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金獎油畫的誕生——畫家陳堅對中國抗戰勝利受降儀式的曆史

《南方日報》[周刊]2005-07-09

——畫家陳堅對中國抗戰勝利受降儀式的曆史追尋 　　文/傅寧軍 　　 適逢“七七事變”68周年暨抗戰勝利60周年，本報特別推出此文，通過對畫家陳堅這幅獲得全國美展金獎的精品大畫《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南京》的創作過程的描述，解答了眾多困擾讀者多年的曆史謎團:為什麽正式受降時間選在9月9日上午9時？受降儀式上，日將岡村寧次為什麽沒有交出軍刀？為什麽選擇何應欽接受日軍投降？等等。這對於我們重新了解這段曆史大有益處。就讓我們隨著畫家的筆觸，跨入曆史迷宮，詮釋一個個被歲月淹沒的謎團吧！　——編者 　　 1945年9月9日9時到9時20分，是中國曆史上最光榮最肅穆的20分鍾。在這20分鍾內，日將岡村寧次在南京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簽訂了中國戰區及皖南百萬日軍的投降書。這是一個中國人應該銘記的時刻，但在很久以來卻無人提及，在中國繪畫史上更是一個空白。陳堅用畫筆把它記錄下來了！ “十年磨一劍”。這幅全景式的史詩性畫作，融入了陳堅的無數心血。他說，他的畫室恰巧就設在他所表現的曆史場景的遺址，好像命運選定了這個作者就是他。 　　 2005年7月7日，北京盧溝橋中國抗戰紀念館隆重舉行“七七事變”68周年暨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大會，同一主題的全國大型畫展也揭開帷幕。巨幅油畫《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南京》放在醒目位置，觀眾如潮，驚歎不已。去年12月全國第十屆美術作品展在北京美術館頒獎，著名油畫家陳堅創作的這幅抗戰巨作一舉奪冠，取得了金獎的最高殊榮。《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南京》以氣勢恢宏的整體架構、細膩嫻熟的藝術技巧和令人驚歎的真實筆觸，將南京日軍投降儀式的曆史瞬間展現給世人，在人們回顧民族災難的同時也體味民族勝利的思考。陳堅醞釀、創作這幅畫的時間長達10年，他走過怎樣的心路曆程？筆者在他的畫室裏訪問了他，跟隨他探尋漫漫史海中失落的碎片。 　　 謎團之一: 畫家為什麽表現這個曆史時刻？1945年9月9日9時到9時20分，是中國曆史上最光榮最肅穆的20分鍾。這是一個中國人應該銘記的時刻，但在很久以來卻無人提及，在中國繪畫史上更是一個空白。陳堅想用畫筆把它記錄下來，激動之餘又有些惶惑。      陳堅在當今畫壇的名氣，與一幅幅曆史題材巨幅油畫緊密相連。北京盧溝橋中國抗戰紀念館有他的《攻克娘子關》，天津平津戰役紀念館有他的《攻占國民黨天津警備司令部》，徐州淮海戰役紀念館有他的《決戰》，南京太平天國博物館有他的《天京保衛戰》，南京近代史博物館有他的《1949年春:進駐總統府》。透過波瀾壯闊的戰爭畫卷，陳堅給人以震撼、以警醒。 說起《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南京》(以下簡稱《公元》)，還得追溯到陳堅調入南京軍區專業創作室之時。那是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的那一年，從士兵成長起來的畫家陳堅由中央美術學院油畫係畢業，走進了南京軍區機關大院。