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八七會議的一些回憶 --訪問李維漢同誌談話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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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是中央黨校幾位同誌根據李維漢同誌的多次談話記錄整理的。在整理過程中查閱了部分有關曆史文件和資料。整理後，經李維漢同誌審閱並作了較大的修改。 八七會議在我們黨的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是在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已經失敗的緊急關頭召開的。當時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最近，我看了八七會議記錄和一些有關的曆史文件，幫助我回憶起會議的一些情況，現在談一談，供同誌們參考。 關於這次會議，我想談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八七會議的曆史背景。對於這個問題，我想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談起。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國內革命戰爭，由於我們黨采取了正確的政策，曾經取得了迅速的發展和偉大的勝利，但在一九二七年遭到了失敗。 一九二四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所以遭到失敗，主要是由於在力量對比上，敵人的力量太強，我們的力量太弱。帝國主義同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包括江浙財閥）和封建勢力結合在一起反對中國革命，它們的勢力是很強大的。它們的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特別是英美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的勢力主要集中在長江流域。在北伐軍打到長江流域，占領武漢、南昌、南京、上海以後，帝國主義、江浙財閥和封建勢力，就伸出千百隻手來，把蔣介石拉了過去。所以蔣介石一到上海，就公開叛變了革命。 我們的力量太弱，主要表現在共產黨還處在幼年時期，還是一個不滿六周歲的娃娃，經驗是很不足的。那時，我們黨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還缺乏統一的了解，對領導權的問題、武裝鬥爭的問題、統一戰線的具體政策問題，都認識不夠。正因為黨還處在幼年時期，陳獨秀為首的右傾錯誤路線才得以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在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當時，陳獨秀、彭述之等人，自願地放棄了對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了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這就是第一次大革命所以失敗的主觀原因。 陳獨秀主義的基本觀點是兩次革命論。他認為"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注:陳獨秀：《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一）第３５頁。１９７９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人階級在此革命成功時失去了地位"【注:同上書第３４頁。】，要待到資本主義發展以後，再來一次工人階級的革命。因此，他沒有在國民革命過程中奪取政權的思想準備，而把軍隊交給了國民黨，幫助國民黨擴大和鞏固。當北伐軍勝利占取長江中、下遊，農民革命高漲時，又不敢放手武裝農民，奪取農村政權，實行土地革命，卻依靠上層談判，而談判往往以退讓、妥協告終。 陳獨秀積極推行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助長了階級敵人的反革命氣焰。從一九二七年"四·一二"開始，蔣介石等國民黨反動派，在帝國主義和國內豪紳買辦階級策動、收買、支持下，先後在上海、廣州、長沙等地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同時，汪精衛集團也加速了叛變革命的步伐。六月五日，汪精衛解除鮑羅廷國民政府最高顧問的職務。六月六日，朱培德在江西強製解送共產黨人和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人員出境，並派兵搜查革命群眾團體。