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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親愛的朋友, c我認為但丁偉大,但是他的背後是幾個世紀的文明;羅斯柴爾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經過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積累起來的財富。這些事全部隱藏得比我們想象的要深。
——歌德, 1828年 10月
是的,我親愛的朋友,所有這一切蘊涵著這樣一個道理:為了做某事你必須成為某人。我認為但丁偉大,但是他的背後是幾個世紀的文明;羅斯柴爾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經過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積累起來的財富。這些事全部隱藏得比我們想象的要深。
——歌德, 1828年 10月
一位旅行者抵達 18世紀的法蘭克福,當他越過通往法赫特門的薩克森豪斯大橋時,幾乎不可能錯過反猶宣傳畫“ Judensau”——該詞意即“猶太人的母豬”(見圖 1?1)。畫在牆上的這幅畫內容猥褻,它描繪的是一群猶太人在一頭凶惡的母豬麵前——或身下和身後——做著汙穢的事。其中一人吮吸著母豬的乳汁,另一個人(身著希伯來長袍)抓著母豬的尾巴,讓第三個人(也是一個希伯來人)吃它的排泄物。“猶太惡魔”則在一旁滿意地看著。如果旅行者再往上看,他還能看到第二幅更讓人覺得反胃的圖像:畫麵中,一個死嬰張著雙臂,身上布滿了刀傷,身體下方是 9支短劍。“在 1475年濯足節星期四的這一天,”圖上的文字說,“隻有兩歲的可憐小西蒙被猶太人殺害”——這是“特倫特的西蒙案件”的一個“解釋”,西蒙據稱死於“殘忍的謀殺”;這一傳說借此抨擊猶太人謀殺異教徒的孩子隻是為了將他們的鮮血放進未發酵的麵包中。
這類帶有反猶色彩的圖畫並不罕見:猶太人崇拜豬的情形能夠在許多木雕以及印刷品中見到,而時間則可以追溯到 14世紀,而殘忍謀殺的故事在德國流傳開來則是在 15世紀。而讓法蘭克福的圖畫變得與眾不同——至少在這個城市最傑出的人物約翰內斯•沃爾夫岡•歌德看來——是因為,它們“並不是個人仇恨的產物,而是作為一個公共紀念物出現的”。猶太人、母豬以及死嬰都是官方核準的標誌,它們由長久以來對城鎮中猶太人的敵對傳統積澱而成。
有關法蘭克福第一個猶太人社區的首次曆史記錄出現在 12世紀中葉,當時的人口在 100~ 200人之間。它的曆史也是一部蒙難史,猶太人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受到異教徒迫害。 1241年,法蘭克福 3/4的猶太人在所謂的“猶太戰爭”中被屠殺。在隨後的數十年中,猶太社區憑借猶太人的努力得以重建,但是就在一個世紀之後,在 1349年,同樣的情形再次出現。在這兩起事件中,謠言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第一次“戰役”中, 人們擔心猶太人與蒙古人串通一氣;第二次則是一些苦修者散布謠言稱猶太人將會把瘟疫帶進城裏。
不過,猶太人仍然存在於世界範圍內,也說明了為何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他在 1236年宣布猶太人“是我們忠實的傭人和奴仆”以及各市政廳傾向於鼓勵猶太人定居下來的原因。因為猶太人是稅收以及貸款的來源(猶太人當時可以不受禁止發放高利貸等法律規定的約束),官方向他們提供“保護”以及有限的優勢來換取現金。不過,保護和限製一直是並存的。 1458年,在腓特烈三世的命令下,猶太人被集中到一個特定的“猶太人聚居區”( ghetto,該詞來自於意大利語中的 borghetto一詞,意即郊區):這是城市東北邊緣地區的一條狹長的街道,街道兩邊都建有大門。對於生活在這裏的 110名猶太人來說,在所謂“猶太街”裏的監牢般的生活意味著一個“新埃及”。另一方麵,外界一直存在的暴力威脅也讓猶太人聚居區帶有一點避難聖地的色彩。