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沒派頭不搞特殊化的江青
毛澤東的衛士不少，任期10年以上的不多，李家驥便是其中一個。給毛澤東當衛士是幸運的事，在毛澤東身邊13年更是人生的幸運。當然，談主席是繞不開江青的。本文介紹了李家驥親身經曆的兩件事，從側麵向人們展示當時主席與江青的關係以及江青當時的思想狀況和政治表現。
不知道江青
要批判《武訓傳》
楊慶旺（以下稱楊）：到目前為止，所見到的“江青傳”充其量隻點到江青參加了武訓調查和湖北的土改，但具體情況尚屬空白點。
李家驥（以下稱李）：我先說說武訓調查。
1951年2月25日，《武訓傳》電影在北京公映，此前先在上海和南京公映。公映後，在社會上影響很大。但是並沒有引起主席注意，而且主席是後來看了這個片子的。
楊：1951年2月孫瑜自帶拷貝進京匯報演出，請領導審片，21日經周總理同意，晚7時，由電影局袁牧之帶隊到中南海給中央首長放映。據孫瑜說朱老總、周總理、胡喬木等領導都看了此片（由兩集剪為一集），但毛主席和江青沒有來看，是幾天後又調了《武訓傳》去看的。
李：2月末3月初的一天晚上，主席吃飯時，江青對主席說：“有個電影叫《武訓傳》主席看過嗎？”
“這個片子怎麽樣？”
江青說：“主席可以看看。”
“我也聽到一些反映和評論。”主席說。
兩三天後是一個星期六，主席在含和堂看了這個電影。又過了兩三天，田家英送給主席幾本雜誌，我接過來，裏邊有評論《武訓傳》的文章。這時江青從中宣部文藝處上班回來，也找這幾本雜誌。我說田秘書剛送來，主席還沒看呢。她說我先看看。我把雜誌送給她。她對我說：“讓田秘書也給我找幾本這些雜誌。 ”
田秘書對我說：“你把最近報紙涉及《武訓傳》電影的文章剪下來給主席。”
到4月末5月初，關於評《武訓傳》的文章給主席剪了一大本，放在主席辦公桌上。
一天，江青找我：“家驥，最近你給主席剪的報紙很有用，為了方便你能不能剪兩套，我和主席各一套。”
我告訴了田家英，田家英說，那就選主要的文章也給她一份。
一次主席問我：“這些材料你看過嗎？”
“沒有。”
“你應當看，明白文章的內容，不同文章的觀點，並學會分析比較，看誰說得對。不僅看國內大事，還應注意各報刊的報道的動向。”
“是，我要努力按主席的指示做。”
楊：當時您想到主席要批判《武訓傳》了嗎？
李：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主席批判《武訓傳》，也不知道江青要批判《武訓傳》，更不知道主席和江青是否研究過。
越往後來批評的文章越多。5月10日出版的《文藝報》四卷二期發表楊耳的重要文章《試論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六天後《人民日報》轉載經過修改的楊文，並將題目改用問句標示，更具有戰鬥性：《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5月20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以顯要位置發表了《應當重視<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以後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批評的多肯定的少，而且有些文章很有火藥味。
化名李進，奔赴山東調查武訓
楊：5月20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是討論這部電影的前後兩個階段的分水嶺。稍有政治頭腦的人都知道這篇社論絕不同於一般文章，它是中國共產黨的聲音，是對《武訓傳》這部電影和武訓這個人乃至對這場討論的定性、評價和指示。後來人們才知道這是主席親自修改的社論，而且很多內容是主席加的。
有一點可以肯定：主席研究《武訓傳》和這場討論的情況，肯定借助了你給他提供的剪報，那社論中羅列的各報發表的文章題目，估計也來自你提供的剪報。
李：6月19日或20日，汪東興找我：根據主席意見讓你跟江青公出，是到農村，你的任務是安全保衛。申虎臣當時是警衛處的科長，後來我知道了同去的還有主席警衛班的李德華，朱老總警衛班的楊守誠。
楊：這次到山東調查武訓，是在全國已掀起了討論《武訓傳》的高潮中，主席責成《人民日報》和文化部組織武訓曆史調查團，做實地的調查，以便更有力、更深入地討論。對這一背景和宗旨您當時了解嗎？
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本人考慮更多的還不是武訓問題而是江青安全問題。
楊：李老，當時（也包括後來）人們稱你們為“武訓曆史調查團”，這個團的成員除你們保衛人員，還有十幾位專職“調查”的。
李：北京的袁水拍、鍾惦裴，我記得很清楚，似乎還有一人，但記不清名字了。6月24日或25日，我們乘火車直奔濟南。江青、袁水拍、鍾惦裴都坐的軟臥。他們3人是核心人物，尤其是袁水拍更是頭麵人物，在公開場合江青叫李進，是工作人員。這是她第一次用這個化名，以後成了她的筆名。我從表麵感到江青精神和情緒很高，有點急性子，馬上進入了角色。
楊：到山東後，在後勤生活方麵還順利嗎？
李：第二天到濟南，由山東省委交際處負責接待，我們住在一個不太大的紅樓裏，江青住二樓。當天晚上省委宣傳部來了四五個人，江青召開會議，袁、鍾和山東的同誌參加。晚上，江青要洗澡，讓服務員放水。江青洗完澡又接待客人去了。江青有一個習慣，洗完澡後都要洗內衣。這天晚上洗完澡把內衣泡在水裏，沒來得及洗就去接待客人去了。沒想到回來後，她發現衣服有人給洗了。她對我交待：“我的衣服自己洗，不能麻煩服務員，這樣影響也不好。”
剛交待完，她又發現襪子沒有了。這雙襪子雖然不是新的，在當時來說很高檔。我馬上找到給洗衣服的服務員，她說光洗了衣服，沒看見襪子。我對江青說，估計被水衝走了。對此江青心裏不滿意，但又不好發作，對我說：“以後工作要考慮細一些。”
