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黨的隱蔽戰線——試談民主革命時期周恩來對我黨情報保衛工作的貢獻
薛鈺
在中國共產黨艱苦而漫長的鬥爭曆程中，相對與敵人麵對麵作戰的公開戰場，有一條為奪取革命勝利起過重要作用的隱蔽戰線。這條秘密戰線鬥爭的成敗勝負，直接影響到革命的每一進程。周恩來，就是我黨隱蔽戰線的主要創始人與卓越領導者。黨的隱蔽戰線包括情報、保衛、機要、通訊等工作，由於篇幅限製，本文主要從民主革命時期情報保衛工作方麵探討周恩來對我黨隱蔽戰線的貢獻。
一
在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由於未能把情報手段作為必要的鬥爭武器，黨在了解敵人和保衛自己方麵處於被動地位。雖然1925年12月，中共上海滬西、浦東區委成立過對付工賊和奸細的秘密組織，但這隻是基層黨任務單一的組織，並不像有的論者所說是黨的情報保衛機構的雛形。周恩來等中共負責同誌對情報保衛工作的認識與重視，是從吸取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慘痛的教訓後開始的。1927年5月間，時任中央軍事部長的周恩來在武漢倡議並主持成立了特務工作處（科），隸屬於中央軍事部，以情報保衛工作為重點。它標誌著黨最早的情報、保衛專業機構開始萌芽。
特務處成立後，在周恩來的指導下，通過各種渠道獲取了有重要價值的情報，如夏鬥寅、許克祥叛變，蔣介石、馮玉祥徐州會商反共與寧漢合作及汪精衛召開秘密反共會議等等。周恩來曾評價說：有了軍委特務工作處這樣的工作組織，我們黨就掌握了敵人的主要動向，事先作了必要的準備，所以在汪精衛公開叛變之前，黨就順利地把部隊撤出來了，避免了損失。這同四一二反革命事變時所處的被動局麵是完全不同的。雖然由周恩來主持組建並領導的特務處存在時間隻有幾個月，但它宣告了黨的隱蔽戰線的開辟，也記錄下周恩來作為我黨情報工作創始人的光榮一頁。
二戰時期，周恩來對隱蔽戰線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創立和指導中央特科工作中。1927年11月，在周恩來的籌劃領導下，黨的政治保衛機構中央特科正式成立。在11月14日的中央常委會上，規定特科由組織局（周恩來任代理主任）直接領導。為加強對特科工作的領導，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會又專門成立了由周恩來直接主持的決策機關——中央特務委員會。
在特科組建、發展、完善的全過程中，周恩來傾注了大量心血，業績卓著。
第一，確立明確的指導思想、正確的工作原則和紀律。周恩來領導特科期間，貫徹始終的指導思想是：深入敵人的黨、政、軍、警、憲、特機關、探取情報、肅清內奸，有效地粉碎敵人的破壞陰謀，保衛黨中央的安全。根據這一指導思想，周恩來製定了嚴格的原則與紀律，牢固地把握著政治方向，避免特科走上單純恐怖活動的歧路。他曾反複強調：不許亂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準打公開的特務；不準搞綁票，這是三條基本原則。周恩來曾多次製止並嚴厲批評特科具體負責人顧順章背離黨的長遠利益和秘密工作原則，追求表麵轟轟烈烈，熱衷於單純恐怖行動的傾向，使特科在隱蔽鬥爭中有明確的政治方向。但是，在周恩來1931年底離開中央到蘇區工作後，特科後期工作逐漸偏離既定原則，放棄了反間這一重要任務，從1933年至1934年連續7次在公開場合懲治國民黨特務，3次盲目製裁所謂內奸。由於一再暴露在敵人麵前，又不能有效地防禦敵人的破壞，兩批“紅隊”（即懲辦罪大惡極的叛徒的紅色恐怖隊）同誌被捕犧牲，組織遭受嚴重破壞。這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情報保衛工作中的表現，也從反麵證明了周恩來為特科製訂的指導思想、原則的正確。
第二，製訂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為卓有成效地偵獲情報和保衛黨中央的安全，周恩來在鬥爭實踐中，摸索出一套使特科屢創戰績的秘密工作方法。如他明確了情報與保衛二者關係，使中央特科的情報科與特務科（行動隊）既有不同側重，又密切配合；秘密工作中，他強調組織要隱蔽、精幹、少而密、單線聯係；在活動中盡量職業化、社會化，以公開身分掩護，“利用合法掩護非法，合法與非法巧妙結合”，“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絕對分開”等等，這些，為黨的隱蔽戰線和情報保衛工作奠立了正確的思路。
