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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可靠性

(2013-06-28 01:44:20) 下一個

  


第一部分

曆史文獻印證聖經的可靠性


 
4A.聖經的可靠性與可信性

1B.序言


這裏我們要證實的乃是聖經在曆史上的可靠性,而不是討論聖經是否神的默示。

在查證聖經在曆史上的可靠性時,我們必須采用考證一般曆史文獻時所用相同的衡量標準,這樣才算公平。

森德斯(C.Sanders)在《英國文學史研究簡介》(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in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一書中曾列舉三種基本考驗及編纂史料的原則:參考文獻的測驗(Bibliographical Test)、文內證據的測驗(Internal Evidence Test)、及文外證據的測驗(External Evidence Test)。

2B.新約聖經之可靠性--按其參考文獻考驗方式來衡量

所謂參考文獻的測驗乃是檢察所留傳下來的文件,看其中章節及文字的真偽。換句話說,在缺乏原本的情況下,抄本的可靠性如何?抄本的數目共有多少?又抄本與原本之間共相隔多少時間?34/26

1C.學者印證新約的可靠性

美國聖經校訂委員會委員艾博特(Ezra Abbot)在其《批評文字》(Critical Essays)一書中論道:“經文具有各種不同的抄本,其數目之多令無心的讀者咋舌,但我們要記這個數字通常隻是一般不信基督教之作家們所提供的數字,說總計‘共有十五萬種!’數目如此之大,這樣看來豈不證明新約聖經確實不甚可靠,這會不會影響我們信仰的根基呢?

“其實不會,根據諾頓(Norton)先生的看法,在這15萬種希臘新約抄本中,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不可靠的,可以將它刪去。因為顯然都是膺品,很少 受到聖經權威人士的支持,也沒有經文批評家會正式接受它們。這樣一來,我們就隻餘下7500種待鑒的版本。然而再經細察之後,我們又發現,在這7500種 抄本中,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抄本差異都是不足影響版本內容的,他們隻涉及拚字法、字法結構、字句排列次序等方麵的差異,這些對研究經文內容實無傷大雅。

“至於那些隻注重辭句表達的方式,卻不重經文含意的版本,我們亦可略去。這樣一來,真正餘下來值得考證的抄本隻有四百種左右。但其中涉及真正不同經文 含意的抄本並不太多,有些抄本在經文字句的增減上稍有出入,但能真正引起學者的好奇與興趣的並不多,隻有極少數的版本是真正算是有問題的。但如今聖經批判 學家們人多勢眾,評審、鑒定抄本的工具充足,因此這些抄本中所謂較嚴重的問題都得以一一解決,被經學家們斷定為真的經文均是相當可靠的。這與鑒定古代的文 學作品有何其大的差別,許多文學古著我們不但不能完全肯定它的字句,連對那些用來解釋原文的文字其可靠性,我們也都會有所懷疑,然而聖經內容的鑒定卻沒有 這類的困難!”30/4

沙夫(Philip Schaff)在《希臘新約聖經版與今日英文版之比較》(Comparison to the Greek Testament and the English Version)中表示,在所有15萬種抄本中,隻有400種版本其中經文原意可能是有疑問的經文,然而在這四百本中仍隻有五十種是真正值得待鑒的。但沙 夫強調說,盡管有版本上的差異,它們“卻不足以影響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及信徒的職守,因為有他處的經文,甚至他處已被證實的經文以及整本聖經中連貫的思想都 能印證這些基要的教訓,全書不會隻因一兩處不能確定的經文影響而動搖。”42/117

華費爾(Benjamin Warfield)在《新約文句批判》(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New Testament)之序在引用艾博特(Fzra Abbot)對十五萬種抄本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差異都是不值得考證的看法說:“……。他們為數雖眾,卻極少受經文批評家的支持,這百分之九十五的差異實微不足道,無論采不采用,對經文本身之意義實不生影響。”54/14

蓋司樂與尼克(Norman Geisler and Willian Nix)對取舍抄本中之差異有如下的建議:“若說從新約聖經抄本中,我們能找出20萬處文稿的差異來,這種說法則未免太過含糊一些,事實上隻能說新約中約 有一萬處左右的差異。因為如果一個錯字在三千本抄本中出現,我們仍算是三千個差異。”14/361

何德(Fenton John Anthony Hort)曾畢生研究聖經抄本,因此一直被視為經卷考證的權威,他說:“聖經中有八分之七左右的部分,被專家們認為是可信的,至於其餘的八分之一在經文批 評學中看來,隻限於文句排列的先後次序的不同,有些太過瑣碎根本無足輕重。

“如果這個取舍的原則是正確的,那麽差異的範圍就可大為縮減。如果我們手邊有二、三種不同的抄本,而我們已下定決心,若非找到絕對的證據,將不輕易武 斷地決定經文的對錯,然後我們姑且再略去抄本拚字法不同的差異不論,那麽新約聖經中的字句真正值得我們懷疑的,大約隻占全部新約全書的十六分之一。若以此 計算,那麽我們就知道一般所謂的差異都是極瑣碎的,真正值得研討的隻占差異總數的極小部分,甚至不超出全部的千分之一。”22/2

蓋司樂和尼克(Geisler and Nix)對何德的看法有如下的補充說:“其實隻有八分之一的差異是真正算是有份量的,其他僅僅是拚字法和文體上的出入。就整體而論,隻有十六分之一的差異 是重要的,或算是為‘較嚴重的差異’。若用數字來統計,那麽新約聖經中有百分之八十八點三三(88.33%)的部分都是純正無誤的。”14/365

華費爾(B.Warfield)大膽宣布說:“新約聖經留傳至我們手中時,其中內容全部,或幾乎全部都是無誤的,即使是最差的版本亦不例外,我們可引用班德賴(Richard Bently)的話來證明:‘聖經的經文絕對真實、準確……其中的信條與道德教訓均被完整保存著--無論你如何挑選版本,即使故意挑選最差的版本,其中內容依然不會改變’。”54/14;55/165

沙夫(Philip Schaff)分別引用崔格拉及史瑞挪(Tregelles and Scrivener)的話說:

“我們擁有這麽多的聖經版本,又有這麽多的考證工具,因此我們不必用憑空揣摩的方式,將版本中差誤的部分除去。”摘自崔格拉所編之《希臘新約聖經一序言》(Greek New Testament,Prolegormena,P.X)

史瑞挪(Scrivener)說:

“雖然抄本數目太多,有時使真正學聖經的學生深感疑難、困惑,但這卻也能同時引導他從這些差異中更進一步地體會出聖經的完整性。如果伊果齊魯 (Eschylus)的讀者能同時擁有這許多伊氏作品的版本資料,使他們在欣賞伊氏升華性的詩篇時不必傷透腦力,費盡耐性,而能尋得詩句的準確性,他們將 不知會有多喜樂呢!”42/182

布如斯(F.F.Bruce)在《經書與羊皮古卷》(The Books and the Parchments)一書中寫道:“萬一沒有其他客觀的文字證據能用來修正聖經抄本中顯然的錯誤,經文批判家則須靠臆測的方式來修正此錯誤,但要使用臆 測的方式則需要高度的律已精神,它不但要能說明修正時所選用的字是絕對正確的,它也必須能說明版本中原有的錯誤究竟是如何產生的。換句話說,這種修正不但 對‘原文來說是合理的’,在運用到‘不同抄本上時也一樣合理’。然而各新約版本中需要使用這種臆測修正法來修改經文錯誤之處者,卻幾乎可以說沒有。證明經 文之準確性的證據為數甚眾,可謂俯拾皆是。從成千的證據當中,至少總有某處的某一版本,能將真正原來的經文保存下來。”6/179,180

甘揚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乃當今最偉大的新約文字批評家,他一再強調經文的錯誤絕對不足影響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他說:

“我最後還要再次提醒大家,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並不建立在一句會引起爭論的經文上。但如果我們一味隻提及這些經文的錯誤和文句上的差異,必然使人對聖經的內容及文字產生懷疑,以為聖經是經不起審定的。

“我們強調聖經內容絕對可信,實非言過其實,特別新約聖經其經文內容尤其可靠。它除有多種抄本之外,又有早期的新約譯本及教會早期作品中所引用的新約 文字,可以用作勘校的參考資料。任何一處有問題的經節,都可以從這些參考資料中找出其正確的願意來,世界其他的古典文學作品卻沒有這樣的優點。

“世間學者對一些重要的希臘及羅馬作家們,諸如:沙孚克理斯(Sophocles,古希臘悲劇作家)、蘇西載得士(Thucydidus,希臘史學 家)、西賽祿(Cicero,羅馬政治家及演說家)、魏吉爾(Virgil,羅馬詩人)這些人所遺留下來的作品甚覺滿意,對這些作品的內容正確與否也從不 懷疑。但這些作品隻有少數抄本流傳於世,至於新約聖經卻有成百成千的抄本留存於世。”25/23

華費爾(Benjamin Warfield)說:

“我們若采目前新約聖經的經文,與古時的新約抄本相比,我們就……不得不為兩者相近似的程度感到驚異。新約聖經是經人細心抄寫才留傳下來的,抄寫的人 之所以細心,完全是出於他們對上帝的話敬愛的緣故。這也是上帝格外的恩賜,使他的教會能在每個時代中保存一部全部無誤的經書。若與其他世俗的古典文學相比 較,所留傳下來被世人一直使用的新約聖經遠較任何古書數量為眾。不僅如此,許多早期信徒所留傳下來的其他著作及見證中,足供我們鑒定、修正新約版本中為數 稀少的不準確部分,這些優點都遠非其他古典作品所能及。”54/12f。