不過, 1504年的殘忍謀殺指責以及 5年後試圖宣布“猶太人為異教徒”的陰謀警示人們,猶太街的地位極其微弱;到 1537年時,猶太街的人口構成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路德教徒占據了大多數人口,而他們對猶太人存在固有的敵意。猶太街在一個危險的世界中提供了某種形式的避難所; 1542~ 1610年期間,它的人口數量增長為 400~ 1 380之間(人口增長與荷蘭的胡格諾教徒移居到法蘭克福是相對應的)。這些新興人口的流入所導致或與之相應的經濟與社會緊張狀態觸發了公眾反對猶太街的大規模暴力活動:“菲特米爾茨暴亂”,這場暴亂因其領導者文岑茨•菲特米爾茨而得名,菲特米爾茨當時是一個店主。不過這次暴亂並沒有出現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情形(猶太人被驅逐出城區),而且沒過多久,帝國軍隊就平息了暴亂。菲特米爾茨和其他暴亂的領導人被處以絞刑,猶太人重返家園,他們是皇帝“庇護”的人,其地位得到了再次確認。
在實際生活中,與之前一樣,“保護”意味著額外的鐵腕管製,其管理細節由斯塔提格凱特議會設定,這部法規每年會在主要的猶太人教堂宣讀。直到 18世紀末期仍有法律效力,這期間,猶太人人口被嚴格限製在 500個家庭;每年的婚禮數量隻能有 12個,結婚年齡固定為 25歲。每年從外部進入猶太街定居的人不能超過兩人。猶太人被禁止從事農場業或者交易武器、調味料、酒和穀物。他們被禁止在猶太街之外的地方生活,而且直到 1726年,猶太人必須每時每刻都要佩戴區別身份的飾物(男人佩戴兩個同心黃色戒指,女人佩戴有條紋的麵紗)。猶太人每天晚上、星期天以及基督教節日期間,隻能在自己的社區裏活動;其他時間,他們被禁止兩人以上結伴在城中行走。他們還不得進入公園、旅館、咖啡店,同時也不得在城中風景秀麗的道路上散步,他們甚至不能接近城中古老的大教堂,進入官廳時也隻能從後門進去。猶太人隻能在規定的時間內,才能被獲準進入城裏的市場,而且不得碰市場裏的蔬菜和水果。如果一個猶太人出現在法庭,他需要宣讀一份特別的誓言,誓言提醒在場的所有人“上帝對遭受詛咒的猶太人所施加的懲罰和咒罵”。如果一個猶太人在街上聽到“猶太人,本分點!”,他必須——即使發號施令的隻是一個孩子——脫下自己的帽子,然後站到一邊。如果他偶爾去法蘭克福城外,也需要一個特別通行證。進城時,他需要支付是異教徒兩倍的費用。為了回報這些所謂的“保護”,每個猶太人還需要繳納費用稅(或者是人頭稅)。
所有這一切意味著,法蘭克福猶太人生命中的大部分時光是在高牆和大門之內的猶太街中度過的。今天,這個監獄般的街道已經不複存在。僅有的幾所房子在 19世紀中期被法蘭克福政府拆除,剩下的一點點殘跡也在 1944年 5月美軍的轟炸中被夷平。不過,這條古老街道的一部分牆基最近被發掘出來,這些遺跡至少能讓人聯想到當時猶太街中極為局促的生活狀況。從北部的博恩海姆門到南部的猶太人公墓,隻有 1/4英裏長,寬度不超過 12英尺——有些地方甚至少於 10英尺。即使一開始這個地方劃為猶太人居住區,相對於隻有 100人多一點點的猶太人群體,街道也顯得非常擁擠了;而到 1711年時,生活在這裏的人數量不少於 3
024人。在如此局促的地方安置所有人口,需要極為高超的建築技巧:房屋隻有 8英尺寬,建為 4層,在每一排房屋後麵再蓋另一排房屋。這樣的建築結構也使得火災變得異常危險——實際上,整個猶太街曾經在 1711年、 1721年以及 1774年毀於大火。這也意味著這裏的生活既高貴又貧賤:高貴是因為對房屋的需求遠遠多過了供給,因此在猶太街北部的一個 4居室房屋的價格與歌德父親在格拉澤•希爾施格拉本有 24個房間別墅的價格一樣;貧賤是因為衛生設施、光線和新鮮空氣的匱乏讓生命的期望值縮減了很多。在 18世紀 80年代,據估計,猶太人的平均死亡率比異教徒要高出 58%。 1795年一個旅行者覺察到“法蘭克福猶太人中的大部分人看起來像是行屍走肉,即使那些正處在青春年紀的人也不例外……他們麵如土色的容貌也將他們與其他極為絕望的居民區別開來”。後來,在部分高牆被拆除後,一些諸如安東•博格這樣的藝術家某種程度上浪漫化了猶太街;實際上,它變成了吸引維多利亞臣民旅遊的一個地方(查爾斯•格雷維爾以及喬治•埃利奧特就是英國旅遊者中的成員)。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給年輕的歌德留下了極為震撼的印象,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地獄般的貧民窟:
空間狹窄,灰土飛揚,人群擁擠,各種刺耳的說話聲音——所有這一切構成了一幅讓人極不舒服的畫麵,即使對一個隻是從大門旁路過、向裏麵掃了一眼的人來說,也會有同樣的感覺。我猶豫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敢獨自一人進去那裏,而且從洶湧人流中逃出來之後,我還沒做好重返那裏的準備;那裏的所有人都會拉住你,不厭其煩地推銷或求購東西。
對猶太街更為熟悉的一個人是詩人路德維格•伯爾納,他就在那裏長大,生活的時間是 18世紀 80~ 90年代,他當時的名字是尤達•勒夫•巴魯赫。他回顧那段經曆時,帶有的不是一種懷舊的情感,而是非常憤怒的情緒,他記得:
那是一個狹長陰暗的監牢, 18世紀最明亮的光線都不能夠刺透它的黑暗……橫亙在我們前麵的是一條望不到頭的長街,但我們身邊有的隻是一點點的空間,以保證希望降臨時,我們能夠轉過身來。我們頭頂上不再是太陽展現出無邊力量的天空;人們看不到天空,隻看到陽光。身邊的每個地方都散發著一種極其難聞的氣味,用來保護我們避免感染疾病的衣服同時也是賺取同情眼淚的道具,而且還能掩蓋住圍觀的猶太人眼裏的幽怨笑容。我們在汙穢物中艱難跋涉,放慢了腳步,也使得自己有了環顧四周的時間。我們每走一步都非常輕而小心,以免踩到小朋友。在排水溝裏玩耍、在汙穢物中爬來爬去的孩子就像是糞堆上孵化的寄生蟲一樣。誰不願意遷就這些隻有一點點玩耍心願的小孩子?如果一個人認為兒時的玩耍就是現實生活的寫照,那麽這些兒童的搖籃就一定是所有鼓勵、所有健康、所有生命歡樂的墳墓。你擔心這些塔一樣的房子會倒下來砸著我們?哦,根本不用擔心。它們經過了仔細的加固,就如關押叫聲清脆的鳥兒的鳥籠,坐落在永恒咒怨的基石之上;它們由貪婪的勤奮之手建成,抹牆的白灰裏摻雜著奴隸的汗水。別再擔憂,它們非常結實,永遠也不會倒。
就如伯爾納評述的那樣,即使在所謂的“開明”時期,當其他德國城市放鬆了對猶太人的限製時,法蘭克福卻依然我行我素,拒絕執行約瑟夫二世的“寬容公告”( 1782年),並且查抄埃弗賴姆•萊辛同情猶太人的話劇《智者內森》。猶太社區 1769年以及 1784年發起請願活動,希望被允許在星期天離開自己的社區,他們的要求遭到了拒絕,理由是“試圖獲得與基督教徒同等的地位”。與之前一樣,此類政策某些程度上是異教徒城市居民向當地議會施加壓力的結果。尤為典型的是, 1788年,一個猶太數學教師獲得允許,可以在猶太街外生活和教學。隨即,要求撤回他執教資格的呼聲甚囂塵上。而 1795年,一名猶太醫生(在社區外執業)的請求則遭到了斷然拒絕。這些基本上出於同樣的原因—— 7個著名猶太商人在一封聯名信中明確提到了這些原因——有關猶太人在節假日以及星期天在社區外行走的 ?定在 1787年並沒有出現什麽鬆動,甚至更為嚴格了,因為此時推出了一種極為複雜的身份證製度:
作為人類,每個猶太人擁有與別人相同的權利,要求其元首提供保護也是正當的。不幸的是,較低層次的階層仍然束縛於他們父輩的偏見之中,即懷疑猶太人是否與他們一樣是人類。他們用各種方法虐待猶太人,許多老年人似乎很樂意看到自己的兒子虐待猶太人。士兵們甚至也卷進了這種迫害潮流之中。他們會利用新製度作為各種迫害行動的手段嗎?是的,他們以猶太人的衣著、發型、胡須等方麵最為細小的差異為借口,在猶太街的大門口實行最為嚴厲的檢查。隻要發現最細小的差異,他們就逮捕這個猶太人,然後像對待竊賊一樣把他押到兵營裏去。
這種固執的歧視不僅僅是因為祖上的偏見。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異教徒的商業團體固有的擔憂,他們害怕獲得自由的猶太人會給他們帶來經濟上的挑戰。像猶太街這樣的貧民窟也能出現數學教師和醫生的事實,揭示了猶太文化的一些重要事實:它並不像外界看起來那麽封閉。歌德鼓起勇氣進入猶太街時,他發現猶太人“也是人類,勤奮而且樂於助人,而且不得不崇敬有些看似頑固的習俗,通過這些將自己與傳統聯係在一起”。盡管——可能部分是因為——他們所處的環境艱難,但法蘭克福猶太人從文化上來說根本不是一個低等階層。