特科最主要的獲取情報工作方法，是在周恩來指導下形成了在敵人內部發展情報關係的兩種類型：即直指敵人要害的“打進去”和“拉出來”。所謂“打進去”，即選派幹練人員打進敵重要部門，獲取核心秘密。在是否派人打入敵特機構問題上，中央特委曾產生過不同意見，擔心這會幫助了敵人，但周恩來堅決指示：“你們把它拿過來！”①在他的指導下，後被他譽為“龍潭三傑”的錢壯飛、李克農、胡底打入國民黨中統核心機構，使黨掌握了國民黨特務情報最高指揮機關的一舉一動。在獲取的大量重要情報中，最有價值的是及時偵獲了掌握黨的核心機密的顧順章叛變的絕密情報。周恩來獲悉警報後，立即采取一係列緊急措施，避免了這次後果不堪設想的毀滅性破壞。
所謂“拉出來”，即設法將敵方重要部門人員爭取過來，為我提供秘密情報。周恩來經常強調，建立強有力的反間諜關係，要廣為選擇，大膽使用，各盡其才，在工作中考驗。他研究並批準特科在國民黨專業反共領導機關——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拉出了第一個重要的反間諜關係——國民黨駐滬特派員楊登瀛（鮑君甫）。楊利用其特殊地位和同各方麵的關係，多次提供了國民黨特務行動部署和隱藏在中共內部的叛徒、奸細情報，幫助被捕的任弼時、關向應等同誌獲釋，對保衛黨中央、清理內奸、打擊敵特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黨的情報偵察工作曆史上爭取、運用秘密反間力量的一個最早的成功典範。
除有效地保衛了黨中央，李克農小組還獲取了蔣介石將對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一、二次“圍剿”的命令、兵力部署、具體時間等絕密戰略情報，周恩來設法將其通報根據地，為紅軍指揮部製訂正確的戰略決策和作戰部署，取得反“圍剿”勝利作出了特殊貢獻。
第三，為黨的隱蔽戰線培養一支堅強的隊伍。在敵人白色恐怖的環境下，成功地做好情報保衛工作的首要前提是有一批高素質的優秀人員。周恩來對進入特科的情工人員不僅進行嚴格的考察，並且經常教育他們要樹立堅定的政治立場、自覺的紀律意識和勇於為革命獻身的精神。當他發現個別人員有流氓習氣，馬上進行了兩次整頓，純潔了隊伍，並把一批經過長期訓練和鬥爭考驗、對黨絕對忠實的優秀同誌補充進來。為不斷提高情工人員的政治素質和對敵鬥爭能力，周恩來還在條件極為險惡的情況下，為特科舉辦了訓練班。他親自為學員作政治報告，講對敵鬥爭的政策原則、秘密工作紀律，並對學員進行秘密技術的訓練。
對周恩來所創建和領導的特科的性質和特點，曾有過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說特科采用了“接近中國幾世紀來秘密團體慣用的形式”②；也有的說特科是“仿造”俄國地下黨的組織。但是，如果分析了以上周恩來為特科製訂的指導思想、原則和方法，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特科是具有堅定政治信念和自己特色的有戰鬥力的白區黨的地下組織，是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黨的戰鬥堡壘。中共情工戰線的創立確有向蘇聯學習的一麵。周恩來多次回憶過1928年他赴蘇參加黨的六大時，曾為建立中共情工戰線“取經”，蘇共中央同誌向他介紹了“契卡”的三項任務和一條原則，即打入敵人內部搜集情報、籌款、製裁叛徒；這個工作不許在黨內搞（即不能對黨內的同誌采取搞情報、特工這類手段）③。但是，特科絕不是蘇聯特工的翻版。在工作實踐中，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將俄國地下黨的成功經驗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同時摒棄了俄國情報工作淩駕於黨之上，搞特殊化，使用金錢美女誘惑的一些做法，因而取得了威震敵膽的光輝業績。可以說，作為黨的情報保衛工作專業機構的雛形，周恩來對特科的指導，為黨的隱蔽戰線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正式形成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在政治、軍事上獲得迅速發展，決策中樞需要在更大範圍、更高層次上掌握情報資料。因此，黨的情報工作也逐漸發展變化，具有了不同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雖然特科後期在南京和紅軍根據地所在各省建立了軍事政治情報據點和情報關係，但主要還是在上海與幾個國特機構打交道。與此狹窄範圍相比，抗戰爆發後，中央先後新建或擴建、調整了按地區劃分的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及其所屬的各省、市委都有自己的情報工作機構，情工據點和人員都大大增加。在1939年2月組建中央社會部基礎上，1941年9月又成立了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統一的軍政戰略情報機關中央情報部。周恩來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及長江局副書記、南方局書記，繼續部署、領導了黨的情報工作。