這是紫金山下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大院，曾是劉伯承元帥主掌的解放軍軍事學院所在地，再往前則是當年國民黨政府國防部所在地。 時隔11年的1987年，陳堅在北京王府井新華書店“淘書”，這是他每次到北京的老習慣。他對記錄戰爭的圖書有興趣，買了一本《中外記者筆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書中收錄的一篇40多年前的舊新聞，是寫中國戰區受降大典的盛況的，題為《日軍簽降一幕》，原載於1945年9月10日重慶《大公報》。隻有千餘字，他卻讀了幾遍。舊新聞給他一種新視角，讓他感受到中國人在抗戰八年後迎來勝利的激動時刻。他似乎覺得，那激動時刻仍然沒有遠去。 也許真是一種曆史的巧合吧，陳堅的畫室就設在軍區大禮堂側樓，他每天進出的大禮堂，正是1945年中國戰區舉行日軍投降大典舊址。他站在大禮堂前，久久凝望這座西洋式的高大建築，傾聽著勝利者的歡呼聲和鼓樂聲，也傾聽著中日雙方代表的心跳聲。《大公報》特派員采寫的那篇新聞稿是當日電傳各大報章，直至傳遍全世界的。他幾乎可以背出簡潔的述說:“1945年9月9日9時到9時20分，是我們曆史上最光榮最肅穆的20分鍾。在這20分鍾內，日將岡村寧次到我陸軍總司令部簽訂了中國戰區及皖南百萬日軍的降書，何總司令應欽把這個八年苦戰我千百萬軍民血肉生命換得的榮譽結果用廣播傳送給全世界……” 這是一個中國人應該銘記的時刻，但在很久以來卻無人提及，在中國繪畫史上更是一個空白。陳堅想用畫筆把它們記錄下來，激動之餘又有些惶惑。國民政府時期的檔案屬於“禁區”，單憑道聽途說，包括當年新聞報道，還隻是粗線條的概念，無法還原準確無誤的受降詳情，更無法再現當年發生過的一切。他在創作其他抗日題材油畫時，會想到畫室所在的這棟樓曾經怎樣的風雲際會，奏響過抗日戰爭的最後樂章。他在思考，在醞釀，在等待。 到90年代初，尊重曆史原貌逐步成為人們的共識，也給陳堅一個實現多年夢想的寬鬆環境。他已在專業創作崗位上奮鬥近20年，屢獲全國或全軍美術大獎，錘煉了駕馭這一重大題材的深厚功力。他像一個學者那樣，四處搜尋當事人的回憶文章，到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查閱檔案和畫冊，尤其是一張張發黃了的老照片。要畫，就要畫得真實，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1993年，他著手構思草圖。那些走進曆史的人物又從曆史中走出，與他朝夕相伴。他不僅揣摩他們在那一瞬間的神情，還沿著他們的人生軌跡，觸摸著他們各自的靈魂脈絡，直至中日之戰的遠因與近果。他大膽跨入曆史迷宮，詮釋一個個被歲月淹沒的謎團……      謎團之二: 為什麽正式受降時間選在9月9日上午9時？蔣介石親自定的時辰頗有講究。一至十的各個數字中，中國人向來最崇尚九，以為天地之數，始於一而終於九，逢九即為大吉大利。蔣介石相信風水，因而將受降簽字儀式舉行之時定在三個“九”字相遇的時候，寓意“三九良辰”。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時，內遷後的國民黨政府尚在陪都重慶，為什麽中國戰區受降典禮沒有選擇重慶，而是選擇在南京？究其原因有兩點:一是南京是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時定的首都，也是抗戰前的首都，抗戰勝利後仍定為首都，不久重慶政府將還都南京。