“武訓辦學，辦來辦去，還不是為富人，為剝削階級服務”
楊：到濟南隻是過渡，第二站應是聊城。
李：一到聊城，江青和袁水拍就召集會議研究工作。聊城地委的同誌也開始參加會議，堂邑和臨清的同誌是否參加我記不清了。
到了基層，召開會議都以袁水拍為主。袁水拍高個子，身穿風衣，戴眼鏡，很有派頭，很有氣質，給人感覺是個大幹部。江青身著列寧服，衣著很得體，不多言，不搶先，一看就是一個工作人員。
在聊城下去調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幾裏路，不讓坐車。在郊區一個大村子，袁水拍、鍾惦裴等和幾個老鄉嘮嗑。因我在場，聽到了一些談話內容：
鍾說：“老鄉，我們想向你打聽一個事。”
“什麽事？”老者好像耳背說話聲很大。
“辦義學的武訓你知道嗎？”
“啊，知道，是個要飯的。”
“你多大年紀了？”江青又問另一位老人。
“八十多了。”
“你老人家高壽，有福啊！”
“托共產黨的福。”
“給我們講講武訓辦義學的事好嗎？”
“那時我還小，但有印象。他各地都去，求爺爺，求奶奶地到處要錢、要飯，都是為了辦學。窮人太窮誰給他捐錢，富人有錢，有的給他一點，有的也不給。他也不容易，吃了一輩子苦。辦了學校，窮人的孩子還是念不起書，念起書的還是富人家的孩子。”
“這裏的老百姓怎麽看武訓？”
“武訓不是為了自己，他自己也沒得到什麽。聽說皇上給他黃馬褂，他不要。雖然累了苦了一輩子，想為窮人辦點好事，窮人也沒沾著多少光。”
在談話中，有人還照了相。
這一天調查團還去了一個地方，在一老頭老太太家談了挺長時間。他們夫婦都80歲了，老太太頭腦不清楚了，老頭腦子很好使，他介紹了很多很客觀的情況：“武訓不容易，雖然他辦了幾所學校，有幾個窮人能念得起書，還是富人在那裏念書。說來說去還是為了富人服務，為統治階級服務，要不皇帝怎麽給他黃馬褂。”
在回城的路上，調查團的同誌與回家的農民們談起這件事，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說武訓為窮人辦了好事，有的說武訓想辦好事實際上窮人並沒有得到好處。
楊：堂邑距聊城44華裏遠；從堂邑到柳林鎮還有同樣距離。換句話說，至少武訓在方圓百裏的範圍內是很有名氣的。
李：到了堂邑，調查團調查得更細，走的地方更多，大體上也是兩種觀點。在堂邑，江青和一個老太太嘮嗑，老太太哭了，江青也跟著哭了。老太太說：她們家有個孩子上了武訓辦的義學，上學期間被有錢的人打傷了，因傷重，又沒錢治，就死了。對這個老太太家江青很同情，也很有感觸，她兩次對我說到這件事。她感慨地說：“辦來辦去，還不是為富人，為剝削階級服務。”
楊：有的材料上說：“武訓曆史調查團到堂邑後，在堂邑、館陶、臨清找幹部和老鄉談話，開始大家都異口同聲講武訓的好話，後來經縣裏工作人員打招呼，才改口說點武訓不好，有的人甚至幹脆拒絕回答調查組提的問題。所以，《武訓曆史調查記》中，很多不實之詞是經過作者蓄意編造的。”
有的文章這樣寫道：根據1951年中共聊城地委宣傳部長（武訓曆史調查團的工作人員）司洛路同誌回憶，當時的人們，包括堂邑縣長趙安邦，知道“李進”就是江青後，就都不再對調查團說武訓正麵的話了。是這種情況嗎？
李：調查團是否帶框框或造假或使用其他不妥手段，我沒有發現。
“主席對江青這次
調查是滿意的”
楊：談談往回返的情況吧。
李：在堂邑等鄉村調查了半個多月，返回聊城地委招待所。在這裏又住兩天，考慮形成調查材料。調查報告以袁水拍為主筆，鍾惦裴為副，江青參與，其他成員提意見。僅兩天時間不可能寫出定稿，隻能“堆”起來，還要多次討論修改。在濟南，江青辦了一件私事——會見了她的曾當過警察的哥哥，但時間很短。
楊:回到北京又做了些什麽事兒？
李：江青始終情緒很高，回北京帶有凱旋而歸的樣子。但由於過於勞累，回到北京的第三天江青就病倒了，膽囊炎犯了。材料的最後修改、定稿都是袁水拍、鍾惦裴搞的。
調查團寫了一個很長的《武訓曆史調查記》，據說這個材料主席親自修改，並在7月23日到28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以後又出了小冊子。武訓曆史的調查和這個調查材料的發表，使討論（說批判更準確一些）掀起了新的高潮。
楊:在“調查記”中，完全否定了武訓：“武訓是一個流氓起家，遵從反動統治者的意誌，以興學為晉身之階，背叛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並說電影《武訓傳》是一株反動的大毒草。對這種結論您當時知道嗎？當時江青怎麽想的？
李：江青當時怎麽看待武訓，沒有正式向我說過。但在調查中，我聽過她與當地幹部群眾交談時說過的隻言片語。
楊：據後來很多專家和作家在寫到江青所以積極參與這個批判還有更複雜的曆史背景、個人恩怨？
李：江青為什麽要積極主張批判《武訓傳》這部電影，或者如有人指出的這與他和陶行知及其弟子的個人恩怨，以及與趙丹等也有關係，說實在話，我們作為主席身邊的一個工作人員，對這類問題是不可能知道的。
楊：您對當時的江青怎麽評價？
李：我對江青有三點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員出現，沒搞特殊，吃派飯，與基層幹部群眾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細致的。二是江青身體不好，當時她因病好出汗，尿頻尿急，有時找不到廁所，困難是可以想象的。我們當時擔心她挺不下來，結果還是堅持到最後。三是與袁水拍等其他工作人員配合很好。對我們服務人員態度也比較好，在濟南丟了襪子，也沒發脾氣。江青好出風頭，急性子，好找別人毛病，這次調查中卻沒發現這個毛病。
一天，主席對我說：“江青爭強好勝，身體不好，這次調查很順利，她也挺下來了，多虧了你們幫助和照顧。”看來主席對江青在這次調查中的表現也是滿意的。
參與湖北土改，“不怯場，會表演”
主席叮囑我們多關心江青
