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央秘書長處長
繼百色起義和鄧小平在1929之後，央視最新拍攝了大型曆史紀錄片鄧小平在1928，說鄧小平自1928年，不到24歲，就出任中央秘書處處長。其實最早說鄧小平任中央秘書處處長的，是李維漢在1980年關於八七會議的談話記錄: 同時，出席會議的還有鄧小平同誌，他曾在馮玉祥的部隊工作。馮公開反共後，他來到了武漢。八七會議時，任黨中央秘書處長。
當時鄧小平是不是中央秘書處長，值得存疑。因為根據鄧小平自己的回憶，隻說他是中央秘書，沒有說是秘書處處長。根據鄧小平一貫當仁不讓的性格和實事求是的原則，如果他當時已經是中央秘書處處長或者是中央秘書長，他絕不會隻謙虛地說自己是中央秘書的。
鄧小平後來，還是做了中央秘書處處長的，不過不是在召開八七會議時，而應該是在百色起義之前。
2. 中央秘書長
鄧小平的介紹材料中，說鄧小平曾經先後三次出任中央秘書長。第一次，是在百色起義之前，也就是1928年和1929年8月份之前。更有材料說鄧小平於己於1927年12月被任命為中央秘書長(林成西等"中共中央特科")，這些史料，據說也主要來自鄧小平女兒的書<我的父親鄧小平>，也就是來自於鄧小平本人的回憶。對此，廣西的黨史研究者有不同意見，認為鄧小平當時是中央秘書處處長，中央秘書長另外有人。另外，如果這種說法屬實，那麽為什麽為鄧歌功頌德的電影鄧小平在1928年說鄧是秘書處處長？可見鄧小平女兒的這個說法有水分。也就是說鄧小平自己本身的記憶有問題。為什麽敢這麽說，因為有其他的旁證：例如鄧小平對百色起義的日子，一直都記不清楚。
有人認為，中共在莫斯科開六大時，鄧小平留守上海，為中央秘書長。其實在八七會議之後和六大之前，中央秘書長是李維漢，六大之後，周恩來是中央秘書長兼組織部長，中央秘書處處長是黃文容，1928年11月以後，李立三接蔡和森擔任宣傳部長,並接周恩來擔任中央秘書長，主持中央工作。就是在後來聲稱接任了鄧小平中央秘書長職務的黃文容的檔案中，也隻有中央秘書處處長的職務，沒有黃任職中央秘書長的記載。大家也不想一想，在中共六大上既不是中央委員也不是中央候補委員的鄧小平，怎麽會出任中央秘書長，哪怕是留守的中央秘書長呢?
據說鄧小平第二次出任中央秘書長，是在遵義會議之前。當時鄧小平的職務是紅星報的主編，後來因為要上前線，就把中央秘書長的職位，讓給了總書記張聞天的愛人劉英。可是根據餘瑋：《劉英：永遠的“紅色大姐“》一文中對劉英的檔案進行總結後說：劉英，原名鄭傑，職業革命家，有“革命老大姐”之稱。...曆任...中央地方工作部科長、中央隊秘書長，陝北少共中央局宣傳部長、組織部長，延安中央秘書處處長兼張聞天機要、政治秘書，...等職。沒有說劉英曾任中央秘書長。鄧小平１９６８年在《我的自述》中，承認自己任“紅軍總政治部秘書長”。
3. 前委書記
鄧小平一般被認為是百色起義的領導人，在百色起義時，任前委書記職。而且該職位在1930年11月份在廣東省委代表鄧崗到來之後，為陳豪人所取代。其實這隻是後來的宣傳，實際情況，大不一樣。
1929年8月，鄧小平到廣西的秘密身份是中共中央代表，公開身份，是廣西省政府秘書。後來和先期到達桂林的廣西軍委負責人陳豪人和廣西特委書記雷經天單線聯係，並和陳豪人及張雲逸等人組織前敵委員會，鄧小平為擬議中的前委書記,並報請上級組織批準。1929年11月，鄧小平回上海匯報起義準備情況，廣東省委明確指示，如果鄧小平不在的話，由陳豪人任前委書記，領導和發動百色起義。
所以百色起義時, 鄧小平在上海, 不在廣西, 也不是百色起義的前委書記.
1930年2月份以後，中央代表鄧小平才以前委書記(改稱軍委書記)和紅七軍紅八軍總政委的身份重返廣西，領導紅七軍和紅八軍，主要成績，是進行土地革命，不是壯大了紅七軍的力量。
後來鄧崗到紅七軍, 新成立了一個士兵委員會，由陳豪人擔任兵委書記。準備到大城市中去搞暴動，並派了黃一平去打前站。這時候，鄧小平仍然擔任軍委書記，一直到1931年2月第二次離隊到上海匯報工作時為止。
4. 紅七軍紅八軍總政委
一般的介紹材料中，說鄧小平在1929年12月11號百色起義之前，就被中央任命為紅七軍和紅八軍的總政委。這種說法，隻不過是想當然。因為在百色起義之前，紅七軍和紅八軍的番號都不存在，如何就會任命政委呢。而且中央開始的意思，就是要舉行兵變，隻成立紅七軍，由李明瑞任軍長，張雲逸和俞作俞分別任師長，沒有紅八軍這一說。
紅七軍和紅八軍政委，是在1930年2月，中央軍委發布命令，鄧小平才去上任的。當時鄧小平在上海去廣西的路上，紅八軍在攻打桂林時被打散，紅七軍轉戰貴州，所以鄧小平真正行使紅七軍和紅八軍政委的職責，是在1930年5月找到紅七軍主力之後和1931年2月離開紅七軍之前，前後共7個月的時間。
5.蘇區縣委書記和紅星報主編
193１年８月，鄧小平和新結識的妻子阿金去江西瑞金，認縣委書記，約１０個月，第二年５月，出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不久挨批，成了江西羅明路線的頭號人物，受到撤職處分。然後任職紅星報主編。1934年，遂中央紅軍參加長征，任中央縱隊的秘書長，並以大會記錄員的身份，旁聽了遵義會議。
一些人出於對偉人的熱愛，對領袖人物的官職和曆史作用總傾向於有拔高的現象，是可以理解的。現僅指出這幾例, 望大家補充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