爆發的前四年,先父這位在國民黨中頗有威望的高級將領和舉足輕重的人物,邁出公開和共產黨初步合作的這一大步,在中國是有相當影響的,很有前瞻性。
        閩變失敗後,事變領導人相繼到了香港。周恩來代表蘇維埃中央,發出了殷切希望福建事變諸領導人繼續和紅軍合作反蔣抗日的指示,給正在醞釀繼續鬥爭的十九路軍領導人以巨大支持。
        抗日救國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
       1935年7月,父親與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在香港建立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1935年7月—1937年10月30日,簡稱“大同盟”),中共中央派潘漢年、宣俠父、胡蘭畦等到香港推動和支持他們的革命活動。7月25日,“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正式成立,會議推選李、陳、蔣、蔡、馮玉祥等12人為中央委員,父親為主席,下設7個部,共產黨員宣俠父、梅龔彬、陳希周分別擔任的不管部長、宣傳部長和群運部長。福建人民政府崛起之時,正是北方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成立之日,該軍總司令馮玉祥,部下有吉鴻昌、宣俠父等師長。宣俠父與父親是黃埔軍校的師生之誼。當察哈爾抗日同盟軍被汙蔑“赤化”而遭解散,宣俠父就南下,到父親的家鄉繼續革命活動,這段時間,父親還重用宣俠父為秘書。這些共產黨員,在“大同盟”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的成員,主要是原十九路軍的中上層骨幹,以及與之有密切關係的人士。此外,父親等也派人在廣東、廣西、上海、華北與海外各地發展組織,被吸收入盟的,有原國民黨軍政人員,有港澳同胞和華僑,有國內文教界人士,還有一些對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不滿、積極要求抗日的青年知識分子。在軍事活動方麵,“大同盟”在黃埔學生中也發展秘密組織,並建立了一些地方武裝,如在福建,就以十九路軍名義,組織過“抗日軍”。
        “大同盟”在香港出版了《大眾時報》、《民族陣線》、《戰線》等報刊,又在廣州創辦了《在抗戰旗幟下》小型刊物,積極宣傳抗日反蔣。
       賴慧鵬和黃埔同學李新俊、陳起、賴剛等人在父親“大同盟”的影響和支持下,亦對蔣介石的投降媚外和倒行逆施,非常憤慨,共議進言。大家推賴慧鵬執筆,寫了3600多字的《致蔣校長的公開信》,複經征得100多名黃埔校友同意聯名,於1936年6月27日在報上發表,標題改為《黃埔軍校學生百餘人上書忠告蔣介石》。這封信,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
        新四軍成立後,父親希望將“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所聯係的地方武裝,編入新四軍戰鬥行列,參加抗戰。他派李任夫與葉挺軍長接洽,葉挺十分歡迎。當即將表冊等送軍政部轉蔣介石核示,結果被拒絕了。
        兩廣事件和六一運動
       1936年6月,陳濟棠聯合李宗仁、白崇禧,公開打出抗日反蔣旗幟,這事曆史上稱為兩廣事件。蔣沒有公開鎮壓,而是采取了分化活動,其中之一就是將李、白調出廣西。在這關係桂係存亡的關頭,他們匯電給“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的父親和蔡廷鍇,想用他們的影響聯合全國抗日反蔣的力量,成立統一革命武裝,請父親來領導,曆史上稱之為六一運動。1935年中共中央召開了瓦窯堡會議,確定中心任務是開展上層的統戰工作。兩廣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發表《為兩廣出師北上抗日宣言》,還委派紅軍大學政治部組織科科長雲廣英(化名林秀先)前往廣西,在這一段時間,父親、李宗仁通過雲廣英與中共有密切聯係。他們多次與毛澤東通信,父親向毛表示了“對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擁護,誠意地同共產黨合作進行抗日救國運動”。1936年9月,毛澤東還分別致函父親、李宗仁、白崇禧、蔣光鼐,信中明確指出:“當前急務在於全國範圍內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爭取蔣介石氏及中國國民黨,一律參加抗日統一戰線,實為真正救國政策之重要一著。”此時中共已將“反蔣抗日”政策改為“逼蔣抗日”。由於父親為首的各派力量對桂係的支持,李、白不願無條件地向蔣介石屈服,蔣也不得不作出一定的讓步。1936年9月,蔣桂雙方終於達成六項協議,表示“中央接納李、白抗日救國建議”。另外,通過“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盟員宣俠父的工作,張學良表示同意南下參加六一運動。這樣,北方救亡運動遂由此後浪推前浪,日趨高漲。