英語重訂標準譯本聖經(Revised Standard Version)的編者說:

“任何一位生於1946年的細心讀者都會同意,基督教的信仰不會因出版重訂標準譯本的聖經受影響。他所信仰的內容正與1881年或1901年的信徒所 信的完全相同。理由很簡單,聖經在版本上雖有許多差異,但從沒有一個差異大得足以讓我們將基督教的教條提出加以修改的。”16/42

史垂特(Burnett H.Streeter)相信由於有大量的新約版本流傳下來,“經文的可靠性應當是很高的。”46/33

甘揚爵士(Sir F.Kenyon)在《聖經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Bible,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出版)一書中又說:“經過多年來苦苦追尋經卷的底細,經過多年來的研究工作,我們終於印證聖經的準確性,也看出我們手中所擁有的這卷書誠然是可信 的,它是上帝真實不變的話語。”26/113

耶魯大學的鮑羅斯(Millar Burrows)在《石版的意義》(What Mean These Stones?Meridian Books,1956年出版)中寫道:“再一次將希臘文的新約聖經與古代紙草經卷比較的結果,能使我們對經文流傳的正確性又增添不少信心。“68/52

鮑羅斯又說,經文“在流傳時所保存的準確性實令人欽佩,人對其中所含之教訓實不應再起任何的疑惑。”68/52

福斯(Howard Vos)在《我應否相信聖經》(Can I Trust My Bible,Moody Press,1963年出版)一書中宣稱說:“單由考證文學證據的立場來評斷,新約聖經的可靠性就已遠較其他古書來得有力。”79/176

2C.抄本的數量印證聖經的可靠性

羅拔遜(A.T.Robertson)是新約希臘文最完整的文法編著家,他寫道:“拉丁文通俗譯本聖經(Latin Vulgate)共有八千種抄本,其他更早期的抄本約有一千本左右。再加上希臘文四千本手抄本(普林斯敦大學神學教授莫誌傑Bruse Metzger則認為我們至今已找出五千本的手抄本。33/36),另有一萬三千本不全的新約手抄本。除此之外,由早期的基督徒作品中,我們還可以找到許多作者所引用的經文。”39/29

莫誌傑(Bruce Metzger)說:

“在這五千份希臘手抄本中……其中包括全部或部分的新約經文……”33/36

孟沃華(John Warwick Montgomery)說:“如果我們對新約聖經中的各書卷持懷疑的態度,也就等於貶低其他古典巨著的地位,因古代的文獻中沒有一部比新約聖經更可靠了。”34/29

甘揚爵士(Sir.Frederic G.Kenyon)是大英博物館館長兼圖書館館長,也是一般學術界中首屈一指的聖經抄本權威人士。他說:“……除了數目龐多之外,新約聖經的手抄本與其他 的古典作品還有一個迥異之處,這點對新約的考證工作十分有利。在文學史上,從來沒有一部文獻寫成的時間與其最早存在的手抄本相隔的時間,象新約聖經這樣短 的。新約各書卷是在公元第一世紀末期寫成,但如今所存最早的手抄本則多來自第四世紀--其間隻相隔250年至300年。

“ 這段時間聽來似乎很長,但與多數古典作品相較則顯得不然。我們相信現在我們已經收全古希臘作家沙孚克理斯(Sophocles)的七部悲劇作品,這些手抄本也是今日被用來編纂沙氏基本作品的藍本,但都是在這位偉大的詩人死後一千四百年才抄寫的。“24/4

甘揚爵士(Kenyon)在另一部《聖經與考古學》(The Bible and Archaeology)中又繼續說:“由於新約寫成的日期距離現存最早的手抄本,其相隔時間過於短暫,可見懷疑抄本與原著間會有出入這一點已被人視為毫無根據,而新約聖經中各卷書的真實性與完整性也終於被學者們所確定。”56/288

3C.新約手抄本與其他古典文學著者與其作品的比較

近代偉大的英國學者布如斯(F.F.Bruce)在《新約文獻》(The New Testment Document)一書中,曾極生動地描述新約聖經與其他古典文學的不同:“當我們把新約聖經的抄本與其他古代具有曆史性的文學著作相比時,我們就更可以 欣賞新約抄本資料是何其豐富!凱撒的‘高盧之戰’(Gallic War)約寫於公元前58年與50年間,但如今所存抄本無幾,其中隻有九十一本能算是較好的版本,而最早的抄本約在凱撒去世幾百年後方才寫成。而羅馬史學 家李維(Livy)(公元前59-公元後17年)曾著有羅馬曆史凡142冊,卻隻有35冊流傳下來,手抄本的數目不超過二十本,其中僅一本包括第三至第六 章的一片段史記,是在公元第四世紀寫成,算是最早的一份抄本。羅馬史學家塔西圖(Tacitus)約在公元100年左右寫成十四本史書,但隻有四冊半存留 下來,塔西圖另著有十六本年鑒,有十本被完整地保留,另二本隻是部分的抄本。而如今我們所有塔西圖的作品都是根據這兩本不全的手抄本寫成,一本來自第九世 紀,另一本則來自十一世紀。

“今日我們所收集的羅馬大將阿古可樂(Agricolo)的作品《論修辭學之對話錄》(Dialogus de Oratoribus),則來自第十世紀的一份手抄本。公元前460至400年間的雅典史學家蘇西戴得士(Thucydides)所著的史記,則來自八本 在公元900年完成的手抄本及一些與早期基督徒時代同期的紙草抄本。另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8至428年)的作品之來源亦 如上述。然而卻沒有一位古典文學的學者會懷疑希羅多和蘇西戴得士的作品,僅管這些抄本的時代與原著寫成的時間差上1300年是時間。”7/16,17

何爾(F.W.Hall)在Oxford,Clarenden Press,1913年古典文學之良友叢書(Companion to Classical Text)中著有“古典文學作者與其作品之手抄本的權威性”(MS Authorities for the Text of the Chief Classical Writers),我們試將其中資料抄錄如下:

著 者 原著寫成時間 最早版本 相隔年代 手抄本數目

羅馬大帝凱撒

公元前100年至44年

公元後900年

1000年

10 本

羅馬史學家李維 公元前59年至公元後17年     20 本

希臘哲人柏拉圖(西聯劇)

公元前427至347年

公元後900年

1200年

7 本

羅馬史學家塔西圖(年鑒)

公元100年

公元1100年

1000年

20本

(及其次要作品)

公元100年

公元1000年

900年

1 本

羅馬巡撫小普利尼(史記)

公元61至113年

公元850年

750年

7 本

希臘史學家蘇西戴得士(史記)

公元前460年至400年

公元900年

1300年

7 本

羅馬史學家蘇東尼亞

公元75年至160年

公元950年

800年

8 本

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史記)

公元前480至425年

公元900年

1300年

8 本

羅馬詩人賀瑞斯

   

900年

 

希臘悲劇家沙孚克理斯

公元前496年至406年

公元1000年

1400年

100 本

羅馬哲人陸克裏帝亞士

死於公元前53或55年

 

1100年

2 本

羅馬詩人加塔加斯

公元前54年

公元1550年

1600年

3 本

希臘悲劇作家尤裏拔帝

公元前480至406年

公元1100年

1500年

9 本

希臘政治家狄摩西尼斯

公元前383至322年

公元1100年

1300年

200 本※

希臘哲人亞裏斯多德

公元前384至322年

公元1100年

1400年

5 本+

希臘喜劇作家亞理思多芬

公元450至385年

公元900年

1200年

10 本

※均來自同一原著+來自該作者任何作品

4C.新約聖經手抄本寫成的年代印證聖經的可靠性

鑒定年代的方法:以下數種因素可以確定手抄本寫成的年代:14/242246

1.材料

5.字體的裝飾

2.字母的大小與形狀

6.墨水的顏色

3.標點符號

7.皮卷的質料和顏色

4.章節之劃分

 

賴蘭抄本(John Ryland MMs)是最早的一份新約聖經手抄本,約在公元130年左右寫成,現存於英國曼徹斯特的賴蘭圖書館:“因為它發現的日期甚早,所發現的地點(埃及)距離一 般新約書卷寫成的地點小亞細亞一帶甚遠,因此這一部分的約翰福音手抄本可以印證該福音約在第一世紀末期時寫成的。”32/268

莫誌傑(Bruce Metzger)談及如今已經止息的聖經評論說:“如果這一小部分的經卷能在半世紀前就被發現,那麽由托賓根教席教授波爾(Ferdinand Christian Baur,Tubingen Professor)所興起強辯第四部福音書是在公元160年才寫成的說法,早就不攻自破了。”33/39

徹斯貝弟紙草抄本(Chester Beatty Papyri)約在公元200年左右寫成,現存在都柏林的貝第博物館,其中一部分經卷屬美國密西根大學所有。這部藏書包括紙草寫成的經卷,其中三卷包含大部分的新約經文。6/182

甘揚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在《聖經與現代學術研究》(The Bible and Modern Scholarship)一書中說:“這卷書的發現是繼西乃山經卷後最重要的另一項發現。它大大縮短最早手抄本與新約書卷傳統所定寫成日期間的距離,更證 實聖經的可靠性。沒有任何古典文獻有如此多及如此早期的見證,來印證其原著的可靠性。凡是心無成見的學者都會承認這些流傳給我們的經卷是可靠 的。”23/20

