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者按:]下麵是獨立評論壇關於抗戰其間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抗聯等雜牌部隊在國民政府中的授銜的討論。資料尚屬全麵。其實在百色起義的時候，紅七軍紅八軍自己就授過一次銜，當時的有關部門資料，都沒有存下來。 古迷: 國府在抗戰中給共軍所授軍銜偏高（ZT）2005-8-26 17:52 樓下烏鴉說國軍的軍銜偏高。事實上，共軍在改編為八路軍（後升第十八集團軍），與其實際兵力比較，所授的國軍軍銜更偏高。八路軍當時三個師，每師一萬多人，三個師長加一個副師長授中將軍銜，另兩個副師長、各師參謀長及全部正副旅長都授少將，比正規國軍的同職軍官幾乎都高了一級！ 請看以下資料： 提交者 : 城裏好好 於 北京時間 2005-08-17 08:35:17 古迷:新四軍最初戰鬥序列和死亡將領 2005-8-26 18:32 |
樓下張三轉貼的“抗戰主力”的作者對中共的軍史基本不清楚，如下所示： //在以下名單中，八路軍取旅長以上職務的幹部，新四軍取團以上幹部，抗聯取支隊以上幹部。 他顯然認為：八路軍旅長=新四軍團長=抗聯支隊長（團長） 事實上是：八路軍旅長=新四軍支隊長（師長）>抗聯路軍總指揮 更荒唐的是，他所列的新四軍43名“將領”中，級別最高的是國軍副師級如上校參議塗正坤和陳昭禮，最低的居然隻是營級，如第21集團軍遊擊5大隊3中隊政治教導員曹雲露、新四軍挺進縱隊2支隊4團2營營長焦勇。 新四軍最初整編時的戰鬥序列如下： 軍部：軍長葉挺（中將），副軍長項英（少將），參謀長張雲逸，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參謀長周子昆，政治部副主任鄧子恢； 第１支隊：司令員陳毅，副司令員傅秋濤，參謀長胡發堅，政治部主任劉炎； 第２支隊：司令員張鼎丞，副司令員粟裕，參謀長羅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 第３支隊：司令員張雲逸（兼），副司令員譚震林，參謀長趙淩波，政治部主任胡榮； 第４支隊：司令員高敬亭，參謀長胡維先，政治部主任肖望東。 除了葉挺和項英外，以上其他人的軍銜不明。比照十八集團軍（八路軍）將領的職務和軍銜，總司令朱德為上將，副總司令彭德懷、參謀長葉劍英、師長林彪、賀龍、劉伯承等為中將，副參謀長左權、副師長聶榮臻、徐向前、各師參謀長、各旅正副旅長等為少將；因此，新四軍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各支隊正副司令員應授少將，軍副參謀長、政治部副主任、各支隊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應授上校。 第四支隊是當時新四軍中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部隊，後來接任高出任司令員的是八路軍115師344旅少將旅長徐海東。可見高在當時地位比後來當了師長的彭雪楓還略高一點。 新四軍在抗戰中死亡了四個真正的將領：項英、袁國平、高敬亭和彭雪楓，但死因無一與抗日沾邊。項英是被貪財的部下所殺，袁國平是被國軍圍剿時受傷自裁，高敬亭是被中共作為叛徒槍決，彭雪楓是在圍殲國軍時被流彈打死。 項英(1898—1941) ，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 年參與領導京漢鐵路大罷工，1924年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1925年參與領導五卅運動，1926年回武漢秘密從事黨和工會工作，北伐軍占領武漢後任武漢工人糾察隊總隊長，1928年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兼黨團書記，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12月調到中央蘇區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兼軍委主席，後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副主席，1934年主力紅軍長征後任中共中央分局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和新四軍軍分會書記、新四軍副軍長，1941年初“皖南事變”中於涇縣茂林地區山上蜜蜂洞被叛徒槍殺。