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首革命歌曲作者在文革後的遭遇 隻因被江青讚賞過 追憶瞬間
“文革”中，曾有一支歌是不分場合地天天唱、人人唱，那就是著名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凡是對“文革”稍有些記憶的人，都不會忘記《大海航行靠舵手》，同時對這首歌的曲作者王雙印的名字或許還有一點印象。
一
《大海航行靠舵手》當年唱遍了神州大地，並唱到了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隨著這首歌曲的興衰，曲作者王雙印的個人命運也帶上一點傳奇色彩。他曾被政治狂濤推上高高的浪尖，接著又被重重地摔入穀底。
1932年，王雙印生於黑龍江省呼蘭河畔。他的舅父在小縣城裏開了一家茶社，為了招徠顧客，經常請一些當地藝人到茶社說書、唱大鼓、彈單弦、演皮影戲、唱二人轉。童年的王雙印常常趴在櫃台後聽得入迷，還時常跟藝人們學著吹拉彈唱。民間藝人，是他走上文藝之路的啟蒙老師。
1947年，15歲的王雙印考進東北民主聯軍的軍需學校，被分配到業餘演出隊。此後，他相繼在魯藝文工團、黑龍江省歌舞團、哈爾濱歌劇院任獨唱演員，兼搞作曲。
《大海航行靠舵手》創作於1964年，當時，舉國上下正掀起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他被工農兵群眾學毛著的熱情所感動，內心萌發了創作的衝動，便與同在哈爾濱歌劇院工作的詞作者李鬱文合作，譜寫了這首歌頌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歌曲，最初的歌名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這首歌曲調明快，琅琅上口。作為歌唱演員的王雙印，在當年的“第二屆哈爾濱之夏音樂會”上演唱了這首新歌，立即引起轟動，觀眾反響強烈。就是在這次音樂會上，我采訪了王雙印，並開始了我們的友情。
許多人以為《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首歌曲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其實這是一個誤會。這首歌曲創作於“文革”之前，而且是在周恩來總理的熱情關懷並幫助修改詞曲的情況下，正式推向全國的。
1964年6月，周恩來總理陪同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崔庸健委員長到哈爾濱訪問。在迎賓文藝晚會上，王雙印演唱最新創作的《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周總理當時邊聽邊打著節拍跟著哼唱。演出結束後，周總理特地把王雙印叫進貴賓室，親切地接見了他。
“這首歌寫得好，曲調明快，歌詞形象生動！”周總理同時還就個別音符是否可改用切分音提出了建議。
王雙印一邊聆聽著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教導，一邊默默牢記心中。他按照總理提出的修改意見，對歌詞和曲譜進行了改寫。
後來，王雙印又接受了原北京電視台(即今中央電視台)文藝部副主任王敬之的建議，把歌曲的名稱由《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改為《大海航行靠舵手》。
1965年初，當時最具權威性的《紅旗》雜誌發表了題為《大唱十首革命歌曲》的重要社論，《大海航行靠舵手》名列榜首。
隨即，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大唱革命歌曲的熱潮。
1969年10月1日，王雙印作為勞動模範代表進京參加國慶20周年觀禮。在中南海接受中央領導接見時，周恩來總理一眼就認出了他，總理握著他的手鼓勵說：“你應當把歌聲送到珍寶島前線去……”那時，在中蘇邊境上正展開一場珍寶島自衛還擊戰。
隨後，王雙印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參加慰問團到珍寶島的每一塊陣地、每一個哨所去演唱，曆時兩個多月。
王雙印的名字，隨著《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首革命歌曲的廣泛傳唱而傳遍大江南北。
二
“文革”中，《大海航行靠舵手》成了各種集會必唱的首選歌曲，從家庭到社會，從城市到農村，從首都到邊疆，凡有人跡的地方，都會響徹《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聲與旋律。