一、根據形勢的發展，創立了統一戰線工作與情報工作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共產黨情工戰線有別於國民黨和其他政治派別情報工作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情報工作與統戰工作的有機結合。這一特點的形成，與周恩來在抗戰時期對統戰工作的倡導、推動息息相關。在抗戰的特定曆史條件下，周恩來指出：因為蔣介石的“思想基本是反共的”，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統一戰線不僅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是公開法定的”④。另一方麵，第二次國共合作、黨的統戰思想深入人心的政治形勢為開展統戰工作提供了最有利的時機，也為情報工作提供了廣泛的社會基礎。因此周恩來在通觀全局，全麵分析了鬥爭形勢和敵我友各方力量對比後，提出了廣交朋友，“以統戰帶動情報”、“寓情報於統戰中”的思想⑤。周恩來的分析，不僅深刻闡明了統一戰線的性質，也為黨的隱蔽戰線工作指明了方向。
抗戰時期，黨需要及時掌握的情報很大一部分來源於讚同中共統戰政策，對蔣介石統治不滿的國民黨中上層人士及社會各界朋友，他們願意為共產黨獻策出力，爭取抗戰的早日勝利。因此，周恩來多次指出：情報工作要通過交朋友，通過往來談話做工作；要建立據點，建立關係，深入社會；要見縫插針，做串門的生意；擴大了團結的基礎，即擴大了工作開展的可能。周恩來後來曾回憶說：“我在重慶時還不是做情報工作？我經常到蔣介石、馮玉祥、賀耀組家， 我就從中看出李德全、倪斐君是進步的……
在周恩來這些思想和他勤學、勤業、勤交友的三勤方針指導下，黨的統戰、情報兩項工作有機協調，互相配合，相輔相成。黨的幹部誠心誠意地與各界人士交朋友，宣傳黨的統戰政策，有時從一些統戰渠道就得到情報來源。楊尚昆在紀念中共情報戰線傑出負責人李克農誕辰90周年時曾引用了他生前對自己的一個評價：“我一生不外乎做了兩件事，一是保衛黨中央的‘警衛員’，二是統一戰線的‘尖兵’。”⑥這句話，實際上也是對周恩來指導下黨的情工戰線的真實寫照。
除了理論上的指導外，周恩來對派出的擔負特殊任務的同誌，大都親自談話、做具體指導。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僅以對地方實力派國民黨桂係的統戰及情報工作為例，他不僅與派到白崇禧身邊後任其機要秘書的謝和賡麵談鼓勵，後又指示，設法將對中共抗戰主張頗為讚同的桂係代表劉仲容安置在白崇禧身邊工作，做謝和賡的助手，周恩來還當麵對他們二人的工作配合做了具體指示。這樣，劉可方便地利用桂係代表的公務身分傳遞謝和賡獲取的機密情報和他自己獲悉的廣西統戰活動的情報。另外，在李宗仁第五戰區長官司令部任中校參謀的楊德華原是愛國民主人士，周恩來曾向他介紹過共產黨抗戰主張並介紹他去桂係工作。1938年，楊利用到漢口參加戰區代表會等機會，幾乎每月一次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向周恩來等人匯報第五戰區所指揮的50萬地方軍概況，每隔兩三月送一次戰區作戰計劃。這些，對黨及時掌握敵、我、友動態，推動統戰工作起到重要參考作用⑦。
在周恩來的指導下，黨的情報工作在寬廣的領域和深厚的統戰基礎上迅速發展。情報來源和渠道擴大了；數量和質量也不斷提高，不僅開創了情報工作的嶄新局麵，而且逐步形成了中共情報工作與統戰相結合的獨特風格。
二、製定秘密工作原則，保證隱蔽戰線工作的順利發展
中共地下工作經驗之豐富舉世罕見。抗戰時期，周恩來根據中央“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根據國統區工作特點，總結、發展了十年內戰時中央和他提出的黨員職業化原則，具體地、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勤”“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政策。這是黨在國統區開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針，對情工人員意義尤其重大。