中共三至六屆中央委員，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 袁國平（1906-1941）， 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10月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學習，同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7月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左翼宣傳隊第四隊隊長， 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後轉移至海陸豐地區任工農革命軍第四師黨代表，1929進入中央蘇區後曆任紅軍第五軍政治部主任、第三軍團政治部主任、第八軍政治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起任西北紅軍大學政治委員、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第三科政治委員、教導師政治委員、紅軍步兵學校政治委員、中共隴東特委書記等職，1938年1月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兼中共中央東南局委員、宣傳部長、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常委，1941年1月“皖南事變”中在安徽涇縣茂林地區受重傷，在突圍時開槍自盡。 高敬亭（1907-1938），1927年11月參加黃麻起義，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重組紅28軍任政治委員，1937年紅28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第二師前身）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38年6月因違背東進軍令被軍部以“投敵”罪名逮捕，經報國民政府軍委會批準於當月24日在安徽省肥東縣青龍場被槍決。 彭雪楓（1907-1944），1925年在北京參加“五卅”運動,同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9月轉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5月到蘇區後相繼擔任紅軍大隊政治委員、縱隊政治委員、師政治委員、江西軍區政治委員、紅軍大學政治委員和中革軍委第1局局長等職，1934年10月參加長征任軍委第1野戰縱隊1梯隊隊長、紅3軍團5師師長、陝甘支隊第2縱隊司令員、紅1軍團4師政治委員，1937任八路軍總部參謀處處長兼駐晉辦事處主任，1938年春調任中共河南省委軍事部部長,同年9月組建新四軍遊擊支隊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後任新四軍第6支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八路軍第4縱隊司令員，1941年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第4師師長兼政治委員、淮北軍區司令員,1944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裏莊指揮對頑軍作戰時犧牲。 此外，還有個資曆相當也可一比： 周子昆（1901-1941），早年曾參加五四運動。後入桂軍劉震寰部當兵。1925年6月入孫中山的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任班長，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1月被編入葉挺獨立團任排長，此後升任連長、營長、軍官教導大隊大隊長，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1928年參加湘南起義，到井岡山後曆任紅四軍教導隊副隊長、紅六軍第二支隊支隊長、紅三軍參謀長、軍長、紅五軍團參謀長、江西軍區參謀長、福建軍區總指揮、獨立22師師長等職，1934年參加長征，後任紅四方麵軍紅軍大學上級指揮科科長、紅軍總司令部第１局局長，1937年12月任新四軍副參謀長，1938年8月兼任新四軍教導總隊總隊長，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在安徽涇縣茂林蜜蜂洞被叛徒殺害。 |
