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血路——抗戰八年中的忠義救國軍 zt

八年血路——抗戰八年中的忠義救國軍

曆史環境說得國民政府忠義救國軍一無是處，違背了曆史的真實。

一、 八年血路



　　蘇浙行動委員會下設動員部和遊擊總指揮部，淞滬別動隊歸遊擊總指揮部管轄。遊擊總指揮部總指揮劉誌陸原屬桂係陸榮廷部，後投奔蔣介石。被劉珍年打敗後，他便到上海作了寓公。劉誌陸與杜月笙關係甚好，遊擊總指揮部總參謀長楊仲華也是杜月笙的門生。新建立的別動隊下轄五個支隊，其中有半數是杜月笙的門徒。第一支隊經向海潛提名，由腳跨青洪兩幫的軍統特務何行建（即何天風）任隊長。第二、第三支隊的隊長均由杜月笙提名，分別由恒社骨幹陸京士和朱學範擔任。第四支隊隊長張業、第五支隊隊長陶一珊均為戴笠部下。各支隊編製為一千五百人，下設三個中隊，各中隊下設三個區隊，各區隊下設三個分隊。別動隊組建後分布於浦東、奉賢、南匯和上海縣等地，接替國民黨正規軍駐防。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９日，第一、二、三支隊開始投入阻擋日軍精銳的猛攻，第三、第五支隊配合國民黨正規軍五十師某旅堅守南市三天。１１月１１日，日軍在金山衛登陸後，第三支隊第九大隊在國民黨軍撤退的情況下，曾在青浦阻擊過日軍，但因敵我力量對比懸殊，被敵擊潰。上海失陷後，別動隊除四支隊在蘇州河北岸全部陣亡，五支隊化整為零轉入地下外，一、二支隊開赴浦東打遊擊。三支隊一部撤回租界搞地下抗日工作。根據當時擔任蘇浙行動委員會人事科科長的文強先生的統計，

　　在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滬會戰中，別動隊官兵犧牲1500人以上，受傷的人數在500人左右。

　　第二階段：從皖南祁門改編到１９４０年孝豐整編

　　為了適應1937年年底南京失陷以後的江浙皖滬抗日戰場的局勢，最大限度地動員這個地區的抗日力量投入抗戰，1９３８年１月，軍統局負責人戴笠在皖南祁門宣布，將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從淞滬戰場上撤出的佘山教導團和五支隊殘部整編為“忠義救國軍”教導一團（亦稱“第一支隊”）。戴笠自兼團長，俞作柏（一則）任副團長。同年３月，戴笠又在漢口宣布成立忠義救國軍總指揮部，由戴笠和俞作柏分任正副總指揮，參謀長是徐光英。忠救軍教導一團則由俞作柏兼團長，原別動隊在江西、浙江的部隊改編為忠救軍教導二團（亦稱“第二支隊”），由王春暉擔任團長，別動隊在上海的殘部後改為忠義救國軍淞滬區指揮部，何行建任總指揮，後改任副總指揮兼第一縱隊司令（此人後於1943年在蘇南率部向日軍投降）。武漢失守後，總指揮部移設浙江孝豐，戴笠辭去總指揮兼職，派副總指揮俞作拍接任，參謀長也改由尚望擔任。改編以後的忠義救國軍，其主要任務是在華東敵後收容、整訓國民政府正規軍被日偽打散擊潰的部隊，並在敵後襲擊、騷擾日偽軍，同時，也與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搞磨擦、搶地盤。

　　在抗日民眾的大力支持下，這時候的忠義救國軍，就象燎原的火種一樣，迅速在江浙皖滬敵後發展起來，由於部隊收容、整訓了大批江浙皖滬抗日戰場上潰退的正規軍官兵，加上國民政府為這支部隊派來了俞作柏、戴笠、周偉龍、阮清源等受過正規訓練的高級軍官，戰鬥力有了提高。例如1938年秋，日軍上海派遣軍一部進攻金山縣韓家塢（當時屬江蘇管轄），忠義救國軍第九支隊第四大隊姚杏林部500餘人與敵激戰一晝夜，日軍死傷多人後撤退。翌年春，日軍炮艇3艘途經泖橋，被姚杏林部擊沉2艘，日軍死傷數十人。日軍進行報複，姚部撤到錢圩李家廊下，聯合田峋山、沈俊生部，擊斃日軍30餘人（《無錫市誌·大事記·民國二十七、二十八年》）。至１９３９年春，忠義救國軍已發展到擁有十六個支隊，四個直屬大隊、兩個教導總隊，號稱五萬人。