楊：到湖北參加土改，對江青來說也是一件大事，而且又是您跟去的。
李：關於1951年江青到湖北參加土改，在當時有兩種議論，一是她自己主動要求鍛煉，又得到主席支持，屬正常工作；二是江青“躲風”，因為年底中央機關要整風，她怕挨整而躲走。
據我所知，當時組織幹部參加土改是中直機關的一項重要工作。機關專門組成了到新解放區搞土改的工作團，而且還專門開了動員大會，需要參加的人少。9月初，這項工作就開始了，參加人員是從各部委抽調，方法是自己報名，組織批準。目的是在新解放區貫徹黨的土改政策，進一步完成偉大的土地革命；同時也是鍛煉幹部。
一天，主席和江青散步，江青問主席：“聽說機關要抽調人參加土改？”
“你想去嗎？”
“我也想下去鍛煉鍛煉。”
“你身體能行嗎？到農村是很艱苦的，要與農民三同，而且鬥爭也很複雜。你要慎重考慮。”
過了幾天，江青對我說：“主席已同意我下去搞土改，你願不願意隨我去？”
“我聽組織安排。”
“我已決定去參加土改，如果你願意隨我去，就有個思想準備。”
9月16日或17日，在政協禮堂開動員大會，凡參加土改的人都去聽會，我們三人和江青都參加了會。回來後,主席問我：“到哪裏去了？”
“和江青同誌到政協禮堂聽土改動員報告去了。”我回答道。
主席放下手中的文件，和藹地對我講解起來：“這次下去搞土改要注意三點，一是要認真領會和執行黨的政策，這次在新區搞土改與過去在老區搞土改有區別，政策也有變化。二是相信群眾，發動群眾，依靠群眾，不能包辦代替。要對農民講清土改的意義，尤其要講明土改與群眾利益的關係，讓群眾起來為自己的利益搞土改。三是要認清新區的複雜性。新區剛解放，有些反動派、特務暗藏起來，和我們搞暗的，階級鬥爭很複雜。”
臨走之前，主席對我說：“你們人少任務重，要準備吃苦。江青身體不好，對農村情況不熟悉，你們多幫助她。”
9月25日順利到達武漢。中南局的同誌安排我們住中南局交際處。鄧子恢等馬上來看江青。江青不好意思地對鄧子恢說：“鄧老，我應該去看你，還勞你大駕到我這裏來。”
江青確實想拜訪一些老同誌，還沒等她去，人家都來了，一方麵是感情深，另一方麵人家是對主席的尊重，主動看主席夫人。特別是在延安時期與江青就認識的老同誌更是積極主動看江青。
江青吃不消，一是她不好意思，江青那時還注意謙虛；二則她應酬不了，因為來的人太多，無法工作和休息。沒辦法，隻好向時任湖北省委主要領導的李先念求援，李先念第二天讓我們搬到他住的大樓，因為警衛比較嚴格，江青這才消停下來。
這時江青頭腦是冷靜的，明智的，她這樣處理也是聰明的，沒有忘記主席告誡的：不要因為是主席夫人就擺架子、搞特殊。
麵對複雜情況，頭腦比較冷靜
楊：一個人的變化也是有過程的。
李：你說得有一定道理。
29日，土改領導部門通知我們的工作地點是武昌縣新屋鄉。江青想早點介入工作，李先念則勸她別著急。先念真發揮了保護作用，國慶節這兩天江青很少受幹擾。在江青積極要求下，10月3日，才接觸實際工作：叫新屋鄉介紹情況。省裏參加這個工作組的幹部有4人，他們是：左光真、任玉磊、夏炎、韓 ××（名字記不清了）。
楊：這是這次土改的一個特點：當地的事以當地人為主，中央隻派人參加工作，不決定大事，不包辦代替。
李：11日，我們和江青正式進入姚家灣。進灣後第一天晚上我聽到了槍聲。我們三個人有些緊張，怕江青不安全。第二天就謠言四起：“現在搞土改，國民黨回來還得把土地還給主人”，整個村子人心惶惶。還叫囂：“誰敢向工作組反映情況就打爛他的狗頭。”
楊：江青是怎麽處理的？
李：江青頭腦還是挺冷靜的。首先江青決定深入下去，廣泛接觸群眾，不管好人壞人，讚成土改還是反對土改的，都要見，都要聽。江青用了3天時間，采取開座談會、請上來、走下去的方式，接觸了附近幾個灣的多數群眾，基本搞清了敵、我、友。還通過調查發現了原鄉長和反革命惡霸地主黃麻子黃金龍有勾結。這個黃麻子，有錢有勢，人高馬大，無惡不作，人們都不敢惹他。
由於江青和工作組的同誌深入群眾，耐心聽群眾意見，大家逐漸地熟悉了，也願意向她反映情況了。群眾開始相信工作組，相信黨的政策，也認識到了土改是為了廣大沒有土地和土地少的農民謀利益的。他們開始願意接觸工作組，擁護工作組，表示積極參加土改。
在這個基礎上，工作組召開不同類型的會議：一類是中農會、貧農會、雇農會；二類是富農、地主會。向各類人員講清形勢，交待政策。對第一類人重點是讓他們認識到土改是推翻封建土地製度，實行耕者有其田，動員他們積極參加土改，自己站起來，翻身得解放，當家做主人；對第二類人，也是讓他們認清形勢，順應曆史潮流，接受黨的土改政策，老老實實，接受改造，配合工作組工作，脫胎換骨，自食其力，重新做人。江青還敲山震虎地說，對那些反對共產黨，與政府對立，不與工作組配合，四處散布謠言的人，例如像黃金龍這種人，我們絕不會客氣。
在發動群眾的同時，江青和工作組的同誌還特別重視做好幹部工作，相信和依靠當地幹部和黨的組織。為此，工作組多次召開鄉幹部會、土改隊員也參加。江青在會上說：“用什麽態度參加土改，是對黨員幹部的重要考驗。有三種態度，一是堅定地站在黨的立場上，積極地投身到土改中，一心一意把土改工作搞好，這是最好的，這些黨員幹部占多數，我們搞土改重點靠這些同誌在第一線組織領導；二是雖然不反對土改，但對黨的政策學習不夠，理解不深，積極性不高，似乎可搞可不搞，他們是半心半意搞土改，這種人也不少，要提醒他們，不要落伍，趕快跟上來，充分發揮黨員幹部在這場偉大鬥爭中的作用；三是出身不好，家裏有剝削行為，甚至是富農或地主，或者有這樣的親屬，在我們黨內肯定有這種人，我們鄉裏的有沒有我不知道，這種人思想有矛盾，有鬥爭，甚至很激烈，有的人可能在大是大非麵前迷失方向，這種情況不多，但必須提個醒，請他們千萬注意別倒向敵人一邊。”
江青的講話對這個鄉的黨員幹部震動很大。通過這幾步，黨的方針政策交給廣大黨員幹部和群眾，同時把他們發動起來了，這為下一步開展工作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工作中就像演戲一樣，把批鬥會推向高潮”
楊：江青確實掌握了我們黨的工作路線和方針政策，她的工作思路和做法也是正確的。
