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轉貼]當“秀才”遇到“紅色官吏”： 胡風與周揚的怨恨
當秀才遇到異化的紅色官吏： （魯迅摯友）右翼 “胡風” 與 （魯迅仇敵）左翼文藝官僚 “周揚”的怨恨， 源於魯迅與紅色官吏們的天然仇恨。
□□部前副部長賀敬之近年透露，為胡風冤案徹底平反的中央辦公廳文件《補充通知》，早在1985年即已擬出，然而，“在送上級審定的過程中，由於思想文化戰線出現動蕩，全國範圍發生學潮，中央最高層領導人和□□部主要領導人的變化，遲至1988年才由中辦正式發出。”（《關於胡風平反問題致〈隨筆〉的一封信》）
這重新引起我對胡風一案的驚異之感。遠在20世紀80年代初，終於可以從報刊陸續披露的材料去了解此事來龍去脈時，我就多次被意外或驚愕所擊中。我曾在史書與小說中讀到各種真實或虛構的奇案，在我看來，假如編撰當代《拍案驚奇》，胡風案首先應該列在其內。
胡風接過周揚騰出來的位子，從左聯宣傳部長轉任組織部長，工作內容之一，是擔負與魯迅聯係的專責。
魯迅一生在文壇持久的朋友不多，“仇視者”則遍布於敵我。其實他的敵人，也一多半是由“左翼朋友”轉化而來。 左聯建立沒兩年，領導層內部“紅色官吏”為代表的周揚等“四條漢子”就成為魯迅的敵人。
然而，胡風卻罕見地與魯迅保持了友好關係。從相識到魯迅辭世，並未聽說他們之間產生過不快———還遠不止此，事實上，魯迅對胡風達到完全信任、可寄心腹的地步。考慮到魯迅的性格，這近乎是個奇跡；如果同時也將胡風性格並不平柔謙和考慮在內，就更像是奇跡。
但是，親口表示自己的心與魯迅“相通”的虛偽的偽人毛澤東，不知道是否處於嫉妒， 還是 由於紅色官吏天然與白領、秀才們的為敵： 1955年，毛澤東親降旨意，夥同左翼化官吏化的文聯之周楊們，把魯迅的摯友胡風，打成“反革命集團”首犯。
時間：1993年5月10日
梅誌——作家，胡風夫人
李：你同周揚認識時間應該是很早，左聯時期來往多嗎？
梅：剛開始時胡風和周揚的關係還挺好，左聯的人在我家開過會，有周揚、盧森堡等。周揚經常到我們家，有時早上到我們家，就在我們這兒吃早點。
李：後來兩個人有那麽大的矛盾，真是恍如隔世。
梅：他們兩個人走的不是一條路。胡風是穿草鞋的，周揚是穿皮靴的。胡風是真正的農村來的，周揚的曆史的背景，不是說家譜裏講是周瑜後代嗎，同周揚做人的態度就不同，包括雪峰也是的。
李：周揚最初在上海，我聽說在蘇靈揚之前有一位夫人。
梅：我見過他的第一個夫人，她是有錢人家的小姐。接下來是同蘇靈揚結婚，他們都是左聯成員。
李：這同你和胡風倒是一樣的。
梅：胡風同周揚的矛盾，主要還是因為胡風擁護魯迅引起的，雪峰是堅決擁護魯迅的。從日本第一次回來，胡風和雪峰、丁玲都談得來。後來胡風在左聯工作時，沙汀其實是為周揚做胡風的工作，要他聽他們的，不聽魯迅的。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宗派的由來不在胡風。沙汀是周揚最信任的得力助手。
李：“兩個口號”論爭之後，你們同周揚有過交道嗎？
梅：在上海時好像胡風與周揚沒有再見麵。1946年抗戰勝利後他從延安到上海，預備到美國去，但沒有走成。他來看過我們，坐在一個小板凳上，很平和，同我們聊天。他問我做些什麽，我告訴他在家帶孩子，他說蘇靈揚也是，他也叫她在家帶孩子。
李：那就是說關係的惡化是在1949年之後。
梅：1949年之後見一麵就不容易了。1953年開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討論會，第一次會議是他主持，過後就由林默涵。劉白羽、何其芳輪流主持。剛進北京，當時他還不敢怎樣整胡風。周總理與胡風關係還可以，也多次關照要好好安排胡風的工作。但是，即使總理交待下來的指示，周揚也不理睬，而是敷衍了事。總理點名要胡風和嚴辰主編《文藝報》。在當時情況下，辦這樣一份指導文藝工作的雜誌，沒有周揚的幫助，怎麽可以呢？找他辦登記證，也不理睬。胡風的心冷了，知道這是在刁難他，實際上也不讓他做。他馬上就放棄了這個打算，結果還說他挑剔工作，與周揚鬧別扭。