“三勤三化”的中心是職業化。在國統區，情工人員如果沒有職業掩護，不可能做到社會化、合法化，更不用說長期埋伏、獲取黨所需要的情報。周恩來要求每個秘密工作人員都以固定職業作掩護，並按照職業要求扮演各種社會角色，一切言論、行動、服飾都要同本身的職業地位相稱。他指出：“黨的工作要打入社會，隻有打入社會才能鞏固黨”。⑧針對叛徒顧順章叛變後專為培訓國民黨特務寫了《特務工作的理論和實踐》一書，其中說到了如何從外表破綻及住房外的報警標誌等識別共產黨員，周恩來指示情工人員透徹研究此書，有的放矢地改進隱蔽方法。為使身分社會化，深入敵特內部，周恩來多次提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三教九流都可參加，但必須同流而不合汙，入淤泥而不染，實行革命的兩麵政策。對打進敵人內部的情工人員，周恩來要求他們具備、利用自己過硬的專業技術。僅舉一例：情工人員沈安娜年輕時曾專修速記，又練得一筆好字，具備了國民黨機要人員的必備條件，於１９３８年接受周恩來指示，“抓緊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機要處任機要速記。當她提出去延安學習的要求時，周恩來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和她談話，指出：你有速記專長，別人無法像你這樣打入國民黨核心機要部門。要從革命大局著想，長期隱蔽埋伏下去。沈安娜精湛的速記特長為她提供了方便、可靠的掩護條件，是她搜集情報的主要工具。在國民黨此階段曆屆中央全體會議、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委員會及軍政會議上，她都負責速記工作，曾記錄過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陳誠及國民黨軍統、中統特務機構的報告，取得了很有價值的情報。如 1939年1月，國民黨在五屆五中全會上加緊策劃第一次反共高潮。會前，她就看到《限製異黨活動辦法》、《關於共產黨問題處置辦法》的草稿原件，立即摘要抄送組織。文件正式通過後（後一文件未在大會討論，由蔣介石秘密頒發），她又及時將油印原件送交組織。黨中央後來從其他渠道也獲得這兩份反共文件，據以編成《磨擦從何而來》的小冊子，有力地揭露了國民黨的反共陰謀⑨。
因為情報工作是一種高度科學的鬥爭藝術，也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調查研究，因此，周恩來非常強調黨的情報工作中調查研究的重要性。1941年，國際、國內反法西斯鬥爭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央急需國際、國內政治軍事戰略情報作為決定重大戰略問題的參考和依據。這使黨的情報工作發生重大戰略轉變，從搜集警報性和保衛性情報轉到了搜集和研究軍政戰略性綜合情報。周恩來具體布置了對蔣管區國民黨黨、政、軍、文、特等各方麵的組織、人員及實力進行全麵調查。1941年1月，周恩來在布置西南黨組織任務時，特別提出：“要熟悉各主要方麵的情況，特別是其曆史、政策、人物和活動，首先要知道國民黨中央和地方當局的、特別是各特務機關的經常情況和緊急措施。”⑩要“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善於調查研究，分析問題”。在此精神指導下，情工人員將情報工作與黨的整個路線、戰略、策略密切聯係，將周密係統的調查研究工作與情報工作緊密結合，深入到日、偽、蔣的黨政、軍特機構中，直接了解內幕情況，再將調查獲取的政治、軍事、黨派、人物、特務、社情等主要動向和各種具體材料加以係統的研究、分析、判斷，確定其真實性和重要性。這樣，獲取機密情報的質量得以提高，情報工作得以開拓、深化，送交中央的大量軍政戰略情報和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情報，對抗戰勝利起到重要作用。
如深受周恩來器重，後奉命負責組建和統一領導華南情報局的潘漢年主持了對香港、上海等淪陷區的情報工作。通過向日偽情報機關特別是日本最大的在華情報機關上海滿鐵事務所的滲透，大量情報匯集在他的敵後情報網上。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和分析，高質量的戰略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往中央：日本禦前會議及大本營會議決議案；日本掃蕩兵力、時間、路線；日本政府對汪精衛的指示；蔣日勾結詳情等等，這些，為中共中央製定政策和根據地反“掃蕩”、反“清鄉”鬥爭提供了依據，華南情報局的工作也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表揚。
