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貢體製作為東亞地區傳統的國際關係形態，長期塑造和影響著中國國家安全觀念的發展；進入近代以來，在中國社會和東亞地區國際力量對比變化的衝擊下，這一體製逐漸經曆了由鬆散化到徹底消亡、不複存在的解體過程。製度的變化會引起相應的觀念轉變。朝貢體製的解體在策略、文化、國家形態和自我身份認知等方麵，促成了中國國家安全觀念向近代化過渡。而在體製解體過程中產生的民族自信心的失落，給國家安全觀念帶來了長期的、隱性的影響，這種影響又主要表現在對待西方的態度、民族安全感和對國際機製的看法上，它直接或者間接地塑造著近現代中國國家安全觀念的特點。了解這一點，庶幾可以嚐試解釋中國的近現代國家安全觀念與對外決策，同時也為研究中國與東亞地區其他國家間關係提供了一個曆史的和發展的視角。
國家安全觀念是“對國家所有安全問題所持的看法、態度和觀點的總和”。一方麵，它與一個國家特定的文化傳統與曆史經驗密切相關，有著區別於其他民族的鮮明個性；而一方麵，它又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不斷地受到新思想和新形勢的衝擊，並且在國家與國際體係相互作用的發展中，依據現實情況進行著調整與修正。朝貢製度解體之後，中國國家安全觀念開始從傳統向近現代轉變。從認知層麵看，拋棄了嚴格等級規範與“華夷秩序”，重點轉移到國家實力與國際競爭上；從策略層麵看，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不再是鬆散的責任體係，而是更為積極地謀求發揮國家影響力；從文化層麵看，從重視“禮”、“義”到重視國家利益，實用主義傾向逐漸明顯；從國家形態認識和實踐方麵看，“大一統”的帝國開始向近代民族國家過渡。
但是，安全觀念的轉變至今還沒有完成。這是因為：（1）國家安全觀念的根本性轉變伴隨著民族文化心理的重建，這一過程是複雜且不斷反複的，因而進展緩慢。（2）從朝貢體製結束至今，中國內部經曆著深刻的變革。從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到新民主主義社會，從意識形態至上的革命國家到開放崛起的東方大國，每一次改變都具有轉折性意義。國家安全觀念隨著調整，始終沒有定型。（3）這一時期內，東亞國際體係和整個國際社會的格局也在不斷變化之中，必然要求國家安全觀念與之同步變化。
傳承和發展是中國國家安全觀念轉變的兩條主要脈絡。
（一）傳承：中國國家安全觀念的傳統印記
1.道德至上的文化主義
明顯的道德取向是傳統儒家政治文明在現代國家安全觀念中的體現。在國際層麵上，它表現為對公平、公正的國際秩序的追求，對霸權主義和武力幹涉的反對；在地區層麵上，則表現為平等友好的睦鄰政策。雖然在朝貢製度解體之後，現實主義的原則成為“任何成熟戰略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國家安全觀念也廣泛的吸收了現實主義的觀點；但是“（中國的）道德主義情懷依舊不減，並通過國際關係民主化、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新安全觀等戰略觀念體現出來”。
國家安全的維係主要依賴於和平的外交手段。新中國在成立初期就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作為處理國家間關係的基本準則，其中也包含了對國家安全的基本訴求。這一表述帶有濃厚的“中國特色”，既強調了現代民族國家體係中平等、獨立等基本觀念，也包含著禮讓與謙和的文化精神。在當時具體的國際環境中，“五項原則”是中國爭取發展與維護和平安全環境的方法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意識形態對抗，爭取到了部分國家在原則和道義上的認同，進而緩解了新中國所麵臨的嚴峻的安全局勢，為國家間的諒解與合作開創了條件。
在維護國家安全的軍事行動中也貫穿著道德原則。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印邊界衝突為例。隨著中印兩國關係的發展，雙方在西藏問題和邊界糾紛上的分歧逐步擴大。中方一直強調“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一向如此”，“西藏叛亂的平定和進行民主改革，絲毫不會威脅到印度”，希望通過開誠布公的態度獲取印方的理解與合作，把事態控製在和平外交途徑可以解決的範圍內。
麵對印度軍隊的節節進逼，中國軍隊與1962年10月被迫開始自衛還擊，邊界軍事衝突正麵爆發。但是中國仍然沒有放棄和解的努力：1962年11月22日起在中印邊界全線實現單方麵停火；中國軍隊分階段從1959年11月7日的“實際控製線”後撤20公裏，到1963年2月28日完成了主動後撤計劃，實現了雙方部隊脫離接觸；1963年4月，宣布釋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軍人員，修理並歸還所繳獲的武器、彈藥及其他軍用物資。
這些行動所傳達出的和解信號，並不是出於中國軍事實力不足的現實性考慮；恰恰相反，是出於中國方麵在道德上和軍事上的優越感。在滿足了實力保障安全的基本前提下，國家安全觀念中的道德主義取向就突出地表現出來。一方麵，戰爭的形式要符合傳統軍事戰略文化中的“義”的要求；而另一方麵，戰爭作為解決糾紛的手段，本身的價值是負麵的。