　　第三階段：從１９４０年孝豐整編到1945年“八·一五”抗戰勝利

　　１９４０年春，忠義救國軍在浙江孝豐進行整編，以周偉龍為總指揮（1942年1月，周調重慶中英特種技術合作所、總指揮一職由阮清源代理）、尚望為參謀長，保留四個教導團（後發展到六個）和兩個訓導隊，其餘改編為小型的行動隊（或別動隊），任務除在華東敵後收容、整訓各類抗日地方武裝部隊外，還專門從事情報收集、暗殺、爆破等特務工作。

　　這裏，還有這樣一段小插曲。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一直在上海遭到日本人監視的英國駐華情報首腦門德內哥羅來到重慶（此人逃離上海就是忠義救國軍的傑作之一），他以英國大使館商務參讚的名義提出與中國合組中英特種技術合作所，並表示願意援助武器裝備和派專家幫助中國組建、訓練一支敵後遊擊部隊。於是，軍統局在1941年9月進行了研究，即在重慶近郊沙坪壩紅槽房建立起了中英特種技術合作所，1942年1月又在沙坪壩小龍坎成立了軍統局屬下的別動軍司令部，將忠義救國軍改名為“軍事委員會別動忠義救國軍”，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別動軍司令均由前忠義救國軍總指揮周偉龍擔任。戴笠以忠義救國軍為基礎，又在湯恩伯、李仙洲等集團軍中挑選了部分官兵，組成了七個縱隊的別動軍。後來，軍統局在援助及訓練等問題上與英方意見嚴重分歧，這一合作於同年4月夭折（據蔣介石侍從室情報組組長唐縱 1942年4月日記中記載：“英國與我國特務工作之合作，我始終認為英國另有企圖……其目的在取得我特務工作之掩護，以便各地活動。周偉龍得我指示後，已漸漸發覺其真麵目矣。英人想在第三戰區設立爆破訓練班，已令顧長官製止。別動軍之工作，已嚴令約束英人不得自由活動……”）。

　　1941年1月，“皖南事變”以後，忠義救國軍分四路重回寧滬杭淪陷區，第一路蘇嘉滬區挺進縱隊，以第三支隊阮清源部及淞滬行動總隊為基幹，由孝豐附近向太湖以東的蘇州、嘉興與上海之間的地區活動；第二路澄錫虞區挺進縱隊，以第一支隊郭墨濤部為基幹，由孝豐向陽澄湖、常熟、昆山之間的地區行進；第三路錫武宜區挺進縱隊，以第二支隊文德部為基幹，由廣德沿太湖西岸向宜興、無錫、蘇州、江陰之間的地區行進；第四路京丹溧區挺進縱隊以南京行動總隊（總隊長管容德）為基幹，進出南京、江浦、丹陽等地。但由於其時日偽大力開展“清鄉”活動，部分忠救軍官兵叛變投敵，再加之忠救軍在與共產黨武裝的磨擦中屢占下風，忠義救國軍雖屢敗屢戰，但其在淪陷區的活動能力大為削弱，不得不於1942年底前後退回浙江天目山遊擊區整訓，任務除繼續從事情報收集、暗殺、爆破等特務工作而外，主要負責遊擊區的防務安全（翁養正：《我所知道的忠義救國軍》）。1943年，國民黨和美國海軍創建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以後，軍統局負責人戴笠又報請蔣介石，請求擴大和強化江南敵後的忠義救國軍。在得到蔣氏首肯以後，他調代理總指揮阮清源少將去將官班受訓，請黃埔一期的馬誌超中將(甘肅平涼人)出任忠救軍總指揮，派郭履州少將（黃埔六期，浙江寧海人）為參謀長。同時還加強了官兵戰技教練及政訓，輪流抽調各部員兵到皖南雄村軍統特訓班接受美、中教官的特種訓練，學習爆破、擒拿、情報、電訊等技術；對所收編的地方遊擊支隊派去副指揮或參謀長，建立政訓室，希望通過政訓，給官兵灌輸反共法西斯思想，使忠義救國軍效忠蔣介石，成為黨化特務部隊。其時，總部先駐安徽廣德縣王嶺，後移浙江昌化河橋，不久又加派王春暉少將為副總指揮。到1944年春，忠義救國軍共擁有三個縱隊，五個行動總隊、若幹地方支隊獨立大隊，官佐員兵三萬一千餘人。由於忠義救國軍在戴笠的精心策劃之下，獲得了大量的美式裝備和整訓、學習的機會，官兵的素質和裝備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其時，在浙西天目山遊擊區流傳著這樣的民謠：“挺伯伯，忠爺爺，28軍小兄弟”，可見忠救軍在當時浙西民眾中的地位。