三、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作出重大貢獻
近些年來，一些書刊披露了中共情報係統獲取蘇德戰爭情報的內幕，但很少提及的是，這些機密情報的偵悉也得益於周恩來的布置與指導。首先，關於對德國突襲蘇聯的及時報警，是不同的情報係統先後發出的。被稱為“國際巨諜”、30年代曾在上海主持第三國際遠東情報局工作的裏夏德·佐爾格最早獲得並向蘇聯領導人傳遞了這項情報，但未被重視。此時，經周恩來親自批準入黨並布置打入國民黨內部的秘密黨員閻寶航，在一次社交場合獲得德國1941年6月20日前後一周內將突襲蘇聯的情報，周恩來得此報告後立即作出這一情報是真實可信的正確判斷，為不延誤時間，他直接用俄文擬了一份緊急電報，要求延安總部立即通報莫斯科。這份由中共領導人直接署名而不是通常由情報機構簽發的情報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視11。另一情報來源來自潘漢年情報網絡。在收到若幹分析預測性情報信息基礎上，潘漢年又從一位留港要人處獲悉美國作出蘇德戰爭即將爆發的估計，即當機立斷於6月13日向延安總部提前發出“德蘇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報，此情報於6月20日及時轉告蘇方。事後，斯大林致電毛澤東，感謝中共情報使蘇軍得以提前24小時進入戰備12。
另外，潘漢年情報係統還及時向中央報告了所獲取的日本在蘇德戰爭爆發後的戰略主導思想是南進而不是北進的戰略情報，蘇聯在獲得這類情報信息基礎上，才敢於下決心從東線防禦部隊中抽調兵力，參加莫斯科保衛戰。接受周恩來布置從事國際情報工作的閻寶航還偵獲了日本王牌關東軍在東北詳細部署的書麵材料原件，包括軍隊配置、要塞地點、布防計劃、部隊番號人數……周恩來看到這無一不備的情報，立即令南方局拍照報送延安並通報蘇聯，這使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開戰後，按圖索驥、勢如破竹地突破了關東軍經營十幾年的防禦工事，使日本企圖以東北為基地作最後掙紮的幻想徹底破滅１３。
曆史證明，周恩來和他指導下的中共情工戰線在搜集提供戰略情報方麵建立了特殊功勳，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重大貢獻。
三
在全國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同時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並領導中央社會部（中央情報部）。城工部統管黨在國統區的工作；中社部（中情部）負責國民黨黨政軍情報及統戰策反工作。從黨的情報工作曆史來看，這一時期國內情報工作在黨中央和周恩來正確指導下全麵鋪開，取得卓越成就，可以說是發展的最高點。
一、指導情報工作根據形勢特點，為軍事鬥爭服務
在戰爭中，正確的戰略來自正確的判斷，而正確的判斷又是以可靠的軍事情報為基礎的。 為配合解放戰爭在全國的勝利，黨中央和周恩來提出了情報工作為軍事鬥爭服務，從各個方麵以各種手段打擊敵軍的要求。這使全國情報機關的力量都被調動起來，情工人員深入國民黨機密決策機關，及時準確地提供大量戰略性、動向性重要軍政情報，為解放戰爭戰略方針的製定提供了重要依據。
僅以黨的情報工作重地南京為例：在南京國民黨黨政軍心髒部門，如國民黨中央黨部、三軍司令部、國防部、京滬杭警備司令部，甚至軍統南京電台總站、美軍顧問團雇員中都有中共情工人員打入。國民黨軍用電台呼號被掌握，密碼被破譯，連蔣介石的電話也能聽到。受周恩來派遣、指導的潘漢年負責著南京等幾個情報工作據點的聯係和情報審定簽發工作。這一時期，潘漢年係統向中情部報告的國民黨上層核心機密情報就有：東北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從海上向東北軍事運輸情況；國民黨徐蚌會戰部署、國防部戰鬥序列、淞滬警備計劃及工事建築要圖；國民黨國防部人事、聯勤部的組織係統、補給表、軍隊運輸情況；為配合解放軍渡江作戰，還獲取了國民黨《京滬、滬杭沿線軍事布置圖》、《長江北岸橋頭堡封港情況》及《江陰要塞彈藥儲運及數量表》等等。值得一提的還有，１９４８年初我軍轉入戰略進攻，軍事指揮中樞急需對未來作戰指揮絕對必要和具有重大意義的中國軍事地圖，青年時代曾參與刺蔣、汪，後成為中共秘密黨員的華克之受命設法從國民黨國防部二廳中獲取了一批日軍為侵華製作的，限師以上軍官使用的二萬五千分之一的大比例軍用地圖，並分五批輾轉送往中央。這些對解放戰爭的勝利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為此中央曾多次對潘係統工作予以表揚。
