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有可能是共產黨嗎？zt

胡宗南有可能是共產黨嗎？

一、胡宗南的出身和青少年時期的成長經曆

胡宗南1896年5月12日（農曆三月三十日）出生於浙江鎮海的一個貧寒人家，三歲時隨父輩遷居於浙西距孝豐縣城西十裏之鶴鹿溪。中學時受朋友資助就讀於湖州中學。畢業後做了幾年的小學教員，後到上海，在朋友家開的毛竹行做店員，屬於半無產階級。適值黃埔軍校招生，胡宗南毅然投筆從戎，由朋友資助路費，到廣東投考。因身材矮小（身高不足160厘米），體格檢查時即被淘汰。時任黃埔軍校黨代表的廖仲愷聽其談吐慷慨激昂，富於革命熱情，親筆批準其參加考試而被錄取。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後，胡宗南在共產黨員胡公冕任團長的北伐軍部隊裏任營長。胡公冕離任時，保舉胡宗南接任團長職務。後胡宗南與胡公冕義結金蘭（一說不是金蘭之交，而是師生關係，胡公冕的女兒稱胡宗南“大哥”）。
從胡宗南的家庭出身到青少年時期的這段經曆來看，胡是極易接受共產黨的影響的。


二、胡宗南的個人品質和生活作風


胡宗南平生不近女色，戎馬倥傯，直至抗戰開始，已過不惑之年，尚未婚配（有資料說，胡在離家之前，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過一位農村婦女，胡從戎後，其妻因精神病去世）。國民黨四大家族之一的陳立夫出麵將孔祥熙的二千金介紹給胡宗南做太太（一說介紹人是宋美齡），孔祥熙也是喜在臉上，樂在心裏。如果胡宗南答應了這樁婚事，那麽，他日後的飛黃騰達必是囊中之物。這對於一個家境貧寒、地位低微出身的人來說，無疑具有極大的誘惑力。但胡宗南並未選擇送到身邊的攀龍附鳳的機會，而是寫信給陳立夫，婉言謝絕了。他在信中寫道：“國難當頭，正我輩軍人抗敵禦侮、效命疆場之時，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胡宗南放棄了攀龍附鳳的機會，卻在抗戰勝利前夕，經特務頭子戴笠介紹，與一個軍統女特務相戀，在其占領延安後與該女舉行婚禮。戴笠與胡的地位相比，隻能算是個小人物，與權、財、勢煊赫一時的陳立夫相比，更是相距甚遠。如果介紹人是宋美齡，那就更不得了。而那位女特務更是不能與身為“皇親國戚”的孔家二小姐同日而語了。
胡宗南在個人婚姻問題上做出天壤之別的選擇，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不論其是否有著深藏的政治方麵的背景，至少有一點，胡在婚姻方麵所表現出的個人操守是不凡的。
胡在“國軍”中以清廉著名，時人稱之為“廉潔可風”，胡手下的大小軍官也常以胡的清廉自誇。
象胡宗南這樣能夠嚴格操守、糞土權勢的人，是極易傾向共產黨、極易接受共產黨的信仰的。


三、胡宗南與共產黨人的關係


上文說過，胡宗南由於共產黨員胡公冕的保舉，做上了北伐軍的團長，胡宗南並與胡公冕結下了金蘭之交。
胡公冕參加過辛亥革命，1921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在莫斯科受到列寧接見。1924年按照中共的決定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奉命參加籌建黃埔軍校的工作。北伐期間先後擔任北伐軍團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副官長（一說曾任東路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胡公冕被列入被通緝的“共黨首要”名單。大革命失敗後，胡公冕在浙南組織革命武裝打遊擊，任紅十三軍軍長，1932年由於叛徒出賣被捕入獄，抗戰前夕，國共合作後出獄（一說由於邵力子保釋，於西安事變前出獄）。胡公冕出獄後擬赴延安，過西安時被胡宗南留下，胡宗南竟委任胡公冕做了甘肅省平涼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
宣俠父是中共早期黨員，黃埔一期生，因反對蔣介石的軍閥作風被開除，是唯一被開除的黃埔一期生。抗戰前宣任中共華南工委書記，抗戰前夕受中共派遣做了“反蔣抗日”的李濟深的秘書，後出任反蔣抗日的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的部長。抗戰初期宣俠父到西安任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旋即被任命為第十八集團軍少將高級參議，1938年7月被軍統特務秘密殺害。就這樣一個被蔣介石視為“眼中釘”的身份公開的共產黨員，抗戰開始後，胡宗南在西安籌辦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竟找到宣俠父，擬一起再創黃埔輝煌。被宣俠父拒絕後，胡宗南還要向“校長”推薦他出任軍隊政治工作廳廳長。
大家所熟知的共產黨員熊向暉，在胡宗南身邊工作了十二年，被胡宗南倚為心腹，並保薦熊赴美國深造。據熊向暉回憶，1940年時，熊曾接到中共地下黨要“保護胡宗南”的指示。1947年9月底，中共西安地下黨負責與熊向暉聯係的王石堅被捕叛變，此時熊向暉已在美國讀書。據沈醉的《軍統內幕》說，在胡手下工作的幾名共產黨員身份暴露後，胡宗南要軍統不必過問，由他自行處理。胡“自行處理”的結果，除其電台台長戴中溶被關進監獄，其餘如熊向暉等全都安然無恙。胡宗南甚至繼續向在美國讀書的熊向暉寄生活費。1949年熊向暉回國見到周恩來，在談到王石堅被捕一事時，周恩來輕鬆地說，當時並不擔心熊等的安全。
類似上麵所述事例，胡宗南“關照”中共黨人的事情還有很多。我們雖然沒有確切的資料證明胡宗南就是共產黨，但胡宗南對中共“情有獨鍾”則是可以肯定的。