二是1937年12月13日，日軍侵占南京後製造南京大屠殺，30萬中國人被殺的慘劇震驚中外，南京是遭受日軍蹂躪最慘重的城市，時隔八年在這裏舉行受降典禮，更具有象征意義。 史料記載:1945年9月9日，南京滿城歡騰，披上節日的盛裝，到處喜氣洋洋，人們像過年一樣興高采烈。中國受降主官何應欽身為中國陸軍總司令、一級上將，前一天中午乘坐“美齡號”專機，在九架戰鬥機的護衛下，飛抵南京機場。“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從何而來？原來，中日雙方在雲南芷江洽降後，國民黨新六軍即被空運南京，進駐原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所在地。而當時，南京還在侵華日軍指揮機構掌控之下。何應欽主持受降大典，也是八年後重回舊地。 定為中國戰區受降典禮主會場的大禮堂，也一洗蒙羞的窘態，恢複了莊嚴的氣派。大禮堂的正麵，是一幅用鬆柏枝紮的匾，上書金色大字“和平永奠”，還插有一麵中國國旗。禮堂正門上，懸掛著中，美、英、蘇四國國旗。各個入口處都有士兵和憲兵守衛，戒備森嚴，氣氛莊重。禮堂中央掛著孫中山像，遺像兩旁是中國國旗和國民黨黨旗，下麵點綴了紅色“V”符號與“和平”兩字。遺像對麵牆上掛著中、美、英、蘇四國元首的肖像。日本投降代表簽字的地方，懸掛著四盞巨型銀光燈，耀眼奪目。投降席對麵為受降席。四周肅然挺立武裝士兵。簽字台兩旁是參觀盛典的中外來賓和新聞記者。樓上是中外官員的觀禮席，共計200餘人，加上室內外儀仗隊及擔任警衛的士兵，有1000人左右。 為什麽正式受降時間選在9月9日上午9時？蔣介石親自定的時辰頗有講究。一至十的各個數字中，中國人向來最崇尚九，以為天地之數，始於一而終於九，逢九即為大吉大利。蔣介石相信風水，因而將受降簽字儀式舉行之時定在三個“九”字相遇的時候，寓意“三九良辰”。 陳堅構思的畫麵，不是古城的狂歡，也不是廣場的盛況，而是鎖定了“三九良辰”。最寂靜的時候，也是最扣人心弦的時候。他先給他的畫起名為《落日:1945年9月9日9時》，後來他感到，應該更公正、更客觀，去掉主觀評說，索性改名《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時。南京》。      謎團之三: 受降儀式上，岡村寧次為什麽沒有交出軍刀？有一種說法:何應欽主持受降儀式前，曾派他的參謀王武到岡村寧次住處，秘密地告訴岡村，參加投降儀式時可以佩帶指揮刀，但必須在禮堂內將指揮刀呈繳何應欽；否則就不帶刀。帶與不帶，可由岡村自己選擇。岡村當然不願成為呈繳指揮刀的敗將，而寧肯當“不帶刀的將軍”。 　　 雙手托舉起軍刀，曾經指揮官兵屠殺中國人的軍刀，麵向受降的中國將領鞠躬，該是日軍將領在受降儀式上的典型動作。陳堅知道，軍人交出武裝，自然是最大的失敗，也是投降的標誌。他看過南京受降儀式舉行之後，在各地舉行的日軍投降儀式的照片，都有交出軍刀的情節。尤其是北平太和殿前的甬道旁，日軍指揮官排著隊，挨個走上前，低著頭把軍刀放在桌上。 然而，在南京受降儀式上，侵華日軍的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卻沒有交出軍刀！因為他根本就沒有把軍刀帶來！ 陳堅查閱檔案，看到受降簽字儀式舉行之前，有一份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以“中字第17號備忘錄”致岡村寧次的文件:“根據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規定:1、日軍繳械時，不舉行收繳副武器之儀式。2、日軍代表於正式投降時，不得佩帶軍刀。