古迷 地方軍閥的軍銜高是有道理的 2005-8-27 02:17 老蔣對地方軍閥的編製卡得很緊，否則至少開兵餉就難對付，因此一整編軍隊，就盡量將他們的軍隊縮編，使很多軍官的軍職普降一級（但軍銜不降），因此才出現中將師長、少將旅長和上校團長的軍銜偏高現象。地方軍閥要維持甚至擴充兵力，其軍、師、旅以至團各級都偏大，即使扣除吃空餉的浮誇，人數往往還是比中央軍同級多，有些甚至多出一兩倍，一個軍十多萬人，一個師二、三萬人，也是有的。因此就同級單位而言，人數上一般是：地方軍閥>非嫡係中央軍>嫡係中央軍>八路軍主力>新四軍主力>共軍非主力（包括抗聯）。僅就共軍而言，八路軍主力的營長，到新四軍主力可以當團長，到抗聯就是師長（支隊長）或軍分區副司令員。 附：鮮為人知的1949年以前我軍軍銜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於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建立起獨立的武裝，許多後來的我軍將帥當時都在國民革命軍中任職，並且都有軍銜（當時叫軍階或階級）。譬如朱德就曾有過中將軍銜。從近期發現的朱德親筆撰寫的一副對聯中可以看出，朱德授中將的時間是在１９２２年春之前。１９２２年春，時任雲南警察廳秘書長的楊廷材要回雲南老家為母親祝壽。他的好友――即將赴歐洲留學的朱德知道後，揮筆寫下對聯一副，上聯：片瓦傳千古，下聯：懿型式一鄉，橫批：雲蒸霞蔚。落款是“勳五位三等文虎章陸軍中將朱德恭撰”。楊廷材回鄉後，很快請人將此聯用行書書寫並鐫刻在一塊大石碑上。 後來，朱德從歐洲留學回國，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黨代表兼代理政治部主任。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５日，授任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國民革命軍中將加上將銜的規定，是沿用了晚清和北洋政府的加銜製度。陸軍中將符合晉升上將條件者，因受員額所限可先加上將銜，佩戴上將軍銜，享受上將待遇，待上將空出缺額後，再從中將加上將銜者中擇優正式晉升上將。 在國民革命軍中，授過將官軍銜的中**員至少有２０人。他們是： 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劉伯承，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十五軍軍長（未就職。１９２７年４月撤）；賀龍，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５日任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二十軍軍長（１９２７年８月２日撤）。 中將有１０餘人：郭沫若，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５日任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１９２７年７月任第二方麵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１９２６年１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１９２６年９月８日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６日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葉劍英，１９２７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新編第二師師長、第四軍參謀長；葉挺，１９２７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李之龍，１９２６年３月任國民政府海軍局黨代表兼代理局長；劉伯堅，１９２７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周逸群，１９２７年７月任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二十軍第三師師長；等等。 少將則有孫炳文（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季方（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二十二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蕭勁光（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六師黨代表）、劉誌丹（國民革命軍平涼甘軍新編第十三師十一旅旅長）、蔣先雲（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三師第七團團長，追授陸軍少將）等１０餘人。 他們的軍銜，都是在南昌起義前獲得的，即中國共產黨建立革命武裝之前。１９２７年南昌起義後，許多國民革命軍軍官放棄了軍銜和高官厚祿，脫下了將校呢軍服，換上了粗布軍裝，投身革命陣營。被稱為“紅軍之父”、“布衣司令”的朱德有一副對聯，生動描述了紅軍將士同甘共苦的情景：“白軍中，將校尉薪餉各有不同；紅軍裏，官兵夫待遇完全平等。” 