周恩來親自派出、指導的情工人員也發揮了極大作用。如國民黨發動全麵內戰期間，胡宗南集結10倍於我的兵力向陝甘寧邊區發動進攻，而周恩來1936年就在胡身邊布下的“閑棋冷子”熊向暉現已任他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熊將蔣介石密電胡閃擊延安的時間、作戰意圖、進攻路線、兵力部署等一舉一動均事先報告了中情部。毛主席轉戰陝北，能料事如神、隨心所欲地牽著敵人鼻子走，一個重要原因是依靠了這些迅速準確的情報。正如周恩來所說：“西北戰場每天都有得用的情報”，“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看到了”14。又如受周恩來派遣打入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沈安娜將1945年11月間蔣介石召開兩次軍事會議討論向解放區進攻的軍事部署、兵力調配、戰區劃分、長官任免和對我兵力、特點估測的會議記錄全部抄出報送中央，使中央能根據敵人兵力部署、進犯順序作相應的兵力調動。後周恩來在重慶表揚她所屬的吳克堅係統這一時期提供的情報“迅速、準確”15。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毛澤東曾滿意地評價：這個時期“我們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16，黨中央也稱讚中情部獲取的軍政情報對取得中國革命在全國範圍內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１７。
二、推動、指導公開情報事業的發展
黨的公開情報工作從抗戰時期就逐步開展起來，到解放戰爭時期已比較係統化。周恩來對公開情報一直非常重視，他在抗戰時期就說過：要拿秘密材料和公開報道相互印證，來鑒別篩選情報，觀察敵人動向，認清國民黨反動本質18。後來他又指出：公開情報研究工作應該成為一門科學。在他的指導下，中情部專門設立了公開情報研究部門“書報簡訊社”，各地情報組織運用各種辦法收集大量報刊書籍運往延安。如晉綏邊區情報組織設法係統定購日文報紙13種、中文報紙10種及大量書刊、年鑒，並專門建立了兩條交通線，源源不斷地運送敵偽書報１９。這些資料經積累、研究後，形成對重要事件、問題、人物、組織的係統情報。如抗戰期間中共中央公布的國民黨中央委員（20名）和少將以上軍官（58名）的降日名單（1941—1943年8月）、1948年公布的國民黨戰犯名單，都是根據平時積累的資料提供中央的。在全國解放前夕，“書報簡訊社”編寫了平津等十幾個省市總計數百萬字的資料，其中對國民黨重要機構、企事業，以及社團、幫會的曆史沿革、現狀、主要人物都有係統、全麵、詳盡的介紹，對解放和收管城市提供了大量翔實的材料和情報。這些工作得到黨中央和周恩來的充分肯定。毛澤東曾題詞：“《書報簡訊》辦得很好，希望繼續努力，為黨即是為人民服務。”２０以後經周恩來批準的有關報告也曾指出：我們的原則應當是公開調查研究工作和秘密情報工作密切結合，互相佐證，兩者不偏廢。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公開情報研究工作指導思想和一整套業務工作方針方法逐步形成；公開情報與秘密情報並重成為黨的情報工作的一項基本原則，我黨也成為世界上最先實行此項原則者之一。以前，對公開情報工作及周恩來的指示極少介紹，筆者認為，對這方麵工作的曆史作用應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
三、對統戰策反工作的指導
統戰策反是黨中央交給周恩來分工領導的中央情報部的重要任務。周恩來一向認為國民黨內部“極不統一、極不一致，變動極大”２１，在各種複雜微妙隨時變化的矛盾中，可能分化出一些人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因此，長期以來他與國民黨將領秘密聯係的工作從未間斷，並派人通過各種渠道策動他們棄暗投明。可以說，解放戰爭中每個重要戰役的勝利，都有他所領導的對敵軍工作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貢獻。