寶地母紙草經卷手抄本(Bodmer Paparus Ⅱ)約在公元150年至200年間寫成,現存於世界文學寶地母圖書館中,經卷中主要包括的是約翰福音。

莫傑誌(Bruce Metzger)說:

“這份手抄本是‘自徹斯貝第紙草手卷後的另一項最重要的發現……”33/39,40

維也那國立圖書館紙草經卷收集部負責人漢格(Herbert HUNGER),曾在1960年第四卷的“奧地利科學會月刊”中第12033頁上著有“寶地母紙草經卷的年代鑒”一文(Zur Datierung des Papyrus BodmerⅡ),他認為應將寶地母紙草經卷寫成的日期訂早66年,若非是第二世紀初葉時期寫成,則應在第二世紀的中葉所完成的。參看其論文。33/39,40

Diatessaron乃四福音合參之意。希臘文dia Tessaron一字則是“四合的”意思。6/195,這是指塔弟安(Tatian)在公元160年所完成的同時敘述耶穌生平的四福音書而言。早期教父優西比渥(Eusebius)在《教會曆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IV,29Loeb ed.,1,397)中寫道:“……他們的領袖塔弟安(Tatian)寫成四福音的合並文集,命名THE DIATESSARON(四部合諧之義),此書至今尚在……“塔弟安乃亞述的基督徒,相傳是抄寫四福音的第一人,如今僅有一小部分手抄卷存留下來。14/318-319

西乃山抄本(Codex Sinaiticus)約在公元350年寫成,現存於大英博物館中。12/579這份手抄經卷除缺馬可福音十六章9-20節及約翰福音七章53至八章11 節外,幾乎包括新約聖經的全部及舊約聖經的大部分。是在1844年在西乃山的修道院中,為德國學者戴辛多夫(Tischendorf)所發現,後由該修道 院於1859年呈贈俄國沙皇,至1933年聖誕節時,複由英國政府及人民合資以十萬英磅向蘇聯買下來。4/183

亞曆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nus)在公元400年間寫成,現存於大英博物館。大英百科全書相信此卷是在埃及以希臘文寫成,幾乎包括整本聖經內容。

梵帝岡抄本(Codex Vaticanus)約在公元325至350年間寫成,現存於梵帝岡圖書館內,抄本包括全本聖經。莫誌傑(Bruce Metzger)認為這是最有價值的希臘手抄本。

以法連抄本(Codex Ephraemi)寫於公元400年,現存於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中。大英百科全書稱它“約在第五世紀時問世,其中所提供的證據,使新約聖經的部分經文得以確立。”12/579;6/183

此抄本中除缺帖撒羅尼迦後書與約翰二書外,整本聖經中各書均包括在內,這是一份羊皮卷,其上曾題過字,後被刮去,重新用來書寫經文。

貝撒抄本(Codex Bezae)約在公元450餘年時寫成,現存於英國劍橋圖書館中,包含同時用希臘文及拉丁文寫成的四福音及使徒行傳。

華盛頓抄本,又稱福利康奈抄本(Codex Washingtonensis or Ffreericanus)約在公元450至550年間寫成,所包括的四福音,乃以下列次序寫成:馬太福音、約翰福音、路加福音及馬可福音。

5C.自新約抄本之權威性得來之結論

布如斯(F.F.Bruce)說:

“古典作品中沒有一部象新約經卷一樣,能擁有這麽豐富的證據。”6/178

葛林理(H.Harold Greenlee)也說:

“……新約聖經的手抄本數目遠較一切古典作品的手抄文為眾。再說,現存最早的新約手抄本,其抄成的時期與新約聖經首先寫成的時間相隔甚短,這也是一般古典文獻所不能及的。”19/15

何德(F.J.A.Hort)說得不錯:“新約聖經的準確性完全可由各種客觀的證據得到印證,這些證據種類繁多,一般古典作品實難望其項背。”22/561

何德曾花費二十八年的時間研究新約聖經的文字,難怪邵德實(Alexander Sautes)稱何氏與魏思考(Brooke F.Westcott)合作對新約聖經的簡介,實乃“任何國家均無法超越的一項顛峰成就。”44/103

葛林理(H.H.Greenlee)在《新約版本校勘簡介》(Introduction to New Testament Textual Criticism)中談到新約書卷寫成的日期與其手抄本相繼完成的日期,其間隔的時間時,他說:“大多數的希臘古典作者,其最早的手抄本多半是在作者死 後一千年之後才有的,羅馬作者們手抄本間隔原著的時間則較短,最短的是魏吉爾(Virgil,羅馬詩人),隻隔三百年的時間。然而新約聖經,其中最重要的 二份手抄本都是在新約聖經原著完稿後不及三百年就都已完成了,甚至某些片段抄本完成的時間與新約原著完成的時間相隔尚不及一百年。”19/16

葛林理又說:“古典文學作品手抄本與原著時間相隔甚遠,手抄本的數量不多,但學者們從來不懷疑它們的價值,這樣看來新約聖經的可靠性不是比它們更為顯而易見麽?”19/16

莫誌傑在《新約經文》(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中曾敘述兩者的比較:“多數的古典文獻都是藉著不十分可靠的線路流傳給我們的。比方說,彼得克特(Velleius Paterculus)所著《簡略的羅馬史》之第一版隻靠一份不全的原稿編成--然而到了十七世紀,當這份文稿最後一次在阿姆巴克(Amerbach)由雷納那斯(Beatus Rhenanus)抄錄後又不幸失落。”

“再用塔西圖(Tacitus)的《年鑒》為例,頭六冊資料均根據一份來自第九世紀的手抄本所編成。1870年時,常被早期基督教編者編入教父文集中的‘致底亞格拿塔斯書’(The Epistle to Diagnetus),忽因法國史查斯堡圖書館(Strasbourg)著火而焚毀。與以上資料相比,新約聖經的經文批判家能享用如此豐富的資料,豈不該引以為傲麽?”32/34

蓋司樂與尼克(Geisler and Nix)比較新約文獻與古典作品本文的差異後,這樣總結說:“經比較後,僅次於新約聖經,擁有最多參考文獻的就是荷馬的史詩伊利亞德(Iliad,寫於 643年),兩者均被視為‘聖書’,兩者的希臘抄本同時在版本內容上有所改變,同時均受過專家們的批判。新約聖經原包括2萬個字句。”14/336

他們又繼續說:“伊利亞德則有15600句。新約聖經中有40句(或400個字)是有疑問的,伊利亞德中有764句有疑問。換句話說,伊裏亞德中有百分之五的部分有問題,聖經隻有百分二點二的部分值得校勘。

印度國定的史詩,Mahabharata其中錯誤的地方更多,比伊利亞德和奧德賽合起來的25萬句中所能找出的錯誤尚多八倍,其中有百分之十的部分均與原稿內容有關。”

手抄本數目眾多另有一個好處,因藉這些抄本我們較易重組原文。

 

PZ的部分開始,我們可以重構成原稿A來。

6C.早期譯本印證聖經的可靠性

早期的手抄本可以印證原稿的可靠性,主要“因為古代作品很少在初流傳之際立即被譯為他國文字的。”19/45

但基督教自創始就是一種向外傳的信仰。

“新約聖經最早的譯本是由一群傳道士用古敘利亞、拉丁及北非文字寫成,為向這些外國人傳福音,便利他們閱讀所準備的。”33/67

以敘利亞及拉丁文寫成的新約聖經在公元150年左右開始出現,這與新約本身寫成的時間十分相近。

1D.古敘利亞文版本

古敘利亞文版本約在第四世紀時所抄成,包括四部福音書在內。但我們要注意,“當時人們稱信基督教的閃族人為敘利亞人,這些譯本乃是用一種特殊的閃族亞蘭語字母寫成。”6/193

莫伯索西亞的席亞多(Theodore of Mopsuestia)寫到:“它被譯為敘利亞的文字。”6/193

敘利亞文通俗譯本(Syriac Peshitta)Peshitta字的原意為“簡單”,此乃公元150至250年左右所完成的標準譯本。自公元400年流傳下來的此類譯本尚有350份左右。15/317

斐羅聖尼版本(Philoxenian)約在公元後508年時寫成,是教會先父波裏克為馬博主教(Bishop of Mabug)斐羅聖尼(Philoxenas)所譯成的新敘利亞文新約聖經。37/49

哈克蘭敘利亞文版本(Harkleian Syriac)由哈克地的多馬(Thomas of Harkle)於公元616年譯成。

巴勒斯坦敘利亞文版本(Palestinan Syriac)一般學者考據此版本是在公元400至450年(第五世紀左右)所譯成。33/68-71

2D.拉丁文版本

古拉丁文版本(Old Latin)在第四至第十三世紀時,一直有人見證說在第三世紀時,有一種“古拉丁文新約版本在北非及歐洲流傳……”

非洲古拉丁文版本,又稱巴比尼士版本(African Old Latin,or Codex Babbiensis)約在公元400年左右完成。莫誌傑(Bruce Metzger)說:“勞依(E.A.Lowe)曾給人看他自第二世紀紙草經卷上抄錄下的古文記號。”33/72-74