3、凡日軍所有軍刀，均應與其他武器一律收繳，一俟正式投降，日軍即不得再行佩帶軍刀。以上規定，在中國戰區一律適用。” 日本軍官隨身所佩軍刀，從來是不離身的。中國戰區決定在日軍投降簽字時，解除他們的軍刀，並將岡村寧次、小林淺三郎、今井武夫的軍刀，分別獻給何應欽、蕭毅肅、冷欣。岡村寧次接到備忘錄，違犯無條件投降規定，一再要求中方提示簽字時出示證明文件應載明的事項，事先了解投降書內容。日軍投降書內容及日軍投降簽字後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頒發“第1號命令”抄件，經請示何應欽同意，由冷欣派員於9月8日晚秘密送岡村寧次閱，約定:1、不許抄錄。2、不準提修改意見。3、不得於簽字前宣揚。閱後隨即取回。 還有一種說法:何應欽主持受降儀式前，曾派他的參謀王武到岡村寧次住處，秘密地告訴岡村，參加投降儀式時可以佩帶指揮刀，但必須在禮堂內將指揮刀呈繳何應欽；否則就不帶刀。帶與不帶，可由岡村自己選擇。岡村當然不願成為呈繳指揮刀的敗將，而寧肯當“不帶刀的將軍”。 如果僅僅為了畫麵的形式感，陳堅可以在岡村寧次的手上添一把軍刀。但他尊重曆史，如實畫來。隻不過他還是有些遺憾:那把侵華日軍最高指揮官的軍刀，本該是在這個神聖的儀式上收繳的啊！      謎團之四: 為什麽選擇何應欽接受日軍投降？蔣介石之所以選中何應欽代表他主持受降，首先是因為對等。代表日本投降的岡村寧次是大將，並非日本軍方最高首長。身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的蔣介石若主持受降，有失尊嚴。而何應欽是陸軍總司令、一級上將，職務軍階與岡村相等。 　　 中方受降主官何應欽，對日方投降主官岡村寧次，為何如此寬大？原來他們曾是日本軍校的同校之友，而且私交頗深。“九一八”事變後，何應欽忠實執行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代表蔣介石與日軍妥協，曾參與“何梅協定”的簽署，成為人所共知的“親日派”。有人說，蔣介石讓何應欽主持受降，是有意識地替他在國人麵前洗刷過去的汙點。 但何應欽能獲主持受降的殊榮，實在也是運氣所致。蔣介石之所以選中何應欽代表他主持受降，首先是因為對等。代表日本投降的岡村寧次是大將，並非日本軍方最高首長。身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的蔣介石若主持受降，有失尊嚴。而何應欽是陸軍總司令、一級上將，職務軍階與岡村相等。 在研究受降會場布置時，何應欽竟提出過“圓桌方案”，投降者和受降者圍在一個圓桌周圍，叫盟軍將領大為驚歎:這像什麽話！後來，改為日方投降桌對中方受降桌。何應欽對岡村的百般照顧，固然因為是老朋友，是一貫的親日立場，更主要是蔣介石“以德報怨”的有言在先。他能體會到蔣介石的用心。果然，岡村日後逃過軍事審判，為蔣介石反共而出謀劃策。 陳堅並沒有把何應欽臉譜化。雖然曆史如此矛盾地選擇了他，但他代表的不是他個人，而是一個浴血奮戰的民族。他是以怎樣的心態和神情來擔此重任的呢？陳堅尋思良久，畫出的何應欽，左手輕輕撥動桌麵，似乎流露出內心的躁動不安。直立而挺拔的軍人姿態，又不失風度地展現了勝利者的自豪和威嚴。至於他對麵的岡村寧次，低下了不可一世的頭，他不是向他的老校友彎腰，而是向中國人投降！他這個侵略者，被牢牢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陳堅說:“當時參加投降的有七位日軍代表，我直接套用曆史情節，通過行鞠躬禮來刻畫他們此時此刻的心情。他們的神情同樣很複雜，一方麵出於世界反法西斯正義力量的壓力，拱手遞降書。