當然,猶太街的文化對於像歌德這樣的異教徒來說是陌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宗教文化,生活的節奏仍然由宗教法典《哈拉卡》主導著。每天早晨和傍晚,男人們都會在“敲門人”(他用一個錘子敲每家的門)的召集下在教堂裏做禱告。根據一個英國旅行者回憶,安息日“在他們的祈禱書中是用非常美妙的詞語描述的,‘一位新娘’以及她的歡迎方式,一周接著一周,這是種婚禮般的儀式。潔白的衣服鋪在地上,燈也被一一點亮向她表示敬意。再破舊的住處也籠罩著一層節日的氣氛”。按照當時的標準來看,這條小巷中 3個初級學校以及希伯來語大學的教育是比較保守的。孩子們學習閱讀《聖經•舊約》的前五卷( Torah),這是摩西教育法的基礎;然後學習賴希( Rashi)評論;最後是猶太法典,這是有關宗教儀式規則的希伯來語評論和辯論集。猶太街有自己的消防站和醫院,有自己的墓地以及向窮人提供幫助的誌願機構。
盡管猶太街被高牆圍困,盡管猶太啟蒙運動對其產生的衝擊有限(相對於柏林地區來說),但是它的文化遠不是孤島式的。盡管異教徒有時嘲笑他們說話的方式,海因裏希•海涅後來堅稱法蘭克福的猶太人說的“不是別的,就是法蘭克福當地語言,被圍困的人講起來與那些自由的人一樣好”。這種說法有一點誇張,但是這種誇張能夠被理解。那些猶太人確實努力保證自己獲得相對好的宗教教育——如上麵提到的醫生——他們所講、所讀以及所寫的是“高地德語”。但是,邁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殘存的信件證實他是一個粗懂語法,而且經常不遵循語法的德國人,字裏行間摻雜著希伯來語;他寫信給幾個兒子時,使用的是希伯來字母,幾個兄弟之間通信時也是如此。不過,猶太街裏的“猶太德語”並不是波蘭以及俄羅斯猶太城鎮的“亞地西語”( Yaddish,一種猶太語言);而且法蘭克福的許多異教徒商人寫信時十有八九也不遵從語法要求。當法蘭克福的猶太人離開猶太街做生意時——去那些最能夠接納他們的街道——他們與異教徒商人之間不存在難以克服的語言障礙。
與 18世紀大多數德國城鎮比起來,法蘭克福更像是一個商人城市。它位於幾條主要貿易路線的交匯處,即連接著南德意誌(斯特拉斯堡、 烏爾姆、奧格斯堡以及紐倫堡)城鎮與北德意誌(漢堡、不來梅和呂貝克)漢撒港口的貿易路線;連接德國與大西洋沿岸、波羅的海沿岸以及近東經濟實體的貿易路線。法蘭克福的繁榮與每年兩次的貿易會密切相關,即自中世紀以來便在此舉行的春季和秋季貿易會。而且由於在歐洲流通著大量的貨幣(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 19世紀末期),這個城市的商業很自然地與銀行業聯係在一起,尤其是貨幣兌換以及票據經紀(由更為複雜的交易帶來的借據買賣)。此外——某種意義上更為重要的是——法蘭克福充當著王子、貴族以及德國各公國統治者的金融中心角色。他們的土地收入和其他收入(租金、稅收等)以及他們的開支(豪華住宅、園藝以及娛樂)使得這些統治者成為工業化之前德國經濟中最大的顧客,盡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比當時的英國統治階層“窮”了不少。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人支出通常超過其收入,這為德國銀行家帶來了利潤豐厚但同時存在風險的賺錢機會。
1800年之前,在為統治階層服務這個領域,最為成功的公司是西蒙•莫裏茨以及約翰•菲利普•貝特曼創立的公司,他們從阿姆斯特丹引進了“次等債券”體係。按照這個製度,一筆大的貸款可以分割成更具管理性的小筆貸款,然後向更多的投資者發售。一宗典型的交易是 1778年貝特曼兄弟公司提供給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2萬古爾登(約為 2
000英鎊)的貸款,他們以 20份、每份 1
000古爾登的債券形式出售給投資者,然後將出售債券獲得的現金——扣除相應的手續費——提供給維也納財政部,從而確保債券持有人從維也納獲得合理的利息。在 1754~ 1778年間,貝特曼兄弟公司貸出的款項總額接近 200萬古爾登,而在隨後的 5年中,他們貸出了超過 54筆貸款,總額接近 3
