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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烽與陳永貴的三次喝酒

(2009-02-23 12:42:04) 下一個
馬烽與陳永貴的三次喝酒

馬烽(1922-2004)編劇、小說家,原名馬書銘,山西省孝義縣人。1944年在《晉綏大眾報》工作期間,與西戎共同創作了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他和西戎的作品由於鄉土氣息濃鬱而被稱為“山藥蛋派”。

說到陳永貴,馬烽說:“社會上對陳永貴一直有不同看法,有褒的也有貶的,一會兒畫成個紅臉,一會兒畫成個黑臉,成了川劇中的變臉……我無意對陳永貴進行評說。隻不過我和孫謙因為寫大寨,和陳永貴有過一些交往,打過幾次交道。”本文講述了馬烽與陳永貴的三次喝酒。馬烽以一個作家的視角,通過喝酒的三個典型場景,跳躍式地或者說是意識流地,描繪了陳永貴由驀然輝煌到倏忽熄滅的人生軌跡。

●第一次喝酒 他的手和話像老樹皮一樣粗糙堅硬

馬烽說:“1965年初,‘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過完春節以後,我正準備返回原平繼續搞 ‘四清’,接到省委通知,叫我去大寨。原來1964年,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在北京開會,周總理給了個任務,搞一部反映大寨的電影,要山西方麵拿出本子。陶魯笳回來後,與其他領導研究決定,叫孫謙寫劇本。寫電影劇本的任務孫謙倒是接受了,但同時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寫。理由是:‘這是個重大題材,一個人扛不動,需要兩個人抬。’省委領導也就同意了。既然省委定了,我也就隻好服從安排。

“1965年春節後的一天,孫謙告訴我說,陳永貴正好來省城參加個座談會,他已經約了陳永貴第二天到家裏來和我見見,認識一下。我當然很高興,我倆當即商定在我家與陳永貴‘共進午餐’。聽老孫講,陳永貴也是愛喝兩杯子……陳永貴給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當時的村幹部,純粹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山區農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襖棉褲,腳上是一雙砍山鞋,頭上包一塊白羊肚毛巾。古銅色的長臉上刻滿了很深的皺紋。嘴唇比較厚,牙也比較長,牙縫也比較寬,猛一看,好像土圍牆上安了個柵欄門……我特意準備了兩瓶汾酒,打算三個人痛飲一番。陳永貴沒說什麽客套話,坐下來就和我倆對酌。我們就這樣‘東溝裏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來。”

馬烽與陳永貴的第一次喝酒,正是陳永貴“命運交響樂”的序曲部分。此時展開的許多人際交往和思想交鋒,將引出陳永貴今後人生道路走向中的種種變奏或共鳴。

●第二次喝酒 十年後,“階下囚”麵見副總理

馬烽說:“和陳永貴第二次喝酒,已經是十年以後的事了。‘文革’中,陳永貴被造反派擁戴成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我們倆則都被打倒了,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孫謙是‘反動學術權威’。“1975年秋天,有天傍晚,山西省委辦公廳郭棟材同誌來找我和孫謙,說省委書記王謙要我倆第二天早上8點以前一定要趕到大寨。

“從北京又來了一些文藝工作者,有穿軍裝的,也有穿便衣的。我們認識的有北影導演成蔭、崔嵬,還有演員謝芳。崔嵬是《山花》的導演。這天吃晚飯的時候,江青的指令下來了。她把我倆和崔嵬,還有《山花》的主要演員謝芳叫到一個桌子上,開宗明義說要我們拍一部反映大寨精神的電影。崔嵬忙告她說,《山花》已經快拍完了。江青說:‘我看過一些樣片,不成!要重改劇本,重拍。’直到這時,我們才知道這次把我們召到大寨,是為了電影劇本《山花》的事。”

馬烽又說:“我和孫謙倆人商量了半夜,覺得隻有找陳永貴想辦法。隻要他說這部片子還可以,不要再重拍了,我們才有可能躲過這一厄運。早飯後我倆就貿然去找他。

“一走進院子,就看見中間一孔窯洞的窗戶上,映出了陳永貴著白毛巾的那顆腦袋。撩開門簾進去,隻見他蹲在窗戶前的炕上,端著個粗瓷大碗在吃早飯。碗裏是這裏老鄉日常吃的沙粥。那幾個柵欄一樣的門牙已經變成了一口白白的義牙,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牙疼得沒辦法隻好拔了牙齒重新鑲的。這一變,麵孔顯得好看了一點。他一見我們,微微笑了笑,說了句:‘來啦!’這和以前見麵打招呼一樣。