從１９３８年３月八路軍一二○師給中央軍委參謀長滕代遠的關於營以上幹部履曆的報告中可以看出，當時八路軍的高、中級幹部均有軍銜：師長、副師長為中將；師參謀長、旅長、副旅長一般為少將；師參謀處長、旅參謀長、旅政治部主任、團長、支隊長一般為上校。如一二○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均為中將；一二○師參謀長周士第，三五八旅旅長盧冬生、副旅長張宗遜，三五九旅旅長陳伯鈞、副旅長王震，三八五旅旅長王宏坤、副旅長王維舟等均為少將；一二○師參謀處處長彭紹輝、三五九旅參謀長郭鵬、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謝扶民、七一五團團長王尚榮、七一六團團長賀炳炎、七七○團團長張才千、一二○師雁北遊擊支隊支隊長宋時輪等均為上校。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３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在給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關於少校以上幹部戰績的報告中也提到，六八五團團長楊得誌、六八六團團長楊勇等均為上校。 紅軍剛剛改編為八路軍不久，一位旅長到延安見毛澤東，遞上了“少將旅長”的名片。毛澤東先有三分不快。隨後，毛澤東問了幾個有關部隊的問題，該旅長的回答令毛澤東不是很滿意，於是毛澤東斥之：“什麽少將芝麻醬！”這就是所謂的“少將旅長名片事件”。可以看出，當時至少旅級幹部的軍銜是公開的。 當時八路軍、新四軍幹部的軍銜，主要見於履曆表、報告中，本人一般也知道，因未普遍實行，而且隻是在抗戰初期有過記載，以後就逐漸不再提軍銜而隻提幹部的職務了。我軍在這一時期佩戴過軍銜的隻是少數指揮員，如北伐名將葉挺等。在日寇鐵蹄蹂躪中華大地、神州四處燃起抗日烽火的形勢下，葉挺臨危受命，於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出任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軍長，並被授予中將軍銜。國際友人愛潑斯坦在《抗日戰爭中的新四軍》一文中寫道：“改編為新四軍後，遊擊隊員們必須識別不同的軍銜，服從他們不認得的人的命令。他們的日常生活受到嚴格的軍事紀律的約束，這是他們以前不習慣的。” 由於是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中央派出部分幹部參加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工作，他們也曾有過軍銜。如周恩來就曾有過中將軍銜。周恩來那時是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共產黨與國民黨談判的首席代表。抗戰爆發後的１９３７年９月，蔣介石為表示與各黨派的團結和籠絡人心，特邀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還授給他中將軍銜，享受上將待遇。按國民政府的規定，中將的月薪為１６０塊大洋，而周恩來卻被特準享受每月２４０塊大洋的上將待遇。但周恩來律己甚嚴，每月領到這筆“巨款”後，都一文不留地作為黨費上繳，自己也和長江局其他同誌一樣，過著與延安一樣的供給製生活。 南京陷落之前，南京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等黨政軍機關已遷至武漢，周恩來住進中共中央長江局駐地。當時，長江局大樓內住有兩名中將，即周恩來和葉劍英（十八集團軍參謀長），還有四個高級參謀即李濤、聶鶴亭、張經武、邊章五。時任長江局書記的王明曾口占一對聯：“一門兩中將，三樓四參謀。”另外，受國民政府之邀，郭沫若於１９３７年９月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中將軍銜。 抗戰初期，為了與國民黨軍打交道方便，在國統區的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也有過軍銜。如在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２日“平江慘案”中被國民黨軍殺害的新四軍平江通訊處主任塗正坤、副官羅梓銘，軍銜分別為上校和少校。 在抗戰期間，還有一位外國女性獲得了軍銜。她名叫王安娜，是一位哲學博士。年輕時，她積極參加反對德國法西斯的鬥爭，不畏強暴，曾兩次被捕入獄。後來，她和一個在德國從事革命活動的中國共產黨人結了婚，並雙雙來到中國，參加中國的抗戰鬥爭。１９３９年４月，周恩來親自任命王安娜為八路軍少校，負責從重慶到貴陽這條八路軍接受國際紅十字會藥品和補給物資的“紅色交通線”。王安娜在抗日鬥爭中機智勇敢，為中國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是我軍曆史上第一位獲得軍銜的外國女性。 １９４２年７月１６日，蘇聯方麵代表通知東北抗聯領導人，蘇方同意將在蘇聯境內的東北抗聯南、北野營以及在中國東北活動的抗聯部隊統編為一個旅。７月２２日，蘇聯紅軍遠東方麵軍司令阿巴納申科大將在伯力接見了抗聯領導人周保中（東北抗聯第二路軍總指揮）、李兆麟（東北抗聯第三路軍總指揮）、金日成（東北抗聯第一路軍第一支隊司令），雙方達成一致意見，決定將留在蘇聯遠東境內的東北抗聯部隊加以擴充整編，統編為“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委任周保中為旅長，李兆麟為政治委員（後改任政治副旅長）。教導旅另授番號為“蘇聯紅軍遠東方麵軍獨立第八十八步兵旅”（亦稱“中國旅”），對外代號為“８４６１步兵特別旅”，全旅１５００人。因為該旅由中國、朝鮮和遠東蘇聯籍華人組成，所以又稱“國際旅”。該旅名義上歸蘇聯紅軍遠東部隊代管，裝備由蘇聯方麵供給，服裝按蘇軍陸軍服裝配發，幹部戰士被授予蘇軍軍銜，凡正排長以上者按蘇軍軍官標準發薪金，但在內部保持抗聯的獨立性和中共的單獨組織係統，執行抗聯獨立的戰鬥任務。 １９４２年８月１日，由東北抗聯部隊改編的中國教導旅正式組建完成。旅長周保中，政治副旅長李兆麟，副旅長兼參謀長薩馬爾欽科（後為什林斯基）、巴達林，副旅長兼後勤部部長德勒，政治部主任西遼金，副參謀長崔庸健。第一營營長金日成、政治副營長安吉；第二營營長王效明、政治副營長薑健；第三營營長許亨植（因犧牲未到職，後由王明貴繼任）、政治副營長金策；第四營營長柴世榮、政委季青。 既然抗聯教導旅納入了蘇軍編製，也就很自然地按照蘇軍的規定給各級官兵授予了軍銜。於是，抗聯的幹部們的肩上便有了被東北人稱為“大軍杠”的軍銜標誌。當然，他們戴的是蘇軍肩章。雖然周保中、李兆麟等人當初都是當過軍長、總指揮的人，但蘇聯人可不管你這些，他們看的是你現在手上掌握著多少人馬。這樣，身為旅長的周保中和旅政委的李兆麟隻得到個少校軍銜（一年後周保中晉升為中校），副參謀長崔庸健和金日成等各營營長、政治副營長被授予大尉軍銜，各連連長等被授予中尉軍銜。周保中等人對此並不計較，重要的是保存下來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蘇聯對日宣戰，蘇聯遠東紅軍迅即出兵中國東北。抗聯教導旅配合蘇聯紅軍參加了對日本關東軍的作戰。抗戰勝利後，教導旅編入東北民主聯軍，各級官兵的軍銜也隨之取消。 １９４４年９月，新疆北部尼勒克縣烏拉斯台地區的人民為反抗國民黨頑固派，爭取政治民主和民族平等，舉行了武裝暴動。不久，這場暴動發展到伊犁、塔城、阿爾泰地區，亦稱“三區革命”。１９４５年４月８日，在伊寧以暴動隊伍組成的遊擊隊指揮部為基礎，成立了新疆民族軍。帕裏諾夫任總指揮，祖農·太也夫任副總指揮，瑪加諾夫任參謀長，阿不都克裏木·阿巴索夫任政治部主任，下轄８個團又４個營共１．５萬餘人。７月，民族軍主力向塔城、阿爾泰地區進軍，爾後挺進準噶爾腹地。９月下旬，進抵瑪納斯河西岸，與國民黨軍隔河對峙，威脅迪化（今烏魯木齊）。此時，民族軍發展到１３個團共３萬餘人。１９４６年６月，民族軍按照“三區”臨時政府與國民黨政府談判簽訂的以和平方式解決武裝衝突之條款（即“十一項和平條款”）進行整編，部隊減為６個團共１．３萬餘人。 １９４７年，國民黨政府撕毀協議，武裝進攻阿爾泰和瑪納斯地區，民族軍奮起抗擊，保衛了“三區”。從１９４８年起，民族軍參照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原則教育部隊，官兵關係和軍民關係得到改善。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民族軍為接應人民解放軍入疆，自瑪納斯河以西分別進至東疆和南疆。１２月上旬，一部到達迪化，與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會師。根據中央軍委命令，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０日，民族軍在伊寧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軍，法鐵伊·伊凡諾維奇·列斯肯任軍長，頓星雲任政治委員，伊斯哈科夫·馬爾果夫任副軍長兼參謀長，曹達諾夫·紮伊爾任副政治委員，努利耶夫任政治部主任。所轄第十三師，由買買提·伊敏諾夫任師長，馬洪山任政治委員；第十四師，由阿裏木堅諾夫·烏拉拜音任師長，胡正任政治委員，另直轄兩個騎兵團，共１．３萬餘人，歸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建製。為了加強對這支民族軍的領導，第一野戰軍領導決定，從第一兵團抽調一批優秀的政工幹部到第五軍工作，在該軍迅速建立黨的組織和政治工作製度，使這支民族軍成為在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下的一支人民軍隊。 