000萬古爾登。法蘭克福其他銀行家也參與到相同的行業當中,最著名的一個人便是雅各布•弗裏德裏希•貢塔德。
貝特曼與貢塔德都不是猶太人。不過,到 18世紀末期,毫無疑問的,猶太人已被認為是最精明的生意人,尤其在錢幣兌換和各種借貸業務領域更是如此。盡管對這一主題的學術研究已經超過了 1個世紀,但是要明確地說明個中原因仍然很困難。猶太人相對於異教徒金融家的一個優勢可能間接來源於他們的教育體係。
邁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曾經回憶說,“在我年輕的時候,我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商人,但是我做生意沒什麽組織性,因為我還是一個學生(學習猶太法典),沒學過任何(有關商業的)東西。”當需要創建信用網絡時,一個結構嚴密的“外部”組織會員資格可能會帶來幫助,而且可能存在著某種發源於猶太教的商業品德。不過這些也能夠被與其他少數宗教族裔畫上等號,就如馬科斯•韋伯所做的那樣,他牽強附會地將“新教道德”與猶太人“(凡事都以)政治和投機為起點……是賤民資本主義”進行了對比。猶太人為何精於金融這個問題,最不讓人覺得反感的答案是:當時絕大多數經濟領域是不對猶太人開放的,猶太人沒有什麽選擇,隻能專攻商業和金融。與此同時,這兩個領域裏的異教徒競爭對手似乎傾向於誇大自己生意麵臨的“猶太人威脅”。法蘭克福非猶太銀行家的抱怨最早可以追溯到 1685年,他們聲稱“猶太人從他們手裏搶走了票據交易”——這一聲明直接導致了一項禁令的產生:猶太人被禁止進入股票交易所。 12年後,法蘭克福議會試圖阻止猶太人在法赫大街上租用倉庫,這也並不是議會的最後一次反猶嚐試。
此類衝突 ?著名的一個事例是圍繞約瑟夫•祖斯 -奧本海姆的角色展開的,奧本海姆從符騰堡卡爾•亞曆山大公爵的“現場猶太人”升到了權力更大的樞密顧問官。 1733年,他成為駐法蘭克福特使,他的特權地位使得他可以居住在猶太街以外的金天鵝旅館裏,那裏非常舒服。 4年後,奧本海姆被處死,罪名是攫取的政治權力過大,已威脅到了符騰堡權貴的地位。奧本海姆盡管成了後來反猶傳說“猶太人祖斯”的原型,但是他仍舊是最著名的“宮廷猶太人”。到 18世紀中葉,法蘭克福的猶太人擔當著諸多選邦國和機構的“代理人”:巴拉丁領地、美因茨選帝侯國、黑森 -達姆施塔特公國、普魯士王國、維也納帝國法庭以及黑森 -卡塞爾和薩克遜 -魏瑪。如洛•貝爾•伊薩克 1755年當上拿騷 -薩爾布魯根王子的全權代理人,戴維•邁耶•卡普爾也在差不多在同時成為了帝國法庭的代理人並挑戰卡恩家族的統治地位。這些人在猶太街裏形成了一個富有、享有特權的精英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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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密碼(“最準”的人類大預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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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天主教曆史學家費蘭尼(Michael Flannery)在他撰寫《猶太人的痛苦》(The Anguish of the Jews)一書中,對過往2,300年來持續不斷的反猶主義作出了一個既簡略又真實的總結。他說:"反猶主義是人類曆史上最長和最深遠的仇恨。其它仇恨的 嚴重程度或許在某一曆史時刻超越了它,但這些仇恨到頭來已不複存在,或正逐漸掉進曆史的廢物箱。有甚麽仇恨能持續23個世紀?為什麽經過六百萬人的種族滅 絕行動後,這種仇恨竟然仍然存在,並且擁有繼續發展下去的潛質?這種曆史現象實在令人大惑不解。這種綿延不斷的仇恨和壓迫是怎樣來的?有誰應當為此負上責 任?"