        1936年10月,父親接受了中共的“逼蔣抗日”的主張。雖然蔣介石曾軟禁過他,通緝過他,開除過他的黨籍,但他不計私怨,處處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這時,他重新製定了“大同盟”的綱領,提出“組織抗日國防政府,成立全國抗日聯軍”,放棄了反蔣的口號。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父親向全國通電反對內戰,還寫了四封信,分別交宋慶齡、何香凝、張群和吳稚暉,請他們立即行動起來,千方百計促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他和馮玉祥曾上廬山和蔣介石麵談,說蔣如果不立即對日作戰,他們就以政治家地位與蔣對峙;如蔣執行抗戰,他們就以軍人的地位服從蔣的驅策。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委任父親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委。為了服從抗日大局,他同意解散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
        國共合作下的戰地黨政委員會
       1939年,日本為克服戰線拉得過長的不利局麵,實行新的侵華政策,即以華治華,以戰養戰,在淪陷區培養漢奸,掠奪資源。中共也在敵後開辟大片抗日根據地,國共兩軍交錯存在,矛盾頻繁發生,造成國共兩黨關係比較緊張。蔣介石為了從表麵上緩和與共產黨的矛盾,成立了戰地黨政委員會,它不參與政權工作,隻是對政府的政策、法令,提出建議,進行監督、宣傳。一是因為父親和共產黨關係較好;二是父親和共產黨也說得上話,所以讓父親出麵主持工作。父親開始不同意,在馮玉祥等人勸告下,為團結抗戰、推動民主陣營,他同意了。父親向蔣介石提出兩項條件,一是請蔣介石出任主任委員,他以副主任委員代行;二是在人事方麵一定要不分黨派,主張抗日的人都要用。蔣介石隻好答應了父親的條件,因而父親得以邀請了周恩來、張友漁、梅龔彬、劉一峰等共產黨員和一些愛國人士擔任該會的委員,開展抗日民主活動,協助中國共產黨做了許多工作,大力支持了進步力量。當時,國共間有重要的談判,一般中共方麵以葉劍英為代表,國民黨方麵以何應欽為代表,父親是中介人。1939年,蔣被迫答應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中共的參議員,每到重慶,常和父親接觸,他們有時就在機關內碰頭。父親還經常發表文章和談話,表明自己的抗日觀點和立場,因而招致蔣介石的忌恨,後來用別人代替了他。
       綜上所述,父親抗日的思想,從福建事變開始就是“聯共抗日,全民抗戰”,這點是非常突出的。在擔任戰地黨政委員會主任期間,還發生一件事:蔣介石被迫抗戰是在抗戰初期,但是到1940年春,蔣堅持反共,蓄意製造磨擦。蔣命令衛立煌兵臨晉城,準備進攻八路軍。父親及時獲悉,立即派王葆真去見衛立煌,申明:“大敵當前,需要國共合作,同室操戈,必給日寇可乘之機。”衛立煌深明大義,在父親幫助下與朱德會晤,達成了停火協議,蔣介石對此非常憤怒,將王葆真撤職,還調父親去桂林任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1943年,董必武在延安向幹部介紹國民黨統治區情況時曾說,李濟深領導的戰地黨政委員會,是國民黨統治區極個別的“好機構”之一,而在李濟深調走之後,該委員會又成為“專門反共造謠的工具”了。董老的評價,反映了父親領導下的戰地黨政委員會的工作,在堅持團結抗戰,支持民主方麵取得的巨大成績。
桂林辦公廳
       1940年,蔣介石將父親調任軍委桂林辦公廳主任。由於長江以南的幾個戰區的司令官,如駐長沙的薛嶽、駐韶關的餘漢謀、駐柳州的張發奎,全是舊四軍出身的將軍,蔣要借重父親這位“老長官”居中加以調處,所以桂林辦公廳管轄三、四、七、九戰區,指導粵、桂、湘、贛等八個省。蔣還認為,桂林辦公廳隻是一個承轉機關,想以此削弱父親的力量。蔣介石還在父親身旁安插了不少特務,對他的行動進行監視。但在這期間,父親仍利用他的合法地位,巧妙地支持了進步力量和抗日活動。
       桂林辦公廳是以白崇禧負責的桂林行營舊班底組成的,下設作戰、情報、總務、軍法四處,其中第二處舒宗鎏、第三處副處長黎任民是父親的人。他在桂林雖無實權,但仍是當地的最高長官,加上又是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的元老,所以在不少場合裏都沒有人敢駁他的麵子。基於這樣的關係,使他覺得在桂林開展抗日救國活動比在重慶時自由得多。在這段時間裏,他督察了三、四、七、九戰區的各次會戰;支持越南獨立同盟會在桂林設立辦事處;掩護宣傳抗日救國的三戶圖書社,使其免遭查封;對宋慶齡、陳嘉庚等從海外所募集支持八路軍抗日的醫藥物資,他力排蔣介石特務的幹擾,盡快批示放行;他還出麵阻止蔣介石特務對陶行知育才學校的搗亂活動。