新疆民族軍實行軍銜製度，上自司令，下至列兵，均佩戴軍銜標誌。值得注意的是，其軍銜等級設置與國民黨軍隊不同，而是采取了蘇軍的軍銜等級。其軍銜等級為： 將官：大將、上將、中將、少將； 新疆民族軍中實際最高軍銜為中將，民族軍總指揮帕裏諾夫和繼任者木奴諾夫曾被授予中將軍銜。 抗戰勝利後，參加“軍調部”工作的中共代表均有軍銜 抗日戰爭勝利後，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底，麵對中國全麵內戰即將爆發的嚴峻局勢，美國總統杜魯門調整對華政策，派已經退休的前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五星上將為總統特使，來華進行軍事調停，並成立了軍事三人小組，即美國代表馬歇爾、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為避免軍事衝突，在軍事三人小組的領導下，１０月底在北平著手籌備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軍調部設委員三人，由共產黨、國民黨和美國各派一人組成，由美方委員擔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須三委員一致通過，三委員均有否決權。軍調部中，共產黨委員是葉劍英，參謀長是羅瑞卿；國民黨委員是鄭介民，參謀長是蔡文治；美方委員是羅伯遜，參謀長是海斯。１２月初，軍調部正式成立，地點設在協和醫院，下設３８個執行小組。這些小組的任務是分赴各地執行停止內戰的任務，禁止雙方軍隊的戰鬥接觸，妥善處理雙方軍隊的相處與整編問題。 由於張治中的軍銜是二級上將，為體現對等原則，軍事三人小組中共代表周恩來也被授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１９４５年１２月任）。前幾年出版的《周恩來傳》中，有一張周恩來於１９４６年５月拍攝的照片，照片中的他正挽起褲腿立於河邊的水中，上身穿的是國民黨將校呢軍服，戴上將領章。 按規定，軍事三人小組各方可各帶一名將軍和一名翻譯，各自組成三人代表團。中共方麵參加的將軍是中央軍委一局局長童陸生，這是他第二次佩帶少將領章。早在１９４０年時，他就在第十八集團軍軍事高參室任少將高參。 中將：葉劍英，軍調部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羅瑞卿，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參謀長；饒漱石，軍調部沈陽執行小組中共代表。 少將：李克農，軍調部中共代表團秘書長；張經武，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副參謀長、參謀長；宋時輪，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執行處長；李聚奎，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執行副處長、處長；耿飆，軍調部中共代表團交通處長，軍調部四平執行小組中共代表；黃逸峰，軍調部中共代表團交通處長；許光達，軍調部本溪執行小組中共代表；韋國清，軍調部徐州執行小組中共代表；趙爾陸，軍調部張家口執行小組中共代表。另外，伍修權、方方、黃鎮、段蘇權、陶希晉、黃華等也被授予少將軍銜。 上校：駐淮陽代表韓念龍、駐德州代表符浩、駐朝陽代表李逸民等。 據當時駐朝陽代表李逸民後來回憶：“在熱河有承德、赤峰、朝陽三個小組。朝陽軍調小組是１９４６年３月建立的。……國民黨代表是馬上校，美方代表是海軍上校漢夫。３月的一天晚上，在北平翠明莊招待所，軍調執行部我方參謀長羅瑞卿對我說：‘準備讓你到朝陽第２６小組任我方代表，軍銜是上校，今晚就打扮起來，明天去協和醫院同美國和國民黨代表開會就算到職了。’又讓我去找李克農同誌談談。” １９４６年７月以後，蔣介石公然向解放區發起了全麵進攻，馬歇爾宣布調停失敗，軍事三人小組也隨之解散。全麵內戰後，參加各地軍調部執行小組的中共代表相繼撤回，他們的軍銜也就自然取消了。 第一次是在抗日戰爭初期。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中國工農紅軍即將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之際，紅軍總政治部在《關於新階段的部隊政治工作的決定》中指出：“紅軍的改編在某些製度上有了原則上的改變（如采用官階製度等）。”所謂“官階製度”，就是當時軍銜製的別稱。１９３９年４月２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致電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並中央書記處，詢問“幹部之等級可否行施規定”，提出“部隊日益擴大，正規軍各種製度亟待解決。