作者費蘭尼提出了他自己對反猶主義的理解。他的結語很有啟發性,但按我個人的意見,他並沒有提供足夠的解釋。多年來,我曾聽過不少對反猶主義不同的理解,分別從神學、哲學、社會學和經濟學角度加以分析,但沒有一個能抓到問題的關鍵。
1946年(以色列複國前兩年),我和我的第一位希伯來文老師石嘉(Zion Segal)討論這個問題。他是新成立的希伯來大學的秘書。石嘉相信反猶主義的問題基本上是社會學方麵的,猶太人是擁有獨特文化的少數民族,與寄居的外邦 國家的文化並不協調;他認為一旦猶太人擁有自己的國家,反猶主義的問題當可迎刃而解。
對他的意見,我作出這樣的響應:「倘若可以從社會學角度解釋反猶主義的根源,那麽,從以色列複國到徹底解決反猶主義這問題,肯定還有漫漫長路。我的想 法是:反猶主義的根源是屬靈的,倘若這看法正確,猶太人複國並不會解決問題,反而提供了一個聚焦點,使問題更為嚴重。」
我說這番話到現在已差不多50年了,很遺憾,曆史證實我的看法是對的。以色列複國,隻是提供了一個「政治上正確」的字眼──「反錫安主義」取代了昔日的「反猶主義」。猶太人複國後,倘若有任何改變,那便是對神選民的仇恨更加增強。
雖然我正確地指出反猶主義的根源原是屬靈的,但一直以來,我並不覺得自己已找到問題的所在。最近我不經意地從聖經中得著兩次連續的亮光,令我相信可以 追溯反猶主義的根源。有一次當我在耶路撒冷教會講道時,我沒預期聽見自己說出這句話:「反猶主義可以以一個字總結──彌賽亞!」那一刻,我才明白到從一開 始,反猶主義的源頭就是撒但,牠知道彌賽亞將要戰勝牠,而彌賽亞是借著神的選民而來的。從以色列成為國族開始,撒但一直不停地努力做兩件事:引誘他們拜偶 像;這計謀若失敗,便全然毀滅這國這民。
曆史上記錄了撒但幾次企圖毀滅以色列國。在埃及,法老下令殺害他們全部男嬰。如果這命令真的徹底執行,這民族便會被殲滅。後來,波斯帝國的哈曼差點兒 執行法令,殲滅帝國內所有猶太人,即當時世界上所有猶太人。主前第二世紀,敘利亞的獨裁者安提亞古.以法彼尼斯(Antioch Epiphanes)企圖逼使猶太人放棄獨特的文化信仰,融入希臘帝國的拜偶像文化。後因馬加比人勇敢頑抗,他的圖謀終不能得逞。一個半世紀後,耶穌終於 在猶大地出生,成為神所預備的彌賽亞。
借著在十字架上成為祭牲,耶穌成就了祂降生的目的:作為以色列和萬國的代表,祂為我們滿足了神公義的要求,除去撒但對我們一切的控訴。借著十字架,祂 使撒但遭受完全、永恒、不可改變的挫敗。不過,這挫敗的全麵體現還要待耶穌再來時才實現。撒但比許多神的仆人更留意聖經的預言;耶穌再來前,撒但知道牠仍 然可以自由地繼續牠的罪惡活動,作「這世界的神」。(林後4:4)
有一件事比任何事情令撒但更恐懼萬分,牠會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用盡各種方法去敵擋這件事:耶穌將會帶著權柄和能力,滿有榮耀地再來,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從地上驅逐撒但。
主耶穌在有關耶路撒冷的預言中,指出祂再來之前有兩件事必然發生。在馬太福音24:14,祂說:「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在祂將完結地上的職事時,耶穌給祂門徒明確的命令:「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16:15)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28:19)耶穌從來沒有撤銷這命令,直到今日這命令仍然有效。祂不會再來,直到祂的門徒完成這使命。因此,撒但在牠能力範圍內,會竭盡辦法阻撓教會完主的使命。教會拖延愈久,撒但保留牠的領域也愈久。