可比安拉丁文版本(Codex Corbiensis)其中包含四福音書,約在公元400至500年間完成。

委西冷蘭拉丁文版本(Codex Vercellensis)約在公元360年寫成。

巴拉丁拉丁文版本(Codex palatinus)約在第五世紀時寫成。

拉丁文通俗譯本(Latin Vulgate)耶柔米乃大馬士革城的教區秘書,後成為羅馬主教。他曾應主教之命,將新約聖經於公元366年至384年間譯成拉丁文。6/201

3D.北非(或埃及)文版本

布如斯(F.F.Bruce)認為第一部埃及文新約聖經很可能是在第三或第四世紀時所譯成。15/214,6/214

沙希德版本(Sahidic)於第三世紀初葉開始出現。67/79-80,33/79-80

巴海裏克版本(Bahairic)編者克色爾(Rodalphe Kasser)認為該版本是在第四世紀左右所譯成的。19/50

中埃及文版本(Middle Egyptian)於第四或第五世紀。

4D.其他文字版本

亞美利亞文版本(Armenian)約在公元400多年時,似乎是從君士坦丁堡的一本希臘聖經翻譯而來。

喬治亞文版本(Georgian)俄國外高加索人所用的文字

7C.早期教會學者印證抄本的可靠性

大英百科全書說:“考證經文的學者雖然審查過不同的抄本後,若尚未參考過早期教會學者們的著作, 他仍算沒有用盡新約聖經的證據。因為早期基督徒的著作經常與一兩種抄本的文體有區別。當傳統的原文字句遺失後,這些早期教父的作品往往就成了唯一用來查考 聖經原始文字的代表資料,尤其如果他的作品能與其他手抄本的文字相符時,這些作品就成了最好的核勘參考文獻,經文批判學家們在未參考這些人的作品前,不應 任意下斷語評論抄本的真偽。”12/579

葛林裏(H.Harold Greenlee)說,在早期基督徒的作品中多處引用新約聖經中的經文:“次數極多,即使不用新約抄本,單從這些被引用的經句,拚湊起來,也可重新編出一部新約聖經來。”37/54

莫誌傑(Bruce Metzger)論及在一般解經書籍及講道集中所引用的聖經經句時,也重複以上葛氏的看法說:“是的,被引的經節數目甚多,即使任何其他有關新約經文的知識均告遺失的話,我們由這些引用的經句中仍可以重新編纂出一整部的新約全書。”33/86

蓋司樂與尼克(Geisler and Nix)說:

“引用之經文實在太多太廣,即使沒有新約抄本留存至今,單由早期教會早期領袖們的著作中,我們仍可以重新整理出一部新約聖經來。”14/357

蓋司樂與尼克最後在其《聖經通介》(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中引用李齊(Charles Leach)所著的《我們的聖經是如何得來的》(Our Bible:How We Got it,pp.35-36)中戴平波爵士(Sir David Dabrymple)的一段話,當戴氏正在思量早期教會作品中超量的經文數量時,有人向他說:“如果新約聖經被人摧毀,至第三世紀結束前,每一部新約的手抄本亦均告遺失,我們單從第二及第三世紀教父們的作品中能否重新編出新約聖經來呢?”

經過長期的研究與考察,戴平波爵士(David Dabrymple)終於結論說:

“現在請看這些書,你還記得所問有關新約聖經與早期教會領袖們作品的問題嗎?那個問題引起我的好奇心,由於我個人擁有許多現存的第二、第三世紀教會初期領袖們的作品,我開始收集資料,至今為止,除了缺少十一節外,從他們作品中我幾乎找到整本新約聖經的章節。”14/357

請留意:安格士(Joseph Angus)在《聖經手冊》(The Bible Handbook)第56頁中提及隻使用教會初期的領袖們作品收集新約聖經所可能麵臨的一些困難。

  1. 他們引用的經句有些未必每字均準確。

  2. 有些抄寫人常生筆誤,或將經文任意更改。

教會初期領袖(猶太教法典)俄利根(Origen)在De Principus第二卷第三章中稱羅馬的克利門(Clement of Rome,公元95年),是使徒們的學生。4/28

另一教會初期領袖特土良(Tertullian)在《真道辯》(Against Heresies)第二十三章中,亦稱克利門是使徒彼得所挑選的門徒。

愛任紐(Irenaeus)在《真道辯》(Against Heresies)第三卷第三章中說:“他仍有門徒的講道回響在他耳中,他們的教訓曾留在他眼前。”

他引用下列諸書卷:

馬太福音哥林多前書

馬可福音彼得前書

路加福音希伯來書

使徒行傳提多書

伊格那丟(Ignatius),在公元70-110年間曾任安提阿教會總督,後為主殉道。他深識耶穌的門徒,也是坡旅甲(Polycarp)的學生,他的七篇書信中曾分別引用新約聖經中以下各書卷:

馬太福音

以弗所書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約翰福音

腓立比書

提摩太前、後書

使徒行傳

加拉太書

彼得前書

羅馬書

歌羅西書

 

歌林多前書

雅各書

 

坡旅甲(Polycarp,公元70-156年)八十六歲時為主殉道,曾任士每拿(土耳其西方一海港)教會總督,是耶穌門徒約翰的學生。

巴拿馬(Barnabas,公元70年)

何馬斯(Hermas,公元95年)

塔弟安(Tatian,公元170年)

愛任紐(Irenaeus,公元170年)曾任裏昂教會主教。

亞曆山大城的克利門(Clement of Alexandria,公元150-212年),他除有三本書未引用過之外,曾引用新約全書中經節達2400句之多。

特土良(Tertullian,公元160-220年)曾是非洲迦太基城教會的長老,其作品中引用新約聖經章句達七千餘次,其中有3800句來自四福音書。

海波裏多(Hippolytus,公元170-235年)引用1300多句新約經文。

猶斯丁(Justine Martyr,公元133年)曾極力與公元二、三世紀的馬吉安異端Marcion相抗,馬西翁異端不信舊約聖經與大部分的新約聖經。

俄利根(Origen,公元185-253或254年)這位善辯的作家曾寫成六千多本作品,其中列舉1萬8千多句的新約經文。32/253

賽伯令(Cyprian,死於公元258年)曾任迦太基主教,引用740句舊約經文及1030句左右的新約經文。

蓋司樂與尼克(Giesler and Nix)最後結論說:“隻要我們略加統計就可以發現,在教會於公元325年舉行尼西亞會議(Council of Nicea)之前,這些基督教教父們已經引用過3萬2千多次的新約經文。這還不是全部的經文來源,因為第四世紀的其他作品尚未包括在內。如果我們將在尼西 亞會議之前及會議同時的聞名作家優西比渥(Eusebius)的作品也加入計算的話,所被引用的新約經文數目則要超過3萬6千的數 字。”14/353-354

除上列所舉的早期作家外,你尚可再加入奧古斯丁、安馬比亞(Amabius)、賴湯帝納(Laitantinus)、奎實頓(Chrysostom)、耶利米(Jerome)、羅曼拿(Gaius Romanus)、亞山那西(Athanasius)、米蘭的安伯羅(Ambrose of Milan)、亞曆山大城的西瑞(Cyril of Alexandria)、敘利亞的以法連(Ephraem of Syrian)、波易特的海拉瑞(Hilary of Poitiers)、乃沙的格裏哥利(Gregory of Nyssa)等人。

我建議讀者購買蓋司樂與尼克(Giesler and Nix)所著的《聖經簡介》(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Bible,Moody Press出版),他們在研究聖經抄本的權威性上下過極大的功夫,頗值得我們細讀。

早期教會領袖作品中引用新約經文的次數

 


作者

福音書

使徒行傳

保羅書信

其他書信

啟示錄

總計


猶斯丁

268

10

43

6

3

330

       

(266次間接提及)

 
愛任紐

1,038

194

499

23

65

1,819

亞曆山大城的克利門

1,017

44

1,127

207

11

2,406

俄利根

9,231

349

7,778

399

165

17,922

特土良

3,822

502

2,609

120

205

7,258

海波裏多

734

42

387

27

188

1,378

優西比渥

258

211

1,592

88

27

5,176

總 計

19,368

1,352

14,035

870

664

36,289


*資料來源14/357


 

8C.崇拜時用來誦讀的經文印證聖經的可靠性

這是最為人們所忽略的一個地區,卻也是包含新約聖經抄本最多的一種文獻。莫誌傑(Bruce Metzger)對這些用來誦讀的經文的背景這樣解釋說:

“按照猶太會堂的慣例,每當在安息日聚會時,猶太人總要誦讀一段律法及先知書。早期的基督教教會也沿習猶太人的慣例,在崇拜聚會中朗讀一段新約聖經的章 節,根據四福音書及新約中的書信篇,教會編出一個有係統的朗讀課程。以後因循成習,在各主日及每年特殊的節日中,新約聖經被排成固定的次序,被人在教會中 誦讀。”33/30

莫誌傑繼續說,這些朗讀資料中有2135種抄本已編入目錄,但仍有不少有待仔細研討與分析。

葛林理(H.Harold Greenlee)說:

“最早朗誦抄本的片斷來自第六世紀,成冊的抄本則來自第八世紀之後。”19/45

一般的朗誦來源具有保守性,且采自較古的經文抄本,因此在經文批判學上頗有價值。33/31

3B.舊約聖經之可靠性--按其參考文獻考驗方式來衡量

舊約方麵的參考文獻,不似新約聖經那麽豐富。直到死海經卷被發現之前,我們所擁有最早的希伯來文手抄本是來自公元900年左右。希伯來文的舊約聖經是在公 元前400年左右時所寫成,因此所留傳下來的手抄本與原文相隔約有1300年的時間。乍看起來,似乎舊約聖經並不比其他古典文獻來得可靠(比較世俗文典文 獻原著與手抄本相距之時間)。