李：江青是個工作狂，她有些性急，有點急功近利。總之，想幹出點成績，想冒個尖。她常常工作到深夜，和黨員幹部和我們一起分析形勢，整理情況，研究下步工作。
一天，她和我們幾個人一起研究當前我們的主要困難是做什麽？什麽人是我們的絆腳石？李德華說：“現在有壞人擋道，阻礙我們工作開展。”
“哪幾個擋道？”江青問。
“一個是惡霸地主黃麻子，一個是原鄉長。他們倆影響著全局。我們必須把這兩個人搬掉。”我接著談了自己的看法。
為了搬掉我們前進中的那兩個絆腳石，江青動了很多腦筋。她帶我們到縣公安局了解全縣階級鬥爭情況，進一步了解了黃金龍和原鄉長的情況。江青向公安局的領導陳光義提出互相配合打掉這兩個壞人的想法，陳光義同誌當即表示一定互相配合，全力支持工作組的工作。
楊：和公安部門建立聯係，依靠專政工具是正確的。
李：是的。江青建議當地黨組織召開批鬥黃金龍的大會。工作組和鄉裏的領導，以及貧下中農積極分子多次研究，周密組織。江青做了大量工作，做了充分的準備，成為這次大會的實際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為此，她分別與鄉幹部一起研究如何組織，分析可能出現的問題；和那些被黃金龍打死、受到他迫害和欺辱的農民或他們的親屬談話，啟發、動員他們站出來揭發批判黃金龍的罪行。同時江青和鄉幹部又專門把黃金龍叫來，向他交待政策，老老實實接受批判。為了保證不出意外，江青還請陳光義同誌派人參加當後盾。
由於事先準備充分，會議組織周密，取得很大成功。會議由土改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主持，五六個受害人用血的事實揭露了黃金龍的罪行。台上血淚控訴，台下口號震天。在這群情激憤中，江青講話隻有十幾分鍾，用簡短的語言說明這次土改的偉大意義，痛斥黃金龍的罪行，最後號召廣大貧苦農民起來與封建地主勢力鬥爭，真正地翻身做主人。
江青當演員出身，不怯場，會表演，她的講話把這次批鬥會推向高潮。
新屋鄉的土改工作得到先念同誌的肯定，他說：江青同誌，你是主席身邊的人，常得到主席幫助指導，與我們基層不一樣。大家反映江青同誌水平高，為各地做出了榜樣。
楊：江青愛聽表揚，土改第一階段的成功，並得到縣裏表揚、省裏肯定，她一定更有積極性吧？
李：江青愛聽表揚，我們也愛聽表揚。李德華說：“江青不簡單，有獨立工作能力，有駕馭全局的能力。”我也很有感觸，我說：“江青聰明，幹啥像啥，工作中就像演戲一樣，一言一行，都很得體。”
回到新屋鄉，江青與大家一起研究借批鬥黃金龍大會的東風，工作組同誌和鄉幹部、積極分子分頭下到各灣發動群眾。
在各灣裏工作太苦，我考慮江青身體不好，勸她別下去了。江青聽了很不高興，她說：“我們到這裏是工作來了，不是享受來了，要工作肯定會遇到困難，要吃辛苦，甚至犧牲。你們的心意我明白，但是我不能那樣做，隻有深入到群眾中，和農民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才能交上朋友，才能心連心，才能和我們說真話，一起鬥地主惡霸，把土改工作開展起來。至於我個人身體能否堅持，我會盡力克服困難。和農民群眾交上了朋友，他們也會保護我們的。”
“土改中,未發現江青有明顯的錯誤或缺點”
楊：土改不僅是土地革命，而且是階級鬥爭。也有一部分人死不悔改，要頑抗到底。你們是否也遇到這種情況了？
李：江青是始終重視階級鬥爭的，而且緊密和公安部門相配合。一邊進行土改，分田分地分浮財，一邊注視敵人的動向，對膽敢搞破壞的反動勢力堅決鎮壓。江青再次到縣公安局了解情況，在江青和新屋鄉幹部積極配合下，11月縣裏一舉破獲了一個反革命組織——“反共救國軍”。這是一個在全縣範圍內活動的反革命組織，新屋鄉的惡霸地主黃金龍就是與他們有聯係，最後把他槍斃了。這個惡霸被鎮壓又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
楊：你們沒有辜負主席的希望，勝利完成任務了。
李： 12月17日我們結束了在新屋鄉的土改工作，18日、19日兩天我們進行小結並向省委匯報情況。我們新屋鄉土改工作組的工作得到縣、市、省三級黨組織的肯定，而且成為全省土改工作的典型，並介紹了經驗。
23日，我們跟隨江青回到北京。江青又病倒了，她帶病整理完總結材料，上報中直機關和主席。給中直機關的材料很詳細，給主席的材料很精練。主席聽了匯報，看了材料，表揚我們幹得好。得到中直機關和主席的肯定，對我們、對江青都是一個難得的榮譽。
楊：關於江青生病的事，能多介紹一些情況嗎？
李：江青這個時期體質弱，有多種疾病，加之工作條件不好，又累，她是硬挺的。犯病時常常痛得渾身出汗，我勸她去醫院看病或休息幾天，她都拒絕了。她還讓我別擔心，這是慢性病，有藥，服後會緩解的。據我所知她一直是帶病堅持工作的。
回到北京後，機關又開始了三反、整黨，我們當然要參加了。江青有病了，參加的少或請假，這屬於正常的，也不能說有意的“躲風”。這是我對這件事的個人看法。
楊：在這3個月的朝夕相處的工作，你發現江青工作有什麽毛病或可能成為毛病的傾向嗎？
李：在土改工作中，我未發現江青有明顯的錯誤或缺點。但有些傾向是明顯的：爭強好勝，急功近利，急性子，好逞強，愛聽表揚，不愛聽批評。
楊：我發現一位外國作家寫的書中，在談江青到湖北搞土改時是這個樣子：她一直穿著毛皮大衣。在周圍的人中，隻有被處死的地主才能穿上絲綢衣服，其他人全都衣衫襤褸。她背著照相機，到處尋找題材。她甚至恬不知恥地說，農民看到她不熟悉鄉下生活，還問她：“你是誰？”因為在她看來，自己既是土地改革的參加者，也是自己這一角色的旁觀者。
李：我記憶中，江青到湖北搞土改沒有帶什麽毛皮大衣，更談不上到群眾中去“顯示”。她帶的衣物都是我給準備的，她在湖北搞土改期間，我們都跟隨在身邊，未發現上述情況。我不知道這個外國人是親眼看到的還是聽誰人瞎說的！
○摘編自《領袖身邊十三年》 李家驥 回憶、楊慶旺 執筆 中央文獻出版社