當舉國上下大搞“造神”運動之時，林彪親筆題寫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的題詞，全國到處都張貼著林彪的題詞手跡，從而使《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首歌曲又籠罩上了一層更為神聖的政治麵紗。
記得有一次談起報紙上刊登的林彪題詞的手跡時，嘴上一向沒有“把門兒”的王雙印脫口而出：“這哪裏是林副主席的‘指示’﹖這明明是在抄襲我和李鬱文寫的那首歌的歌詞嘛！”
王雙印語驚四座，令在場的人們一時啞口無語。良久，有人對他說：“就算是那麽回事也別這麽說呀。”有的人更會順水推舟：“這不能叫抄襲，這是林副主席為你們這首革命歌曲賦予了‘新的政治生命’。”
隨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走紅，原來是哈爾濱歌劇院一名獨唱演員的王雙印，其命運也隨之向上拉出一條上升的紅線，他先後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當選中共黑龍江省省委委員，擔任省革命樣板戲劇團的負責人，後來又被提升為省文化局副局長。地位變了，住房也“鳥槍換炮了”，由鬆花江邊一間擁擠的小屋子搬出來，住進了南崗區大直街上的“高幹樓”。
1972年，王雙印帶領黑龍江省革命樣板戲劇團進京匯報演出，“革命文藝旗手”江青到場看戲並接見他們。時任國家文化組副組長的劉慶棠向江青介紹王雙印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作者，還是一名男中音歌唱家，江青很感興趣，讓他當場唱一首歌，在劉慶棠的建議下，王雙印演唱了一首《世世代代跟著共產黨走》，江青聽後大加讚賞。
江青接見赴京演出的黑龍江省“樣板團”，這無疑是重要的新聞，也是“樣板團”回省後重點匯報與傳達的內容。王雙印和他所領導的“樣板團”很是風光了一陣子。
但不到4年光景，“四人幫”被粉碎了，江青當年接見王雙印以及他為“女皇”唱歌一事，竟成為“王雙印上賊船，向江青表忠心”的嚴重政治問題。
隨之而來的是他意料不到的長達10年的政治審查。在全國揭批“四人幫”和林彪反黨集團以及清查其殘渣餘孽的高潮中，王雙印因為“上了賊船”而被隔離審查，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並被開除黨籍，徹底地打入了另冊，專案組要他徹底交代與“四人幫”的關係。
在長時間的沒完沒了的隔離審查中，這個一向還算堅毅的東北漢子，精神上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痛苦之中。他覺得很委屈：自己僅僅給江青唱了一支歌，怎麽就算“上賊船”了﹖他覺得很冤枉：林彪題寫“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我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那首歌有什麽關係﹖他越想越覺得委屈，越想越覺得冤枉。
他選擇了一個既糟糕又愚蠢的結束生命的方式：從省文化局三樓一間隔離室的窗口跳下去，結果被一棵大樹的枝杈擋了一下才跌落到地上，雖然摔壞了腿，還在臉上留下傷殘，卻保住了性命。這無休無止的審查，竟然持續了10年之久。直到1987年，組織上終於給王雙印做出了實事求是的結論，恢複了他的黨籍，把他分配到黑龍江電影製片廠任音樂編輯，後又調任黑龍江省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這期間，他創作了4部影視專題片的音樂，還對民間曲藝和音樂理論的研究做出了貢獻。
“能繼續從事音樂事業。這不能不說是我的幸運。”他感歎道。
三
被人們遺忘了20多年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調，1989年突然又在全國城鄉響起來，大街小巷都在播放著這首曲子。仔細一聽，味道全然不對勁兒，歌詞已麵目全非，把“大海航行靠舵手”改成了“大老爺們愛老婆……”歌詞庸俗低下，不堪入耳；演唱陰陽怪氣，油腔滑調，讓人無法忍受。
王雙印憤然地拿起法律武器到北京告狀，要維護他所擁有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著作權。歌曲的詞作者李鬱文也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聲援戰友。他的正義行動得到最高人民檢察院、廣播電影電視部、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支持，贏得首都法律界和新聞界的大力支持。法理與正義在王雙印這一邊，他勝訴了，全國報刊多有報道。