“我們不想耽誤他的時間,老孫開門見山把我們找他的目的說了。陳永貴說:‘寫電影是你們文藝人的營生,我可不插手管這事。’說著說著,他突然說:‘咱們這麽幹坐著說話多沒意思,喝酒吧!’他邊說邊從櫃子裏拿出一瓶茅台酒,三個酒杯。接著又端出個扣著小碗的碟子來,揭開小碗才發現裏邊是幾個掰開的點心。他說了句:‘這不能下酒。’隨手又放進櫥櫃裏。然後拉開抽屜找了半天,終於找到一個玻璃瓶罐頭,裏麵是幾個大青椒。接著張羅要炒雞蛋。老伴吃完早飯上地去了,家務活他從來也不插手,因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油瓶放在哪裏。”

陳永貴的煙癮很大。那時候,中央首長都有特供煙,不是“熊貓”就是“中華”。但陳永貴從來不抽好煙,他最常抽的牌子是三毛八一盒的“三七”,和一毛八一盒的“阿爾巴尼亞”。

陳永貴到中央後,不僅老婆和孩子仍是農村戶口,靠工分吃飯,他這位堂堂副總理也沒有城市戶口,也掙工分。沒有城市戶口就沒有糧票。每年秋後大寨分糧食,要專門拿出陳永貴的那份口糧送到公社糧店,換成全國糧票給陳永貴捎去。陳永貴不算城市居民,也沒有正式的國家幹部的工資,自然就要在大寨掙工分。大寨大隊給這位國務院副總理記滿分畫滿勤,結結實實地算一個壯勞力,每天勞動工值一塊五毛錢。

馬烽還說:“喝酒時陳永貴談起他當副總理的事。他說:‘這副擔子太重,老實說,我挑不動。可是沒有辦法,毛主席、周總理安排的,隻能硬著頭皮挑!’他說他曾向中央寫過辭職報告,沒有批準。“我們又趁機再提那部反映大寨精神的電影劇本,還是希望他和江青說一下,不要重拍了。陳永貴皺了皺眉頭說:‘這話我不好說,也不便說。老實講,就是我說了,也不抵事。’”

●第三次喝酒 他從人生的輝煌頂點跌落下來

馬烽說:“和陳永貴的第三次喝酒,是在1982年的秋天。當時我和孫謙住在北影招待所,修改我倆合寫的一部電影劇本。那時候,陳永貴已經被免去副總理職位,從他人生的輝煌頂點跌落下來。他被分配到北京東郊一個農場裏當顧問,家住在北京城裏。我們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在這種情況下,理應去看望他。

“見了麵還是以前那種打招呼的方式,嘿嘿一笑,說了句:‘來啦?’他看到我們拿來的食品,沒有說什麽客套話,立時叫他老伴拿到廚房裏收拾去了。

“在喝酒閑聊中,看來陳永貴對從副總理職務上下來,並沒有什麽不滿情緒,完全不是我們猜想的那樣。他覺得這樣倒好,無官一身輕。他唯一不滿意的是,讓他去京郊農場當顧問,而不讓他回大寨。陳永貴說,他這一輩子喝得最痛快的一次是‘四人幫’垮台的時候。那天夜裏,他聽到這一喜訊後,興奮極了,找了瓶酒嘴對瓶口,一直喝到第二天太陽出山。陳永貴說,我是和胡耀邦爭吵過,可我和張春橋也拍桌子幹過,怎麽我就成了和 ‘四人幫’一夥?……”

馬烽講了他向陳永貴遺體告別的情形:

“1986年3月間,我到北京參加全國人代會,聽說陳永貴病了,住在北京醫院裏。我正打算去探視他,忽然收到一份訃告:陳永貴已經病逝,死於癌症,定於某月某日下午在八寶山殯儀館舉行告別儀式。我又是吃驚,又是遺憾,我覺得無論如何也應該去和他告別,為他送行。那天下午我請了假,匆匆趕到了八寶山殯儀館。

這時,一輛高級轎車在告別室外停下,車上下來一位穿著風衣、戴著變色眼鏡的人。周圍的老百姓立刻認出來了,是華國鋒!華國鋒一來,大廳的門打開了,我們魚貫而入。華國鋒一言不發地走進告別室,在陳永貴的遺體前三鞠躬,又一言不發地呆呆望著陳永貴的遺體,流下淚來。”

馬烽說:“當我帶著沉重的心情走出追悼會大廳的時候,我突然想到應該帶一瓶汾酒來,灑在他的遺體前。我和他是二十年前在一起喝酒相識的,也應當以酒告別。可惜我事先沒想到,深感遺憾。”
《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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