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對文物有共同的興趣和愛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黨內許多對文物有興趣的收藏者、鑒賞家成了朋友。鄧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還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對康生同文物的關係，我有必要說清幾個問題。
我在秦城的時候，中紀委曾問我康生在文物方麵有什麽問題，我寫了材料，說在我和他接觸的年代裏，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沒有什麽大問題，也沒有什麽值得揭露的罪狀。康生收藏文物，愛好文物，是我們黨內在這方麵的傑出的專家。我同他曾在相當長的時期朝夕相處，了解他的生活情況和性格特點。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國的最高工資，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資，每月收入超過七百元。那時物價很低，文物價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國，不用自己花錢買衣服，加之生活儉樸，吃的簡單，所以他手頭總是很寬裕。另外，康生有一種怪思想，說存錢是肮髒的，他從不存錢，多餘的錢全部用在購買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購買兩類文物：硯台和善本書。他不藏字畫，偶爾碰倒喜歡而便宜的才買一些，買了後多半是送給鄧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東西，從不還價。康生每天工作很長時間，睡覺時間很短，隻有幾個鍾頭，他對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發表意見，並用朱筆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稱“今聖歎”。工作閑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賞文物。他會加工、雕刻硯台，常跑琉璃廠。他的司機李存生也成了這方麵的專家，會拓片，會製作硯台，能做細木工。
黨內高層領導中收藏文物的人，與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陳伯達、郭沫若、家英、鄧拓、陳老總。陳老總喜愛文物，但他從不逛琉璃廠。他常在郭沫若家鑒賞。郭沫若請客吃飯，特別是吃陽澄湖螃蟹的時候，康生、郭沫若夫婦、陳伯達、陳老總都要即興揮毫。
康生在別的方麵犯了不少錯誤，但是在文物上沒有什麽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對中紀委說過，如果要挑剔，也隻能說他賣過一個銅錢。有一次他裱字畫，榮寶齋結賬時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時拿不出來，就把一個南北朝時期皇帝玩過的銅錢賣給了慶雲堂，作價三千元，支付了裱畫費用，剩下的錢存在店裏，作為日後支付買文物的用費。我看這也不違背政策，因為收購者是國營文物店，他們還可以賺大錢。
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鄧拓事件。四清時要清理四不清的幹部，有人告狀說鄧拓在文物上搞投機倒把。而實際的原委是這樣：四川有個人祖傳一幅蘇東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宮賣，要價一萬元。故宮博物館的一位專家看畫之後，斷定畫是假的。後來鄧拓把畫拿回家仔細進行了考證研究，證明畫是真跡。後來賣畫人以三千元的價格把畫賣給了鄧拓，並說，我不求錢，隻求有人識貨。鄧拓拿不出現錢，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畫到榮寶齋作價三千元，付清了畫款。此事得罪了權威。他們指使寶古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書記，出麵檢舉鄧拓搞文物投機，引起了軒然大波，少奇同誌批示要嚴肅查處，幾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領導人都畫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後傳到康生，他用朱筆批示了一大篇，說鄧拓在此問題上不但無罪而且有功，說有的專家不僅武斷，還仗勢欺人，企圖借四清打倒鄧拓，以挽回自己的麵子，長期把持文物陣地，不讓別人插足。康生建議由我負責調查此事。我到榮寶齋進行了調查，責成王大山（現任榮寶齋香港分店總經理）寫了調查報告，康生把報告轉給少奇同誌後，少奇同誌立刻表示同意這意見。從而救了鄧拓。當時領導層中隻有康生才有這樣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斷這事的是非。琉璃廠在四清中得以正常運轉，也是因為康生，鄧拓和田家英的保護。
文革開始後，因為忙和亂，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廠了。但他積極反對把文物歸為四舊。毛澤東也這樣，他根本不讚成破四舊，四舊是陳伯達提出的，但他說的四舊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動亂的年代裏，康生也是反對任何人破壞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沒損壞過一件文物，對破四舊他曾主張堅決糾正。就是在他的建議下，毛澤東派戚本禹搶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銅的古銅器，戚本禹為此講了一篇話，日本共同社作了報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別是善本書和部分字畫都很值錢。據穀牧同誌介紹，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樣的圖章，並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獻給國家，一分錢沒要。可現在卻有人說，康生是文物盜竊犯。例子是康生把一個人家中被沒收的一個有百根柱子的硯台據為己有，還說硯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並收入《西清硯譜》，邊上刻有乾隆的題字，康生把乾隆的題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會那樣幼稚無知嗎？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寶貴嗎？這個人以為一百個眼做成柱子的硯台就名貴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說的這種造型的硯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見過這塊硯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硯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長王治秋還在紅樓展覽過。然而就憑著這個人的這一番話，有關方麵竟然就把這塊硯台給了他，他又把這塊硯台捐獻給國家，又得到了一筆錢。真可謂是名利雙收。更嚴重的是他通過這件事，達到了誣蔑共產黨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時至今日，中國文物報、人民日報還有津津有味地寫這件事，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別的事情上犯了錯誤，在這方麵究竟犯沒犯錯誤？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沒有錯？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後，為什麽還要盜竊別人的東西？這些人真可以說是連起碼的邏輯都不通，真不知道他們為什麽這樣的無知，馬克思講：“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但願這些人僅僅是無知，而不是在偏見或比偏見更卑鄙的東西驅使下這樣做的。上麵講到的這一作法在我們國家竟習以為常，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種惡劣的作風必須改變。
還有一件怪事，人民日報上載文說康生不會寫字。我讀了哈哈大笑。康生不會寫字，誰會寫字？康生是我們黨內最大的書法家，是當代中國最大的書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國最大的文物鑒賞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陳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員長，商務印書館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說，當代中國有四大書家，是康生、郭沫若、齊燕銘、沈尹默。而康生的條件又是別人比不了的。他家從明清時就是大地主，家裏有很多文物，他們從小就有臨寫真本真跡的條件。他參加革命後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開的職業是開藝術照相館，標價死貴，鬼也不上門。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閉門寫字。他在第三國際當執行委員時，閑暇時也是寫字。他寫字寫了一輩子。在延安時他騎快馬摔了一跤，損傷了腦神經。解放後，腦病發作，就覺得四周都是嘩啦啦的延河水。蘇聯專家給他治病的同時，他用頑強的毅力用蠅頭小楷抄寫西廂記，以集中精神有利於治病。一字一句，一連寫了十幾本，居然就治好了腦病。後來他把這些抄本都進行了裝裱，我估計至尚存。按陳叔通的說法，真草隸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開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陳叔通家中就有康生書的真草隸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寫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欽佩。但毛主席不是書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隸篆皆通，毛主席讀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書和草書。毛主席不臨帖，隻是讀貼、看帖。他是絕頂聰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東西自創一體，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書法家。
在文物問題上，我特別提到了康生。因為許多報紙，包括人民日報在內部都把康生說成是盜竊文物的罪犯。這是不負責任，違背事實的，也是不講良心的。康生在別的問題上有錯誤，特別是在傷害幹部上有重大錯誤，包括對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為他曾經迫害過我，就不顧事實，在所有的問題上都罵生。看到一個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顧法律的、道義的任何責任，無理地辱罵他從娘肚子裏起就是壞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壞，這種風氣很不好。康生在別的方麵所做的事，在這裏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問題上，我是最有發言權來評判他的。我的結論是：康生在文物問題上不但無罪，而且有功，功還很大。此外，文物和藝術品是要受曆史考驗的，作為書法家的康生，曆史永遠不會把他磨滅，他一定會得到中國乃至世界曆史的承認。
消息來源：《王力反思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