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齡使蔣介石信仰基督教 間接改變中國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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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民國人物與民國政治》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蔣宋美齡書

《約翰福音》3：16節: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1927年12月1日 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舉行婚禮。宋美齡，顯赫的宋氏三姐妹之一。祖籍廣東文昌(今屬海南)，1899年3月23日生於上海。1910年去美國，後在威斯理女子大學就讀。1920年回國後，參加基督教女子青年活動。後與蔣介石相識。

　　婚禮分兩次進行：先舉行基督教式的婚禮，後舉行中國式的婚禮。基督教婚禮在宋宅會客廳中舉行，客廳布置華麗。婚禮原請宋家老友、衛理公會教堂牧師江長川主持，但江認為蔣介石不是自由再婚，拒絕主持，乃請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餘日章主持，而餘並非牧師。

　　下午3時婚禮開始，證婚人餘日章，介紹人譚延愷、何香凝、王正廷、李德全，主婚人蔣錫侯夫婦、孔祥熙夫婦。外賓有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克銀漢夫婦、美國審判長普台及英軍總司令鄧坎等。蔣介石由劉紀文陪同先進入禮堂，後宋美齡挽著宋子文的手臂，在女嬪相郭主珠等人前導下步入禮堂。蔣先為宋戴戒指，並宣讀誓詞說：“我蔣中正情願遵從上帝的意旨，娶你宋美齡為妻。從今以後，無論安樂患難康健疾病，一切與你相共，我必盡心竭力的愛敬你、保護你，終身不渝。上帝實臨鑒之，這是我誠誠實實的應許你的，如今特將此戒指授予你，以堅此盟。”接著宋美齡宣讀誓詞說：“我宋美齡情願遵守上帝的意旨，嫁你蔣中正，從你為夫。從今以後，無論安樂患難康健疾病，一切與你相共，我必盡心竭力愛敬你、保護你，終身不渝。上帝實臨鑒之。這是誠誠實實應許你的。如今特將此戒指授予你，以堅此盟。”儀式過後，兩人赴戈登路大華飯店出席中式婚禮。

蔣介石日記解讀

　　眾所周知，日記能最好地反映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因此在人物研究中日記的重要性就不必多言了。最近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公開了蔣介石日記，據此能夠相當程度地探視到蔣介石的內心世界，從而引起眾多人注目。當然，對蔣介石在日記裏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真實記錄自己的內心世界會有一定的爭議，但其日記中記錄了大量不宜公開的日常生活內容。僅從這一點看，這些日記能夠比較真實地反映蔣介石的內心世界，這應該是沒有異議的。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蔣介石日記讀解》，香港三聯書店，2008，前言。

　　一個人的內心世界，有關宗教信仰的問題是屬於最為基本的部分。對於個人來說，作為存在的根本的生命和死亡的問題，以及包括精神領域的對靈魂安息的希望等，這些與倫理生活的準則一起，構成人生所必需的成分。如果就1930年以後的時期而言，基督教可以說是構成蔣介石內心世界的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眾所周知，1927年12月蔣介石與宋美齡的結婚是其成為基督教徒的契機，之後，基督教成了構成蔣介石內心世界的重要因素。

　　民國人物與民國政治蔣介石與基督教在以前的研究中，有關蔣介石的基督教信仰的討論不多。而且，一些相關研究也集中於政治性的解釋，中國有學者認為，蔣介石是為了接近英美帝國主義的勢力，而與親美派代表宋氏家族聯姻的，並因此接受了基督教。參照張慶軍、孟國祥《蔣介石與基督教》，《民國檔案》1997年第1期。令人遺憾。從政治家的角度去理解蔣介石雖然是重要的，但是單純地認為他為了實現個人的政治目的而選擇了基督教的觀點是很難站住腳的，除非首先假設宗教信仰的出發點與個人的內心世界的變化無關。

　　本文從這種觀點出發，首先利用蔣介石的日記，考察蔣是如何接受基督教的，以及之後基督教對其內心世界產生了什麽樣的影響，宗教信仰在其日常生活中如何體現等問題。這種工作可以考察作為凡人的蔣介石的內心世界，可以說是理解作為政治家的蔣介石所必需的基礎性工作，同時通過其宗教生活，反映其內心世界，從而具有相當的意義。