毛澤東的衛士不少，任期10年以上的不多，李家驥便是其中一個。給毛澤東當衛士是幸運的事，在毛澤東身邊13年更是人生的幸運。當然，談主席是繞不開江青的。本文介紹了李家驥親身經曆的兩件事，從側麵向人們展示當時主席與江青的關係以及江青當時的思想狀況和政治表現。
不知道江青
要批判《武訓傳》
楊慶旺（以下稱楊）：到目前為止，所見到的“江青傳”充其量隻點到江青參加了武訓調查和湖北的土改，但具體情況尚屬空白點。
李家驥（以下稱李）：我先說說武訓調查。
1951年2月25日，《武訓傳》電影在北京公映，此前先在上海和南京公映。公映後，在社會上影響很大。但是並沒有引起主席注意，而且主席是後來看了這個片子的。
楊：1951年2月孫瑜自帶拷貝進京匯報演出，請領導審片，21日經周總理同意，晚7時，由電影局袁牧之帶隊到中南海給中央首長放映。據孫瑜說朱老總、周總理、胡喬木等領導都看了此片（由兩集剪為一集），但毛主席和江青沒有來看，是幾天後又調了《武訓傳》去看的。
李：2月末3月初的一天晚上，主席吃飯時，江青對主席說：“有個電影叫《武訓傳》主席看過嗎？”
“這個片子怎麽樣？”
江青說：“主席可以看看。”
“我也聽到一些反映和評論。”主席說。
兩三天後是一個星期六，主席在含和堂看了這個電影。又過了兩三天，田家英送給主席幾本雜誌，我接過來，裏邊有評論《武訓傳》的文章。這時江青從中宣部文藝處上班回來，也找這幾本雜誌。我說田秘書剛送來，主席還沒看呢。她說我先看看。我把雜誌送給她。她對我說：“讓田秘書也給我找幾本這些雜誌。 ”
田秘書對我說：“你把最近報紙涉及《武訓傳》電影的文章剪下來給主席。”
到4月末5月初，關於評《武訓傳》的文章給主席剪了一大本，放在主席辦公桌上。
一天，江青找我：“家驥，最近你給主席剪的報紙很有用，為了方便你能不能剪兩套，我和主席各一套。”
我告訴了田家英，田家英說，那就選主要的文章也給她一份。
一次主席問我：“這些材料你看過嗎？”
“沒有。”
“你應當看，明白文章的內容，不同文章的觀點，並學會分析比較，看誰說得對。不僅看國內大事，還應注意各報刊的報道的動向。”
“是，我要努力按主席的指示做。”
楊：當時您想到主席要批判《武訓傳》了嗎？
李：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主席批判《武訓傳》，也不知道江青要批判《武訓傳》，更不知道主席和江青是否研究過。
越往後來批評的文章越多。5月10日出版的《文藝報》四卷二期發表楊耳的重要文章《試論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六天後《人民日報》轉載經過修改的楊文，並將題目改用問句標示，更具有戰鬥性：《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5月20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以顯要位置發表了《應當重視<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以後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批評的多肯定的少，而且有些文章很有火藥味。
化名李進，奔赴山東調查武訓
楊：5月20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是討論這部電影的前後兩個階段的分水嶺。稍有政治頭腦的人都知道這篇社論絕不同於一般文章，它是中國共產黨的聲音，是對《武訓傳》這部電影和武訓這個人乃至對這場討論的定性、評價和指示。後來人們才知道這是主席親自修改的社論，而且很多內容是主席加的。
有一點可以肯定：主席研究《武訓傳》和這場討論的情況，肯定借助了你給他提供的剪報，那社論中羅列的各報發表的文章題目，估計也來自你提供的剪報。
李：6月19日或20日，汪東興找我：根據主席意見讓你跟江青公出，是到農村，你的任務是安全保衛。申虎臣當時是警衛處的科長，後來我知道了同去的還有主席警衛班的李德華，朱老總警衛班的楊守誠。
楊：這次到山東調查武訓，是在全國已掀起了討論《武訓傳》的高潮中，主席責成《人民日報》和文化部組織武訓曆史調查團，做實地的調查，以便更有力、更深入地討論。對這一背景和宗旨您當時了解嗎？
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本人考慮更多的還不是武訓問題而是江青安全問題。
楊：李老，當時（也包括後來）人們稱你們為“武訓曆史調查團”，這個團的成員除你們保衛人員，還有十幾位專職“調查”的。
李：北京的袁水拍、鍾惦裴，我記得很清楚，似乎還有一人，但記不清名字了。6月24日或25日，我們乘火車直奔濟南。江青、袁水拍、鍾惦裴都坐的軟臥。他們3人是核心人物，尤其是袁水拍更是頭麵人物，在公開場合江青叫李進，是工作人員。這是她第一次用這個化名，以後成了她的筆名。我從表麵感到江青精神和情緒很高，有點急性子，馬上進入了角色。
楊：到山東後，在後勤生活方麵還順利嗎？
李：第二天到濟南，由山東省委交際處負責接待，我們住在一個不太大的紅樓裏，江青住二樓。當天晚上省委宣傳部來了四五個人，江青召開會議，袁、鍾和山東的同誌參加。晚上，江青要洗澡，讓服務員放水。江青洗完澡又接待客人去了。江青有一個習慣，洗完澡後都要洗內衣。這天晚上洗完澡把內衣泡在水裏，沒來得及洗就去接待客人去了。沒想到回來後，她發現衣服有人給洗了。她對我交待：“我的衣服自己洗，不能麻煩服務員，這樣影響也不好。”
剛交待完，她又發現襪子沒有了。這雙襪子雖然不是新的，在當時來說很高檔。我馬上找到給洗衣服的服務員，她說光洗了衣服，沒看見襪子。我對江青說，估計被水衝走了。對此江青心裏不滿意，但又不好發作，對我說：“以後工作要考慮細一些。”
“武訓辦學，辦來辦去，還不是為富人，為剝削階級服務”
楊：到濟南隻是過渡，第二站應是聊城。