然而當死海古卷被發現後,聖經學者才發現,許多舊約經卷都是在耶穌時代之前所寫成的。

當這些事實被公諸於世,並經比較後,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印證舊約經文的可靠性。正如甘揚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所說的,“我們基督徒可以將聖經拿在手中,而毫不畏懼、也毫不猶豫地說,我們手中握著的乃是上帝真實的話語,由曆代相傳下來的,雖經長久的年代,其中主要內容卻從無損失。”25/23

首先,我們若要研究舊約的可靠性,我們就要仔細查考抄寫經文的文士們,在抄寫舊約聖經時所持的無微不至的態度。

1C.編纂猶太遺傳經典的時代(The Talmudists,公元100至500年)

在這段期間,猶太人花費了極多的時間來編纂希伯來的民法和律法。編集猶太會堂中的經卷乃是一項極費力的繁瑣工作。

戴維森(Samuel Davidson)在《舊約聖經的希伯來經文》(The Hedrew Text of the Old Testament,2 nd.ed.被錄於詹姆郝斯丁[James Hastings]的《聖經字典》第四卷第949頁中。)中描述一位猶太經典編纂家所必須遵守的嚴格紀律,我采用蓋司樂和尼克合編的數碼列舉如下:

1.凡是猶太會堂中所用的經卷一律必須抄寫在清潔的獸皮之上。

2.必須是由猶太人專為會堂聚會用而預備的。

3.這些經卷必須用清潔的獸皮所製成的皮帶係在一起。

4.所有的經卷中,每一張獸皮中所包含的段數均需一致。

5.每一段落的寬度不得少過四十八行,也不得多過六十行,每一行長度不得超過三十字。

6.全本均需劃行抄寫,若頭三字寫成時未劃行則必須作廢。

7.抄寫時所用的墨水必須是黑色的,且須照一定的配方製成,不得用紅、綠或其他顏色的墨水書寫。

8.抄寫用的範本必須是真品,抄寫時不得任意修改其中字句。

9.抄經之人必須看範本抄寫,不可有一字,一字母,甚至一捺出自記憶……。

10.每個子音之間須留有細微的空間。

11.每段間應留有九個子音空隙。

12.每一卷書之間要留出三行的空隙。

13.摩西五經中的第五經末尾結束時必須劃出一行,其他各書則不必如此。

14.抄寫之人在抄寫時必須穿戴猶太人的服裝。

15.抄寫前必須沐浴更衣。

16.新沾墨水的筆不可用來寫上帝的名字。

17.當寫及上帝的名字時,即使有王來對他說話,他亦可置之不理。

戴維森(Samuel Davidson)又說:

“凡不依以上規定寫成的經卷應放棄不用,將它埋於土中或予以焚毀,或被貶入學校當作教本使用,卻不能用在會堂中。”

為什麽我們沒有更早的舊約手抄本呢?當我們注意到抄寫古卷的人所必須遵守的規定或抄寫時的準確性時,再注意早期舊約抄本的缺乏時,我們就可以明白現今所有舊約手抄本的可靠性了。

抄寫猶太經卷的文士們對他們抄寫的準確性頗有信心,他們相信這些副本完全如正本一樣地具有權威性。

甘揚爵士(Frederic Kenyon)在《我們的聖經與古代手抄本》(Our Bible and The Ancient Manuscripts)也論及以上的記載及手抄本被毀的原因:“由於猶太人對抄寫舊約經卷有極嚴格的要求,這也就是早期抄本消失的原因。當文士按照猶太 法典的規定以極嚴謹的態度抄成舊約經卷,又經證實其中完全無誤後,抄本就被當作正本一樣看待,每一部抄本均一視同仁。這樣一來,時間不但不能被用來考證抄 本的真偽,反而變成一個弱點,因為抄本經長久使用後,必有所殘缺,一有殘缺的抄本便立刻被視為不合使用,必須予以廢棄。

“在每個猶太會堂中均有一個木製的板櫃,稱之為Gheniza,其中專門用來存置殘缺的舊約抄本,好些現存的最早舊約抄本都是在這種板櫃中找到的。由此可 見,猶太人習慣視新抄本較舊抄本更為可貴,因為它們是完整無缺的。而板櫃中的殘本則往往因忽略而腐壞,或因板櫃中殘本累積太多後被拿去埋了。

“我們不必為缺乏希伯來文最早的聖經抄本而感到驚訝,也不必為之不安。除了以上所述猶太人摧毀手抄本的方法外,我們還要記得,曆世累代以來猶太人經常受到 外族的迫害,他們的財物受摧毀,舊約手抄本的古卷當然也會隨之喪失。而真正得以遺留下來的,就是猶太人視為所應當留下來的馬所禮經卷 (Massoretic text)。25/43

“猶太人對經卷的崇敬,對經卷純正性的重視並不是在耶路撒冷城淪陷後才開始的。”18/173

我們從舊約的以斯拉記七章6節及10節就可以看出,其中稱以斯拉說,“他是敏捷的文士。”

換句話說,他是一個專才,一個對舊約有研究的人。

2C.馬所禮的年代(Massorectic Peiod,公元500至900年)

馬所禮人(The Massorectic,來自Massora一字,即“傳統”的意思)專門從事編輯、校訂舊約經文的辛勞工作,他們的總部在猶太地的提比哩亞海(即加利利海)附近,他們所編成的舊約經卷稱之為馬所禮經卷(Massoretic text)。

這些精心勞苦所編成的經卷,加上母音的拚音符號,以便幫助讀者能正確發音之用。馬所禮經卷乃是今日標準的希伯來文經卷。

馬所禮人紀律十分嚴謹,一向存著極虔敬的心抄寫經文。他們設計出一套十分複雜的係統,防範文士抄 錄時所可能產生的差誤。比方說,他們計算每部書中每個字母出現過的數字,並計算出摩西五經與整本希伯來文聖經全文中間的那個字母是何字。除此之外,他們又 設計了更多、更精細的計算方法,以防抄寫時可能發生的任何錯誤。陸平費(Wheeler Robinson)在《古版與英文版聖經》(Ancient and English Version of the Bible,1940年出版,第29頁)中說道:“任何可以數算的,他們都予以數算。他們還設計一種背誦法,將各處數目的總和很容易地全部記下 來。”6/117

甘揚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說:

“除了要記得手抄本的差異、傳統與猜臆上的差異外,馬所禮人還要著手於數字的計算,這些則是一般經文批判家們所不曾使用過的方法。他們記下每卷書中句數、 字數及字母數目的總和各有多少,他們也計算出每卷書中間那個字和中間每個字母為何;他們知道那些經節包括有全部的希伯來字母,或隻包括某些字母的經節等 等。這些細節聽來十分瑣碎,但對抄寫經文時,保持抄本的精確性卻甚屬必要。這些細節正表明人尊敬聖經乃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它是理當受人頌讚的一本書。馬所 禮人唯一關心的乃是律法中的一點、一捺、一句、字母中的一小部分都不被抄漏。”25/38

3C.論及舊約可靠性的語錄及其法

魏洛狄(Robert Dick Wilson)在《科學化的舊約研究》(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Moody Press出版)論及聖經的可靠性與可信性應可以回溯至舊約時代:“由一四四件自埃及文、亞述文、巴比倫文及摩押文音譯成希伯來文的名字中,或由四十個由 希伯來文譯成以上各文字的名字(總共一八八件證據)中,我們可以看出有2300年至3900年的時間,聖經中的專有名詞從沒有被譯錯過。最初的文士在音譯 這些名字時,必須使用最正確的語言學原則,使原名與譯名極其接近,這充分證明他們的仔細與學術精神。更有甚者,希伯來人的作品能數世紀以來一直被抄經家不 斷抄寫,也是在其他曆史文獻中所未有過的現象。”48/71

魏洛狄(Robert Wilson)又說:

“自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400年間共約有四十位君王存在,每位都按其朝代先後記載……‘其中不但記有同國的其他君王,又有其他國的君王史記可供核 對……舊約聖經中有關各君王的記載,其正確性實超出人類的想像之外,’若這隻是出於偶然,那它隻有 750,000,000,000,000,000,000,000分之一全對的機會。”48/70-71

根據這個證據,魏氏總結說:

“這個證據說明舊約的原版經文經過二千年的抄寫後,仍能十分正確地留存給我們,這件事實不容我們 忽略。這不但證明二千年前的原版聖經與二千年後的抄本幾乎完全吻合是可能的,我們由巴比倫原本與二千年後之抄本文獻所存的類似之處,又由相隔二千年的紙草 經卷與現今版本的古典文學相較,隻見少數內容上的出入,再看過去希伯來原文經卷中的猶太君王名,及外國名詞如今仍很正確地被留傳下來,我們實不得不佩服這 種近乎科學的精確性,這個精確性更是有目共睹的。”48/85

布如斯(F.F.Bruce)相信“馬所禮人所編纂的希伯來文子音經卷(最早的希伯來文聖經隻有子音,沒有母音,直到馬所禮時代,因不方便朗讀才加入母音。)流傳有近一千年的時間,但與原本相較時,卻仍能保持驚人的信實程度。”6/178

葛威亨(William Green)總結說:

“世間沒有任何其他的古典文獻象舊約聖經這樣正確、精細地被抄錄流傳下來的,這種說法真是一點不錯。”18/181

論到希伯來文聖經能被如此正確地抄寫、留傳、英國劍橋大學圖學館副館長艾肯孫(Atkinson)說:“這幾乎就象是神跡一樣。”

第二世紀的猶太教法師阿克巴(Rabbi Aquiba)一心視製造最正確的經書為己任,曾如此說:“馬所禮人正確地抄寫經卷,成為保存舊約聖經準確性的一道防護牆。”21/211

4C.希伯來文經卷

開羅版本(Cairo Codex)現存於大英博物館,約在公元前895年間問世,是由馬所禮人阿學的兒子摩西一家人所抄成(Moses ben Asher),其中包括前後先知書在內。6/115-116

列寧格勒先知書版本(Codex of the Prophets of Leningrad)約在公元916年抄成,其中包括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及十二卷小先知書。

最早的整部舊約經卷應是巴比倫帕測巴力拿版本(Codex Babylonnicus Petropalitanus)約在公元1008年抄成,現存於列寧格勒。它是在公元1000年前左右由一位猶太教法師阿學的孫子摩西的兒子亞倫將古版修正抄寫成的(Rabbi Aaron ben moses ben Asher)。14/250

阿裏波版本(Aleppo Codex)乃是最有價值的一份舊約手抄本,約在公元900年左右完成的。有一度被人認為遺失了,後在1958年所複得,可惜已受損壞。

大英博物館版本(British Museum Codex),包括部分的創世記直到申命記,約在公元950年完成。

樂奇靈的先知抄本(Reuchlin Codex of Prophets)是由拿弗他利之子一位馬所禮人(Massorete ben Naphtali)所抄。

5C.死海經卷印證希伯來舊約聖經的可靠性

甘揚爵士是首先提出這個大問題的一位學者,他問道:“這些我們稱之為馬所禮經卷的希伯來文舊約經卷抄本,係抄自公元前1000年時的另一抄本,這個馬所禮經卷與舊約各書的原版之間究竟有無出入?”25/47

後來所發現的死海經卷能對這個問題提供最有力的答案。

在發現死海古典前的問題是:“今日的舊約聖經與第一世紀的抄本間究竟有多少差別?”換句話說,這些舊約經卷被人騰抄過這麽多次,我們是否還能相信它呢?

究竟什麽是死海經卷呢?

死海經卷乃由四萬個經卷的碎片所集成,有五百份經卷是由這些碎片中所重新拚湊起來的。

考古學家們另外發現許多聖經教訓之外的書卷及碎片,使我們對昆蘭(Qumran,死海西北方,是發現死海古卷的地方)宗教社會的情形增加了不少了解。《朱達開文獻》(Zodakite Documents),《社會法則》(Rule of the Community)及《紀律手冊》(Manual of Discipline)各書的發現使我們了解昆蘭人民的日常生活及意義。在其他很多洞穴中,我們則另外發現許多有用的解經的資料。

死海經卷是如何發現的?

我願引用爾勒(Ralph Earle)所著之《聖經是如何來的》(How We Got Our Bible,Baker Book House出版)中的記載,因爾勒對死海經卷的發現有極生動的描述:

“死海經卷發現的經過,可算是近代最精彩的一則故事。在1947年二、三月間,一個百島因(Bedouin)的阿拉伯牧童,名叫莫罕默德,他出去尋找一隻 迷失的羊。為了試試羊是否藏在洞穴中,他用一塊石子擲進死海西邊的一個崖洞裏,此洞穴距離耶利哥城之南約有八哩之遙。但出乎意料之外的,他聽見石子打破瓦 罐的聲音。走入洞穴細察之後,他卻發一個令人驚訝的情景。在洞穴的地麵上有好幾個大瓦罐,內中藏著許多皮質經卷,均係用棉布包裹保存的。因為瓦罐妥善密封 的緣故,這些經卷無損地保存在近1900年的時間(它們很顯然是在公元68年左右存入此洞穴中的)。

“這些死海洞穴中所發現的經卷,其中五卷被耶路撒冷城敘利亞東正教修道院中的紅衣主教所收購,另外三卷則由該地希伯來大學的薩肯尼教授(Sukenik)所收購。

“當這些死海古卷發現之初,新聞界對此毫無所知。1947年11月間,就在薩肯尼教授收購三卷經卷及兩個大瓦罐的前兩天,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如此寫著:‘這很可能是巴勒斯坦一帶最大的一項發現,是我們從未敢期待過的大發現。’然而這麽重要的話卻未在當時公開發表。

“直到1948年2月,幸好耶路撒冷城的紅衣主教,因不識希伯來文的緣故,打電話給耶路撒冷城的美國東方學研究學會,詢及有關這些經卷的事。當時東方學研 究學會的代理會長是一位名叫查偉(John Trever)的年輕學者,他也是一位優秀的業餘攝影家。他辛勞、謹慎的拍攝下以賽亞書皮質經卷的每一段,這些經卷每一卷均有十英寸高,二十四英寸長。在 親自衝洗出底片後,他以航空郵寄了一部分照片給美國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的亞布萊特教授(W.F.Albright),亞氏一向被認為美國聖經考古學的權威人士。在他的回信中,亞布萊特教授這樣寫道:‘我衷心 恭賀本世紀最偉大的一項經卷發現!……多麽令人難信的一項大發現!此乃最真實的一份舊約經卷,世人絲毫不必懷疑。’亞氏鑒定該書卷約是在公元前100年左 右所寫成的。“11/48-49

查偉(John Trever)後又引用亞布萊特教授的話說:“我相信這些經卷要較納西紙草古卷(Nash Papyrus)更為古老我估計它是在公元前100年左右……”24/260

死海經卷的價值

人類所擁有最早的舊約手抄本是出於公元900年左右,那麽我們怎能確定自公元32年耶穌世代之後的抄本也是精確無誤的呢?我們就該感謝考古學與現今發現的 死海古卷了。在死海古卷中有一卷其中抄寫的是全本希伯來文的以賽亞書,根據考古學家的鑒定,它是在公元前125年左右寫成。這卷死海古卷,要較我們所知最 早的舊約抄本尚早一千年以上。

其餘的死海經卷則約寫於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後68年各不等。

死海經卷發現所造成的最大影響,乃是印證以賽亞書經卷(寫於公元前125年)

與一千年後馬所禮人所抄寫之以賽亞書(完成於公元916年)在比較之下,兩者完全沒有差別。這正證明了抄經家們精確的程度,曆時千年卻無疏漏。

“在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中的166個字當中,隻有十七個字是有疑問的。在這十七個字中有十個字是拚法有別,對書中意思並無影響。餘下七字中,有四字是文體 的改變,如連結詞的增減等,其餘的三字母可並成‘光’字,被加在11節中,但對全文意義亦無大影響。何況此字由希臘七十士譯本(LXX)及一號昆蘭山洞中 所發現的以賽亞書樣本中都可印證(IQIS)。這樣看來,經過一千年後全章166字中,隻有一字(包括三字母)是有疑問的,但此字對經文的意義卻無甚影 響。”14/263

布如斯(F.F.Bruce)說:

“在昆蘭的石穴中,我們又發現一卷不全的以賽亞書,為了方便起見我們稱之為‘以賽亞書B’,但它與馬所禮經卷的以賽亞書卻是如此相似。“6/123

亞契(Glason Archer)認為“將昆蘭洞穴中的以賽亞抄本拿來,與我們標準的希伯來文聖經中的以賽亞書對照,字字相比,其相同者約占95%以上,其餘5%的不同乃是出於失筆與拚法上的錯誤。”57/19

蓋司樂及尼克(Geisler and Nix)曾引用鮑羅斯(Millar Burrows)在《死海經卷》(The Dead Sea Scroll,P.304)一書中的話說:“曆經一千年的抄寫工作,經卷的內容卻無甚變動,這成為一件奇事。正如我論及死海經卷的首篇論著時說的:‘死海經卷最重要的地方,乃在它能印證馬所禮傳統舊約聖經的可靠性。’”14/261

6C.希臘七十士譯本印證希伯來文舊約聖經的真實性

猶太人離鄉流浪時,他們極需要有一部用他們通俗語言所譯成的一部舊約聖經,這就是“七十士譯本”的由來,約在埃及王托勒密二世(King Ptolemy Philadelphia,公元前285至246年)在位期間所譯成。

布如斯(F.F.Bruce)曾生動地描寫此譯本之名的來源。約在公元前250年左右(較實際地說,應在公元前100年左右),在埃及王托勒密二世的朝延中一位名叫亞裏斯提亞(Aristeas)的官員致信給他的兄弟費羅克拉次(Philocrates):

“埃及王托勒密二世是位愛好文學的人,亞曆山大城中最偉大的圖書館就是他在位時所興建的,此圖書館傲立世間,成為世界文化奇跡之一達九百年之久。此信中並 記載法拉蘭城的底馬特亞斯(Demetrius of Phalerum)曾任托勒密王的圖書館員,導致埃及王對猶太律法書的興趣。王令他差派一位代表去見猶太大祭司以利沙(Eleazar)。大祭司以利沙從 猶太十二支派的每支派中選出六位譯經的長老,攜帶著特別正確、美麗的舊約經卷,送至亞曆山大城。這些長老受到皇家的禮遇,藉辯論顯示出自己乃是博學淵源之 輩。後來被送至法老的小島中住下(該島以其燈塔聞名),在七十二天中他們將摩西五經全部譯成希臘文。經過開會及校勘研考後,他們將修好的譯本呈獻埃及王。 “6/146-147