即使最終的目的是保障國家安全，武力的解決方式也是“下下之策”，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在軍事行動中體現道德原則，不僅是盡力爭取雙方緩和的機會，也是要補償武力手段天然的價值缺陷。尤其是在周邊關係中，依靠武力維持的和平是不能持久的，“以德服遠”才是保障邊境長久和平的根本途徑。軍事行動最終追求的還是道德上的正麵立場和優勢地位。
至於印度方麵是否能完全理解中國的做法，則是另外的問題了；中國在這場軍事衝突中的做法是否收到了預期效果，對於事態的發展是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是近年來學者之間頗有爭議的論題之一。
2.根深蒂固的大國心態
在東亞地區的傳統國家關係體係中，中華帝國的核心地位幾乎沒有受到過挑戰。“大國”、“天朝上國”不僅是中國對自我形象的認識，也是體係內其他國家的共識。朝貢體係建立在對中華帝國不可動搖的大國地位認同的基礎之上，反過來又在製度上鞏固了這種大國地位。大國的意識根源於曆史上中華帝國在文化、實力、政治地位上不可超越的優越性，形成之後就固定為一種相對獨立的心理認同。即便是在國家實力與期望地位不匹配的時候，“大國”的心態也依然蟄伏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深處。無論是在積貧積弱的晚清時期，還是在內憂外患的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都不曾放棄自己在心理上認同的大國地位。
大國心態是構建中國國家安全觀念的隱性文化基礎。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環境的一部分，對近代政治觀念的調整與變革產生了重要影響，是國家安全觀念的一個獨特視角。一直以來，中華帝國都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具有強烈的優越感，主動地對地區體係內的其他國家擔負起政治責任和安全義務，並且依靠這種責任和義務關係來保障自身的安全環境。
新中國成立之後，根深蒂固的大國心態又影響著新的國家安全觀念的重塑。集中表現在：中國認為自己對地區乃至國際社會的穩定與發展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承擔這種責任，對於維護本國的安全環境來說，具有道德和現實的雙重意義。
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係列邊界糾紛為例。中國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采取相對靈活的策略，尊重雙方的曆史習慣和邊界人民的生活現狀，在邊界劃分上沒有錙銖必究，而是主動地放棄了對一部分領土的要求，以換取邊境地區的和平以及與周邊接壤國家之間友好的關係。表麵上來看，這是因為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整個決策層對於“民族國家”還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概念，對領土範圍與國家主權的界定也不太敏感；但是從根本上說，這種策略還是源於中國傳統安全觀念中根深蒂固的大國心態。
一般來說，新中國的領導人是從長期的戰爭經驗中成長起來的，對國家領土和國家主權有著異乎尋常的敏銳認識。戰爭條件下，“寸土不讓”地捍衛領土完整是抗擊外敵侵略的基本原則之一；但是在與周邊國家的邊界和平談判中，對領土的要求卻有所降低。這種看似矛盾的策略放入大國心態的背景中則不難解釋：（1）中國作為傳統的“中央之國”，與周邊小國在曆史文化上具有“一體性”。這是對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性質的基本判斷。（2）大國在雙邊關係中占有天然的優勢地位，應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一定地約束與克製，以確保和平的安全局麵。
進一步說，邊界問題上的妥協，是政策製定者在國家利益和大國形象之間的選擇。犧牲一部分國家利益，在周邊國家中塑造和保持大國形象，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策略，對於保障國家的安全環境來說具有更為深遠和長久的意義。
3.內向性與防禦性
中國國家安全觀念與戰略文化中帶有明顯的內向性與防禦性特征。內向性是安全觀念誕生的基本視角，而積極防禦則是製定國家安全戰略的指導原則之一。
所謂“內向”是指：國家安全觀念在形成的過程中，更多從國內的角度出發而不是從國際的層麵考慮；而國家安全戰略的製定，也重點地滿足國內政治的需要，而不是積極配合國家的對外政策。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安全的一個首要目標就是爭取國際社會的承認。這主要是為了解決政權合法性的問題。一方麵是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作為新生的共產黨政權，能否獲得國際社會（主要是同意識形態國家）的承認，直接關係到能否在國內維持長久的和穩定的統治；另一方麵則是國家權力的正統性，這一點由於蔣介石政府在台灣的存在而顯得更加緊迫和重要。在實現了這個首要目標的前提下，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承認則不是那麽急迫的問題。