“在我看來，這不僅僅是在纂改《大海航行靠舵手》這支歌，而是在纂改一個時代的標誌，我所捍衛的不僅僅是個人的著作權，而是在維護曆史的莊嚴與真實。”王雙印對此舉說得明明白白。
王雙印離休以後，他整理匯集自己創作的50多首歌曲出版了《王雙印歌曲選》。黑龍江省音樂家協會、哈爾濱歌劇院等八家單位於1994年2月28日，成功地舉辦了“王雙印從藝45周年音樂作品大型演唱會”。
當62歲的王雙印又重新站到他所依戀的舞台上，放開他那洪亮的歌喉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時，觀眾的熱情又一次被他點燃了。
1996年5月，我又到哈爾濱市去采訪王雙印，他雖年逾花甲，身體仍健朗，每天騎自行車東奔西跑。
令人遺憾的是，風雨同舟幾十年的老伴史力岩患腦梗塞，半身不遂，語言失靈。雙印便擔當起“家庭主婦”的職責，還要幫助老伴活動肢體，通過嘮嗑來訓練她的語言能力。家裏是一時也離不開他，當我挽留他在花園村賓館一起用餐時，他說：“不行，你大嫂還在家裏等我呢！”便匆匆騎上自行車走了，他要順路買菜回家為老伴做飯。
日後幾天，他事先把老伴的飯菜做好，“請假”來賓館與我把酒敘談，老友相聚，感慨良多。
我返京後不久，哈爾濱的朋友來電話說，王雙印也患上與他老伴相同的病。我立即往雙印家裏掛電話，不管我說什麽，他都是“啊啊……哦哦……”的聲音。後來他的老伴史力岩接過電話，我才聽懂了她斷斷續續地說出來的幾句話，她說雙印知道是我從北京掛來的電話，非常高興！他不能說話，不能動彈，就不多說了。我時常在想：老兩口都半身不遂，言語無法交流，相互不能照顧，這日子將過得多麽艱難哪！
1998年4月間，我到哈爾濱出差，由黑龍江日報社的攝影記者郭存發開車陪我去王雙印的家。這棟原先曾被稱為“高幹樓”，現在顯得寒酸多了。進了雙印的家裏，室內一片昏暗，時令已進入了春天，氣溫不算低，而雙印仍穿著棉襖棉褲。見我進門，他坐在床上想站起來，試了幾次卻站不起來，說話又說不了，隻能用尚能勉強動彈的左手指一指床邊，示意讓我坐下。他的老伴坐在屋角一把椅子上，仍是行動不方便，說話倒是比雙印稍微清楚一些。
我見此情景，一陣酸楚油然而生。這兩口子當年可都是特別要強的人啊，如今剛過花甲之年，竟然落到了這般田地。
一晃又是1年。1999年6月4日清晨。我突然接到哈爾濱一位老朋友崔明福的電話：王雙印逝世了。
怎麽也沒想到，1年前，我那次登門探望雙印兄，竟成為今生的最後一別，我與他坐在床邊所照的合影，竟然是我們的訣別照。
“文革”中，曾有一支歌是不分場合地天天唱、人人唱，那就是著名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凡是對“文革”稍有些記憶的人，都不會忘記《大海航行靠舵手》，同時對這首歌的曲作者王雙印的名字或許還有一點印象。
一
《大海航行靠舵手》當年唱遍了神州大地，並唱到了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隨著這首歌曲的興衰，曲作者王雙印的個人命運也帶上一點傳奇色彩。他曾被政治狂濤推上高高的浪尖，接著又被重重地摔入穀底。
1932年，王雙印生於黑龍江省呼蘭河畔。他的舅父在小縣城裏開了一家茶社，為了招徠顧客，經常請一些當地藝人到茶社說書、唱大鼓、彈單弦、演皮影戲、唱二人轉。童年的王雙印常常趴在櫃台後聽得入迷，還時常跟藝人們學著吹拉彈唱。民間藝人，是他走上文藝之路的啟蒙老師。
1947年，15歲的王雙印考進東北民主聯軍的軍需學校，被分配到業餘演出隊。此後，他相繼在魯藝文工團、黑龍江省歌舞團、哈爾濱歌劇院任獨唱演員，兼搞作曲。
《大海航行靠舵手》創作於1964年，當時，舉國上下正掀起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他被工農兵群眾學毛著的熱情所感動，內心萌發了創作的衝動，便與同在哈爾濱歌劇院工作的詞作者李鬱文合作，譜寫了這首歌頌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歌曲，最初的歌名是《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這首歌曲調明快，琅琅上口。作為歌唱演員的王雙印，在當年的“第二屆哈爾濱之夏音樂會”上演唱了這首新歌，立即引起轟動，觀眾反響強烈。就是在這次音樂會上，我采訪了王雙印，並開始了我們的友情。
許多人以為《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首歌曲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其實這是一個誤會。這首歌曲創作於“文革”之前，而且是在周恩來總理的熱情關懷並幫助修改詞曲的情況下，正式推向全國的。
