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點：香港大學陸佑堂
時間：2012年12月1日晚間7時
主講人：龍應台
徐立之校長：
敬愛的龍部長應台，各位嘉賓，各位朋友，今天很高興可以在這裏，再次歡迎應台到陸佑堂。我記得大概是今年的春天吧，應台說要回到台灣出任台灣首任的文化部長，在柏立基學院依依不舍的時候，她對大家說，她一定要回香港來，如果在香港要舉辦公開講座的時候，一定會在香港大學，所以非常謝謝龍部長。
其實應台一直都沒有離開我們，因為她在香港大學還有榮譽職位，她是港大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今天，她也實踐了她的諾言。今天應台的講題是《我的香港，我的台灣》，這很有意思。雖然應台在香港生活不算很長，八年多，但是對於香港每一件小的事物都非常注意。曾經看過她的文章，香港天上有多少隻老鷹她都知道。然後呢，我是念生物的，她，很多人都知道香港的洋紫荊，從宮粉羊蹄甲生長出來的，有一天我收到應台一個奇妙的電郵，她說，荷花池裏麵好像不是在長荷花，她發現裏麵有其他的植物在生長，所以她不像個過客一樣，香港，港大的每個小事情，她都注意，我非常感謝應台這過去幾年為港大的人文發展做出的努力與灌溉，我也很高興，港大的多元文化氣氛，也因為有她的創作，她的文章，提升了我們的文化氣氛，近年來她香港的著作《香港筆記----沙灣徑二十五號》、《目送》、《思索香港》，最後一個作品就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都見證了她廣闊的視野、寬闊的胸襟、文化的激情。應台曾經說過，香港是她鍾愛的城市，港大給她安身立言的環境，香港的經驗使她的視野更為開闊，所以她對香港充滿了感恩。其實香港人的感覺，對於應台、龍部長對港大的厚愛，也是充滿了感恩，所以讓我們在這裏聽聽應台、龍部長，對香港、對台灣，特別是在文化建設方麵，有一些什麽新的感受和她的想法。
應台，請！
(掌聲)
龍應台：
我聽說今天晚上，是全程的電視直播，live，網路也是直播，所以今天晚上，除了要跟在場的大家說，晚安，好久不見了，而且要跟電視機前麵的好多好多的香港朋友、讀者、關心台灣發展的人---甚至於，就上次的經驗知道，看網上直播的，大陸網民特別多，“華人世界”這個概念，就是我們都在同一個地區，同一個時區裏頭，所以讓我跟大家一起說一聲“晚安，好久不見”。
剛剛在進來之前請徐立之校長陪我先到隔壁兩個廳去，隔壁兩個廳也坐滿了人，我去的原因是告訴他們，待會看到熒幕上的我的時候，要知道，I am real，我是真的在。（笑聲）這個世界已經真假難分了，因為數字化的關係。本來進來之前我其實壓力蠻大的，覺得今天都沒有準備好。可是一進來看到好多好朋友，心就安了一點了。所以是不是把今天（的演講）當做好久不見的一個談話，看到香港非常受尊敬的企業家蔣震先生、周亦卿先生都在，好朋友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也在，還有很多出版界、企業界、文化界、學界的朋友們。
今天還有很多台灣的媒體來到這裏，好朋友嚴長壽先生，今天也特別趕來，悄悄的坐在下麵。我看到一張甜蜜的臉龐，青霞，坐在前麵，她見到我第一件事就是要檢查我今天衣服穿得對不對；好朋友程翔坐在那邊角落裏。
港大百年