六月十日，汪精衛、唐生智、孫科、譚延闓等在鄭州與馮玉祥舉行會議，表麵是南北會師，實際上預謀反共。會後，汪、唐等回到武漢舉行中央會議，表示對湖南馬日事件和平處理，唐生智並自願回長沙執行，但一到長沙，就支持許克祥等反動派繼續實行白色恐怖。而馮玉祥則於六月十九日赴徐州會見蔣介石，並在徐州秘密會議上與蔣介石達成反共反蘇的協議，電促汪精衛、譚延闓"速決大計"，舉行反革命政變，實現"寧漢合作"。 就在上海、廣州、長沙等地發生反革命政變之後和武漢發生反革命政變以前，我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到武漢就任黨中央組織部長職（五屆一中全會決定調我任中央組織部長，隨後奉命去湖南省委交卸，並幫助省委製定關於土地法的單行條例。事畢後，因連續發生夏鬥寅事變和馬日事變滯留湖南。我在"馬日事變"中的經過，見《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年第三期《關於我在"馬日事變"過程中一些情況的說明》）。我在六月下旬到達武漢時，陳獨秀還在主持工作，黨中央機關內部的情況很混亂。六月三十日，黨中央在武昌舉行中央擴大會議，討論國共合作問題。我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上，陳獨秀提出一個所謂十一條國共兩黨關係的議決案。這是陳獨秀投降主義在政治上的最突出的暴露，是一個徹頭徹尾地放棄領導權，向國民黨反動派投降的綱領。在討論時，團中央書記任弼時代表團中央提出一個批評這個"議決案"的書麵意見，當麵交給陳獨秀。陳獨秀看了大發雷霆，也不傳閱，就把它撕得粉碎，扔在地下，用腳踏上。任弼時同誌要求發言解釋，陳獨秀嚴辭拒絕，以致大家不便多發言，而集機會主義大成的十一條也就不明不白地通過了。 接著，在七月四日以後到七月十二日以前（那一天記不得了），黨中央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鮑羅廷參加了這次會議。（我估計這時鮑羅廷已經接到了共產國際關於斥責機會主義、調回鮑羅廷及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的訓令，但鮑羅廷沒說有這個訓令。）這次會議決定陳獨秀去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國內組織一個五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職權，成員有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李維漢。在五人常委裏頭為什麽沒有瞿秋白，我至今搞不清楚。蔡和森在《黨的機會主義史》裏說："不知道是七月初幾（......），老鮑（按指鮑羅廷）提議獨秀、平山去莫斯科與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秋白、和森赴海參威辦黨校，新指定國燾、太雷、維漢、立三、恩來五人組織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獨秀即不視事"。他還說："鮑之提議改組五人政治局及獨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係敷衍國際的；又恐獨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參威陪襯。這種用心，至'八七'會議時才有人說出"。李立三在一九三○年二月一日的《黨史報告》中也說："當時國際對於中國的指導有不少電報來，可是黨沒有看到，都到了老鮑袋裏去了，並且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們五人去，說形勢非常緊迫要主要負責的同誌走開，陳獨秀譚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參威辦黨報（校），另組織五人的中央，五次大會的中央就是這樣不光榮的結束。"蔡、李兩同誌講的這個情況可供參考。在我看來，這次改組中央領導機構，雖然還談不上對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糾正，但開始改變了右傾機會主義者統治我黨中央的狀況，改變了向汪精衛反動集團一味退讓的政策。七月十三日，我黨中央發表對政局宣言，公開地揭露汪精衛等所把持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和武漢政府的反革命活動，並命令參加武漢國民政府的我黨同誌退出政府。這是我們黨改變政策的開始。 與此同時，汪精衛於七月十四日晚召開秘密會議，確定了"分共"計劃。七月十五日又召集"分共會議"，正式宣布和共產黨決裂，公開背叛了革命。緊接著就在武漢地區進行反革命的大屠殺，大批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革命群眾，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終於遭到失敗。 