1964年6月，周恩來總理陪同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崔庸健委員長到哈爾濱訪問。在迎賓文藝晚會上，王雙印演唱最新創作的《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周總理當時邊聽邊打著節拍跟著哼唱。演出結束後，周總理特地把王雙印叫進貴賓室，親切地接見了他。
“這首歌寫得好，曲調明快，歌詞形象生動！”周總理同時還就個別音符是否可改用切分音提出了建議。
王雙印一邊聆聽著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教導，一邊默默牢記心中。他按照總理提出的修改意見，對歌詞和曲譜進行了改寫。
後來，王雙印又接受了原北京電視台(即今中央電視台)文藝部副主任王敬之的建議，把歌曲的名稱由《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改為《大海航行靠舵手》。
1965年初，當時最具權威性的《紅旗》雜誌發表了題為《大唱十首革命歌曲》的重要社論，《大海航行靠舵手》名列榜首。
隨即，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大唱革命歌曲的熱潮。
1969年10月1日，王雙印作為勞動模範代表進京參加國慶20周年觀禮。在中南海接受中央領導接見時，周恩來總理一眼就認出了他，總理握著他的手鼓勵說：“你應當把歌聲送到珍寶島前線去……”那時，在中蘇邊境上正展開一場珍寶島自衛還擊戰。
隨後，王雙印遵照周總理的指示，參加慰問團到珍寶島的每一塊陣地、每一個哨所去演唱，曆時兩個多月。
王雙印的名字，隨著《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首革命歌曲的廣泛傳唱而傳遍大江南北。
二
“文革”中，《大海航行靠舵手》成了各種集會必唱的首選歌曲，從家庭到社會，從城市到農村，從首都到邊疆，凡有人跡的地方，都會響徹《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聲與旋律。
當舉國上下大搞“造神”運動之時，林彪親筆題寫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的題詞，全國到處都張貼著林彪的題詞手跡，從而使《大海航行靠舵手》這首歌曲又籠罩上了一層更為神聖的政治麵紗。
記得有一次談起報紙上刊登的林彪題詞的手跡時，嘴上一向沒有“把門兒”的王雙印脫口而出：“這哪裏是林副主席的‘指示’﹖這明明是在抄襲我和李鬱文寫的那首歌的歌詞嘛！”
王雙印語驚四座，令在場的人們一時啞口無語。良久，有人對他說：“就算是那麽回事也別這麽說呀。”有的人更會順水推舟：“這不能叫抄襲，這是林副主席為你們這首革命歌曲賦予了‘新的政治生命’。”
隨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走紅，原來是哈爾濱歌劇院一名獨唱演員的王雙印，其命運也隨之向上拉出一條上升的紅線，他先後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當選中共黑龍江省省委委員，擔任省革命樣板戲劇團的負責人，後來又被提升為省文化局副局長。地位變了，住房也“鳥槍換炮了”，由鬆花江邊一間擁擠的小屋子搬出來，住進了南崗區大直街上的“高幹樓”。
1972年，王雙印帶領黑龍江省革命樣板戲劇團進京匯報演出，“革命文藝旗手”江青到場看戲並接見他們。時任國家文化組副組長的劉慶棠向江青介紹王雙印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作者，還是一名男中音歌唱家，江青很感興趣，讓他當場唱一首歌，在劉慶棠的建議下，王雙印演唱了一首《世世代代跟著共產黨走》，江青聽後大加讚賞。
江青接見赴京演出的黑龍江省“樣板團”，這無疑是重要的新聞，也是“樣板團”回省後重點匯報與傳達的內容。王雙印和他所領導的“樣板團”很是風光了一陣子。
但不到4年光景，“四人幫”被粉碎了，江青當年接見王雙印以及他為“女皇”唱歌一事，竟成為“王雙印上賊船，向江青表忠心”的嚴重政治問題。
隨之而來的是他意料不到的長達10年的政治審查。在全國揭批“四人幫”和林彪反黨集團以及清查其殘渣餘孽的高潮中，王雙印因為“上了賊船”而被隔離審查，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並被開除黨籍，徹底地打入了另冊，專案組要他徹底交代與“四人幫”的關係。