李：一到聊城，江青和袁水拍就召集會議研究工作。聊城地委的同誌也開始參加會議，堂邑和臨清的同誌是否參加我記不清了。
到了基層，召開會議都以袁水拍為主。袁水拍高個子，身穿風衣，戴眼鏡，很有派頭，很有氣質，給人感覺是個大幹部。江青身著列寧服，衣著很得體，不多言，不搶先，一看就是一個工作人員。
在聊城下去調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幾裏路，不讓坐車。在郊區一個大村子，袁水拍、鍾惦裴等和幾個老鄉嘮嗑。因我在場，聽到了一些談話內容：
鍾說：“老鄉，我們想向你打聽一個事。”
“什麽事？”老者好像耳背說話聲很大。
“辦義學的武訓你知道嗎？”
“啊，知道，是個要飯的。”
“你多大年紀了？”江青又問另一位老人。
“八十多了。”
“你老人家高壽，有福啊！”
“托共產黨的福。”
“給我們講講武訓辦義學的事好嗎？”
“那時我還小，但有印象。他各地都去，求爺爺，求奶奶地到處要錢、要飯，都是為了辦學。窮人太窮誰給他捐錢，富人有錢，有的給他一點，有的也不給。他也不容易，吃了一輩子苦。辦了學校，窮人的孩子還是念不起書，念起書的還是富人家的孩子。”
“這裏的老百姓怎麽看武訓？”
“武訓不是為了自己，他自己也沒得到什麽。聽說皇上給他黃馬褂，他不要。雖然累了苦了一輩子，想為窮人辦點好事，窮人也沒沾著多少光。”
在談話中，有人還照了相。
這一天調查團還去了一個地方，在一老頭老太太家談了挺長時間。他們夫婦都80歲了，老太太頭腦不清楚了，老頭腦子很好使，他介紹了很多很客觀的情況：“武訓不容易，雖然他辦了幾所學校，有幾個窮人能念得起書，還是富人在那裏念書。說來說去還是為了富人服務，為統治階級服務，要不皇帝怎麽給他黃馬褂。”
在回城的路上，調查團的同誌與回家的農民們談起這件事，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說武訓為窮人辦了好事，有的說武訓想辦好事實際上窮人並沒有得到好處。
楊：堂邑距聊城44華裏遠；從堂邑到柳林鎮還有同樣距離。換句話說，至少武訓在方圓百裏的範圍內是很有名氣的。
李：到了堂邑，調查團調查得更細，走的地方更多，大體上也是兩種觀點。在堂邑，江青和一個老太太嘮嗑，老太太哭了，江青也跟著哭了。老太太說：她們家有個孩子上了武訓辦的義學，上學期間被有錢的人打傷了，因傷重，又沒錢治，就死了。對這個老太太家江青很同情，也很有感觸，她兩次對我說到這件事。她感慨地說：“辦來辦去，還不是為富人，為剝削階級服務。”
楊：有的材料上說：“武訓曆史調查團到堂邑後，在堂邑、館陶、臨清找幹部和老鄉談話，開始大家都異口同聲講武訓的好話，後來經縣裏工作人員打招呼，才改口說點武訓不好，有的人甚至幹脆拒絕回答調查組提的問題。所以，《武訓曆史調查記》中，很多不實之詞是經過作者蓄意編造的。”
有的文章這樣寫道：根據1951年中共聊城地委宣傳部長（武訓曆史調查團的工作人員）司洛路同誌回憶，當時的人們，包括堂邑縣長趙安邦，知道“李進”就是江青後，就都不再對調查團說武訓正麵的話了。是這種情況嗎？
李：調查團是否帶框框或造假或使用其他不妥手段，我沒有發現。
“主席對江青這次
調查是滿意的”
楊：談談往回返的情況吧。
李：在堂邑等鄉村調查了半個多月，返回聊城地委招待所。在這裏又住兩天，考慮形成調查材料。調查報告以袁水拍為主筆，鍾惦裴為副，江青參與，其他成員提意見。僅兩天時間不可能寫出定稿，隻能“堆”起來，還要多次討論修改。在濟南，江青辦了一件私事——會見了她的曾當過警察的哥哥，但時間很短。
楊:回到北京又做了些什麽事兒？
李：江青始終情緒很高，回北京帶有凱旋而歸的樣子。但由於過於勞累，回到北京的第三天江青就病倒了，膽囊炎犯了。材料的最後修改、定稿都是袁水拍、鍾惦裴搞的。
調查團寫了一個很長的《武訓曆史調查記》，據說這個材料主席親自修改，並在7月23日到28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以後又出了小冊子。武訓曆史的調查和這個調查材料的發表，使討論（說批判更準確一些）掀起了新的高潮。
楊:在“調查記”中，完全否定了武訓：“武訓是一個流氓起家，遵從反動統治者的意誌，以興學為晉身之階，背叛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並說電影《武訓傳》是一株反動的大毒草。對這種結論您當時知道嗎？當時江青怎麽想的？
李：江青當時怎麽看待武訓，沒有正式向我說過。但在調查中，我聽過她與當地幹部群眾交談時說過的隻言片語。
楊：據後來很多專家和作家在寫到江青所以積極參與這個批判還有更複雜的曆史背景、個人恩怨？
李：江青為什麽要積極主張批判《武訓傳》這部電影，或者如有人指出的這與他和陶行知及其弟子的個人恩怨，以及與趙丹等也有關係，說實在話，我們作為主席身邊的一個工作人員，對這類問題是不可能知道的。
楊：您對當時的江青怎麽評價？
李：我對江青有三點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員出現，沒搞特殊，吃派飯，與基層幹部群眾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細致的。二是江青身體不好，當時她因病好出汗，尿頻尿急，有時找不到廁所，困難是可以想象的。我們當時擔心她挺不下來，結果還是堅持到最後。三是與袁水拍等其他工作人員配合很好。對我們服務人員態度也比較好，在濟南丟了襪子，也沒發脾氣。江青好出風頭，急性子，好找別人毛病，這次調查中卻沒發現這個毛病。
一天，主席對我說：“江青爭強好勝，身體不好，這次調查很順利，她也挺下來了，多虧了你們幫助和照顧。”看來主席對江青在這次調查中的表現也是滿意的。
參與湖北土改，“不怯場，會表演”
主席叮囑我們多關心江青
楊：到湖北參加土改，對江青來說也是一件大事，而且又是您跟去的。
李：關於1951年江青到湖北參加土改，在當時有兩種議論，一是她自己主動要求鍛煉，又得到主席支持，屬正常工作；二是江青“躲風”，因為年底中央機關要整風，她怕挨整而躲走。