　　1944年，忠救軍的活動地區在長江以南以京滬杭金三角為重點的蘇南、浙江敵後地區，這一地區在當時是國民黨的第三戰區轄地，因而，忠救軍也受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節製。當時日本敗象已露，美軍曾計劃在我東南沿海登陸，為策應美軍，1944年末，中美雙方商定對忠救軍作強勢備戰部署，主要任務是確保京滬鐵路、滬杭鐵路沿線以及杭甬路西段交通安全，控製浙贛鐵路北段，並在江、浙一帶對日軍進行情報收集、暗殺、爆破之類的特種戰爭。其主要方案為：一、在浙江於潛縣方元鋪設忠救軍前進指揮所，由馬誌超坐鎮，指揮所部對日軍作戰，確保蘇南、浙江鐵路沿線交通安全。二、在浙江瑞安縣玉壺設忠救軍溫台指揮部，派郭履州(忠救軍少將參謀長)為指揮官，張為邦(忠救軍浦東行動總隊長)為副指揮官，在浙東、浦東、崇明對日軍進行特種戰爭。三、在浙江分水縣合村設忠救軍淞滬指揮部，派阮清源為指揮官，指揮淞滬附近地區遊擊隊防堵日軍。四、在浙江桐廬設立忠救軍鄞杭指揮部，派鮑步超(忠救軍第三縱隊少將司令，黃埔六期，浙江淳安人)為指揮官，在富春江及杭州灣一帶防堵日軍。五、以上溫台、淞滬、鄞杭三個指揮部統一歸總指揮馬誌超指揮。1

　　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當時戴笠正偕美國梅樂斯將軍在浙江前線視察，聽到消息，立即電告馬誌超：“日本投降，戰事結束。但國內問題很多，一時尚難解決。吾人責任，尚異常艱巨！”並對忠救軍下達如下命令：一、淞滬指揮部部隊，擔任警戒上海近郊的浦東，防堵不明部隊(按：指中共武裝)向上海郊區滲入；二、第三縱隊立即挺進富陽、杭州；三、京滬行動總隊負責維護京滬鐵路沿線交通暢通和安全；四、滬杭行動總隊負責維護滬杭鐵路沿線交通暢通和安全；五、第二縱隊、第五縱隊仍遵照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命令，防守與維護天目山區的治安，保護當地民眾安全。在戴笠的命令之下，忠義救國軍鮑步超部火速開進杭州市，並與汪偽浙江省長丁默村配合阻止別的部隊進駐杭州，郭履州部光複了溫州和海門；“被不明部隊包圍”的崇明島，則由張為邦派兵“解圍”。在上海，國民黨中央軍尚未抵滬前，阮清源把淞滬指揮部所屬部隊部署在滬郊，並派特務隊大隊長裘雨萍率部進入上海市區，協同周佛海（重慶8月12日已電令，任命大周佛海為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所部偽軍警備市區，聯絡日軍駐滬十三軍鬆井中將司令官，阻抗中共武裝進入上海。

　　抗日勝利後，忠義救國軍以及軍委會別動軍（總司令周偉龍）、交通巡察部隊、中美合作編練的教導營以及周佛海的汪偽稅警總團，合並成立了交通警察總局，編成十八個交警總隊（特種團），進駐鐵道、公路等部門，維護交通。另有一部分不願離鄉背井的忠義救國軍官兵就地轉業，自謀生計（大部被編入當地的保安團、隊）。至於後來在三年國共內戰當中，馬誌超和郭履州（郭已任交警副總局長）率五個交警總隊參加國共淞滬大戰，以及上海及江蘇、浙江解放後，國民黨殘餘勢力依托忠救軍舊部，成立“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妄圖製造寧滬杭甬動亂，顛覆新生的人民政權，那就不在本文所述及的範圍之內了。

二、 在抗擊日偽的戰場上毫不遜色



　　1942年1月14日（舊曆大年除夕夜），由軍統局負責人戴笠親自指揮，忠救軍在上海市區和郊區進行了一次針對日偽軍的突然襲擊。是日晚9時，忠救軍蘇嘉滬區挺進縱隊阮清源部遵命組織了縱火、爆破、驚擾、襲擊四個隊（每隊數十人至百人不等）同時行動。縱火、驚擾兩隊人員事前潛入市區，化裝成置辦年貨的市民，攜帶汽油及各種爆炸物，分散到市區各個場所縱火、引燃和燃放鞭炮，造成市內秩序大亂。爆破隊則分作兩組，一組在真如和南翔之間炸斷了京滬鐵路路軌，另一組在梅家場和萃莊之間炸毀了滬杭鐵路路基。而集中了該部神槍手的襲擊隊，則襲擊了日軍駐滬西的一個炮兵大隊，打死打傷日軍數人，馱馬多匹。這次“除夕攻滬市”的行動，可以說是震驚中外，當時著名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稱這次行動“是一次很有效的擾亂行動”，顯示著“上海以外的廣大地區都為蔣委員長的部隊所控製”（翁養正：《我所知道的忠義救國軍》）。