李：周恩來知道這件事的發展嗎？
梅：有一次胡風同他談到安排工作，總理說：“你不是在編《文藝報》嗎？”胡風說沒編，他很奇怪。
李：不過他也沒有進一步幹涉。
梅：最初周揚在很多事情上不合作，讓胡風坐冷板凳。對自己需要的人，周揚深懂領導藝術，盡量拉攏，但一有事情，卻不會都保護的。每次運動中他不能吃虧，還得有好處，借此打擊異己，或者另外發展親信，但到後來自己的人也不多了。 李：運動太多了，一次打倒一批。到“**”中，整個文藝界幾乎全軍覆沒。
梅：聽說周揚後來曾哀歎用錯了兩個人。他官做得高了，完全聽上麵的，也聽下麵的親信的。
李：他和丁玲的鬥爭什麽時候開始的？
梅：早就有矛盾，但在他還沒有形成自己的勢力，還沒有成氣候時，與丁玲沒有什麽。
李：50年代初，丁玲也紅得厲害。她剛獲得斯大林獎金，在文藝界很有影響的。
梅：後來就不一樣了。周揚有作官的訣竅，隻要是他的上司，百依百順，但也同時樹自己的東西。胡喬木在左聯時期最初還在周揚的手下，後來成了他的領導。
李：他和魯迅矛盾的一個要害，就是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
梅：他和魯迅的矛盾不是以“兩個口號”問題開始的。聽說他晚年說過一句話：“口號問題也是我的一個癌症”。當時，他們把徐懋庸罵了一通。周揚最後的結局也是悲劇性的。依我看，他實際上也沒有好好過過人的生活，心裏總是有壓抑，害怕丟官失權。他還是總想做官，最後做了那一點檢討，還不是怕失掉位置和房子。50年代初他曾經同彭柏山說過，他沒有大的野心，也不想搞文藝，想到教育界去，能當個中央委員就行了。
李：他一直在做文藝官。不過，毛澤東對他好像也不滿意，每次運動往往一開始是批評他。
梅：他有這個本事，運動開始時有他的責任，但一轉過來又領導運動，借此打擊異己。這可是在運動中見真工夫。聽說在延安時，周揚開始並不行，是丁玲、艾青占上風。到文藝整風時，他借王實味這件事把丁玲、艾青打下去了，這樣他才在文藝界站住腳。
李：他得到毛澤東的器重，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後來就一直成為文藝界的實際領導者。
梅：所以說他會做官，知道仕途的走法。跟綠原分析舒蕪差不多，他有察覺性，會變。然後拉大旗做虎皮，魯迅就看到了紅色官吏們這一特點。
李：他和魯迅的矛盾究竟誰的責任最大？
梅：當然是他的責任，這也是他的致命傷。他們老說胡風在中間挑撥，怎麽會這樣呢？他們同魯迅早就有交往，不過魯迅不完全聽他們的話，他們也就不理魯迅了。胡風怎麽就能挑撥呢？還不是他們自己的原因。
李：好多人都同我談到周揚很少關心人，性格可以說異化了。
梅：我看他實際上是政治機器。最初30年代在上海時，他和胡風還一起去舞場，胡風認識崔萬秋，還有一些影星，還是通過他介紹的。可見那個時候，還是能同大家一起玩，可是後來呢？
李：“**”中對周揚的情況你們有沒有了解？有文章還提到你們對他並沒有落井下石。
梅：胡風對周揚沒有做過落井下石的事情。“**”一開始我們就看到了批判周揚的材料，批判17年黑線，挨鬥我們也知道。四川公安廳派人來讓胡風立功，胡風說：“我沒有什麽好說的。我這種身分，沒有資格揭發，他個人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提供不出什麽。”結果他隻交了一兩千字的表態。還要他揭發沙汀。他說他們兩個人談創作談得來，關係還好。但胡風也知道他為人乖巧，他曾上過他的當。這不是政治問題，也不必和周揚扯上。別的就不再說了。讓胡風聽批鬥沙汀的會的廣播，他在那裏睡覺。1980年從成都來北京住在國務院第二招待所，後來進了精神病院治療，那時他對周揚仍然不放過丁玲很不滿意，說：自己痛過之後還不想想過去整人的狠，真沒人性。