據我所知，當時組織幹部參加土改是中直機關的一項重要工作。機關專門組成了到新解放區搞土改的工作團，而且還專門開了動員大會，需要參加的人少。9月初，這項工作就開始了，參加人員是從各部委抽調，方法是自己報名，組織批準。目的是在新解放區貫徹黨的土改政策，進一步完成偉大的土地革命；同時也是鍛煉幹部。
一天，主席和江青散步，江青問主席：“聽說機關要抽調人參加土改？”
“你想去嗎？”
“我也想下去鍛煉鍛煉。”
“你身體能行嗎？到農村是很艱苦的，要與農民三同，而且鬥爭也很複雜。你要慎重考慮。”
過了幾天，江青對我說：“主席已同意我下去搞土改，你願不願意隨我去？”
“我聽組織安排。”
“我已決定去參加土改，如果你願意隨我去，就有個思想準備。”
9月16日或17日，在政協禮堂開動員大會，凡參加土改的人都去聽會，我們三人和江青都參加了會。回來後,主席問我：“到哪裏去了？”
“和江青同誌到政協禮堂聽土改動員報告去了。”我回答道。
主席放下手中的文件，和藹地對我講解起來：“這次下去搞土改要注意三點，一是要認真領會和執行黨的政策，這次在新區搞土改與過去在老區搞土改有區別，政策也有變化。二是相信群眾，發動群眾，依靠群眾，不能包辦代替。要對農民講清土改的意義，尤其要講明土改與群眾利益的關係，讓群眾起來為自己的利益搞土改。三是要認清新區的複雜性。新區剛解放，有些反動派、特務暗藏起來，和我們搞暗的，階級鬥爭很複雜。”
臨走之前，主席對我說：“你們人少任務重，要準備吃苦。江青身體不好，對農村情況不熟悉，你們多幫助她。”
9月25日順利到達武漢。中南局的同誌安排我們住中南局交際處。鄧子恢等馬上來看江青。江青不好意思地對鄧子恢說：“鄧老，我應該去看你，還勞你大駕到我這裏來。”
江青確實想拜訪一些老同誌，還沒等她去，人家都來了，一方麵是感情深，另一方麵人家是對主席的尊重，主動看主席夫人。特別是在延安時期與江青就認識的老同誌更是積極主動看江青。
江青吃不消，一是她不好意思，江青那時還注意謙虛；二則她應酬不了，因為來的人太多，無法工作和休息。沒辦法，隻好向時任湖北省委主要領導的李先念求援，李先念第二天讓我們搬到他住的大樓，因為警衛比較嚴格，江青這才消停下來。
這時江青頭腦是冷靜的，明智的，她這樣處理也是聰明的，沒有忘記主席告誡的：不要因為是主席夫人就擺架子、搞特殊。
麵對複雜情況，頭腦比較冷靜
楊：一個人的變化也是有過程的。
李：你說得有一定道理。
29日，土改領導部門通知我們的工作地點是武昌縣新屋鄉。江青想早點介入工作，李先念則勸她別著急。先念真發揮了保護作用，國慶節這兩天江青很少受幹擾。在江青積極要求下，10月3日，才接觸實際工作：叫新屋鄉介紹情況。省裏參加這個工作組的幹部有4人，他們是：左光真、任玉磊、夏炎、韓 ××（名字記不清了）。
楊：這是這次土改的一個特點：當地的事以當地人為主，中央隻派人參加工作，不決定大事，不包辦代替。
李：11日，我們和江青正式進入姚家灣。進灣後第一天晚上我聽到了槍聲。我們三個人有些緊張，怕江青不安全。第二天就謠言四起：“現在搞土改，國民黨回來還得把土地還給主人”，整個村子人心惶惶。還叫囂：“誰敢向工作組反映情況就打爛他的狗頭。”
楊：江青是怎麽處理的？
李：江青頭腦還是挺冷靜的。首先江青決定深入下去，廣泛接觸群眾，不管好人壞人，讚成土改還是反對土改的，都要見，都要聽。江青用了3天時間，采取開座談會、請上來、走下去的方式，接觸了附近幾個灣的多數群眾，基本搞清了敵、我、友。還通過調查發現了原鄉長和反革命惡霸地主黃麻子黃金龍有勾結。這個黃麻子，有錢有勢，人高馬大，無惡不作，人們都不敢惹他。
由於江青和工作組的同誌深入群眾，耐心聽群眾意見，大家逐漸地熟悉了，也願意向她反映情況了。群眾開始相信工作組，相信黨的政策，也認識到了土改是為了廣大沒有土地和土地少的農民謀利益的。他們開始願意接觸工作組，擁護工作組，表示積極參加土改。
在這個基礎上，工作組召開不同類型的會議：一類是中農會、貧農會、雇農會；二類是富農、地主會。向各類人員講清形勢，交待政策。對第一類人重點是讓他們認識到土改是推翻封建土地製度，實行耕者有其田，動員他們積極參加土改，自己站起來，翻身得解放，當家做主人；對第二類人，也是讓他們認清形勢，順應曆史潮流，接受黨的土改政策，老老實實，接受改造，配合工作組工作，脫胎換骨，自食其力，重新做人。江青還敲山震虎地說，對那些反對共產黨，與政府對立，不與工作組配合，四處散布謠言的人，例如像黃金龍這種人，我們絕不會客氣。
在發動群眾的同時，江青和工作組的同誌還特別重視做好幹部工作，相信和依靠當地幹部和黨的組織。為此，工作組多次召開鄉幹部會、土改隊員也參加。江青在會上說：“用什麽態度參加土改，是對黨員幹部的重要考驗。有三種態度，一是堅定地站在黨的立場上，積極地投身到土改中，一心一意把土改工作搞好，這是最好的，這些黨員幹部占多數，我們搞土改重點靠這些同誌在第一線組織領導；二是雖然不反對土改，但對黨的政策學習不夠，理解不深，積極性不高，似乎可搞可不搞，他們是半心半意搞土改，這種人也不少，要提醒他們，不要落伍，趕快跟上來，充分發揮黨員幹部在這場偉大鬥爭中的作用；三是出身不好，家裏有剝削行為，甚至是富農或地主，或者有這樣的親屬，在我們黨內肯定有這種人，我們鄉裏的有沒有我不知道，這種人思想有矛盾，有鬥爭，甚至很激烈，有的人可能在大是大非麵前迷失方向，這種情況不多，但必須提個醒，請他們千萬注意別倒向敵人一邊。”
江青的講話對這個鄉的黨員幹部震動很大。通過這幾步，黨的方針政策交給廣大黨員幹部和群眾，同時把他們發動起來了，這為下一步開展工作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工作中就像演戲一樣，把批鬥會推向高潮”
楊：江青確實掌握了我們黨的工作路線和方針政策，她的工作思路和做法也是正確的。
李：江青是個工作狂，她有些性急，有點急功近利。總之，想幹出點成績，想冒個尖。她常常工作到深夜，和黨員幹部和我們一起分析形勢，整理情況，研究下步工作。