另一方麵，在中國大陸還有一定的軍事實力，一種不服輸、不認罪的心態還流露在臉上。”      謎團之五: 投降席的“三色布”是哪三種色？老照片上的投降席和受降席包有“三色布”，深淺不一，南京博物院複製時做成了藍色、白色、藍色。陳堅認為不對，黑白照片上的“三色布”有三種色差，不可能有兩種同樣顏色。他參照會場立柱等處的色彩搭配，斷定“三色布”應遵照中華民國的國旗色:藍色、白色、紅色，不能想當然地定顏色。 　　 太多曆史細節的碎片，在歲月長河中難以找尋了。陳堅對於一個個細節真實的考證，幾乎到了嚴絲入縫的苛刻程度。受降會場上有聯合國五十二個國家的國旗，是按字母排列的，他求證這些國旗，並且是1945年時的國旗樣式，然後買來白布，畫出二十多麵國旗，縮小排列成懸掛狀，成為他繪畫取樣的實物。 從許多黑白的老照片上，陳堅有他的獨特發現。軍人在室內脫帽，中日雙方均如此。陳堅先在投降桌與受降桌上都畫了軍帽。後來他發現，岡村寧次簽字蓋章後，旁邊的參謀長小林淺三郎拿起，向何應欽遞交投降書，照片上左側軍服縐折不對勁，好像鼓出來一塊東西。他仔細研究，原來小林淺三郎雙手抬起時，腋下夾著他的軍帽，而他坐著時，軍帽是拿在手裏的。他恍然大悟，難怪不少日本軍官坐在桌前的照片上，不見軍帽呢。他再畫軍帽，中方將領的軍帽在桌上，日方將領的軍帽隻有一頂，是岡村寧次的，他要簽字蓋章，其他日將的軍帽都應該在手上，這才符合曆史的真實。 中方軍人的服飾、領章、“中正劍”的佩掛、受降時特有的臂章標記，陳堅也都做到有根有據，絕不草率。他還親手將它們製成道具，放在不同的光線中，供繪製時參照描摹。在史料記載和紀實文學中，投降席和受降席是個很簡單的概念，而在陳堅的眼中，它們的形狀和顏色，都不可能隨意想象，要給後人一個真實的記錄。聽說南京博物院陳列有投降席和受降席的複製品，包括桌子和椅子，陳堅專門去看，畫了速寫。老照片上的投降席和受降席包有“三色布”，深淺不一，南京博物院複製時做成了藍色、白色、藍色。陳堅認為不對，黑白照片上的“三色布”有三種色差，不可能有兩種同樣顏色。他參照會場立柱等處的色彩搭配，斷定“三色布”應遵照中華民國的國旗色:藍色、白色、紅色，不能想當然定顏色。藍色、白色、紅色是當年受降儀式會場布置運用的基本色。 創作這幅畫時，陳堅征求了同行和非同行的許多意見。在一次紀念抗戰的活動中，他結識了曾親曆受降儀式的南京政協委員、90多歲高齡的王楚英老人。王楚英當時在新六軍，是史迪威將軍的英文翻譯官，擔任受降儀式的工作人員。老人專門到畫室看他的畫，肯定了陳堅的畫作，隻提出在會場的新六軍士兵的美式裝備，背囊上有一條卷起的軍毯。陳堅找來自己的軍毯，反複折疊，終於逼真地添畫上去。老人的意見加強了中國軍人的威武形象，陳堅非常感激。 這幅全景式的史詩性畫作，融入了陳堅的無數心血。他說，他的畫室就在他所表現的曆史場景的遺址，好像命運選定了這個作者就是他。他常想起法國著名畫家大衛的名作《拿破侖加冕》，陳堅曾赴法國訪問，在巴黎羅浮宮的這幅巨作前流連忘返。畫中的每個人物都是真人那麽大，在沒有照相機的年代留下了一個偉大的曆史瞬間。“—位畫家曾勸我把人物畫到接近真人的比例。遺憾啊！沒有那樣大的畫室供我作畫，要不然，就是中國的《拿破侖加冕》了。” “十年磨一劍”，陳堅終於捧出了一部精品大畫。他說起他的創作理念充滿激情，又不乏冷靜。“中國人民以三千五百萬人的生命換來了那一天的勝利。這個勝利來之不易，永遠不該忘記。我感謝中華民族曆史上這一光輝瞬間給我心靈的震撼！”筆者相信，每個看過他的畫作的人也都會感到震撼，因為他的震撼屬於一個不屈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