汪精衛公開背叛革命不久，新的國際代表羅明納滋來了。在這前後，羅易和鮑羅廷走了。羅易是共產國際的中央委員，也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共的代表。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他把在六月一日接到的共產國際打給他和鮑羅廷的電報交給汪精衛看，讓汪精衛找到了背叛革命的借口，所以共產國際很快就把他調回去了。回去的時間是在七月上半月。鮑羅廷是國民政府的政治顧問，我黨在七月十三日發表對政局的宣言後，他隨即與瞿秋白一起到了廬山，七月下旬他從廬山回到武漢，隨即回國。羅明納滋是七月下旬到達武漢的。當時，五人常委開了個會，羅明納滋參加了會議，並在會上傳達了國際的指示，作了批判陳獨秀的報告。那時，五人常委代行中央職權。在五人常委掌權期間，我記得以下三件大事都是它決定的： 第一是同意舉行南昌起義。汪精衛公開叛變後，五人常委派了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惲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負責幹部前往九江，準備組織黨在北伐軍中的一部分力量，重回廣東，繼續革命，反對新老軍閥。旋因軍事形勢變化，敵情緊急，李立三同誌等一致向中央建議，在南昌舉行起義，並征得當時在廬山休息的瞿秋白同誌的同意。政治局常委同意了他們的建議，並派周恩來同誌去任前敵委員會書記。遂於八月一日勝利地舉行了有重大曆史意義的南昌起義。這裏附帶提一下張國燾的問題。過去隻記得他有問題，但具體問題是什麽記不得了。現在查閱一九二七年十月李立三寫的《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和其他有關曆史資料，原來政治局常委同意南昌起義的建議後，同時報告了共產國際，國際複電說，如有成功把握，可舉行暴動，否則不可動，把在軍隊中的同誌退出，派到各地農民中去。常委派張國燾去前方傳達國際電示，張借此反對起義。前委同誌都不同意他的意見，經過兩次激烈爭論，張始同意舉行。由於周恩來、李立三、張國燾都到前線去了，到召開八七會議時，在武漢的常委僅剩下我和張太雷兩個人，但瞿秋白同誌在"八一"以前已回到中央，參加並主持召開八七會議的準備工作。 第二是決定組織秋收起義。這是五人常委在汪精衛公開叛變以後至七月下旬這段時間裏決定的。根據這一決定，中央在八月三日以前就草擬好了《最近農民鬥爭議決案》草案。隨後中央農民部還根據《最近農民鬥爭議決案》草案，為中央草擬了《中共中央關於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八月三日，中央便作出決定，通知各有關省委。《大綱》明確要求在上述四省組織秋收暴動，並規定了秋收起義的戰略。八七會議在討論《最近農民鬥爭議決案》時，我又向大家說明：中央農民部已根據《最近農民鬥爭議決案》草案擬定了湘鄂贛粵四省秋收暴動計劃。這樣，五人常委會關於秋收起義的決定就得到了八七會議的追認。中央除通知有關各省堅決配合八一起義軍的行動外，並於八月八日致電前委，指示"南昌暴動，其主要意義，在廣大的發動土地革命的爭鬥。因此這一暴動，應當與中央決定之秋收暴動計劃匯合為一貫的鬥爭。" 第三是決定召開中央緊急會議。中央緊急會議原來準備在七月二十八日舉行，並由秋白、維漢、太雷等與國際代表一起進行了籌備工作。但是，由於當時的形勢非常緊急，二十八日未能集會，便先由常委發出七月二十九日的中國共產黨告國民黨同誌書，同時設法召集附近各省代表準備開會。到了八月三日，常委討論了緊急會議的各項準備工作，確定了緊急會議的議程。可是，仍然因為時局緊張，交通非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廣東等地代表來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雖經召集也不能到會。直到八月七日，出席會議的人仍不能到齊，中央委員到了不過半數，各地到會的隻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的新任書記鄧中夏同誌。在這種情況下，便隻有召集在武漢的中央委員、監察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負責人開會。因此，這次會議既不叫中央全會，也不叫中央政治局會議，而是叫中央緊急會議。 五人中央常委除了決定這三件大事之外，還進行了其他一些工作。例如，在八七會議以前，各路退下來的大批幹部（包括馮玉祥、朱培德、唐生智等部隊用"送客"辦法驅逐出來的幹部），大部分到了武漢。那時我和陳喬年任中央組織部正副部長，我們按照中央規定的三項辦法進行安排：凡能秘密回原地原籍工作的派回原地原籍；不能回原地原籍的，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分（包括一些黨外進步人士）派到南昌參加起義；此外還有一小部分送到莫斯科學習。 