由於希臘七十士譯本與現今我們擁有的最早馬所禮舊約手抄本(公元916年)十分相近,使我們確定在1300年後,舊約依然保守著它的精確性。

我們由《偽經傳理書》(Ecclesiasticus)及《安息年書》(Book of Jubilee)中發現七十士譯本及舊約經文的經節,由此可見今日的希伯來經書與公元300年前的原文經卷實無大差異。

蓋司樂及尼克(Geisler and Nix)在他們對人極有幫助的著作《聖經通介》(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Bible)一書中提出希臘七十士譯本的四大貢獻:

“1.此譯本縮小了希伯來語與希臘語間人民的宗教鴻溝。

2.此譯本縮短使用希伯來文舊約聖經的猶太人與同時使用新、舊約聖經的希臘語基督徒間的距離。

3.它乃促使宣教士把聖經譯成其他多種語言及方言的開路先鋒。

4.藉希臘七十士譯本與希伯來文聖經對舊約聖經內容相近的看法,得以縮小了經文批評的鴻溝。”14/308

布如斯(F.F.Bruce)提到後來猶太人對七十士譯本喪失興趣的原因:

“1.……因為自第一世紀以後,基督徒將它視為舊約聖經的藍本,經常引用它來傳布福音及衛道用。6/150

2.……約在公元100年左右,猶太學者另外編纂成一本希伯來文的聖經修訂本,這也是促使猶太人對希臘七十士譯本失去興趣的原因……”6/151

7C.撒瑪利亞版本(完成於公元前第五世世)

此版本包含摩西五經,對鑒定舊約經文內容甚有價值。布如斯(F.F.Bruce)說

“若將撒瑪利亞版本中的摩西五經與馬所禮舊約經卷版本(公元九一六年)相較,觀察其間相同之處,其間相差之處則顯得無足輕重了。”61/122

8C.泰根譯本(The TargumsK,手抄本出現在公元500年左右)

泰根一字原為“傳譯”之意,相當於舊約的意譯本。

自猶太人被迦勒底人(即巴比倫人)擄去後,巴比倫文字逐漸演變成猶太人通用的民間語言,猶太人需要有用他們通俗語言所譯成的舊約聖經。

當時猶太人的主要泰根譯本有兩種:(1)翁凱拉斯的泰根譯本(The Targum of Onkelas;有人說這是猶太名學者海洛[Hillel]的學生翁凱拉斯在公元前60年所譯),其中包括摩西五經;(2)烏賽亞之子約拿單泰根譯本(The Targum of Jonathon Ben Uzziel)可能是公元前30年左右譯成,包括舊約所有史記及先知書。

布如斯(F.F.Bruce)曾解釋泰根譯本的由來:“……公元前一世紀將近尾聲,猶太人在會堂中朗誦希伯來文聖經時,也開始同時以口傳的方式,將舊約經 文意譯成一般猶太人能懂的亞蘭語,朗誦給會眾聽。這是很自然的現象,當一般猶太人漸漸遺忘自己的希伯來文時,若還想明了舊約聖經,將它翻譯成百姓能懂的文 字就成了必要的事。會堂中意譯經文的翻譯員,猶太人稱之為Methurgerman,他們所朗誦的亞蘭語經文稱之為泰根(Targum)。

“……意譯翻譯員……不可自經卷中朗讀意譯文句,恐怕會眾誤把他口譯的經文視為出自聖經本文。為了能傳譯的準確,譯者每次傳譯摩西五經時不可超過一節,傳譯先知書時,一次不可超過三節。

就在這種朗誦過程中,泰根譯本遂得以一一完成。”6/133

泰根意譯本的價值何在?

安德生(J.N.D.Anderson)在《聖經--神的話》(The bible,the Word of God)一書中論到它們的價值,說:“早期泰根譯經的價值是因它能用來證明希伯來文聖經的真實性,證實無論是在泰根譯經問世之時或是今天,希伯來文聖經都是一樣的可信的。”4/17

9C.米示那口傳經卷(The Mishnah,寫於公元200年)

米示那一字即“解釋、教導”之意。其中包括猶太人的傳統習俗及對口授律法之注解。是以希伯來文寫成,被稱為摩西律法之下的第二律法。14/306

其中所引用之經節與馬所禮經卷中的經文十分相近,可印證馬所禮經卷的可靠性。

10C.吉馬拉口傳經卷(The Gemaras;巴勒斯坦版本寫於公元200年;巴比倫版本寫於公元500年)

這些用亞蘭文寫成的經卷注釋,主要是用來注釋米示那經卷的,也間接證實馬所禮經卷的可靠性。

米示那口傳經卷加上巴比倫版的吉馬拉經卷,組合成巴比倫版的猶太遺傳經。(Babylonian Talmud)

米示那口傳經卷+巴比倫版的吉馬拉口傳經卷=巴比倫版的猶太遺傳經(Mishna+Bab.Gemara=Babylonean Talmud)。

米示那口傳經卷+巴勒斯坦版的吉馬拉口傳經卷=巴勒斯坦版的猶太遺傳經(Mishna+Palest.Gemara=Palestinian Talmud)。

11C.米德拉西口傳經卷(The Midrash,公元100至300年間寫成)

這是收集希伯來文舊約經卷中的信條而寫成,其中多處經文均引自馬所禮舊約經卷。

12C.六重口傳經卷(The Hexapla)

教會初期領袖俄利根(Origen ,公元185-254年)曾著有《四福音合參》(Harmony of the Gospels),分別列出六種不同版本之經文:希臘七十士譯本、亞奎那抄本(Aquila)、喜歐戴仙抄本(Theodation)、謝梅起抄本(Symmachus)、希伯來文抄本及希臘文字譯成的希伯來文抄本。

六種經卷中同時又包括猶太史學家約瑟夫(Josephus)的作品,費羅及朱達開文獻(Philo and Zadokite Documents,即死海昆蘭社區的文獻)。“它印證在公元40年至100年間,的確有與馬所禮舊約古卷相似的經卷存在。”55/148

4B.文內證據的測驗印證舊約的可靠性

1C.允許懷疑精神的存在

孟沃華(John Warwick Montgomery)針對此項考驗說,如今文學評論家們依然按照亞裏斯多德的標準來評論文學作品:“懷疑之心應該用在考證之物本身,評論家們卻不應該擅用它來阻擋真理。”34/29

“除非作者已知文字內容自相矛盾或與事實相違,吾人必須張耳靜聽被分析文件的自辯聲,而不應存著偏見,事先假定文獻的真偽對錯。”

何恩(Robert M.Horn)針對此點強調說:“想將‘難題’轉變為有力的證據,用以推翻教條實非易事,因為並非凡表麵上看來是矛盾的道理都有是錯的。第一,我們必須確 定自己已經完全了解經文,其中的字句及數目的意義。第二,我們已擁有這一方麵全部所需的知識。第三,更進一步的知識,經文的研究與考古學的新發現都有已不 再能幫助我們進一步判斷經文的真偽。”

何恩又說:“……經文上的難題並不證明它們是不可信的;沒有解決的問題也不一定必然就是錯的。這不是要叫我們小視困難之處,而是希望我們能獲得一種新眼光 透視難題。難題能引起我們繼續推敲的好奇心,麵臨問題容易使我們虛心追尋最清楚的亮光。但除非等到我們對經卷有了全盤的了解,我們實在不能迷信地說:‘這 是個已經證實了的錯誤,證明聖經並非絕對無誤。’人人都知道,自本世紀以來,過去的許多‘斷案’如今都已一一被推翻了。”58/86-87

2C.直接見證的價值

這些見證都是看見的人自己寫的,或是由親眼目睹或親身經曆者的口述而來。

“提阿非羅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筆作書,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是照傳道的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

--路加福音一章1-3節

“我們從前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他降臨的事告訴你們,並不是隨從乖巧捏造的虛言,乃是親眼見過他的威榮。”

--彼得後書一章16節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

--約翰一書一章3節

“以色列人哪!請聽我的話。神藉著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奇事、神跡,將他證明出來,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

--使徒行傳二章22節

“看見這事的那人就作見證,他的見證也是真的;並且他知道自己所說的是真的,叫你們也可以信。”

--約翰福間十九章35節

“該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丟彼拉多作猶太巡撫,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他的兄弟腓力作以士利亞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呂撒聶作亞比利尼分封的王……”

--路加福音三章1節

“保羅這樣分訴,非斯都大聲說,保羅,你癲狂了吧!你的學問太大,反叫你癲狂了。保羅說,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癲狂,我說的乃是真實明白話。王也曉得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膽直言。我深信這些事沒有一件向王隱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裏作的。”

--使徒行傳二十六章24-26節

布如斯(F.F.Bruce)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賴蘭教席(Ryland Professor)的聖經批判及翻譯學教授,論到“新約聖經這些直接資料的價值”時,他這樣說:

“最早期的傳道人,知道自己見證的價值……因此總是重複地說:‘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們得有把握才這樣說。當時耶穌的門徒極多,他們記得那些是發生過,那些沒有發生過。因此不象現今一些作者認為捏造耶穌的言行是件容易事,因見證人太多,當時寫新約的人不容易隨便假造。