李：1979年開文代會，聽說圍繞是否請胡風參加，有過一番爭論。
梅：當時吳奚如、聶紺弩提出關於“胡風問題”的議案，說好多人的問題都已解決，但為什麽胡風不能來參加？外麵當時也有傳聞說胡風要來。周揚就找他們談話，不讓他們在大會提這件事。他這個人，無論如何還是要證明他是正確的。那時林默涵還與他在一起，大會報告就是他們起草的。結果沒有提到“胡風問題”。
李：當時我正好在複旦大學讀書，聽說吳奚如後來在《芳草》上發表了懷念胡風的文章，還在文壇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梅：還不是因為周揚他們的緣故。
李：“**”後你們同他第一次見麵是什麽時候？
梅：1980年9月25日，他來通知我們中央發了平反文件，先和我談，後來要我談。他坐著紅旗轎車到醫院來看胡風。胡風起來坐在沙發上，周揚沒有道歉，隻是說：“你知道嗎？我也被關了八年啊！”“中央承認了錯誤，承擔了責任。”發像他沒有責任似的。這個案子難道不是因為他們才造成的嗎？周揚還說過，胡風不懂政治，我也吃了很多苦。
李：胡先生對他說什麽？
梅：他隻說了一句：“我希望有個家。”你知道，我們一直想有個安定的家。1953年剛在北京買了一個四合院，準備定住下去，不到兩年我們就被抓了。從那之後，我們就沒有了家，“**”前胡風被釋放後，希望能留在北京，可是沒有允許，把我們流放到四川。這次到北京治病，還有一個願望就是想安頓下來。
李：周揚應該可以幫忙這件事。
梅：他當場答應去解決房子。和平門的房子就是他要文化部解決的，你去過那裏，後來才搬到這裏。
李：除了通知平反之外，平反文件給你們看嗎？
梅：隻是當時讓我看了一下，胡風身體不好，不能看。看一下，就收回去，說是讓我們提意見，但又有什麽用？我看過之後，當時就說：‘哦作為一個家屬……”周揚馬上接著說：“你怎麽是家屬，你也是左聯時期的老同誌。”我第二天就把意見擬好，掛號寄去，但沒有回信，仍然原件發下。十一屆三中全會講過，在哪個範圍打倒的，就在哪個範圍平反。但“胡風問題”為什麽就沒有做到？當年打胡風集團，聲勢那麽大，怎麽平反時隻發一個內部文件就算了事？
李：1980年雖然說已經給胡風案件政治上平反，但由於沒有公開，許多人還不知道。你還記得嗎？1983年我在《羊城晚報》上發表了一篇胡先生的專訪，還收到一個山東讀者的來信，他居然還是第一次知道胡風平反了。
梅：批胡風時大張旗鼓，平反時卻羞羞答答。有什麽辦法。
李：你怎樣看周揚的懺悔？
梅：可能有一點兒反思，因為他落到了這樣的地步。談異化問題，總是有自己的感受吧。他本來也想改變一下左的麵目，但改變形象也得作為領導來改變。1983年一挨中央批評，他又害怕沒有權，如果不檢討，就保不住位子。結果還是做了檢討，這在他公開檢討是很痛苦的。這一次促成他躺下來，腦子壞了，大概想得太苦了。什麽人去看他，他都落淚。
李：這大概就是他的悲劇性。
梅：1950年他到上海來看胡風時，我們一起吃過一次飯，他對我們說：“我也是老犯錯誤，隻要領導上一批評，我就老檢討。”他的意思實際是在做胡風的工作。胡風說：“別的可以檢討，文藝思想怎麽可以說檢討就檢討？”他確實不能理解，也做不到。
李：他要做到了，也就不是胡風了。
丁玲曾以輕蔑的語氣對愛倫堡談論周揚：“他是我們文藝的領導，搞點理論批評。”
以及愛倫堡更為輕蔑的回答：“這種人( 紅色官吏） 是寄生在自由才華作家身上的。”（李向東、王增如：《丁陳反黨集團冤案始末》）
在文壇，隻是“搞點理論批評”，曆來抬不起頭，直到今天也仍如此。胡風不在此列，他除了“搞點理論批評”，也“搞點創作”，因此他是可以昂昂然的。