國內社會的穩定和統治的安全是國家安全體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東西方的政治思想在這一結論上具有相似性，但遵循的邏輯思路卻不盡相同。西方觀念中，國內穩定的終極目的還是外向的擴張與發展，隻有國內政治穩定才能為國家實力提供強大的物質基礎，在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進而保障國家安全。但是在東方觀念中，國家安全的主要考慮不在於與其他國家競爭中的優勢地位，而首先在於國內政權的穩定與否。國內社會的穩定本身就是國家安全的主要組成部分，不須通過與國家實力的聯係去顯示其對國家安全的重要意義。
國內安全是國家考慮對外安全的前提條件。抗戰初期，蔣介石提出了廣遭非議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庶幾可以看作是這種“內向性”的體現——雖然這並不是一個很光彩的例子。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倡導的“韜光養晦”的戰略，可以看作是“內向型”安全觀的又一大發展。
與內向性的特點相比，國家安全觀念的防禦性特征更容易辨認和理解。這種“防禦性”與傳統安全觀念中的“非戰”思想一脈相承，根植於農耕經濟環境中產生的非擴張文明。
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戰略就帶有鮮明的防禦性特點。在西方的曆史經驗中，“崛起”本身就伴隨著對國際體係資源的爭奪和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是破壞性的擴張；中國的崛起也必然會遵循相同的規律。這也是“中國威脅”論的基本邏輯。但是從中國的觀念出發，“崛起”的主要含義在於自身的發展和完善。在國家安全上的最高訴求是“有效防禦”，即維持一個能夠保障和有利於國家發展的內外環境，不受外界突發事件的安擾。
安全觀念中的防禦心態還表現在中國對自身實力發展的認識上。一個國家實力的增加，必然會引起國際社會或特定地區的力量對比變化，這是客觀的發展趨勢。中國在對外的官方文件中，謹慎地把這一趨勢描述成“影響擴大”，從而避免例如“力量擴張”這樣刺激性的語言。詞匯使用上的微妙差別，也從一個側麵流露出安全觀念中的防禦心態，這幾乎可以說是中國國家安全觀的一個基本取向。
（二）發展：中國國家安全觀念的再豐富
1.部分地接受現實主義政治原則
接受現實主義的觀點，懷疑和否定傳統的理想主義政治原則，是國家安全觀念近代化的一個首要內容。
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實力是國家安全的基本保障；一國強大的經濟力量與軍事力量是國家生存的首要條件。這是一條完全與中國傳統安全觀念完全不同的思路。在這種觀點下，國家實力取代了統治地位的正統性和文化的優越性，成為國家安全中的首要因素；這也是中國在接受近代民族國家競爭體係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基本認識之一。強調“禮儀”、“秩序”和“文化”的東方文明在強悍霸道的現實主義麵前，顯露出孱弱的一麵。而中國近代屈服於“堅船利炮”的恥辱經曆，無疑為這種現實主義理論的合理性提供了反麵論證。
中國對國家安全現實主義原則的認識，經曆了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從晚清時期有識之士提出的“師夷長技以自強”革新思想，到新中國時期的“工業化”運動，再到冷戰時期中國積極發展軍事力量的政策，乃至改革開放之後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高國家綜合實力”的發展觀，都一以貫之地把增強國家實力作為維護政權統治、保障國家安全的第一要務。
隨著國際社會基本格局的改變，國家安全觀對實力的強調也經曆了一個從軍事實力到經濟實力、再到綜合國力的轉移過程。與此同時，國家安全關注的重點也從生存安全轉向發展安全。
2.安全觀念的重點從生存安全轉向發展安全 國家安全觀念重點與國際體係的性質密切相關。朝貢製度代表的傳統東亞國際體係是一個靜態的秩序體係；但是近代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體係卻是一個充滿了競爭的動態體係，體係內的任何一個國家都處於與他國的競爭關係中。保障國家安全不再依賴於現狀的維持，而是要求一國在競爭中不停地發展，時刻處在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優勢地位上。概括地說，國家安全觀念的重點從傳統社會中的生存安全轉移到近代社會的發展安全上，一國的發展安全取代生存安全占據了國家安全的中心地位。
安全觀念重點的轉變與國際社會的近代化緊密相連。近代社會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以西方國家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在全球範圍內的快速擴張。張文木在《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一書中提到：“如果說在中世紀的農業國度中，生存安全是發展前提，那麽到了近代，市場和利潤對經濟活動的意義已使發展安全轉為國家生存的前提；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已表現為對一國的發展條件即資源、市場及其獲取和占有條件的威脅。”國家安全首要的任務是保障該國的穩定發展。
中國國家安全觀念在這方麵的轉變經曆了一個曲折反複的過程。