我首先要謝謝香港大學慷慨的邀請我來，同時要感謝香港政府在這次我來的過程裏，在行政上默默的提供了很多幫助；謝謝香港政府慷慨的善意。希望台灣跟香港透過文化可以跨越很多政治上的障礙。
今天在這個大廳裏演講，我想就從今天大家所在的這個廳說起，請大家往四周看一下。這個大學，在一九一零年的時候開始籌建，第一個當然要問，錢從哪裏來？因為所有夢想都需要實踐，需要落實。
港大在一九一二年正式招生，到今天是真正整整一百年。一九一零到一九一二年是個什麽樣的時代？香港，這裏根本就是一個革命的輸出地，在一個非常動蕩的年代裏，秘密進行的是軍火的輸送，從這裏偷偷的運到廣州去，準備一次又一次的起義，這是一個流血、暗殺、追捕、風聲鶴唳，一個大破的、動蕩的時代；現在回過頭看，奇怪，為什麽在那樣一個大動蕩、大破的時代裏，有一群人，會去討論如何成立一個大學？這需要多麽長遠的眼光，多麽大的實踐的魄力，才可能做得到！
很多外人會說，香港大學一百年前是英國人所創設的，其實不能這麽說。我給大家看一個檔案，這是一九一零到一九一一年一份原始的檔案，因為要創辦大學，所以當時的英國總督Lugard──盧押開始募款，他找到了當時的兩廣總督張人駿。這個檔案是總督為創建港大而發出的募款呼籲書。第一行，“已酉。春。港督盧製軍抱憾於香港學業未有專門，教育未達極點，慨然以提倡為己任。商諸埠中紳富，紳富偉其議，而感其加惠士林之心，於是合力酬捐，不一載，大？凳E集，計華人約捐六十五餘萬，西人約捐六十萬餘元。”創建大學的念頭固然來自盧押，但是辦學的錢，多半來自四麵八方，尤其是東南亞的華人。香港大學，孫中山的母校，不是一個簡單的所謂“英國人創建的大學”。
一九一二年香港大學開始召募第一批學生，今天台上台下坐著一百年後的學生（笑聲）。第一次有畢業典禮的時候，是一九一六年，那個畢業典禮，在哪裏舉行？就在這個大廳。當年有九個人被授予榮譽博士學位，其中一個叫做詹天佑。
還有一個人在這一百年，幾乎被曆史忘掉了，叫做伍連德，馬來西亞人，劍橋醫學博士，也是一九一六年在這裏接受榮譽博士的人。一九一零年是個混亂、恐怖的時代。一九一零年底到一九一一年初的中國東北是個悲慘世界，因為鼠疫大爆發，東北在半年幾個月之內就死了六萬人。伍連德這一個醫生，直接到東北的前線去做防疫措施，所以應該說，中國現代的防疫係統、公共衛生的觀念是從伍連德那時候開始的，第一次防疫國際學術會議在中國發生，就是伍連德在一九一一年主持的。詹天佑與伍連德這兩個人，一九一六年就在這個大廳裏接受了榮譽博士學位。
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已經六十多歲了，他回到了香港。史料說，他被香港大學學生從山下用轎子抬上來，學生的熱情奔放到不知如何是好，把他老人家放到轎子上，像是滑竿一樣，一路抬到校長的官舍，然後再到這裏來。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先生就站在我現在站立的講台上，發表他非常重要的一篇英語演說，在那篇演說裏，他完整的解釋他的革命思想來自哪裏。廿歲的孫逸仙，來到香港的西醫學堂念書，走在香港整齊的街上，他開始思索，為什麽距離僅僅八十公裏的香山，他的老家，與西方人所建立的香港，在法製、治安和政府的管理上，差別如此的巨大。他從那一個問題開始一路追索，最後變成一個革命家以及一個新共和國的建立者。一九二三年，從他說，一切都從這裏開始。