以上情況表明，八七會議是在我黨中央領導機關犯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使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到失敗之後，在非常困難和非常危險的時刻，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和黨內同誌的要求召開的。當時召開這個會議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個問題是八七會議的經過。八七會議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漢口召開的。參加這次會議的人數，我過去回憶是二十幾個人。現據八七會議記錄記載，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監察委員、共青團代表、湖南、湖北代表和軍委代表，共計二十一個人。八七會議記錄上寫的"邁"即羅邁（就是我），"秋"即瞿秋白，"太"即張太雷，"中"即鄧中夏，"弼"即任弼時，"兆"即蘇兆征，"順"即顧順章，"亦"即羅亦農，"喬"即陳喬年，"和"即蔡和森，"震"即李震瀛，"沉"即陸沉，"澤"即毛澤東，"匏"即楊匏安，"荷"即王荷波，"芬"即李子芬，"善"即楊善南，"定"即陸定一，"達"即彭公達，"超"即鄭超麟，"飛"即王一飛。同時，出席會議的還有鄧小平同誌，他曾在馮玉祥的部隊工作。馮公開反共後，他來到了武漢。八七會議時，任黨中央秘書處長。此外，國際代表羅明納滋和其他兩個俄國人--牛曼和洛蜀莫娃也出席了會議。雖然出席會議的人不多，但因環境險惡，中央內部交通卻花了三天工夫，將他們一個一個地帶進會場。一進一出前後花了六天工夫。鄧小平同誌在裏麵一直呆了六天。 八七會議的會場，設在漢口市原三教街四十一號（現在是鄱陽街一百三十九號）。這個地方以前屬俄租界，當時是蘇聯派駐中國的農民運動顧問羅摩羅佐夫的住宅。這是一座公寓式的房子，從樓下的後門進去有廚房、廁所和一個房間，從前門進並排有兩個樓梯，樓上有三間房子，即會場所在。我為什麽記得這麽清楚呢？因為當時我對會場的安全也負有責任，對這個地方的環境和條件很注意，所以武漢市有關方麵來訪時，我的回憶比較具體。中共武漢市委因鄧小平、陸定一同誌也都認定這個地方是八七會議會場所在，遂在這裏陳列會議有關文物，開館展覽。 因為環境險惡，八七會議由上午到晚上隻開了一天。 會議由我任主席。我代表常委首先向大家報告會議醞釀和籌備的經過；隨後宣布這次會議的三項議程；並向到會同誌說明，為了防止意外，會議隻能開一天，請大家發言要扼要。 接著，進行第一項議程--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滋作報告。他在報告中首先指出了召開中央緊急會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這次緊急會議所要解決的問題。爾後他就《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以下簡稱"告黨員書"）草案的主要內容作了長篇發言。由於國際代表的報告很長，加上他講一段還得由瞿秋白同誌替他翻譯一段，這樣他的報告就花去了將近一個上午的時間。國際代表報告完畢，我隨即向大家指出：國際代表的報告中包括幾個重要問題：１、階級爭鬥與國民革命；２、工人問題；３、農民問題；４、對國民黨的關係問題；５、對國際的關係問題。並向大家說明：這個報告常委已經接受，現在各同誌可以發言，但要簡單。 我講完之後就休息半小時吃飯。在休息時間以及整個會議中間，我們都隻能在這座房子裏，不能出入。 午飯後，大家就國際代表的報告進行了熱烈的討論。發言的有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羅亦農、任弼時、李子芬、彭公達、瞿秋白等同誌。他們都表示擁護國際代表的報告，同意改組中央領導機構，都著重地揭發和批判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機會主義領導的錯誤。 毛澤東首先發言，著重講了四個問題：第一是國民黨問題，批評加入國民黨不是去做主人而隻是做客人，黨的領導始終無當主人決心的錯誤。第二是農民問題，指出他的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湖南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廣大的黨內黨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第三是軍事問題，批評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的錯誤，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的錯誤。他指出秋收起義非軍事不可，要求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第四是組織問題，指出以後上級機關應盡心聽下級的報告，然後才能由不革命的轉入革命的。毛澤東同誌的發言，是在黨領導革命的根本性問題上，不但總結了以往的經驗教訓，而且提出了對爾後具有重要意義的指針。 