　　蔣介石曾經在《廬山抗戰聲明》中說：“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在那國難當頭，民不聊生之際，廣大民眾獻財獻力；全國人民忍受艱苦，修建鐵路、公路， 搶運物資；婦女也參加戰鬥；大學遷至南方在炮火中授課，培養出楊振寧這樣劃時代的科學家……。這等等的一切，充份體現了中國人的民族魂，證明了中國人頑強的生存力。這不能不說是辛亥革命以來進步的表現。而象“忠義救國軍”這樣的忠勇戰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軍心仍堅如鐵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以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奠定中華複興之基礎。

　　1942年年初，日軍從駐蘇州廣野十三師團，駐杭州土橋二十一師團及淞滬警備旅等部中抽調共三個旅的兵力，由植田大將指揮，在蘇嘉滬地區開展大規模“掃蕩”，“延續達一個多月，殺死殺傷我軍民一萬多人”，忠義救國軍蘇嘉滬挺進縱隊幾乎遭全軍覆沒的危險。（翁養正：《我所知道的忠義救國軍》）。

　　1944年春，“忠救軍”奉命配合×××師(番號記不起了)，進襲浙江南陵一帶日寇。總指揮馬誌超即派第一縱隊指揮官李驤，率領所屬3個團擔負這一戰鬥任務。雖曾一度占領南陵縣城，略獲小勝，但日寇隨即調動一個聯隊以上兵力馳赴增援，我軍在日寇陸空配合反擊下，節節潰退。隨後放棄全部陣地，退守涇縣、宣城之線。是役先後1個星期，我方兵員傷亡人數約占1／5，隨即返回寧國境內整補。（翁養正：《我所知道的忠義救國軍》）。

　　1941年春夏之交，忠義救國軍第二路澄錫虞區挺進縱隊正在江蘇焦溪整補，其時，正值日偽軍在蘇(州)常(州)太(倉)地區大肆“清鄉”，日軍以一個聯隊和一個偽軍團的兵力向焦溪發起進攻。澄錫虞區挺進縱隊處境十分危急，幸得第三路錫武宜挺進縱隊趕到救援，與第二路聯合夾擊，將敵團中中隊殲滅。日軍遭受損失，立即增調一個師團的兵力，采取分進合擊態勢，瘋狂反撲。這兩路忠義救國軍隻得且戰且退，北渡長江（夏光：《從陽澄湖畔到淮寶地區》。

　　1945年8月11日——13日，駐浙江日軍糾集第六、第十三師團各一部及偽軍一千餘人進攻忠義救國軍總部所在地浙江昌化，與忠義救國軍第三縱隊鮑誌超部激戰於浙江昌化的河橋；是役，忠義救國軍指揮所被襲，官兵死傷約三百餘人。新一團副團長俞萬金被敵寇子彈擊中胸口，壯烈犧牲。（《杭州文史資料》）

　　要奮鬥就要有犧牲，而無數英烈犧牲換來的結果就是抗戰的勝利。然而，如前所述，忠義救國軍是一支帶有濃厚幫會色彩的武裝，其成份非常複雜，主要是散兵遊勇、破產農民和流氓無產者，這些人文化不高，目光短淺，講義氣，夠“哥們”，對中國曆史上許多“英雄”和“哥們”的故事耳熟能詳。其實，在承平之時，他們隻知尋求一己的個人利益，對國家、民族之類的抽象概念並不關心，而且還有魚肉鄉裏、橫行霸道的情形發生。但是當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在中國土地上肆意蹂躪，破壞了了他們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的時候，他們的內心就變成了隻要一粒火種就能點著的幹柴，此時此刻，隻要有人登高一呼，他們立刻就會蜂擁而起，抵抗外侮。而蔣介石及其所領導的國民政府正是這樣順應了曆史的潮流，迎合了廣大民眾抗日救國的願望，以“忠義”為號召，以“救國”為目標，喚醒了這些人內心深處埋藏著的民族精神，使之成為抗日前線的英勇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