一九三三年，在前往上海的路上，蕭伯納先到了香港，他站在這個講台上演講。
一九三五年，香港大學又頒給一個人博士學位，這個人姓胡，你們猜他是誰？對，胡適之。香港大學本來請他來改造中文係，請他做係主任的，胡適之考慮之後不能來，所以推薦了許地山來做香港大學中文係係主任。一九三五年，胡適之在這個廳裏接受了他的榮譽博士學位。
再往後走，戰爭就來了，廣州被占了，所以嶺南大學學生被遷到香港大學來合並上課。李安電影《色戒》裏的鏡頭：學生從廣州遷到香港來，有一點印象嗎？
一九四一年，香港被轟炸，這一個大廳的屋頂被炸光破了，在烽火中，整個大樓轉成臨時包紮傷兵的一個救護站，中間有一個很“酷”的女學生，不甘不願的做了戰地看護，那個女學生是誰？──張愛玲。所以張愛玲描寫了這個廳，三更半夜的，炮火之中還要去照顧那些一直在叫的病患，她煩死了。
我們很快的跳到最後，到二零零九年的時候，有一個人，他想要把張愛玲的小說拍成電影，做了很多研究，他要拍愛國學生排演救國的舞台劇，你知道《色戒》那個戲在哪裏拍的嗎？也是在這個廳。
然後二零一二年的十二月一日，我們在這裏見麵。
我剛剛說叫你們記得張人駿這個名字，有一點點原因，因為張人駿是張愛玲的“二大爺”，張愛玲其實在她的回憶裏頭有寫到，她對張人駿的記憶非常非常的清晰。當然，張人駿在募款來建這所大學的時候，並不知道後來張愛玲會來。
好，徐校長，我用這個方式來謝謝香港大學，紀念港大一百年，夠了嗎？
香港：“邊陲”的力量
接下來，回過來說今天的主題《我的香港，我的台灣》。
為什麽會說“我的香港”。我在香港總共居住了九年的時間，第一個要感謝的是香港城市大學邀請我來，開始我準備來一年，後來要回去的時候，港大的陳婉瑩教授邀請我到港大，我沒打算來，可是有一天她請我到了她海邊的宿舍，我一進宿舍就看到了窗外那片中國的南海，那時剛好夕陽滿天，當下我就說了“yes”。可是沒想到會在香港一留九年。感謝港大，在後來的八年裏給了我一個安靜的寫作室，我在這裏完成了《大江大海》。
在香港這個島上生活過的人，很少人覺得自己是天生的主人，因為所有人都是移民，隻不過在不同時段移民而來。因為是這樣一波又一波的移民的聚集地，它很容易就使得一個隻在這兒生活過一年或生活過九年的人都會覺得：“嘿，這是我的香港。”所以它有一種開放的、開闊的、包容的力量在，使得很多的外人一不小心就留下來了。
香港最老的幾個村子之一，薄扶林，我在村子裏隨便走的時候跟一個老人家說話時拍下來的(圖1)。
香港九年的歲月對我很重要，它推翻了我以前對於中國，對於華人世界、對於曆史的認知。我這一代在台灣成長的人一直對於整個中國與中國文化的認識是從比較大的傳統、大的敘述、統一的說法來走的，毫不思索地用北京或北平、或南京的首都視角來看整個疆土，來解釋它所有的進步或者退步。這種大敘述、大傳統作為核心思維，這種永遠從北邊來解釋整個區域的思維結構，到我到了香港之後被推翻、被打破、被挑戰。這是一個巨大的教育過程。
在這裏，我認識到香港得利於兩件事情：一，它得利於它的“缺點”，它是所謂“邊陲”，是主體外麵多出來的一小塊地方。因為是邊陲，所以主體規範的大力量不及於它，鞭長莫及；二，它又得利於在整個十五、六世紀以來西方強大的帝國主義往外推過程中，西方不小心就把現代化帶了進來。