隨後發言的同誌，中夏、和森、亦農、弼時都指出，五次大會後黨中央機會主義領導的中心在於強調聯合小資產階級，拒絕執行大會關於土地革命的決議。所謂聯合小資產階級，實際隻看見上層，卻不見群眾（中夏並指出：甚至把譚延闓、唐生智、孫科等等地主買辦軍閥都看成為小資產階級了）。為了向上層讓步，把國民革命轉入到一個新的深入發展階段的關鍵--土地革命束之高閣。亦農還指出黨不注意奪取政權的武裝。和森還指出：過去一切錯誤都無五次大會後的錯誤那樣厲害，並自我批評說，他是過去政治局的一人，應負此錯誤的責任。弼時還指出機會主義不但未深入領導民眾，而且還要抑製群眾的爭鬥。黨要改變過去的錯誤，非有新的領導機關不可。秋白隻對"告黨員書"提了幾點需要補充的意見。 由於大家的意見比較一致，我便宣布停止討論，由國際代表作結論。接著，國際代表就對鮑羅廷、羅易、魏金斯基的錯誤問題、領導機關的工人成份問題、目前形勢的估計問題和民族革命中的幾個矛盾問題發表了結論性的意見，並提議對"告黨員書"在原則上付諸表決。這個"告黨員書"，是由國際代表羅明納滋起草的，並由瞿秋白同誌在八月六日晚上連夜翻譯成中文。在會上，瞿秋白同誌把它念了一遍，大家就在原則上一致通過了。並決定以瞿秋白、羅邁和蘇兆征三人組織委員會進行文字修改。 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由瞿秋白同誌代表常委作黨的新任務的報告。有的人可能會問：秋白不是五人常委的成員，為什麽卻能代表常委向八七會議作報告呢？這是因為秋白在七月中旬由武漢赴廬山，七月下旬已從廬山回到武漢，參加了中央常委的領導工作，並主持了八七會議的籌備工作。秋白在報告中，首先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任務。隨後，他又根據當時的形勢提出了我們的策略是獨立的工農階級鬥爭。為了使這一鬥爭策略付諸實現，他還提出了三條具體方針：第一，在此時我們更要注意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第二，為了糾正過去的錯誤，要由下而上地注意爭取群眾；第三，要在革命暴動中組織臨時的革命政府。最後，秋白提出將《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最近農民鬥爭議決案》和《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交會議討論通過，同時要求會議對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中國國民黨革命同誌書》予以追認。 接著，我依次將常委與國際代表起草的三個議決案，即：《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最近農民鬥爭議決案》和《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一提請大家討論。在討論這三個議決案時，都是先由秋白宣讀決議草案全文，經大家發表意見後，由秋白作結論或由國際代表答複問題。會議決定：三個議決案的文字修改權交臨時政治局處理，政治局應將會議討論通過的新政策發布各地。 會議的第三項議程是選舉臨時中央政治局。開始，先由國際代表提議政治局委員七人，候補委員五人，並提出候選人名單付諸討論。討論中，蔡和森、羅邁和陸沉等主張讓毛澤東加入政治局，而毛澤東卻一再提出，他準備去參加秋收起義，不能加入政治局。後來，國際代表認為可將名單提出表決。表決前決定委員和候補委員各增加二名。表決結果，選出臨時政治局正式委員九人，候補委員七人。九名正式委員是：蘇兆征、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羅邁、彭湃、任弼時。七名候補委員是：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 選舉完畢，宣布會議圓滿結束。 會議結束以後，八月九日，由秋白主持，召開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秋白、兆征、羅邁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決定由秋白兼管農委、"宣傳部、任黨報總編輯，兆征兼管工委，我兼管組織部和秘書廳。 有的同誌問，為什麽當時大家都推選瞿秋白同誌負責？我認為從實際情況來看，秋白在當時是比較適當的人選。建黨初期秋白即在中央擔任宣傳和理論方麵的工作，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政治主張，對中國革命和黨的建設有貢獻。在陳獨秀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時，他曾進行過抵製。你們可以看看他在黨的"五大"上的一篇發言，即《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這是一九二七年二月寫的。在這篇文章裏，瞿秋白同誌有許多觀點是好的。他的這篇文章是駁斥彭述之的，實際上彭述之跟陳獨秀是一起的，彭述之與陳獨秀的觀點是一致的。他批判彭述之，實際上也是批判陳獨秀。在當時，這是有係統地駁斥右傾機會主義觀點的一篇文章。