　　蔣介石與基督教接觸的契機是與宋美齡的結婚。按照蔣介石的話，他最初與宋美齡相見是1922年在廣州孫中山的家裏，之後有數次書信來往，最後於1927年8月宋美齡接受了自己的求婚。另外1927年9月中旬，通過宋美齡的姐姐宋靄齡，他們的結婚計劃第一次公布於眾，同年10月初，他去日本神戶附近的有馬溫泉，見到在那裏療養的宋的母親倪桂珍並得到了許婚。《蔣介石日記》，1927年10月3日；李勇、張仲田編《蔣介石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第158~160頁。本文所引蔣介石日記均為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藏，不再注明。作為許婚的條件，倪桂珍要求蔣介石接受基督教，蔣介石答應首先研讀一下聖經和教義書。後來他遵守諾言，接受了基督教。宋美齡:《我的宗教觀》，《國父、總統蔣公暨夫人宗教言論輯要》，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6，第142頁。

　　但是宋母倪桂珍作為許婚條件，要求蔣介石接受基督教的事實在蔣介石的日記中沒能得到確認。另外，在有馬溫泉蔣介石拜見倪桂珍時，宋美齡並未同席，因此把接受基督教作為許婚條件是宋美齡的主張，這種說法也可能是後日的解釋。

　　但是在他們結婚後不久的1928年1月的日記中，數次記有蔣介石閱讀了教義書《信仰之意義》的事實。《蔣介石日記》，1928年1月6、7、10、11、13日。《信仰之意義》是英國人佛斯蒂克(H E Fosdick)所著的基督教說明書，1921年上海青年協會翻譯出版。參見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宗教)》，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第162頁。1929年12月的日記中也有數次閱讀聖經的記錄，特別是12月25日和29日的蔣介石日記中有關於得到來自嶽母倪桂珍的基督教教義的內容。另外1930年2月，其嶽母和夫人宋美齡邀請上海慕爾堂的江長川牧師來南京，江長川牧師作為衛理公會南方教區執事，是慕爾堂視務牧師。參見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第227~228頁。並勸蔣介石接受其洗禮。最初江牧師勸其先入教，再慢慢領悟教義。但是蔣介石卻說首先要明確教義，然後才會接受洗禮，並要求給予三個月的時間來研究教義。《蔣介石日記》，1930年2月21日。那之後可以確認蔣已履約，對聖經和教義進行了研究，即在其8、9月的日記中可以看出其通讀了《新約全書》。《蔣介石日記》，1930年8月15日、9月4日。從這種角度來看，雖然宋母倪桂珍提出的接受基督教作為許婚條件的事實不十分確定，但在結婚前後，倪桂珍有過勸其入教的事實，蔣介石也可能開始學習初步的教理或聖經了。因此，也可以明確地認為蔣介石之接受基督教是自宋太夫人倪桂珍的勸告而開始的。

宋美齡對蔣介石的影響

　　另外，宋美齡對蔣介石接受基督教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蔣日記中不難找出，宋美齡從結婚之後就開始對蔣介石起到何等深刻影響的內容。比如蔣介石新婚後因為種種原因，不得不與宋兩地分居。可以看出蔣介石對此非常心痛，《蔣介石日記》，1928年1月13日，2月19日，4月1、9日，6月19日；1929年1月28日，2月6日，等等。思之心切。特別是為宋的身體健康勞心焦慮。《蔣介石日記》，1928年1月8日、4月25日、5月9日、8月4日，等等。另外日記多處記有蔣介石對宋美齡優秀人品的感歎，以及雖然是宋美齡輕微的指責，蔣對不能改變自己急躁易怒的脾性而深深自責的內容。《蔣介石日記》，1928年1月2、14日，2月5日，3月29日，4月23日，6月7、8日，等等。由此可以看出，蔣介石對宋美齡既愛慕又尊敬，並通過對其依賴尋求心理安定的情形。

　　當然對妻子的這種愛戀和尊敬在夫妻之間並非鮮見，因此人們也可能會認為這並不特別值得一提。但是眾所熟知，與宋美齡結婚前，蔣介石已有兩次以上事實上的婚姻。蔣介石的婚禮日期發表之後，1927年9月28日的《民國日報》刊登蔣介石與原配毛氏(福梅)正式離婚啟事，與其他二氏（姚冶誠、陳潔如)原本即非正式的婚姻關係。從原配毛福梅和其他配偶那裏，很難發現他對宋美齡的那種愛慕、尊敬和和睦等態度。因此雖然有人認為這一婚姻具有政治目的，但從蔣介石個人的角度來說，通過與宋美齡的結婚，他獲得了可依賴的良妻和可以安息的家庭，從而通過婚姻生活獲取新生的活力。從這一點來看，從結婚開始，宋美齡對蔣介石的影響力比任何人都大也就毫無疑問了。