擬照國民革命軍編製區分，規定部隊中各級幹部之等級（三等九級製），這可興奮幹部，職責分明，於我軍傳統亦無損害”。同年５月３０日，朱德、彭德懷和八路軍政治部主任傅鍾，以八路軍總司令部的名義頒發了《建立等級製度的訓令》。《訓令》對我軍建立等級製度的重要性及其特點，評定標準、辦法和批準權限等均作了說明。同時，為配合等級評定，還製定並公布了八路軍編製表和各級職務的基準軍銜。《訓令》指出：“等級製度的作用，在於嚴明職責與賞罰，興奮部隊官兵的上進心，建立上下級的正確關係，以此增強部隊的紀律和戰鬥力。” 《訓令》規定了三項評級標準，即：“曆史長而且革命意識堅強；能力強，工作熱情高；現任職務。”其中最主要的是對革命忠誠，盡忠職守。 這次擬議的軍銜等級，是按當時國民黨軍隊的銜級設置的，為六等十六級： 將官：上將、中將、少將； 《訓令》發布後，中央軍委於８月２０日又發出《重新規定部隊等級製度的指示》，要求在評級時，“不拘於一般軍隊的成規，不遷就國民黨的製度，按照我軍之特殊性質，以便於確立指揮關係和工作關係及增進團結為原則”；“戰鬥員不宜分等級”等。基於以上要求，八路軍領導機關和部分正規部隊曾進行了評銜活動，東北抗日聯軍也做了實施軍銜製的準備工作。但是，正規製度的建立與完善受當時的物質條件製約，與部隊的穩定、集中程度密不可分。艱苦而頻繁的作戰環境，使各部隊無法集中一定的時間和精力來完成評銜工作。因此，當時除了駐國統區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因工作需要而授了軍銜之外，整個部隊由於“敵後鬥爭日益艱難，遊擊性日益增強”，評銜工作進展緩慢。直到１９４２年２月３日，有的軍區在關於《精兵政策及等級製度的布置》指示中，還在做評級評銜的具體要求。 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的兩年間，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授銜工作不可能繼續進行。１９４２年４月２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根據當時軍事鬥爭的形勢，聯名發出了《軍隊中暫不規定等級軍銜》的指示，指出“規定軍銜對軍隊正規化固有幫助，然而目前敵後鬥爭日益艱難，遊擊性日益增強”，已“超過現有物質基礎”，這時“過分強調正規化”，“無益反而有害”，而且“軍隊分散，全軍等級不宜統一，一地區自行規定亦為不妥”，所以“暫時概不劃分幹部之等級軍銜”。 第二次是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１９４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６年初，經過談判和協商，國民黨接受了共產黨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為了適應這一新的形勢，中共中央於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４日在《關於軍隊整編的若幹問題的指示》中指出：“我黨軍事幹部應該請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銜，以便將來在國防部占有一定地位。”“由國家按級一律待遇。”因此，中共中央決定：“我軍各級幹部即須實行將、校、尉的正規製度。” 《指示》下達後，我軍的軍銜等級評定工作隨之展開。這次擬定的軍銜等級，與１９３９年的那次基本一樣，也是六等十六級，除將新兵改為二等兵外，其他各銜級設置和銜稱均未變。 １９４６年３月７日，新四軍、山東軍區政治部發出《軍隊官兵階級說明與規定》，對新四軍官兵階級（軍銜等級）作了明確規定： 新四軍軍長、政委為上將； 這是一個從軍長到新戰士的完整明確的編製軍銜體係。其中，師長、團長、營長、連長分別為少將、上校、少校、上尉，與傳統“慣例”相同。但是，按照這個評銜規定，新四軍的軍長陳毅，甚至副軍長張雲逸都可以評授上將軍銜。 我們知道，軍長的軍銜，世界各國大都是中將。當時，國民黨軍隊的軍長一般也是中將，如第五軍軍長杜聿明中將、新一軍軍長孫立人中將等。新四軍首任軍長葉挺也是中將。建國後，我軍兩次實行軍銜製時，軍長一般為少將。那麽，為什麽當時新四軍軍長的軍銜定得這麽高呢？這要從部隊的編製規模說起。其實，新四軍在組建之初雖然隻有１萬餘人，但經過八年抗戰的戰鬥洗禮，到１９４６年初，已發展為下轄幾十個旅，總數３１萬人的龐大軍團。盡管新四軍此時仍沿用最初的番號，名義上還是一個軍，但實際上是相當於方麵軍一級（比軍高兩級）的戰略軍團，規模比當時國民黨軍隊的集團軍大得多。國民黨的集團軍平均不到１０萬人，而集團軍總司令的軍銜一般是上將或中將。因此，新四軍軍長評授上將軍銜，比較合適。 我軍這次評銜工作剛剛開展不久，蔣介石便撕毀了《停戰協定》，發動了全麵內戰，此項工作隻得停止。新四軍軍長陳毅、副軍長張雲逸未能成為我軍的第一批“三星將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