從清朝末年開始，衰落的中華帝國就麵臨著救亡圖存、自強更新的雙重任務，既要爭取國家的獨立，又要盡快實現國家的振興。獨立是發展的前提，而增強國家實力又是實現獨立的根本途徑。因此，在對國家安全問題的認識中，生存安全與發展安全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互為表裏難以區分。這一階段隨著解放戰爭的結束而結束。
新中國成立之後，國家獨立的目標已經實現，發展安全理應成為國家安全的首要內容。20世紀50年代國內經濟建設發展良好的態勢，也體現了這種轉移的傾向。但是東西方對峙的基本格局、中國安全環境的惡化，再加上國內政治的左傾路線，都使得領導者對國家安全的基本判斷發生了重大偏差。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在短暫的休整之後再次占據了國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地位，國家的生存安全也再次被提到一個至關重要的地位上。
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國家安全開始向發展安全回歸。中國由一個相對封閉的革命國家轉變為國際社會中的正常國家，淡化了軍事力量和意識形態因素，強調和平與發展。在這一時期，國家自身政策的改變與冷戰格局的解體，由內而外地改變了中國的安全環境。威脅到國家生存的政治和軍事壓力減輕，而國家發展的需求卻越來越緊迫，發展安全也隨著成為國家安全的首要內容。中國國家安全觀念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3.非傳統安全拓寬了國家安全的領域
近代以來，國家安全領域發生了重大變化。近代開放和擴張的國際體係改變了國家間相對隔絕的狀態，各國交往與合作的範圍不斷擴大，從政治、軍事領域擴展到經濟、能源、環境、科技等各個方麵。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廣泛的對外關係一方麵意味著發展的機會；而另一方麵則意味著國家安全係數的降低。對外交往的領域越是擴大，國家的安全防線就越是脆弱，來自任何方麵的摩擦和衝突都有可能發展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具體到中國來說，朝貢體製下國家安全主要集中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兩個方麵。文化安全是維係禮製規範的基礎，而禮製規範是政治安全的基本保障。在實現了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前提下，國際體係的穩定性便不會受到挑戰。相應的，軍事安全也就退居到一個相對次要的地位。
以朝貢關係為主要交往形式的東亞傳統國際體係瓦解之後，中國不再是一個封閉體係的中心，被迫開始了與西方國家全方位的接觸和交流。即使是與東亞傳統納貢國家之間的關係，也因為脫離了朝貢製度體係而帶有鮮明的近現代特點，擴大到經濟、軍事、能源合作等各個方麵。對外交流和接觸範圍的擴大，直接導致國家的安全領域擴大。在基本的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之外，經濟安全也提升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上。
隨著中國越來越深地涉入全球化進程，安全領域擴大化的趨勢表現得也越來越明顯。世界市場進一步擴大，全球經濟日益朝著一體化的方向發展，各國間的聯係更加普遍。各種國際化問題產生，比如生態環境惡化、全球氣候變暖、跨國犯罪、大規模流行性疾病等，都超出了一國的範圍，迫切需要國際社會的更多合作。世界越來越成為一個緊密聯係、不可分割的整體，而可能威脅到國家安全的因素也越來越多。
新安全觀念和非傳統安全理論的提出，把文化安全、能源安全、意義形態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等等都納入到國家安全的概念中，使其日益擴大。“國家安全”越來越成為一個綜合性的概念。
朝貢體製之後，中國國家安全觀念經曆了根本性的轉變；但這並不是完全地新建，轉變的同時保留了大量的曆史印跡。至少對於東亞國家來說，傳統儒家文化的浸染形成了民族文化的相近的心理記憶，直至今日還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各國的外交政策和安全觀念，隻是這種傳統因素在朝貢製度解體的過程中受到了不同程度地衝擊。
位於體係中心的中華帝國及其繼承者，在變革中受到的衝擊更為強烈，由此而來的自我身份轉換和觀念整體更新也更加急遽和徹底。相應地，這種特殊曆史經驗的影響也就更長久地存在於民族思想與文化心理的深處，在朝貢體係之後的相當長曆史時期內以不同形式釋放出來，影響著中國國家安全觀念和對外關係的指導思想，逐漸形成獨特的“中國觀念”。
中國觀念的改變和戰略文化變更是與曆史發展的現實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以往的研究者們從思想觀念層麵入手尋找變革原因，往往將目光集中在國家身份的前後差異上，認為“戰略文化的演變與國家身份的變更有著邏輯的關聯”（江憶恩）。但是如果我們願意在這一問題的探究上走得更深一些，那麽不難發現：即使是國家身份的變更，也仍然是表象和結果，更根本的原因集中在民族心理變化上。簡單地說，朝貢製度解體造成了民族自信的全麵失落，這對國家安全觀念從傳統到近代轉變的進程起到了重要的影響作用。這種影響是隱蔽的和長久的，也是朝貢體製留給我們的遺產之一，它塑造出了近現代國家安全觀念的若幹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