因為是邊陲體係，香港成為一個“逃生門”，emergencyexit。怎麽說呢？你看太平天國，殺人無數，血流千裏，十幾年的時間內，生靈塗炭。能夠逃的人逃到哪裏去？大海吧，或者是香港這個小小的口袋。逃生門就被打開了，一大堆人湧進了香港，平靜的時候又回去；戊戌政變時，被追捕的人，到哪裏去──經過逃生門進來；辛亥革命時，人到哪裏去──逃生門又打開了；一九四九年內戰時，短短的時間內一百七十萬人湧了進來；文革的時候，在河裏、海邊都撈得到屍體的那個年代，到哪裏去──逃生門在這裏。
主體地區的災難，使一波又一波的人通過香港這個“逃生門”得到喘息。大量的人湧入當然帶來很多問題，但一定也留下許多東西：資金、文化經驗、人才，這些東西就灌溉了這片邊陲土地。將近兩百年了，香港就接受這樣的灌溉，不斷地成長。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曆史脈絡裏麵，我相信你如果去問：一百年前的某些知識分子到哪裏去了。在我做的研究裏，我尤其關注過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很多的清代翰林們到哪裏去了，我發現很多人不認同中華民國的概念，寧願做所謂“晚清遺老”，選擇了“不食周粟”，他經過逃生門到了香港。這些很多清朝的翰林和太史們到這裏來，做了什麽事情？香港大學中文係在一九二七年成立，是受他們所灌溉的。他們還成立了很多的書院、學院，教了很多學生，留下了很多書籍善本。這些善本在哪裏，中文大學有、中央圖書館有、香港大學也有，所以一波又一波，不能認同前朝的人，不管是什麽前朝，他們會經過逃生門，然後把很多很多智慧的結晶，就留在這個口袋裏頭了。這一百多年來香港的發展以一個逃生門的珍貴的經驗的形式。
這樣一路走來，就走到這兩天，我以公務員的身份來看香港，有一個蠻大的感觸。
我這次作為公務員來考察，事實上所走過的行程，幾乎都是以前去過的地方，但是作為一個作家穿街走巷所得到的印象，和這一次帶著同仁帶著特定的問題來考察是不一樣的。比如我們去看夥炭藝術家工作室，去了解livehouse生存的問題......幾乎每一個行程，還有跟我一起走的台灣來的藝術家都有感覺：香港的草根藝術的表達能量，在這二十年來有大幅的成長。可是台灣藝術家會有時間表的比較，在台灣九十年代時是這個狀況，或在台灣我們做到哪裏了。一直到最後一站，我自己與台灣來的朋友們都說：嗯，在民間社會、草根力量的成長上，台灣確實走得比較遠。
然後我們去看了亞洲文獻藝術庫（AAA），也同HKArtFair香港藝術博覽會的總經理交談。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運作：AAA是NGO的非營利運作，香港博覽會是最講生意的、斤斤計較的、國際型的賺錢操作，但這兩者國際化的程度、專業運轉的高度和精準程度，我們都歎為觀止：啊，這方麵台灣距離得很遠，我們還需要很多很多的投入才能趕得上。
所以兩岸四地的發展進程都不太一樣，也跟它的曆史脈絡有關係。
台灣：寧靜的力量
相較於香港，台灣的力量在哪裏表現出來？
台灣不是一個逃生門，反而是一個讓你想留下來，找一個有土會長出絲瓜，絲瓜會開出黃花的地方。它的強項與弱項跟香港非常不一樣。前幾天香港官員告訴我說台灣已經變成香港人想要去度幾天假的第一選擇。你問我台灣最可愛的地方哪裏？我覺得台灣的可愛就在於它的不假裝偉大，它的不用力變成什麽樣子，它的自自在在的過日子。它基本上慢的調性是一種文化的從容。
但是你一打開台灣電視看新聞的話，我剛剛說的全部被推翻了。