在長時間的沒完沒了的隔離審查中，這個一向還算堅毅的東北漢子，精神上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痛苦之中。他覺得很委屈：自己僅僅給江青唱了一支歌，怎麽就算“上賊船”了﹖他覺得很冤枉：林彪題寫“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我寫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那首歌有什麽關係﹖他越想越覺得委屈，越想越覺得冤枉。
他選擇了一個既糟糕又愚蠢的結束生命的方式：從省文化局三樓一間隔離室的窗口跳下去，結果被一棵大樹的枝杈擋了一下才跌落到地上，雖然摔壞了腿，還在臉上留下傷殘，卻保住了性命。這無休無止的審查，竟然持續了10年之久。直到1987年，組織上終於給王雙印做出了實事求是的結論，恢複了他的黨籍，把他分配到黑龍江電影製片廠任音樂編輯，後又調任黑龍江省藝術研究所副研究員。這期間，他創作了4部影視專題片的音樂，還對民間曲藝和音樂理論的研究做出了貢獻。
“能繼續從事音樂事業。這不能不說是我的幸運。”他感歎道。
三
被人們遺忘了20多年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調，1989年突然又在全國城鄉響起來，大街小巷都在播放著這首曲子。仔細一聽，味道全然不對勁兒，歌詞已麵目全非，把“大海航行靠舵手”改成了“大老爺們愛老婆……”歌詞庸俗低下，不堪入耳；演唱陰陽怪氣，油腔滑調，讓人無法忍受。
王雙印憤然地拿起法律武器到北京告狀，要維護他所擁有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著作權。歌曲的詞作者李鬱文也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聲援戰友。他的正義行動得到最高人民檢察院、廣播電影電視部、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支持，贏得首都法律界和新聞界的大力支持。法理與正義在王雙印這一邊，他勝訴了，全國報刊多有報道。
“在我看來，這不僅僅是在纂改《大海航行靠舵手》這支歌，而是在纂改一個時代的標誌，我所捍衛的不僅僅是個人的著作權，而是在維護曆史的莊嚴與真實。”王雙印對此舉說得明明白白。
王雙印離休以後，他整理匯集自己創作的50多首歌曲出版了《王雙印歌曲選》。黑龍江省音樂家協會、哈爾濱歌劇院等八家單位於1994年2月28日，成功地舉辦了“王雙印從藝45周年音樂作品大型演唱會”。
當62歲的王雙印又重新站到他所依戀的舞台上，放開他那洪亮的歌喉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時，觀眾的熱情又一次被他點燃了。
1996年5月，我又到哈爾濱市去采訪王雙印，他雖年逾花甲，身體仍健朗，每天騎自行車東奔西跑。
令人遺憾的是，風雨同舟幾十年的老伴史力岩患腦梗塞，半身不遂，語言失靈。雙印便擔當起“家庭主婦”的職責，還要幫助老伴活動肢體，通過嘮嗑來訓練她的語言能力。家裏是一時也離不開他，當我挽留他在花園村賓館一起用餐時，他說：“不行，你大嫂還在家裏等我呢！”便匆匆騎上自行車走了，他要順路買菜回家為老伴做飯。
日後幾天，他事先把老伴的飯菜做好，“請假”來賓館與我把酒敘談，老友相聚，感慨良多。
我返京後不久，哈爾濱的朋友來電話說，王雙印也患上與他老伴相同的病。我立即往雙印家裏掛電話，不管我說什麽，他都是“啊啊……哦哦……”的聲音。後來他的老伴史力岩接過電話，我才聽懂了她斷斷續續地說出來的幾句話，她說雙印知道是我從北京掛來的電話，非常高興！他不能說話，不能動彈，就不多說了。我時常在想：老兩口都半身不遂，言語無法交流，相互不能照顧，這日子將過得多麽艱難哪！
1998年4月間，我到哈爾濱出差，由黑龍江日報社的攝影記者郭存發開車陪我去王雙印的家。這棟原先曾被稱為“高幹樓”，現在顯得寒酸多了。進了雙印的家裏，室內一片昏暗，時令已進入了春天，氣溫不算低，而雙印仍穿著棉襖棉褲。見我進門，他坐在床上想站起來，試了幾次卻站不起來，說話又說不了，隻能用尚能勉強動彈的左手指一指床邊，示意讓我坐下。他的老伴坐在屋角一把椅子上，仍是行動不方便，說話倒是比雙印稍微清楚一些。
我見此情景，一陣酸楚油然而生。這兩口子當年可都是特別要強的人啊，如今剛過花甲之年，竟然落到了這般田地。
一晃又是1年。1999年6月4日清晨。我突然接到哈爾濱一位老朋友崔明福的電話：王雙印逝世了。
怎麽也沒想到，1年前，我那次登門探望雙印兄，竟成為今生的最後一別，我與他坐在床邊所照的合影，竟然是我們的訣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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