　　蔣介石對宋美齡的愛情和信賴之深切，從西安事變時蔣介石寫給經國、緯國二子的遺書中也可以得到確認。在遺書中，蔣介石叮囑道: 我一生唯有宋女士為我唯一之妻，如你們自認為我之子，即宋女士亦即為兩兒之唯一之母，我死後無論何時皆須以你母親宋女士之命是從，以慰吾靈。是囑。 這一遺囑實際寫於1936年12月20日。《蔣介石日記》，1938年12月13日。另外，在1938年8月的日記裏可以讀到，蔣介石雖然在政府內擁有無數的文武官僚，但除了妻子之外沒有一個人可以信賴的內容。《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3日。宋美齡在後來曾回顧說，在結婚前後，因為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夠篤誠，未能對蔣介石起到深刻的宗教上的作用，而對蔣介石的宗教觀念影響至深的人是自己的母親。宋美齡:《我的宗教觀》，第142~143頁。雖然如此，如前所述，考慮到宋美齡對蔣介石起著決定性影響這一點，宋本人對蔣介石入教的作用之大不言自明。

　　蔣介石結婚後，其嶽母和夫人宋美齡就不停地勸其入教。他正式接受基督教洗禮是1930年10月下旬的事。當時，正在上海的蔣介石看到嶽母倪桂珍病情嚴重，感動於嶽母對女婿的擔心就如同母親對兒子的擔心，又想到自己的母親雖然去世，但應該祈禱嶽母長壽，所以答應實現嶽母的願望，以使其安心，早日康複，從而決定接受洗禮。《蔣介石日記》，1930年10月23日。由此可見，蔣介石的入教是出於儒教性質的對嶽母的孝順。因此他的入教行動可以說是含有儒教態度和歸依基督教的雙重意義。他在接受洗禮的第二天日記中寫道: (三民)主義為餘政治行動之信仰，(基督教)教義乃為餘精神唯一之信仰，願從此以後，以基督為餘模範，救人救世，永矢勿怠也。 《蔣介石日記》，1930年10月24日。因此可以看出，他接受洗禮和入教時，已經在相當程度上確立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前麵所提到的給蔣介石洗禮的江牧師曾說，1928年或1929年蔣介石接受基督教的契機，是在開封附近的軍事作戰中被軍閥軍隊包圍，蔣介石向上帝祈禱後戰勢得到逆轉。祈禱的第二天，下了一場不期而降的大雪，敵軍無法行動。就在這時南京的援軍到來，戰勢突然逆轉。蔣介石把這歸功於上帝的幫助。董顯光:《蔣總統傳》，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0，第119~120頁。這一故事所說的可能是指1929年11月初，與馮玉祥的軍隊作戰時，蔣介石去開封附近的禹縣督戰的事情。《蔣介石年譜》，第180頁。此事在其日記中並沒有記錄，因此這種祈禱應驗的經驗促使其接受基督教的說法到底有多大可信度很難得知。但是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麽可以看出，他接受基督教，是在其嶽母積極勸告的基礎上，加上一部分本人親身的宗教體驗的結果。

　　正如蔣介石自己所承認的，他確切地得到宗教的體驗，並明確信仰基督教，是通過1936年12月發生的西安事變才開始的。眾所周知，西安事變發生之後，被禁錮於西安的蔣介石，遇到了直接威脅生命的危機，因而心緒極度不安。當時，蔣介石一直想著耶穌在客西馬尼園(Gethsemane)進行的最後的祈禱，及其在法庭所受到的淩辱，蔣是借此而挺過來的。

蔣介石基督教信仰心路曆程

　　蔣介石:《民國二十六年耶穌受難節證道詞》，《國父、總統蔣公暨夫人宗教言論輯要》，第52~53頁。也就是說，蔣介石把自己所遭到的磨難，認為是上帝賦予自己的不可避免的犧牲，自己也就像耶穌在忍受自我犧牲一樣，克服著當時的困境。他在日記中記有 鼎釜在前刀鋸在後，人生死亡不過五分鍾而已，十字架之受難餘不取辱誰獲取受 我無愧受洗禮矣 。《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19日。