我記得這是前幾天李安為了他的新片到台灣去的時候說的話。他竟然還敢公開說這種話，不怕被人家罵！他說他很喜歡台灣，覺得台灣很有希望。可是你一打開電視新聞，就覺得台灣快完蛋了。所以這不是部長說的，是李安說的好不好？（笑聲）
問題在哪裏呢，我想選舉政治逃不過一種命運，就是選舉本身變成了一種行為藝術，表演的性質變得非常大，而且被誇大，很吵、很鬧，聽說香港很受台灣的影響，還出現一個新詞叫“拉布”，廣東話怎麽說？（笑聲）就是吵得很久，鬧得很久的意思。你打開電視，看到那個四方盒子裏所傳達給你的訊息，一天到晚都是彼此的攻擊，一天到晚都是衝突、矛盾、對立、批判與高度的不信任。一個社會，當人們彼此不信任的程度高到某一個門坎的時候，是無法往前走的。我挫折時會想：如果有一天，你開車開到十字路口，當紅綠燈變紅變綠你都會懷疑它是真是假的時候，就會出事了。但我想說，不要相信那個電視的框框裏就是真實的台灣，就是台灣的一切。我尤其想對現在正在網上，聽我演講的大陸的年輕人說。
怎麽講呢？電視所呈現的，它的本質是趨向於采取泡沫的部分。你如果有一杯德國的啤酒杯，onelitre，很大的杯子，衝的時候泡沫的比例非常大，是不是？電視所集中采擷的就是泡沫的那一截，你可別相信泡沫下麵沒有香醇的啤酒，它有的，隻是你不見得看得到。
我給你非常具體的例子，來跟你說台灣的民主有它深沉的一麵。
你比如說最近幾天與香港、大陸都有關係的金馬獎的消息，吵吧？吵給全華人世界都看到了，是不是？但是它的進步麵、深沉麵在哪裏？
那天晚上在看頒獎典禮的時候，我右邊坐著侯孝賢，左邊坐著朱延平，朱延平導演在旁邊說：啊，已經過了一半了，還沒有一個台灣人得獎。然後緊接著他說，已經過了三分之二了，還沒有台灣人得獎，整場的氣氛很奇怪啊。果然第二天就吵開了！但是我想要說，吵鬧時你看到的是啤酒杯上泡沫很多的那部分，下麵的部分是那些電影專業者，他們風吹不動，穩穩的走四十九年，給你一個絕對的、專業的、公正的、“大義滅親”的藝術標準，這是不容易做到的。今年台灣電影得獎特別少，那又怎麽樣？輸了明年再來啊，競技不就是有贏有輸嗎？
金馬獎，是一個台灣已經默默辦了四十九年的獎項。四十九年不是一個短日子，明年就五十年了。電影界是多麽的心高氣傲，而且百花齊放，大家都在競技的一個圈子，但是金馬獎可以辦到一個程度，做到把藝術的標準變成唯一的標準，不談私人關係、不允許商業炒作，做到評審機製的真正獨立、專業，成為一個貨真價實的華人世界的電影獎項，這本身就是一種靜水流深的成果。在泡沫的下麵其實有比較深沉的東西！
第二個例子，我們過去這一兩個月來，整個文化部可以說是人仰馬翻，我跟我的次長、所有的司長們全程都在麵對立法院對於我們明年度的預算審查。上禮拜的某一天，如果當天看電視新聞的話，你看到的會是，啊，立法院又吵架了，矛盾了，衝突了，非常激烈的語言，非常尖銳的對立。但是我在現場啊，我看到的是什麽呢？從早上九點到晚上五點半，我們的出版政策，以及這個全新的出版政策所編列的，比如說四億台幣──明年要做的事情全部被通過了。通過，並不是立法委員閉著眼睛說：通過。他們是就每一個細項認真問政策背後的理念和執行方法；你編獨立書店比如說兩千萬，這兩千萬是要做什麽的。我們必須跟他們解釋，獨立書店對於台灣的出版業、對於台灣的閱讀風氣的推廣是多麽重要的事情。我必須告訴他，其中比如五百萬是叫做“圓夢的第一桶金”，台灣現在一共三百六十八個鄉，三百六十八個鄉裏，有三分之二是連一家書店都沒有的。所以我們有一個政策是要鼓勵年輕人，你願不願意回你的家鄉，到鄉下地方去開一家小書店？如果你有這個意願的話，你來跟我們競爭，我給你第一桶金，讓你回家去開一間書店。