       1941年1月,國民黨右派製造皖南事變,逮捕了葉挺將軍,大肆捕殺中共人員。父親非常氣憤,立即用桂林辦公廳所控製的民航班機座位,秘密將中共黨員張友漁、夏衍和民主人士鄒韜奮、梁漱溟等送到香港。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遭到強行撤封時,父親應周恩來的要求,組織力量把李克農從特務包圍中的辦事處營救出來,並協助各種遷移工作。父親還營救過胡誌明(化名阮愛國)等越盟盟員。當時廖承誌被捕,關押在顧祝同處,父親即派人去叫顧祝同在生活上照顧好廖承誌。還多次從多方麵保護和照顧好葉挺的生活起居。
        父親的種種抗日活動,當然引起蔣介石的強烈不滿與忌恨,蔣介石在1943年底撤消了桂林辦公廳,並將他調往重慶任軍事參議院院長,父親不肯去就職。
        1944年,日本發動湖南會戰,攻勢迅猛,下武漢,陷長沙,攻衡陽,直接威脅整個大西南。軍情十分緊急。父親和柳亞子等人組成“長老團”進行國旗獻金運動,一家一家銀行、企業、商店去勸募,共得180多萬元,由田漢率領慰勞隊送到衡陽前線支持抗戰。
保衛家鄉
       桂林告急時,周恩來正在重慶,他通過共產黨員胡希明去桂林,建議父親回家鄉組織自衛軍。父親回到家鄉後,決心實踐自己的諾言,按照中共的方法,在敵後發動群眾打遊擊,建立抗日武裝,成立了“南區抗日自治委員會”。他還派人到桂東南一帶和廣東三羅地區活動,通過蔡廷鍇等人,組織發動了張炎為軍長的南路抗日軍。當蒼梧縣東安鄉人民響應號召組織起“東安抗日自衛隊”時,父親當即給予大力支持,派出胡希明、林炳南兩人前往協助工作。這時,羅定的譚啟秀、鬱南的李光漢也建立了“三羅抗日民眾武力指揮部”,李光漢是父親任粵軍第一師師長兼西江善後督辦時的部屬。這樣,在父親的發起和串連之下,蒼梧、鬱南、羅定等地抗日自治力量連成一片,大大牽製了日軍的侵略行動。
       1945年初,跟隨蔣介石反共賣國的鄧嶽和朱暉以張炎謀反為由,圍剿張炎。當時,父親正帶著一批隨員沿粵桂邊境去做抗日工作,得知情況,立即在陸川往高州途中準備阻擊鄧嶽、朱暉部,可惜時間上來不及了。父親一到茂名,立即打電報營救張炎,但沒有成功。在蔣介石多方破壞之下,父親的敵後抗日活動陷入了困境中。
       正當父親在敵後抗戰不斷遭到挫折的時候,中共廣東省委與三羅地方黨組織根據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指示,大力協助和支持他。1945年春,中共中央決定派出王震等三支部隊南下廣東,和珠江縱隊、東江縱隊一起發展華南抗日武裝鬥爭,並要求廣東臨時省委派李嘉人與父親聯係,傳達中共中央關於由父親組織華南民主聯軍的決定。
       1945年4月,父親在羅定時,共產黨員李嘉人和狄超白共同會晤了他,表達中共支持他的抗日民主主張。鬱南抗日民眾武力指揮部參謀長李鎮靖還介紹了鬱南人民組織起來武裝抗日鬥爭的情況。東江遊擊隊也托李伯球帶了一些黃金給父親作為經費,並給他培訓軍事幹部。父親應李鎮靖的邀請,取道鬱南,視察了鬱南抗日遊擊隊。視察時,他發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談話。他說:“不要對政府(即重慶)有幻想,要靠自己武裝自衛自治。南京(即汪偽)、重慶都說我李某回鄉有陰謀,我沒有陰謀卻有陽謀,就是在國土淪陷民不聊生的時候,發動民眾,武裝起來,抗日救亡,討伐汪精衛,反對妥協投降。”博得千餘聽眾熱烈的歡呼。他深有感觸地對李鎮靖說:“你們是真正抗日的。我們西南敵後是有所作為的。”後來,華南民主聯軍決定反攻廣州時,日本突然宣布無條件投降。
       堅持遊擊戰這段期間,蔣介石不但多次催壓父親回重慶,還派出特務監視父親甚至采取了暗殺的手段。廣西的地方頑固勢力,也在物力、人力等方麵給父親製造種種困難。父親當時曾作詩一首抒發自己的苦悶:“輿馬分馳到北流,兩旁父老盡凝眸。時人哪解餘心苦,惆悵將軍已白頭。”
       抗戰期間,父親還經曆過兩個考驗。日本曾派(父親的一個“朋友”)來找他,說是隻要能夠“合作”,就將中國華南、西南交父親管轄,父親當麵拒絕。為了表明抗日的決心,父親還在1942年和1944年先後送出兩個兒子(沛鈺和沛瓊)到幼年空軍學校學習,以便學成後像飛虎隊一樣駕機殲敵。還有一位大商人,說是隻要允許他借用父親的名義讓貨物從西江通過,他就可以每月送幾百塊大洋來,也被父親一口回絕。父親在抗戰中曾救濟過許多人,而我們家生活很簡樸,時常吃一種有紅有綠有黃的黴米飯,人家還以為我們把香腸切碎了蒸飯吃呢!
        縱觀父親在抗戰期間的表現,他主張反蔣獨裁、聯合共產黨、武裝民眾起來抗戰,他有崇高的不屈不撓的民族氣節,處處保有革命者的尊嚴,為中國最終抗日勝利作出了傑出的貢獻。血與火寫成的中華民族抗日鬥爭史,記錄著他堅韌抗戰,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光輝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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