當秀才遇到異化的紅色官吏： （魯迅摯友）右翼 “胡風” 與 （魯迅仇敵）左翼文藝官僚 “周揚”的怨恨， 源於魯迅與紅色官吏們的天然仇恨。
□□部前副部長賀敬之近年透露，為胡風冤案徹底平反的中央辦公廳文件《補充通知》，早在1985年即已擬出，然而，“在送上級審定的過程中，由於思想文化戰線出現動蕩，全國範圍發生學潮，中央最高層領導人和□□部主要領導人的變化，遲至1988年才由中辦正式發出。”（《關於胡風平反問題致〈隨筆〉的一封信》）
這重新引起我對胡風一案的驚異之感。遠在20世紀80年代初，終於可以從報刊陸續披露的材料去了解此事來龍去脈時，我就多次被意外或驚愕所擊中。我曾在史書與小說中讀到各種真實或虛構的奇案，在我看來，假如編撰當代《拍案驚奇》，胡風案首先應該列在其內。
胡風接過周揚騰出來的位子，從左聯宣傳部長轉任組織部長，工作內容之一，是擔負與魯迅聯係的專責。
魯迅一生在文壇持久的朋友不多，“仇視者”則遍布於敵我。其實他的敵人，也一多半是由“左翼朋友”轉化而來。 左聯建立沒兩年，領導層內部“紅色官吏”為代表的周揚等“四條漢子”就成為魯迅的敵人。
然而，胡風卻罕見地與魯迅保持了友好關係。從相識到魯迅辭世，並未聽說他們之間產生過不快———還遠不止此，事實上，魯迅對胡風達到完全信任、可寄心腹的地步。考慮到魯迅的性格，這近乎是個奇跡；如果同時也將胡風性格並不平柔謙和考慮在內，就更像是奇跡。
但是，親口表示自己的心與魯迅“相通”的虛偽的偽人毛澤東，不知道是否處於嫉妒， 還是 由於紅色官吏天然與白領、秀才們的為敵： 1955年，毛澤東親降旨意，夥同左翼化官吏化的文聯之周楊們，把魯迅的摯友胡風，打成“反革命集團”首犯。
時間：1993年5月10日
梅誌——作家，胡風夫人
李：你同周揚認識時間應該是很早，左聯時期來往多嗎？
梅：剛開始時胡風和周揚的關係還挺好，左聯的人在我家開過會，有周揚、盧森堡等。周揚經常到我們家，有時早上到我們家，就在我們這兒吃早點。
李：後來兩個人有那麽大的矛盾，真是恍如隔世。
梅：他們兩個人走的不是一條路。胡風是穿草鞋的，周揚是穿皮靴的。胡風是真正的農村來的，周揚的曆史的背景，不是說家譜裏講是周瑜後代嗎，同周揚做人的態度就不同，包括雪峰也是的。
李：周揚最初在上海，我聽說在蘇靈揚之前有一位夫人。
梅：我見過他的第一個夫人，她是有錢人家的小姐。接下來是同蘇靈揚結婚，他們都是左聯成員。
李：這同你和胡風倒是一樣的。
梅：胡風同周揚的矛盾，主要還是因為胡風擁護魯迅引起的，雪峰是堅決擁護魯迅的。從日本第一次回來，胡風和雪峰、丁玲都談得來。後來胡風在左聯工作時，沙汀其實是為周揚做胡風的工作，要他聽他們的，不聽魯迅的。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宗派的由來不在胡風。沙汀是周揚最信任的得力助手。
李：“兩個口號”論爭之後，你們同周揚有過交道嗎？
梅：在上海時好像胡風與周揚沒有再見麵。1946年抗戰勝利後他從延安到上海，預備到美國去，但沒有走成。他來看過我們，坐在一個小板凳上，很平和，同我們聊天。他問我做些什麽，我告訴他在家帶孩子，他說蘇靈揚也是，他也叫她在家帶孩子。
李：那就是說關係的惡化是在1949年之後。
梅：1949年之後見一麵就不容易了。1953年開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討論會，第一次會議是他主持，過後就由林默涵。劉白羽、何其芳輪流主持。剛進北京，當時他還不敢怎樣整胡風。周總理與胡風關係還可以，也多次關照要好好安排胡風的工作。但是，即使總理交待下來的指示，周揚也不理睬，而是敷衍了事。總理點名要胡風和嚴辰主編《文藝報》。在當時情況下，辦這樣一份指導文藝工作的雜誌，沒有周揚的幫助，怎麽可以呢？找他辦登記證，也不理睬。胡風的心冷了，知道這是在刁難他，實際上也不讓他做。他馬上就放棄了這個打算，結果還說他挑剔工作，與周揚鬧別扭。