如果你是在一個街坊鄰裏的角落裏，已經有個小小的書店，經營的也還不錯，但是你隻是單純的在賣書，那麽請你來跟我們申請，我們給你一筆錢，讓你可以在賣書之外，還可以辦詩人的朗誦、作家的演講、導演對於電影的現身說法，讓已經存在的書店，變成小小的文化中心，讓鄉下長大的孩子，也有一個濡染文化的機會。所以當天在立法院的室內通過非常重要的政策，對未來非常有意義，但是當你打開電視看的時候，隻看到吵架，其他什麽都不知道。
我們也都知道，民主，是諸多不得已的、壞的選擇當中，一個大概不是最壞的選擇。在諸多的選擇中，華文世界，包括台灣自己，可以試圖在台灣一點一滴的實踐過程裏頭，培養出一個更敏銳的判別力，判斷什麽是泡沫，泡沫下麵有沒有靜水流深的東西？
我希望以後香港人再到台灣去的時候，不僅隻是手裏拿著地圖找士林夜市、饒河街夜市、寧夏夜市、永康街哪裏有好吃的......香港朋友到台灣，說不定以後呢，手上有個地圖，知道台北哪條街有獨立書店，然後再到台中的獨立書店。在台淡水河邊有一個書店，賣的隻有一個東西，全部都是詩集，好像荷花池裏都是荷花，沒有一根雜草，而且那兒常常有詩人來朗誦詩。說不定香港朋友以後可以拿著獨立書店的地圖，從南到北，從西向東走台灣，這是一種不同的文化碰撞。
我在思索的問題
我這九個月在思索什麽？文化部不是個人的，不是個人可以完成的，文化部是一個集體創作，五百位同仁在文化部本部，還有很多博物館、交響樂團總共是兩千人，兩千人的集體創作。很多事情我們在思考，比方說，這張照片是我拍的，就在屏東的街頭(圖2)。
你說一家三口嗎？前麵還有一口，在帽子底下，他睡著了，看得見嗎？
我跟主管們常常討論的是，文化部就是資源的再分配者，納稅人的錢放在我們政府的手上，然後政府要去考慮資源要如何再分配。是不是所有的資源都隻到大都市裏頭、到鋪著紅地毯、掛水晶燈的地方呢？那麽像屏東這樣的、鄉下的一家四口，媽媽帶著三個小孩，請問他們所得到的文化資源到底有多少？
對於他們，我們有第一線的重大文化責任，那些資源怎麽樣會做得對，才會真正的使那個躲在帽子後頭已經睡著的那個孩子，他長大的過程裏頭，他得到的不公平會變少，這是我們常常在探討的問題。我們也需要經常討論，譬如說，我們要服務的文化菁英以及我們的草根大眾之間的關係是什麽。今天台灣視覺藝術聯盟的理事長也在這裏，他就是代表了藝術菁英，但也不能這麽一刀兩斷，他們也跟草根有很深的關係。
作為一個行政官員，我自然也有很多的困擾，比如說，在民主製度裏，一個文化高決策者跟代表民意的立法委員的關係到底是什麽？當我有“壓力”時，到底什麽是應該要妥協的，什麽是要堅持的？這幾乎是在每天公文的批示上，每天要做的回應都是一個思路的決定。我也常常必須要思索，有時候要用一個比例的妥協換取更重大的政策的支援。可是，什麽是應該妥協的，什麽是絕不退讓的，中間互動的關係和比例，每一個決定都在挑戰你個人的智慧和品格。
我也常在思索，每四年一次選舉，每一次選舉都可能換個執政者、換個總統、換個院長、換個文化部長的這種體製裏頭，如何讓文化承先啟後、細水長流？台灣在華文世界最珍貴的地方，就在於實踐，而我想說的是，實踐，真不容易！