黨的"五大"時，他把這篇文章發給代表看，也送給我看，問我的意見，我說讚成。後來，這篇文章還印成了單行本。由於瞿秋白同誌的理論水平比較高，無論是反對戴季陶主義，還是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他的旗幟都比較鮮明。所以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被撤銷以後，大家很自然地就推選了他。 有的同誌還問，當時應不應該讓陳獨秀參加八七會議？現在回過頭來看，一九二七年七月間陳獨秀拒絕去共產國際，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但八七會議主要是批判他所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線，應當要他參加會議，允許他進行辯論，並允許他保留意見。在這裏附帶地敘述一下陳獨秀問題的經過。八七會議前後，陳獨秀住在漢口前花樓，黃玠然繼續在他那裏當秘書。八七會議後，秋白和我去他那裏，把八七會議的情況告訴他，並勸他接受國際的要求，到莫斯科去，但他堅持不去，表示他的錯誤共產國際有責任。後來，黨中央於一九二七年九月搬到上海，也照顧他遷居上海，還是黃玠然在他那裏當秘書。秋白和我又一次到他那裏看他，勸他去共產國際，他仍然堅持不去。當時黨中央對他的態度是對的，並沒有把他當敵人看待。中央並沒給他處分，他的待遇還是同往常一樣。直到一九二九年他糾集八十一個人發表反黨聲明，進行分裂的活動，中央才決定開除他的黨籍，黃玠然也才回到中央工作。陳獨秀所犯的錯誤並不是一時的錯誤，而是如前所述，有他的兩次革命論作為根源的。因此，他當時對待 誤的態度很頑固，以致後來墮落到同托派相結合。陳獨秀從一九二一年黨的成立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下台，前後當了六年的總書記。在這期間，特別是在建黨初期，他是為黨做了工作的，我們對他要進行具體分析，要曆史地看問題，實事求是地評價他的功過。以前某些曆史書上把他的名字根本抹掉是不對的，現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展出他的照片是對的。目前對陳獨秀有三種看法：一說他不是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一說他是非馬克思主義者；一說對他要一分為二。我讚成他不是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對他的曆史上的是非功過要一分為二。 第三個問題是對八七會議的評價。這個問題可找有關文獻加從研究。我在這裏談點自己的看法。 首先應該肯定，八七會議是我黨曆史上的重要轉折點，也就是說是有重要的功績的。當時不開這個緊急會議行不行呢？不行。不開，就不能糾正我們黨中央領導機關所犯的機會主義錯誤，就不能確定新的方針和政策，就不能產生新的中央領導機構。八七會議的曆史功績就在於，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總方針，號召全黨和人民群眾繼續革命的戰鬥。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物主要方麵。例如，會議通過"盼告黨員書"指出："土地革命問題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中的中心問題"，"是中國革命新階段的主要的社會經濟之內容。"會議通過的《最近農民鬥爭議決案》指出："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應當在極短期間調最積極的，堅強的，革命性穩定的，有鬥爭經驗的同誌盡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農民暴動的組織者。"八七會議期間所作出的這些決定，不僅表明我們黨決心領導農民解決土地問題，而且把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直接聯係起來，由此展開了土地革命戰爭。因此，正如毛澤東同誌所指出的，"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黨中央的緊急會議反對了政治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使黨大進了一步。"【注:《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２卷，第５１３頁。１９６６年橫排版。】 但是，八七會議也是有缺點的。它的主要缺點是"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卻為'左'傾錯誤開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認識當時應當根據各地不同情況，組織正確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卻，借以有計劃地保存革命陣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許了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特別是強迫工人罷工）的傾向。"