耶穌將傳遞天國福音的使命交付門徒之前,對耶路撒冷的猶太人說:「看哪,你們的家(聖殿)成為荒場留給你們。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太23:38-39)撒迦利亞書12:10預言主必預備祂子民的心,迎見他們的彌賽亞:「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紮的;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子,又為我愁苦,如喪長子。」這裏主自己以第一身來說話,祂說:「就是他們所紮的。」
聖靈將以超自然的方式開啟猶太人的心,使他們看出耶穌就是彌賽亞;猶太人會因曾拒絕主並釘祂在十架上痛悔萬分。請留意:這預言是關乎「大衛家和耶路撒 冷的居民」。這件事發生之先,猶太人必先歸響應許之地和耶路撒冷。否則,撒但被徹底打敗的時候還未來到。
耶穌再來前必先成就的另一件事,就是猶太人在應許地和耶路撒冷,心田預備好承認耶穌就是彌賽亞。耶穌第一次藉猶太人而來是曆史的事實,祂再來的時候,也會先臨到猶太人中間。
這次聖靈的開啟,使我對因以色列所引發的世界性動蕩和騷亂有全然嶄新的理解。為什麽處於地中海東岸、人口隻得五百萬、麵積僅僅相等於威爾斯或新罕布什爾州的以色列國,卻成為世界傳媒、聯合國和各國政府的聚焦點?
我對約珥書3:1-2也有了嶄新的理解:在末後的日子,神會按列國如何對待回歸應許地的以色列的態度來審判他們。「到那日,我使猶太和耶路撒冷被擄之人歸回的時候,我要聚集萬民,帶他們下到約沙法穀,在那裏施行審判;因為他們將我的百姓,就是我的產業以色列,分散在列國中,又分取我的地土。」
這些啟示的含意既深遠又使人顫栗不已。我們對耶穌再來的態度究竟如何?我們是否關心將福音傳遍整個世界?我們對猶太人在應許地上重建家園是否關注?倘若我們對福音遍傳世界漠不關心,表明我們對耶穌再來同樣漠不關心。
不少基督徒會把要將福音遍傳世界的迫切性掛在嘴邊,卻對以色列的回歸和複興不聞不問,心靈裏也沒有任何洞見。這兩件事都是聖經預言的主題,也是主耶穌自己宣講的話語。
以色列回歸和複興這件事,超越神學的探討或理性上的理解。這是屬靈的事。反對以色列回歸複興的靈,就是反對耶穌再來的靈。雖然它可能穿戴上不同的麵具偽裝,它始終是撒但自己的靈。
麵對這些清清楚楚的聖經課題,我們要問自己一個決定性的問題:我是否真誠地委身於以合法方式支持福音遍傳這使命,支持以色列在自己國土上重建家園?我們的答案,會將我們內心對主耶穌再來的態度顯露出來。總結自:《Blessing or Curse, You Can Choose》by Derek Prince
Derek Prince was born in India of British parents and was educated at Eton College and Kings College, Cambridge. He was a scholar of Greek and Latin, although at Cambridge he took Philosophy, specialising in logic and studying under Ludwig Wittgenstein. His MA dissertation was titled The Evolution of Plato's Method of Definition, and won him a fellowship at the age of just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