一天，她和我們幾個人一起研究當前我們的主要困難是做什麽？什麽人是我們的絆腳石？李德華說：“現在有壞人擋道，阻礙我們工作開展。”
“哪幾個擋道？”江青問。
“一個是惡霸地主黃麻子，一個是原鄉長。他們倆影響著全局。我們必須把這兩個人搬掉。”我接著談了自己的看法。
為了搬掉我們前進中的那兩個絆腳石，江青動了很多腦筋。她帶我們到縣公安局了解全縣階級鬥爭情況，進一步了解了黃金龍和原鄉長的情況。江青向公安局的領導陳光義提出互相配合打掉這兩個壞人的想法，陳光義同誌當即表示一定互相配合，全力支持工作組的工作。
楊：和公安部門建立聯係，依靠專政工具是正確的。
李：是的。江青建議當地黨組織召開批鬥黃金龍的大會。工作組和鄉裏的領導，以及貧下中農積極分子多次研究，周密組織。江青做了大量工作，做了充分的準備，成為這次大會的實際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為此，她分別與鄉幹部一起研究如何組織，分析可能出現的問題；和那些被黃金龍打死、受到他迫害和欺辱的農民或他們的親屬談話，啟發、動員他們站出來揭發批判黃金龍的罪行。同時江青和鄉幹部又專門把黃金龍叫來，向他交待政策，老老實實接受批判。為了保證不出意外，江青還請陳光義同誌派人參加當後盾。
由於事先準備充分，會議組織周密，取得很大成功。會議由土改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主持，五六個受害人用血的事實揭露了黃金龍的罪行。台上血淚控訴，台下口號震天。在這群情激憤中，江青講話隻有十幾分鍾，用簡短的語言說明這次土改的偉大意義，痛斥黃金龍的罪行，最後號召廣大貧苦農民起來與封建地主勢力鬥爭，真正地翻身做主人。
江青當演員出身，不怯場，會表演，她的講話把這次批鬥會推向高潮。
新屋鄉的土改工作得到先念同誌的肯定，他說：江青同誌，你是主席身邊的人，常得到主席幫助指導，與我們基層不一樣。大家反映江青同誌水平高，為各地做出了榜樣。
楊：江青愛聽表揚，土改第一階段的成功，並得到縣裏表揚、省裏肯定，她一定更有積極性吧？
李：江青愛聽表揚，我們也愛聽表揚。李德華說：“江青不簡單，有獨立工作能力，有駕馭全局的能力。”我也很有感觸，我說：“江青聰明，幹啥像啥，工作中就像演戲一樣，一言一行，都很得體。”
回到新屋鄉，江青與大家一起研究借批鬥黃金龍大會的東風，工作組同誌和鄉幹部、積極分子分頭下到各灣發動群眾。
在各灣裏工作太苦，我考慮江青身體不好，勸她別下去了。江青聽了很不高興，她說：“我們到這裏是工作來了，不是享受來了，要工作肯定會遇到困難，要吃辛苦，甚至犧牲。你們的心意我明白，但是我不能那樣做，隻有深入到群眾中，和農民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才能交上朋友，才能心連心，才能和我們說真話，一起鬥地主惡霸，把土改工作開展起來。至於我個人身體能否堅持，我會盡力克服困難。和農民群眾交上了朋友，他們也會保護我們的。”
“土改中,未發現江青有明顯的錯誤或缺點”
楊：土改不僅是土地革命，而且是階級鬥爭。也有一部分人死不悔改，要頑抗到底。你們是否也遇到這種情況了？
李：江青是始終重視階級鬥爭的，而且緊密和公安部門相配合。一邊進行土改，分田分地分浮財，一邊注視敵人的動向，對膽敢搞破壞的反動勢力堅決鎮壓。江青再次到縣公安局了解情況，在江青和新屋鄉幹部積極配合下，11月縣裏一舉破獲了一個反革命組織——“反共救國軍”。這是一個在全縣範圍內活動的反革命組織，新屋鄉的惡霸地主黃金龍就是與他們有聯係，最後把他槍斃了。這個惡霸被鎮壓又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
楊：你們沒有辜負主席的希望，勝利完成任務了。
李： 12月17日我們結束了在新屋鄉的土改工作，18日、19日兩天我們進行小結並向省委匯報情況。我們新屋鄉土改工作組的工作得到縣、市、省三級黨組織的肯定，而且成為全省土改工作的典型，並介紹了經驗。
23日，我們跟隨江青回到北京。江青又病倒了，她帶病整理完總結材料，上報中直機關和主席。給中直機關的材料很詳細，給主席的材料很精練。主席聽了匯報，看了材料，表揚我們幹得好。得到中直機關和主席的肯定，對我們、對江青都是一個難得的榮譽。
楊：關於江青生病的事，能多介紹一些情況嗎？
李：江青這個時期體質弱，有多種疾病，加之工作條件不好，又累，她是硬挺的。犯病時常常痛得渾身出汗，我勸她去醫院看病或休息幾天，她都拒絕了。她還讓我別擔心，這是慢性病，有藥，服後會緩解的。據我所知她一直是帶病堅持工作的。
回到北京後，機關又開始了三反、整黨，我們當然要參加了。江青有病了，參加的少或請假，這屬於正常的，也不能說有意的“躲風”。這是我對這件事的個人看法。
楊：在這3個月的朝夕相處的工作，你發現江青工作有什麽毛病或可能成為毛病的傾向嗎？
李：在土改工作中，我未發現江青有明顯的錯誤或缺點。但有些傾向是明顯的：爭強好勝，急功近利，急性子，好逞強，愛聽表揚，不愛聽批評。
楊：我發現一位外國作家寫的書中，在談江青到湖北搞土改時是這個樣子：她一直穿著毛皮大衣。在周圍的人中，隻有被處死的地主才能穿上絲綢衣服，其他人全都衣衫襤褸。她背著照相機，到處尋找題材。她甚至恬不知恥地說，農民看到她不熟悉鄉下生活，還問她：“你是誰？”因為在她看來，自己既是土地改革的參加者，也是自己這一角色的旁觀者。
李：我記憶中，江青到湖北搞土改沒有帶什麽毛皮大衣，更談不上到群眾中去“顯示”。她帶的衣物都是我給準備的，她在湖北搞土改期間，我們都跟隨在身邊，未發現上述情況。我不知道這個外國人是親眼看到的還是聽誰人瞎說的！
○摘編自《領袖身邊十三年》 李家驥 回憶、楊慶旺 執筆 中央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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