台灣跟大陸比起來，非常小，台灣和香港比起來，非常泥土。可是因為各種的曆史因素結合起來，台灣對華人世界有獨特的貢獻，它特別可以貢獻的就是它在建立民主製度和公民社會這條路上的實踐。帶著願景，當你要實際去做的時候，你會跌倒，膝蓋會流血，你會犯錯、你會羞愧，可要不斷地測試和尋找，跌倒了，我怎麽再站起來？我怎麽去修補我破碎的膝蓋？在最挫敗的時候，要我如何以有尊嚴的方式再往前走？
我覺得華文世界對台灣，可以觀察的，並不是它有多好，而是要看它開拓了什麽，看它在什麽地方摔跤，如何挫敗，然後你要看它，在摔倒後如何又站起來，這是台灣對整個華文世界可以有的小小的一點貢獻。
最後，你們可以把我當作是一個民主實踐的標本，就說台灣實現民主政治，有很多缺陷、無奈。中華民國是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一直到二零一二年才成立了文化部，我不是在說香港還要再等多久，不是這個意思（笑聲）。我想要說的是，因為行政院組織法的緣故，中華民國政府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正式遷到台灣，從一九四九年到二零一二年，文化部是第一個增加的部，這歸功於成立文化部幕後所有的人的努力，他們是值得我們感謝、尊敬的。
寧靜的台灣
不久前，我到南投有一趟小小的考察。這個地方叫南投仁愛鄉，其實就是霧社－賽德克巴萊的原鄉(圖3)。
我去南投的仁愛鄉的親愛小學，為什麽去？文化部所屬有一個國立交響樂團，交響樂團裏的音樂家可能畢業自維也納、茱莉亞音樂學院，我鼓勵我們的交響樂團的音樂家們下鄉；但是在我鼓勵他們之前，他們就已經在做了。原住民鄉有很多問題，因為在家鄉沒有工作，年輕人都向外走，隻剩下老媽媽、老爺爺去照顧小孩。我去看這些孩子，因為我們的音樂家定期的去小學，在那裏組織了一個管弦樂團，教他們愛上音樂。小學裏有一個年輕的老師，不到三十歲，教美勞課。他讓孩子們從四年級開始，從一塊木頭開始，學習做一把小提琴，從頭做起，從模、到切、到砍、到刻，兩年的時間，等到這個孩子六年級畢業時，他帶著一把自己做的小提琴走出小學，走向自己的人生。
我相信這把小提琴會跟他走一輩子。
所以我特別去看這所小學，是去鼓勵我們的交響樂團做更多的底層服務，去鼓勵小學的老師說你可以用這種文化陶養的方式來帶我們的孩子。請大家忍受一下這個圖片裏會有我，因為我是公務員，不得已鏡頭會跟著我，你們可以把我當標本好不好？（笑聲）但是我主要是給大家看，有這樣的小學，有這樣的事情。
這一張照片是我們帶書去送孩子(圖4)，學校的狗到前麵觀禮。它好像叫小白吧？
（放映親愛小學學生習作小提琴與音樂會演出的MV）
最後我想說，台灣與香港有一個相似的地方：就是相對於那個大傳統、大敘述，相對於所謂的“偉大”，台灣和香港都是“邊陲”；但是邊陲有邊陲的優勢，邊陲有邊陲的自由，邊陲有邊陲可以做出的獨特的貢獻。我們這幾年常常用一個詞“softpower”，我相信softpower這兩個字真正的重點不是在power，真正的重點在soft。所以我相信香港和台灣可以在將來做更多的接觸，更多的彼此的對望，更多的深入的、深刻的了解。因為softpower告訴我們的是：正是因為邊陲，反而有一種溫柔如水的力量，更長更遠。
這是我們對大傳統、大敘述，可以提供的另類的幫助跟刺激。
我可以好好的謝謝你們嗎？
(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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