如 1946年 9月他與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聯係，爭取了他在1947年初的萊蕪戰役中發揮重大作用；1946年夏他約見國民黨第三綏靖區副司令、中共秘密黨員張克俠、何基灃，指示他們加緊策反工作，後他們在淮海戰役中率兩萬餘人起義；他與國民黨三十六軍軍長吳化文建立聯係並做了長期工作，使吳在濟南戰役中率兩萬人起義；還有經他做工作後起義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第一兵團司令長官陳明仁；遵照他的指示，由華北局城工部做工作，以著名的“北平方式”投向人民陣營的傅作義；由南方局在抗戰時期就建立了良好關係，於1949年起義的西南地區實力派龍雲、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等人。又如他指導策動了國民黨最大的巡洋艦重慶號和著名的“兩航”（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義，連信號、聯絡的方法細節都由他安排。據統計，解放戰爭中起義人員達177萬，占被殲敵軍總數的22％22。這些起義，增強了解放軍的政治聲勢，減少了戰場的阻力、壓力和犧牲，加速了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這一切都包含著周恩來傾注的心血和無數情工人員曆盡艱辛的卓越功績。
在黨的隱蔽戰線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曆程中，周恩來是當之無愧的主要奠基者、領導者。在他嘔心瀝血、殫精竭慮的直接指導和具體過問下，經過長期鬥爭實踐，黨的情報工作在政治、業務、組織建設上有了創造性的構思，形成了一整套正確的方針、政策和行之有效的辦法，對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特殊的貢獻，體現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情報工作的極大威力。在戰爭年代，周恩來曾這樣說過：黨不能為情報保衛部門到處宣揚，這是一個長期埋頭的艱苦工作……將來革命成功了，黨史上要寫上去。可以相信，周恩來對黨的隱蔽戰線的傑出貢獻，無數曾在這條戰線上不為名利、任勞任怨、拋灑熱血、奮鬥終生的無名英雄們的輝煌業績將越來越多地為世人所知。它們將永載青史，也將永遠留在後輩的記憶中。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注 釋：
①方可、單木：《中共情報首腦李克農》，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頁。
②（英）韓素音：周恩來和他的世紀1898—1998》，第119頁。
③訪問羅青長談話記錄，1997年6月 26日。
④、⑧《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446頁，第463頁。
⑤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39年8月。轉引自呂榮斌：《周恩來在國統區》，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頁。
⑥《紀念李克農文集》，北京時事印刷廠1989年印刷，第1頁。
⑦、20 開誠：《李克農——中共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1996年版，第156一161頁，第254頁。
⑨《中國共產黨情報史資料匯編》，北京時事出版社1987年印刷，第28—37頁；訪問沈安娜談話記錄，1997年7月 16日。
⑩、21《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11頁，第210頁。
11、 13 羅青長：《世界反法西斯的無名英雄》，《閻寶航紀念文集》，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5頁，第56頁。
12 尹騏：《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137頁。
14 轉引自熊向暉《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5、99頁。
15 轉弓引自《保密工作》，1997年第4期。
16 林聰：《李克農傳略》，《中共黨史資料》，第57輯。
17《中共中央關於情報工作的決定》，1949年11月。
18 國家安全部辦公廳情報史資料編輯小組：《中國共產黨情
報史資料匯編》第1集，第30頁。
19《紀念陳養山文集》，中國檢察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頁。
22《南方局軍事組前段工作概況》，《中共黨史資料》第12輯，第 21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