李：周恩來知道這件事的發展嗎？
梅：有一次胡風同他談到安排工作，總理說：“你不是在編《文藝報》嗎？”胡風說沒編，他很奇怪。
李：不過他也沒有進一步幹涉。
梅：最初周揚在很多事情上不合作，讓胡風坐冷板凳。對自己需要的人，周揚深懂領導藝術，盡量拉攏，但一有事情，卻不會都保護的。每次運動中他不能吃虧，還得有好處，借此打擊異己，或者另外發展親信，但到後來自己的人也不多了。 李：運動太多了，一次打倒一批。到“**”中，整個文藝界幾乎全軍覆沒。
梅：聽說周揚後來曾哀歎用錯了兩個人。他官做得高了，完全聽上麵的，也聽下麵的親信的。
李：他和丁玲的鬥爭什麽時候開始的？
梅：早就有矛盾，但在他還沒有形成自己的勢力，還沒有成氣候時，與丁玲沒有什麽。
李：50年代初，丁玲也紅得厲害。她剛獲得斯大林獎金，在文藝界很有影響的。
梅：後來就不一樣了。周揚有作官的訣竅，隻要是他的上司，百依百順，但也同時樹自己的東西。胡喬木在左聯時期最初還在周揚的手下，後來成了他的領導。
李：他和魯迅矛盾的一個要害，就是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
梅：他和魯迅的矛盾不是以“兩個口號”問題開始的。聽說他晚年說過一句話：“口號問題也是我的一個癌症”。當時，他們把徐懋庸罵了一通。周揚最後的結局也是悲劇性的。依我看，他實際上也沒有好好過過人的生活，心裏總是有壓抑，害怕丟官失權。他還是總想做官，最後做了那一點檢討，還不是怕失掉位置和房子。50年代初他曾經同彭柏山說過，他沒有大的野心，也不想搞文藝，想到教育界去，能當個中央委員就行了。
李：他一直在做文藝官。不過，毛澤東對他好像也不滿意，每次運動往往一開始是批評他。
梅：他有這個本事，運動開始時有他的責任，但一轉過來又領導運動，借此打擊異己。這可是在運動中見真工夫。聽說在延安時，周揚開始並不行，是丁玲、艾青占上風。到文藝整風時，他借王實味這件事把丁玲、艾青打下去了，這樣他才在文藝界站住腳。
李：他得到毛澤東的器重，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後來就一直成為文藝界的實際領導者。
梅：所以說他會做官，知道仕途的走法。跟綠原分析舒蕪差不多，他有察覺性，會變。然後拉大旗做虎皮，魯迅就看到了紅色官吏們這一特點。
李：他和魯迅的矛盾究竟誰的責任最大？
梅：當然是他的責任，這也是他的致命傷。他們老說胡風在中間挑撥，怎麽會這樣呢？他們同魯迅早就有交往，不過魯迅不完全聽他們的話，他們也就不理魯迅了。胡風怎麽就能挑撥呢？還不是他們自己的原因。
李：好多人都同我談到周揚很少關心人，性格可以說異化了。
梅：我看他實際上是政治機器。最初30年代在上海時，他和胡風還一起去舞場，胡風認識崔萬秋，還有一些影星，還是通過他介紹的。可見那個時候，還是能同大家一起玩，可是後來呢？
李：“**”中對周揚的情況你們有沒有了解？有文章還提到你們對他並沒有落井下石。
梅：胡風對周揚沒有做過落井下石的事情。“**”一開始我們就看到了批判周揚的材料，批判17年黑線，挨鬥我們也知道。四川公安廳派人來讓胡風立功，胡風說：“我沒有什麽好說的。我這種身分，沒有資格揭發，他個人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提供不出什麽。”結果他隻交了一兩千字的表態。還要他揭發沙汀。他說他們兩個人談創作談得來，關係還好。但胡風也知道他為人乖巧，他曾上過他的當。這不是政治問題，也不必和周揚扯上。別的就不再說了。讓胡風聽批鬥沙汀的會的廣播，他在那裏睡覺。1980年從成都來北京住在國務院第二招待所，後來進了精神病院治療，那時他對周揚仍然不放過丁玲很不滿意，說：自己痛過之後還不想想過去整人的狠，真沒人性。