四、令人費解的陝北“戡亂”


解放戰爭初期，胡宗南任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此時受胡宗南指揮的正規部隊約四十多個師（後改為“整編旅”），計四十五萬人左右。胡奉蔣介石“重點進攻”命令，於1947年3月12日轟炸延安，3月13日胡軍十四個整編旅約二十五萬人（一說為十四萬人，另一說為八萬人）兵分兩路向延安發動猛攻，3月18日夜（19日淩晨）占領延安，至8月20日沙家店戰役，對陝甘寧解放區的“重點進攻”宣告徹底破產，曆時僅五個月。不能不說胡宗南是“黨國”的亡國亡軍的“罪人”。在這五個月的時間裏，胡宗南在軍事上的指揮和“國軍”在戰場上的表現有許多令人不解的地方。
毛主席是3月18日晚飯後撤離延安的。而毛主席前腳走，胡宗南後腳到，時間拿捏得“恰到好處”。行前，周恩來講：金盆灣有一股敵人要由拐峁迂回包圍延安。且不說周恩來如何“未卜先知”，金盆灣位於延安東南，拐峁位於延安東北角，兩地相距不過百裏，而胡軍從3月13日開始進攻，五天竟未走出百裏路程。連當時毛主席身邊的人都感到，如果敵人進展迅速，估計此時已經占領了拐峁，毛主席就要舍車上山繞小道走，也許還會發生戰鬥。結果，一切平靜，什麽也沒發生。
胡宗南占領延安當天，中央社發出消息，說毛澤東帶領少數警衛人員，乘二輛卡車（事實是兩輛小車，一輛卡車），向延安東北方向逃竄。中共的陝北新華廣播電台自3月14日起在延安東北方向的瓦窯堡播音堅持到了3月28日。按照常理，“一心”要抓住共黨首腦機關的胡宗南應促軍向東北方向急追才對，但胡宗南卻說共產黨的首腦機關在安塞（位於延安西北偏北），命劉戡統六旅之眾向安塞進軍。又派出兩個旅到拐峁，不是追擊，而是“挖工事”。直至3月25日，此時距毛主席撤離延安已經七天，參加挖工事的一個旅才進到距延安東北七十裏的青化砭，被早已埋伏在那裏的解放軍一舉殲滅，連旅長也被活捉。據當時在毛主席身邊的人回憶，早在撤離延安之前，毛主席就已經製定了在青化砭地區殲敵的計劃。青化砭戰役就像是胡宗南給毛主席獻上的一份禮物。
青化砭戰役，暴露了解放軍主力的方位。“一心”要尋找共軍主力“決戰”的胡宗南卻仍然不向東北方向進軍，借口中共首腦機關要過黃河，命部隊向東占領距延安近200裏的延長，然後向北占領延川、淸澗。而此時毛主席已由距延安東北近200裏的瓦窯堡向西進發了。毛主席在向西進發時，還定了一個“行軍計劃”：一天走五六十裏，十五裏一小休，三十裏一大休。輕輕鬆鬆，和走閑路逛大街遊山玩水差不了多少。直到毛主席離開瓦窯堡七天後，4月3日，胡軍才由清澗姍姍來到瓦窯堡。
毛主席在距瓦窯堡西北約100裏的王家灣安安穩穩地住了將近兩個月，每日看電報、發電報，指揮著全國的解放戰爭。在此期間，發生了羊馬河戰役和蟠龍戰役，解放軍殲滅“國軍”兩個旅，並一舉收複胡軍的戰略補給站蟠龍。五十多天後，胡軍才撲向王家灣。毛主席在撤離王家灣時留下一個排負責阻擊敵人。而這個排竟打退了胡軍三個旅三個多小時進攻，並勝利完成阻擊任務。這真是戰爭史的奇跡，可惜，直到現在，尚未發現詳細描述這場阻擊戰的資料。一個排阻擊三個整編旅，真不知慘烈到什麽程度，但據當時人寫的回憶，好象也沒有什麽。毛主席撤出王家灣，在王家灣以西二十多裏的小河村又住了四十多天。四十多天後，胡軍的“快速部隊”才向小河村“猛撲”過來。
從毛主席撤離延安到沙家店解放軍殲滅胡宗南的整編三十六師，在長達五個月的時間裏，毛主席的活動範圍極其狹小，西距瓦窯堡一百裏，北距瓦窯堡二百裏，幾乎就是直角的兩條邊，而且在瓦窯堡以西安住了一百天之久，每日無線電波不斷。胡宗南果真發現不了“中共首腦機關”嗎？如果說胡宗南在軍事上的指揮令人費解，那麽，我們從上述事例中卻可以看出，他與毛主席的配合竟是那樣地絲絲入扣。如果胡宗南不是共產黨，我們還有更合理的解釋嗎？2008.10.22
參考資料：
[1]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A〕
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八輯）
[2]閻長林：胸中自有雄兵百萬〔M〕 工人出版社 1983年12月第1版
[3]殷茵：宣俠父：一生與蔣介石作對的黃埔怪傑〔J〕.《黨史天地》.2008年9月18日
[4]吳可夫：胡宗南與胡公冕〔OL〕.中國黃埔軍校網七分校校史
[5]吳樹敬：紅十三軍軍長胡公冕〔N〕.聯誼報.2006年7月15日
[6]楊者聖：情報英雄熊向暉--在胡宗南身邊的十二年〔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