　　12月22日，宋美齡親自前往西安時，蔣介石記錄了與奮不顧身、前來營救的宋美齡相見時的悲痛心情，同時記錄了那日早晨祈禱後讀聖經時偶然讀到了耶利米書(Jeremiah)第31章第22節，《蔣介石日記》，1936年12月22日。並引用了其中的內容。這一小節為: 耶和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護衛男子 ，一般解釋為為了恢複背道的以色列民族的靈性，並使之悔改，上帝如同母親保護自己的孩子一般在維護以色列民族。蔣介石把這段文字解釋為上帝派宋美齡（女子）來保護自己（男子）。但更重要的是蔣介石每天早上進行祈禱，誦讀聖經，並認為這是上帝對他的啟示這一事實。可以說在西安事變過程中，蔣介石把自己所處的境遇和命運托給了上帝去主宰，並通過上帝保護的經驗，對耶穌基督明確產生了信仰。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明確地把基督教作為自己的信仰的事實，通過當時的日記也可以得到確認。1937年以後，其日記中對基督教信仰的內容日漸增多，他以讀經和禱告為中心的信仰修養，在日常生活中變得越來越深入。比如1937年3月7日到11日，每天日記的開頭都是以十誡中的一條開始。是年的耶穌受難節，他公開發表了證道詞。《蔣介石日記》，1937年3月27日。後來幾乎每天在日記中都記下給予他聖靈啟示的聖經章節，比如，1937年8月1日的日記裏記有以賽亞書(Isaiah)第62章第7節、1938年10月23日的日記裏記有羅馬書第1章是上帝為了那一天而賜予的內容。從而可以看出他當時是經常閱讀聖經的。

　　另外，他每天進行兩次禱告，《蔣介石日記》，1938年12月24日。在其自身道德修養方麵下工夫。這種宗教修養生活在日記中的課程表也可以得到確認。1938年12月末做的課程表中，星期日和星期六早?各有一次禱告，星期一早晚各有一次靜坐，星期二早晚各有一次讀經，星期三是早晚各有一次反省時間。《蔣介石日記》，1938年12月31日。這一日程到了1939年3月末有了一些變化。星期二早上有一次讀經，星期三、四早晨各有一次禱告，星期五、六早晨各有一次靜坐，星期六晚上有一次反省。《蔣介石日記》，1939年3月30日。究竟靜坐和反省的內容是什麽，它們與禱告的區別是什麽等，還都不太明確，但是大體上可以認為與禱告類似，因此可以認為蔣的日常生活是圍繞著讀經、自省和禱告等進行的。到了1940年代，蔣介石的聖經知識和修養水平可能已經相當高了，達到了可以幫助翻譯聖經的水準。蔣介石直接修訂過吳經熊翻譯的《新約全書》和詩篇（聖詠），並於1949年11月在香港出版。吳經熊所藏的蔣的修訂本原稿中，詳細記錄了蔣介石的修訂意見。參見秦孝儀編《蔣中正先生手改聖經聖詠譯稿》（1~6），台北，1986年影印本；《蔣介石日記》，1945年10月31日、11月8日、12月11日等。1938年底前後，蔣介石已經把禱告和讀經作為其基本生活的一部分，其健康的宗教修養已經生活化。

　　結果，蔣介石開始確信自己的人生不是由自己的力量而是由上帝主宰的，並把這作為對宗教的真誠信仰。在1939年初的日記中，蔣介石在回顧1938年一年的時候記道: 記一年中之回憶錄完，自覺苦盡樂來之機將不遠矣，冥冥之中自有上帝之主宰也。 《蔣介石日記》，1939年1月1日， 本月大事預定表

　　對於基督徒蔣介石來說，除了個人的得救、平安和人生的修養之外，另一個重要的信仰目標就是民族的得救。特別是在1937年中日戰爭全麵爆發後的一段時期的日記中，常常出現蔣介石為了民族的得救而向上帝祈求或禱告的內容。比如1937年8月，對駐紮在魯南的韓複榘的不遜態度，蔣介石非常擔心，在日記中記道: 惟願上帝佑我中華，抗倭時期內不發生叛變而已。 幾天以後的日記中也記有 深信上帝必不負餘夫妻之苦心也 。《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1、10日。即他相信上帝會保佑中華民族，挽救國家免受戰爭的塗炭。