“很顯然,早期的基督徒對什麽是耶穌的話,什麽是自己的見解與判斷一直很小心地予以分辯。保羅在 哥林多前書七章中論到結婚、離婚這個複雜的問題時,很仔細地分辯何為他自己的建議,何為主耶穌所定決定性的原則,在某些地方他用:‘我說,不是主說。’有 些地方,他用:‘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說。’

“最早期的傳道人所麵臨的不單是一群友善的見證人,見證人在也有對基督徒甚不友善的,但這些人一 樣熟悉耶穌的生平事跡與他的死。因此使徒們不可能說假話(更別說去捏造事實),因為這些不友善的見證人惟恐沒有機會去揭穿他們的謊言。在早期使者的傳道信 息中,最大的特色是他們對自己所傳的知識深具信心,他們不單隻說:‘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們還說:‘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使徒行傳二章22節)如 果他們所說的與事實相違,聽眾中那些反對基督教的人不會出來指出他們的錯誤麽?”7/33,44-46

3C.有力的直接資料來源

新約聖經中的各書卷,被今日的聖經學者視為是第一世紀中最有力的直接資料來源。34/34-35

保羅書信公元50至66年

馬可福音公元50至60年,58至65年

馬太福音公元80至85年

路加福音60年早期

約翰福音公元80至100年

甘揚爵士(Sir Fredric Kenyon)說:

“我們找到可靠的證據證明約翰福音在第一世紀結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

維廉弗克司亞布萊特(William Foxwell Albright)曾是世間最出色的聖經考古學家,他說:

“我們可以強調,目前尚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新約聖經中任何一部書是在公元80年後寫成的,雖然現今的新約批評家認為新約多半在公元130至150年間寫成,比實際年代遠了約六十年的時間。”65/136

孟沃華(John Warwick Montgomery)引用甘揚爵士在1963年1月18日的《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周刊上記者訪問中的談話,說:“按我個人的看法,新約聖經的每卷書都是由一位受過洗禮的猶太人所寫,大約是在第一世紀的40至80年間寫成,更可能是在公元50至75年間寫成的。”34/35

5B.文外證據的測驗印證聖經的可靠性

1C.其真實性能否被肯定?

“是否有其他的曆史材料能肯定或否定聖經文內的證據呢?”34/31

換言之,除了經文本身所提供的證據,有否其他聖經之外的資料能肯定聖經的真實性?

2C.聖經外的作家們所提供的證據支持聖經的真實性

早期教會領袖優西比渥(Eusebius)在其所著之《教會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Ⅲ.39)中收有使徒約翰的學生帕皮亞--海拉波立教會的主教(公元130年),自約翰得來的資料:“長老(即使徒約翰)常如此說:‘馬 可是彼得的翻譯員,曾精確地記下彼得所說一切有關耶穌的言行、事跡。因為馬可既非親耳聽過,亦未親自跟隨過主耶穌,他乃是後起之秀,誠如我所說,是隨伴彼 得的。彼得見機運用主的話語,但非有心編纂主的話。所以馬可並沒有記錯,隻是將他(彼得)的口述一一記下而已。馬可隻留心一件事,就是絕不刪除他所聽見 的,也不增添任何假話。’”

帕皮亞(Papias )也提到馬太福音,他說:“馬太福音是有希伯來文(亞蘭語)所寫成的。”

愛任紐(Irenaeus)曾任裏昂主教(公元180年),他是士每拿主教坡旅甲(Polycarp)的學生。(坡旅甲在公元156年時為主殉道,身為基督徒86年,是使徒約翰的學生)愛任紐寫道:

“根據托爾斯地的葛理哥利(Gegory of Tours),他(愛任紐)曾將裏昂的人全都帶領歸主,甚至還差遣宣道士到其他未信主的歐洲地區去。”

在“真道辯第三卷”(Against HeresiesⅢ)中,愛任紐寫道:“四福音書的根基十分穩固,甚至連異端邪說也見證這福音的根基,因為每一種異端,都是從福音書中收集資料來另創新說的。”

四福音書在當日基督教所傳到的地區中,早已為眾人所接受,因此愛任紐的著作中經常提到這些被人公認的道理,正如羅盤針上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一樣無法為人所否定,他說:

“地球有四界,風有四向,當教會向全世界擴展時,福音就成了教會的棟梁與根基,也是人類生命氣息 之所係。它自然有四個棟梁,好像不朽的氣息從每個角落點燃人的新生命,為向世人‘彰顯’此道乃萬物之建造者,坐在寶座之上,聯係萬物,並賜四福音將自己彰 顯給世人看。此四福音書雖分為四部,卻同為一靈所聯合。”

教會先父愛任紐(Irenaeus)繼續說:

“馬太在猶太人當中寫成馬太福音,而彼得與保羅則在羅馬各地傳福音、建立教會。根據傳說,當彼得保羅於公元64年左右,死於尼羅王手下之後,彼得的學生馬 可,兼翻譯,將彼得講章的文稿留下給我們。保羅的學生路加,則在所寫的福音書中加入他老師的講章。約翰是耶穌的門徒,是曾靠在耶穌胸膛上的那一位(參閱約 翰福音十三章25節及二十一章20節),則在小亞細亞的以弗所(現今土耳其境內)寫成約翰福音。”

藍賽爵士(Sir William M.Ramsay)說:“路加寫成的曆史,其可靠性是無人可比擬的。”95/81

羅馬的克利門(Clement of Roman,公元95年)視聖經為可靠、真實的,經常應用。

伊格那丟(Ignatius),在公元70至110年間,曾任安提阿(今敘利亞境內)教會主教,後因其信仰殉道。他認識耶穌所有的門徒,也是坡旅甲(Polycarp)的門徒之一,坡旅甲則為使徒約翰的門生。59/209

毛耶(Elgin Moyer)在《教會曆史名人錄》(Who Was Who in Church History,Moody Press,1968年出版)中寫道:“伊格那丟自己說‘我寧可為耶穌殉道,也不願意統治世界,拋我入野獸群中,我好藉它們在神的事上有份’。據說他果真 在羅馬被擲入鬥獸場的猛獸群中,他所遺留下來的書信,則是他從安提亞出發往羅馬殉道途中寫成的。”59/209

伊格那丟(Ignatius)相信聖經,以聖經之正確性為其信仰的根基,他擁有大量的資料與見證能證明聖經之可靠性。

坡旅甲(polycarp,公元70至156年)曾是使徒約翰的門徒,由於他對耶穌與聖經至死忠心,終於在八十六歲時為主殉道。坡旅甲的死證明他相信聖經 是精確無誤的一本書。“公元155年當羅馬大帝庇亞斯Antoninus Pius(138至161年)在位時,在士每拿一帶有迫害基督徒的事件,他所在的教會中許多教友因此殉道。他被檢舉為教會的領導人物,被提出處死。迫害他 的人勸他放棄自己的信仰,即可保全性命,他一口拒絕說:‘我事奉他86年,他沒有虧待過我,我怎能毀謗這位拯救我的君王呢?’最後他被捆在木柱上,活活被 燒死了。他因自己的信仰成為英勇的殉道士。”59/337

坡旅甲認識許多信徒,他顯然是一位明白真理的人。

約瑟夫(Flavius Josephus)是猶太的史學家。

約瑟夫所描寫施洗約翰所施的洗禮與福音書中所記載的略有不同,約瑟夫說施洗約翰所行的洗禮不是悔改的洗,但馬可福音一章4節中卻說是如此;約瑟夫又說施洗 約翰之所以被處死是因政治上的原因,並非他批評希律王娶自己兄弟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布如斯(F.F.Bruce)指出,很可能希律期望一箭雙雕,才把約 翰下在獄中。至於對施洗的解釋有出入,布如斯說:福音書乃是根據“宗教--曆史”這兩個觀點所寫成,要比約瑟夫寫成的史書時間為早,因此較為確實。除了這 些細節外,一般來說,約瑟夫的記載與福音書的記載都頗能相合。7/107

約瑟夫在其《考古文獻》十八卷5章2節(Antiquity Xv Ⅲ.5.2)提到施洗約翰,由於這段文字寫成的方式,其中實在很難有基督徒在其中增添字句的餘地,這段文字如此記道:

“現在有些猶太人以為希律的軍隊已被上帝摧毀了,這正是處死施洗約翰所應得的報應。他實在是個好人,但希律把他殺了。他曾吩咐猶太人行正當的事,彼此公平 相待,虔誠敬拜上帝,並呼召猶太人前來受洗。他認為受洗是為上帝所接受的,這個儀式雖然不能洗去若幹罪,但如果一個人的靈魂已經因自己公義的行為得以潔 淨,洗禮則有淨化其身體的功能。當猶太人因聽他的話受感動,開始擁護他時,希律王怕他的說服力,足以號召百姓起義叛變,因這時百姓似乎完全聽他的指揮。於 是希律王想最好是立刻捉拿他,乘他在造反之前將他處死,以免事情真發生後後悔不及。由於希律王的多疑,施洗約翰被下在前文所提及的馬丘路 (Machaerus)碉堡中,最後在那兒被處死。猶太人相信希律軍隊遇難,乃是上帝為施洗約翰報仇之故。”7/106

塔弟安(Tatian,公元170年)是亞述的基督徒,他曾將聖經編纂起來,寫成第一部“四福音合參”,希臘文為Diatessaron.



 翻譯自:鐵證待判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By Josh McDo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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