李：1979年開文代會，聽說圍繞是否請胡風參加，有過一番爭論。
梅：當時吳奚如、聶紺弩提出關於“胡風問題”的議案，說好多人的問題都已解決，但為什麽胡風不能來參加？外麵當時也有傳聞說胡風要來。周揚就找他們談話，不讓他們在大會提這件事。他這個人，無論如何還是要證明他是正確的。那時林默涵還與他在一起，大會報告就是他們起草的。結果沒有提到“胡風問題”。
李：當時我正好在複旦大學讀書，聽說吳奚如後來在《芳草》上發表了懷念胡風的文章，還在文壇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梅：還不是因為周揚他們的緣故。
李：“**”後你們同他第一次見麵是什麽時候？
梅：1980年9月25日，他來通知我們中央發了平反文件，先和我談，後來要我談。他坐著紅旗轎車到醫院來看胡風。胡風起來坐在沙發上，周揚沒有道歉，隻是說：“你知道嗎？我也被關了八年啊！”“中央承認了錯誤，承擔了責任。”發像他沒有責任似的。這個案子難道不是因為他們才造成的嗎？周揚還說過，胡風不懂政治，我也吃了很多苦。
李：胡先生對他說什麽？
梅：他隻說了一句：“我希望有個家。”你知道，我們一直想有個安定的家。1953年剛在北京買了一個四合院，準備定住下去，不到兩年我們就被抓了。從那之後，我們就沒有了家，“**”前胡風被釋放後，希望能留在北京，可是沒有允許，把我們流放到四川。這次到北京治病，還有一個願望就是想安頓下來。
李：周揚應該可以幫忙這件事。
梅：他當場答應去解決房子。和平門的房子就是他要文化部解決的，你去過那裏，後來才搬到這裏。
李：除了通知平反之外，平反文件給你們看嗎？
梅：隻是當時讓我看了一下，胡風身體不好，不能看。看一下，就收回去，說是讓我們提意見，但又有什麽用？我看過之後，當時就說：‘哦作為一個家屬……”周揚馬上接著說：“你怎麽是家屬，你也是左聯時期的老同誌。”我第二天就把意見擬好，掛號寄去，但沒有回信，仍然原件發下。十一屆三中全會講過，在哪個範圍打倒的，就在哪個範圍平反。但“胡風問題”為什麽就沒有做到？當年打胡風集團，聲勢那麽大，怎麽平反時隻發一個內部文件就算了事？
李：1980年雖然說已經給胡風案件政治上平反，但由於沒有公開，許多人還不知道。你還記得嗎？1983年我在《羊城晚報》上發表了一篇胡先生的專訪，還收到一個山東讀者的來信，他居然還是第一次知道胡風平反了。
梅：批胡風時大張旗鼓，平反時卻羞羞答答。有什麽辦法。
李：你怎樣看周揚的懺悔？
梅：可能有一點兒反思，因為他落到了這樣的地步。談異化問題，總是有自己的感受吧。他本來也想改變一下左的麵目，但改變形象也得作為領導來改變。1983年一挨中央批評，他又害怕沒有權，如果不檢討，就保不住位子。結果還是做了檢討，這在他公開檢討是很痛苦的。這一次促成他躺下來，腦子壞了，大概想得太苦了。什麽人去看他，他都落淚。
李：這大概就是他的悲劇性。
梅：1950年他到上海來看胡風時，我們一起吃過一次飯，他對我們說：“我也是老犯錯誤，隻要領導上一批評，我就老檢討。”他的意思實際是在做胡風的工作。胡風說：“別的可以檢討，文藝思想怎麽可以說檢討就檢討？”他確實不能理解，也做不到。
李：他要做到了，也就不是胡風了。
丁玲曾以輕蔑的語氣對愛倫堡談論周揚：“他是我們文藝的領導，搞點理論批評。”
以及愛倫堡更為輕蔑的回答：“這種人( 紅色官吏） 是寄生在自由才華作家身上的。”（李向東、王增如：《丁陳反黨集團冤案始末》）
在文壇，隻是“搞點理論批評”，曆來抬不起頭，直到今天也仍如此。胡風不在此列，他除了“搞點理論批評”，也“搞點創作”，因此他是可以昂昂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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