　　隨著中日戰爭的展開和日軍的侵略日益加深，蔣介石對民族得救的宗教性期待也日益加強。1938年10月初，因日軍的進攻，武漢處於危機之中。他在日記裏寫道: 布置已畢，兵力已盡，時間亦已到，凡能人為之事已盡，我此後自當寧靜淡泊 以完成上帝之使命 。《蔣介石日記》，1938年10月2日。

基督教信仰對蔣介石的影響

　　10月中旬，日軍在廣東登陸，危機進一步加劇，蔣介石記載在武漢東湖散步時的感想: 江山依然，風景如古，戰況國情淒愴萬千，深信上帝必佑我中華，轉危為安也。 《蔣介石日記》，1938年10月16日。又於11月中旬，保衛長沙的中國軍隊因判斷失誤，火燒鬧市區，造成了燒死萬餘人的慘案。蔣介石擔心這件事不但在軍事上甚至可能在政治上也會造成巨大影響，他在日記中記道: 希望增加信仰上的力量，從而增強對信仰的希望。 《蔣介石日記》，1938年11月16、18日。在12月1日的日記裏他記道: 上帝微妙作用即能發現於極危極迫之最後時間所為轉危為安者，亦在於此最後之一時間也能顯現神妙之作用也 。

　　另外，蔣介石也認為這種民族危機是由於自己的罪惡引起的，因而表現出懺悔的態度。1938年12月12日的日記雲: 惟祈上帝能早日赦免餘罪惡，而餘國之民族速即脫離壓迫實現獨立耳。 蔣介石的這種悔過之情，當然是由於基督教的出發點即原罪意識，從而體現出認證自己罪惡的一般基督教徒的立場。也就是說，蔣介石在這一民族危機中，請求過上帝的保護，通過這種請求，希望使民族得救。這種宗教性的期待越是在戰況險惡的時候，現實情境越是希望渺茫的時候，體現得越是殷切。進而可以看到，這種宗教性的希望發展到了把民族的危機歸咎於自己的罪惡的這般宗教性的懺悔。

　　蔣介石的這種祈求上帝幫助拯救民族於危難之中，並通過這種祈求來尋找希望的態度，在抗戰結束前後仍然可以看到。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的1945年8月13日的日記裏，蔣介石記下了最近戰爭形勢的好轉全都是因為上帝恩惠，並對此表示感激的內容。同年10月末，記下了戰爭勝利後，自己的信仰和體力倍增，這都是因為上帝的恩惠的字句。特別是10月末這天的日記裏，詳細記錄了夢見宋美齡失足墜於河泥之中，自己跳入河中扶其起立，醒後又繼續入睡，夢見一輪明月的故事。蔣介石說這與前一年其生日前一天夢見的圓月相同，認為這是上帝預示將賦予自己光明前途的征兆。這一天陽曆是蔣介石的生日。

　　蔣介石對於民族安危的這種祈願，從另一個方麵看，是強調了基督教的核心內容之一，即 犧牲自己 的思想。例如，1937年4月14日的日記中記有 具有基督教的自我犧牲精神的人，按自己的信仰，為人類而犧牲自己，奉獻服務，這才是人生唯一的希望和最高的榮耀 的內容。1937年5月11日的日記裏有 為了得到真正的快樂，要為人類犧牲自己的一切，不應害怕背負十字架 等字句。他如此強調犧牲精神，很自然地聯係到發揚革命精神上，因此他主張 我以為今日基督教徒不僅要信奉基督教的博愛教義，而且更要發揚基督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我們整個的國家，需要基督革命的信仰，需要崇高的道德標準與基督的犧牲精神 。《民國三十三年耶穌聖誕節告全國教會書》，《國父、總統蔣公暨夫人宗教言論輯要》，第54~56頁。

　　蔣介石在希望民族得救的同時，又往往把對中國的民族弱點的批判及其改造與之聯係起來。1937年5月27日的日記裏，他認為，中國民族目前所最急需的是勞動、服務、紀律、徹底的團結、整潔和簡樸、虛心和虔敬，並認為其中最為緊要的是犧牲的勞動和徹底的紀律。

