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複旦有個“相輝堂”，是紀念老校長馬相伯和李登輝的。“相”
複旦老校長
在中國近代，有一位曆史文化名人，他出訪過日本、朝鮮和歐美各國，懂7門外語，創辦了3所大學，擔任過國立北京大學校長，籌辦過仿法蘭西學院的中國人文科學院（“函夏考文苑”），參與了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理論研究中國語法的《馬氏文通》的編撰。
他是一位政治活動家，做過李鴻章的幕僚、孫中山的臨時政府成員、袁世凱政府的高等顧問、蔣介石政府的委員；梁啟超、蔡元培曾跟從他學習拉丁語，於右任是他的學生，黃炎培是他的至交，同時他又是一位獲得神學博士並做過一段時期神父的基督信仰追求者。
他，就是中國曆史文化名人馬相伯。
中國最早的耶穌會士
1840年，馬相伯生於江蘇丹徒（今鎮江），家族世奉天主教，一直可追溯到明代。
受家庭信仰的影響，馬相伯出生滿月，即受洗為天主教徒，取教名為約瑟。從幼年起，馬相伯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就跟一般的中國孩童不一樣。
對於當時士大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天子，馬相伯看為平常，因為家庭的宗教教育使他認識到天子與庶民同等，同為造物者所造，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至於世人所追逐的財富，他也看為平常，認為黃金與泥土並無貴賤之分，反而泥土比黃金更有用，因為黃金饑不可飽肚，寒不可取暖，泥土為萬物所用，萬物藉其而生長，人類的生活離不開它。
1851年，11歲的他背著父母離開丹徒，到上海找姐姐。後就讀於有天主教背景的上海“徐匯公學”，從那時起，他開始了長達19年的耶穌會神學教育。
1862年，耶穌會在上海建立神學院。首屆11位神學生，馬相伯被錄取，成為一名耶穌會士。耶穌會士要學習修辭學、古典文學和拉丁文，而且修會對會士的品性和道德都有很高的要求。
1862-1864年，在做見習修士時，馬相伯去蘇州、太倉等處救護難民，扶傷療病，以檢驗自己對人類和社會的愛心，以及是否願意從事卑賤的工作。他當時因救護難民，得了傷寒，臥床60餘日。
1869年，他完成了必要的學習，被授予神學博士學位，同時被祝聖為司鐸。
宗教，使人無迷失
在《宗教之關係》中，馬相伯解釋了他為什麽要信仰上帝以及基督信仰的真實性。
他認為，在中國文化中，生人叫行人，因為一生在行走；死人稱歸人，因為要歸到某個地方去。
如果一個人一生不知其歸屬，一生隻重世上的“巧能”和“名譽”，稱為“狂蕩之人”的前者和稱為“智謀之士”的後者就仍是迷失之人，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麽是人生最重要的，以及死後歸向哪裏。
他認為“宗教非他，使人無迷失而已矣”，既然“宗教，能示我以生死周行”，他當然要竭力去思考信仰在其生活和生命中的重要性。如果人是上帝創造的，人必然要歸向他的造物主，以造物主為人之終向，那人生就有了方向。
他認為耶穌不是神話和文學人物，而是曆史人物，且與一般曆史書中的人物不一樣。大多曆史皆事後追記，如元記宋、宋記唐，但耶穌曆史則不是這樣。在他降生之前，早有預言；降生之後，又伴以預言和神跡，而且這些預言說得很清楚，並被曆史所應驗，隻有全能全知者才能做到“言之千年前，應之千年後”。
基督教在曆史上雖受盡種種誣蔑、攻訐，但信耶穌者卻沒出現衰退現象，反而“兀立中流而不動”，甚至出現“奉教之人，愈殺愈多”的奇特現象，這既不符合人之常情，也不能用迷信來解釋，恐非隻有造物主才能做到讓人對他“迷思”和愛之熱烈，並為之獻身。
原罪之下個個有染
神學訓練幫助馬相伯站在時代的知識和思想之前沿。
在長達7年的神學訓練中，馬相伯專心研習古典文學、西方哲學和數學。在學習中，他意識到，興國首要在於振興教育，教育要把西學和中國文化結合起來，這促使他創辦了震旦學院，並親自編寫《拉丁文通》和哲學教材《致知淺說》。他後來又創辦文理科並重的複旦大學，並協辦天主教輔仁大學。他希望這所天主教大學能發揮“使教中可用學問輔持社會，教外可用學問迎受真光”的作用。