【注:《毛澤東選集》第３卷，第９０９頁。１９６６年橫排版。】 當時黨在理論上和經驗上還屬幼年，還很不成熟。在八七會議上和會議以後，還不能對陳獨秀主義在理論上思想上作係統正確的分析和清算，也不能對新的方針和政策在理論上思想上作係統正確的分析和闡釋。尤其是黨第一次遇到嚴重白色恐怖的環境，大批同誌和革命群眾被敵人逮捕殺害了。許多不堅定的分子和投機分子跑的跑，叛變的叛變。每天報紙一來，在廣告欄裏，常常看到一排排的，都是一些退出共產黨的聲明。當時留在黨內的同誌，看到革命被陳獨秀主義糟蹋了，看到國民黨反動派天天在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比較普遍地存在著一股憤恨的情緒和拚命的精神。特別是在革命幹部中占多數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同誌，他們具有赴湯蹈火的革命決心，卻還缺少無產階級的堅韌精神，這種"左"傾情緒更容易滋生起來。在八七會議上，這種情緒是有反映的。會議的文件裏頭就有"左"的東西。我自己就有一種"左"的情緒。一則因為對白色恐怖極端仇恨，二則因為曾經執行過陳獨秀路線，怕再犯右傾錯誤。那時"左"比右好的觀點就已發生，不少人認為"左"是站著鬥，右是跪著降，怕右不怕"左"。這種"左"傾情緒在八七會議後繼續生長，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黨中央的擴大會議，就形成為以瞿秋白為首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政治上的盲動主義，必然在組織上反映成為過份追求個人責任的打擊政策。國際代表提出執行政治紀律和處分毛澤東、周恩來等同誌的《政治紀律決議案》，就是在這次擴大會議上通過的。這次擴大會議使盲動主義第一次在黨中央的領導機關內占了統治地位。 這次擴大會議決定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由三人擴大到五人，吸收恩來和亦農參加常委。無論是八七會議或十一月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同誌，對國際代表的報告和會議的決議都是一致讚成通過的。秋白領導政治局常委會，是實行民主集中製，感不到他有家長製氣味。秋白作風正派，有問題擺在桌麵上，平等待人，不攬功推過。常委在後來改正錯誤的時候，認識上和行動上也都是一致的。 在八七會議的"左"傾錯誤中還有重要一點，就是看到民族資產階級在一九二七年附和了蔣介石的反革命以後，便籠統地提出反對資產階級的口號，而以後在黨內長期把蔣介石反動統治籠統稱之為地主資產階級專政。這種把中等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鍋煮的"左"傾政策，給黨在白區和根據地的工作帶來重大損失。直到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才改正了這個錯誤，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了又聯合、又鬥爭的正確政策。此外，八七會議還有其他的缺點，我這裏不再具體敘述了。 八七會議以後，在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下，許多優秀共產黨員率領廣大革命群眾，在湖南、湖北、江西、廣東、江蘇、河南各省部分地區紛紛舉行了武裝暴動，向階級敵人展開了新的鬥爭。從而把黨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所造成的嚴重困難局麵中挽救出來，勝利地進入了土地革命戰爭的新時期。當時，毛澤東同誌受黨中央的委托，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到湖南負責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改組黨的湖南省委，領導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隨後，他根據當時敵強我弱、革命處於低潮的形勢，把戰略上的退卻和進攻巧妙地結合起來，率領秋收起義剩下來的部隊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羅霄山脈中段進軍，開始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在實踐中著手解決八七會議和後來的"六大"所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偉大的貢獻。
（劉經宇、顏廣林、葉心瑜一九八○年六月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