　　眾所周知，蔣介石對中國民族的弱點的批判和改造的主張，與1934年開始的新生活運動一脈相承，反映了他關於國民是需要改造的認識。不過，不同的是，在新生活運動中，他更多地側重於禮、義、廉、恥等儒教倫理，而國民弱點的改造則更強調類似於犧牲等基督教的思想。從蔣介石的立場來看，儒教和基督教是中國所應該擁有的最基本的思想。蔣介石所言 對於中華民族，孔子的地位是倫理思想的正宗，是政治哲學的鼻祖，而與之相反，宗教，即耶蘇的服務和犧牲的精神則應該成為中華民族的教條 ，《蔣介石日記》，1937年4月18日。這句話充分反映了蔣的這種觀點。

　　就是這樣，蔣介石在中日戰爭這一民族危機中，為了民族的得救祈求上帝的幫助和保護，同時也表現了自己的罪惡導致民族危機的宗教性的懺悔。之後，他又把基督教的犧牲精神和革命家為革命犧牲的精神一體化，從而強調自己作為政治指導者乃至革命家的犧牲精神，進而主張以這種基督教的思想來改造中國的民族精神的觀點。

　　綜上所述內容，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蔣介石是以與宋美齡的被稱為政治性婚姻為契機而接觸到基督教。具體說來，蔣介石接受基督教為本人的信仰，其結婚前後宋太夫人倪桂珍的勸告是最初契機，但是在此基礎上，結婚後宋美齡對蔣的積極而強大的影響又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而這種影響的基礎則應該是蔣對夫人宋美齡的依賴和完全的信任。另外蔣介石入教最直接的原因是對其嶽母的孝順。從這一點看，其入教同時反映了他本人的儒教態度和皈依基督教的雙重性。最後，在開封附近的戰事中祈禱得到應驗的經驗，也對其入教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但是，蔣介石正式體驗基督教信仰是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後的20餘日間，即在西安被監禁的日子開始的。在當時的日記裏，蔣介石記下在生死攸關的危機狀態下，心裏默想著耶穌的犧牲和所受到的淩辱，克服著自身困境的內容，並把宋美齡來西安相救一事與讀到的聖經章節聯係起來。也就是說，蔣介石通過西安事變，開始正式地相信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幫助。後來，到了1938年前後，蔣介石開始進行了以讀經和禱告為中心的規則性的宗教生活。經過這種宗教修養，到1940年代，他已具備了相當高的宗教修養水平，以至於能夠幫助進行聖經翻譯的修訂工作了。

　　蔣介石成為基督徒以後，其宗教的目標不僅在於追求個人的得救和修養，而且在於尋求民族的得救。特別是七七事變以後，中國處於亡國的危機之中。蔣介石的禱告主要集中於對中華民族得救的問題上。隨著戰爭的連連失敗，中國的未來變得越發不明朗，蔣就越發依賴於上帝的幫助，懇切祈求民族解放和獨立。同時，蔣在日記中還寫到是自身的罪惡導致了民族的苦難，並為之懺悔。蔣這種對民族得救的禱告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以後。不僅如此，蔣還通過強調基督教的犧牲精神，強調作為領導人不惜犧牲自我的態度和革命家的犧牲精神，同時主張以犧牲、服務、團結等基督教思想為基礎，來改造中華民族。因此，對於政治家蔣介石來說，不但在其個人得救和修養方麵，同時也在拯救和改造中華民族方麵，基督教都提供了最為重要的手段之一。

　　作為政治領導人乃至政治家，蔣介石的行為如何具體表現出基督徒的信仰和修養，這是我們要回答的最重要問題之一。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是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例如，西安事變之後第二年1937年3月末，在耶穌受難節發表的證道詞中，蔣介石在介紹事變情況時，提到對以張學良為代表的 叛亂者 的事後處理意見時說: 餘遵主耶穌饒恕人七十個七次的訓誡，應予以自新之機。 《民國二十六年耶穌受難節證道詞》，第52頁。在此蔣介石引用的是《馬太福音(Matthew)》第18章第22節內容。但是對事變的處理和對張學良的懲罰，是不是出於基督教精神，或者說蔣介石是否是根據基督的教義來決定自己的政治行為，這一點就不那麽容易說明了。不過有一點需要強調，基督教這一宗教信仰和教誨，無論對蔣介石個人來說，還是對政治家蔣介石的思想和行動來說，都有著深刻的影響。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同時也是以後有待深入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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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777]

回複 '河裏的石頭1' 的評論 : 中國大陸基督徒人數近年大漲，估計達到差不多一億人。

[河裏的石頭1]

謝天謝地信西方基督教的蔣先生和蔣夫人離開了大陸。共和國是由一批無神論者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