1906年，馬相伯提出“神我憲政說”，主張在憲法中運用基督教神學。梁啟超於1907年在東京成立政聞社，邀請馬相伯擔任政聞社總務員，他慷然就任，因為他認為梁啟超等發起的這一政治組織是為了推進中國的立憲，促使慈禧政權由君主專製和平演變為君主立憲。
1912年，在擔任南京臨時政府要員期間，他在《勸勿為盜》布告中，表達了他對專製君主的憎惡和對民主政治的渴求。他指出：“專製之君，可以領土之私有；專製之官，可以所轄之私有。”
信仰和永恒的價值觀給予了他看清傳統文化之陋習和批判時俗之洞察力。在袁世凱政府時期，馬相伯堅決反對把孔教定為國教。在段祺瑞政府期間，他又寫了一係列駁論，反對把孔教定為一尊，堅持信仰自由。
馬相伯認為，時人所論述的孔教，不外是飲食之禮和男女君臣人倫之禮，若舉國奉此為國教，養此食色之身，十年亦死，百年亦死，死則腐骨，富貴賤貧，在死亡麵前都是一丘之貉，沒有必要尊其為大。即使儒家中有較高道德標準的士人，馬相伯也認為他們對自身缺乏懺悔，他們把世人看得“皆醉皆濁”，唯自己“獨醒獨善”，而事實是“原罪之下，個個有染”。
被除名的耶穌會士
中國心、信仰情，讓馬相伯在非基運動中，對反基督教者說不；在處理教會內外一些議題時，又與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保持不同的看法。
馬相伯之所以不願繼續擔任耶穌會士和天主教司鐸，很大原因是他對當時在華的外國天主教教士，尤其法國天主教教士不滿。當時，他們把持教權，在教會內製造種族歧視。馬相伯提倡教會內人人平等，這種理念也延伸到他參政時竭力爭取社會平等和政治平等。1877年，因他拒絕耶穌會對他職務的安排，被耶穌會除名。
在非基運動中，他一方麵起草《代擬<北京教友上教宗書>》，正式回答了羅馬教廷巡閱使光主教提出的一些問題，批評外籍傳教士的行為給中國人反基督教提供了口實。同時，他希望中國天主教能自立門戶，走本土化道路，他因此上書教皇，要求創辦中國天主教大學。
另一方麵，1925年，當北京政府迫於全國性非基督教運動的輿論壓力，明文禁止各級學校設置基督教課程時，年屆85歲的馬相伯不得不站出來為信仰辯護。他在天主教友創辦的《天民報》的發刊詞中解釋了宗教存在的合法性和重要性，認為宗教和道德都屬於救世精神，不屬於物質性的科學之列，宗教有利於改良時代風尚，提升道德水準，發掘人的良心。
還沒有把中國叫醒
馬相伯曾感慨地說：“我是一條狗，隻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可以說，馬相伯的一生就是在政治、教育、教會領域不斷“吠叫”的過程。
他早年獻身於耶穌會，19年後，於中年退出教會，服膺於政治和教育。在參政和興辦教育的過程中，他始終把信仰的理念和價值觀貫穿在一言一行中，但因其自身性格的耿直和宗教信仰的背景，在中國的官場上，他不能被人完全接受。
度過長達20年的官場生涯，他始終不忘他的信仰群體和教會生活。眼見中國政府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方麵接連失敗後，他對政治和時局日漸失望。1893年，他的妻子攜子去山東老家探親，不幸死於海難；1895年，身為虔誠的天主教教徒的母親去世。國事動蕩與家庭變故都促使馬相伯重新思考生命和生活。
晚年，他回到上海土山灣，以教友身份過起隱修生活，並翻譯新約聖經和天主教聖徒小德蘭修女的傳記《靈心小史》，資助教友陳垣從事基督教文獻整理工作。
90歲大壽時，他寫了一副對聯來總結自己的一生：“有生可悟常生樂，今世當知後世因。”意思是說，今世不是我們常生不老之鄉，我們的盼望是在後世，我們今生所做的一切是為後世做預備的。他諄諄教導後學之輩，希望他們如他一樣用愛來行出一生，愛上帝愛人，愛國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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