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曆 | 梁衡：40年前那場石破天驚的大轉彎

  

 

作者簡介

 

梁衡，著名學者、新聞理論家、作家。山西霍州人。1946年出生，1968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曆任《內蒙古日報》《光明日報》記者、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導師，代表作品《沒有新聞的角落》《新聞綠葉的脈絡》《新聞原理的思考》等。

原題

40年前開啟國門的那一刻

 

作者：梁衡

 

1978年以後中國人

再次睜開眼睛看世界

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1978年，中央派團出訪西歐，歸來匯報至深夜，聽者高呼石破天驚。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改革開放，這四個字已成了一個時代的標誌，一代人永恒的記憶。

 

代表團在大會堂裏向最高層匯報，聽者無不動容，大呼“石破天驚”。現在的中國人，小學生假期出國遊，都已是很平常的事了。但是不可想象，40年前中國的大部分高幹都未曾踏出過國門。

 

駐外使館不敢對國內講真話

 

那場“浩劫”已使我們多年隔絕於世。“浩劫”結束後，1978年中央決定派人出去看看，由副總理穀牧帶隊，選了20多位主管經濟的高幹，出訪西歐五國。行前，鄧小平親自談話送行，囑咐好生考察學習。

 

代表團組成後才發現，20多人中隻有兩個人出過國。一個是水利部長錢正英，也就隻去過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還有一個是外交部給配的工作人員。

 

這些高幹出國後諸多不習慣。賓館等場合到處是落地玻璃門，工作人員提醒千萬別碰頭，但有一次還是碰碎了眼鏡。吃冰激淩，有人怕涼，就有人說：“可以加熱一下嘛。”言談舉止，笑話不斷。一個十多億人口的大國，一個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在世界舞台上竟是這樣地手足無措。

 

生活不適應還好說，關鍵是每天都要腦筋急轉彎。出國前腦子裏想的是西方正在腐朽沒落，我們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的人。但眼前看到的富足、繁榮讓他們天天感歎，處處吃驚。

 

 

1978年6月5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穀牧在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參觀加斯多福露天煤礦

 

西德一個露天煤礦，年產煤5000萬噸，隻有2000名職工，最大的一台挖掘機，一天就產40萬噸。而國內，年產5000萬噸煤大約需要16萬名工人，相差80倍。法國一個鋼鐵廠年產鋼350萬噸，職工7000人；而武漢鋼鐵公司年產230萬噸，有6.7萬人。我們與歐洲的差距大體上落後20年。震驚之下，代表團問我使館：“長期以來，為什麽不把實情報告國內？”回答是：“不敢講。”

 

代表團6月歸來，在大會堂裏向最高層匯報，從下午三點半一直講到晚上11點，聽者無不動容，大呼“石破天驚”。

 

1978年10月鄧小平親自出訪當時已是“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而這之前我們常稱人家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鄧深為對方的成就吃驚，尤其佩服其對外開放和引進外資的政策，便求教於李光耀總理。

 

李直率地說，你要交朋友，要引資，先停止對別國反政府武裝的支持，停止他們設在華南的廣播電台。

 

 

1978年10月鄧小平出訪抵新加坡

 

鄧回國後斷然停止“文革”中奉行的“革命輸出”，轉而大膽引進外資，改革體製，直至提出“一國兩製”。鄧的虛心和堅決給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後他回憶說：“我從未見過一位共產黨領袖，在現實麵前願意放棄自己的一己之見。盡管鄧小平當時已74歲。”

 

永遠忘不了抽一鞭子般的目光

 

而當時的普通百姓是怎樣接觸並接受外部世界的呢？

 

1984年，我時任中央某大報駐省記者，應該算是不很閉塞的人了。一次回京，見辦公室一群人圍著一件東西看，這是報社駐西柏林記者帶回的一張綿紙，八寸見方，雪白柔軟，上麵壓印著極精美的花紋。大家就考我，是什麽物件。當時中國還沒有紙巾這個詞，也沒有一次性這個概念，我無論如何答不上來。

 

那位記者說：“這是人家公共廁所裏的擦手紙。”天啊，我簡直要暈了過去。“老外這樣的闊氣，又這樣的浪費呀！”我把這張紙帶回駐地，給很多人傳看，無不驚得合不上嘴。

 

不久，我第一次出國到歐洲，飛機上喝水用一種硬塑杯，晶瑩剔透，比玻璃杯還漂亮，喝完便扔。但我覺得實在是一件藝術品，舍不得扔掉，把玩許久，一直帶回國內。喝熱茶時每人一套精美的茶具，喝咖啡時又是另一套咖啡具。

 

機上走廊很窄，空嫂來回更換不厭其煩。該送咖啡了，我嫌麵前小桌上的杯盤太多，也為空嫂少洗一套杯具著想，便將空的茶杯遞了過去。不想這位洋大嫂用吃驚、鄙夷的眼光，深深地瞪了我一眼，那潛台詞是：“你這個中國土包子！”我一時羞愧難當，永遠也忘不了那個抽了我一鞭子似的目光。

 

 

實行"包產到戶"後，農民丈量土地

 

農民趕集拿報紙作為護身符

 

當中國十年冰凍的體製、停滯的生產力受到外來信息的吹拂時，一切守舊的思想開始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慢慢融化。責任製、承包、下海、商品經濟等，這些新概念先是如幽靈般地在人們身邊徘徊，最後聚成了一個時代大潮。而一批時代的弄潮兒也就出現了。

 

1980年春，當時人民公社的體製還未撤銷。我到山西五台山下的一個小村莊裏采訪一位奇人。他在“文革”前即考上清華大學，卻因出身不好，被退回鄉裏務農。他躬耕於農畝卻不改科研的初心，自學兩門外語，研究養豬技術。公社豬場連年虧損。改革春風稍一吹動，他便帶上自己的一個小存款折，推開公社書記辦公室的門，說：“我願承包公社豬場，一年翻身。如若不能甘願受罰。口說無憑，立個軍令狀，以此相押。”說罷將存折“啪”地一聲，拍在桌子上。書記也豪爽，說：“如若有失，你我共擔。”結果這個豬場一年翻身，大大盈利。

 

這篇稿子見報後，一個月竟收到5000多封來信。全國各地前來學習的農民絡繹不絕，他就借勢辦起了養豬培訓班。當地破格將這個農民轉為國家幹部，又直接任為科委副主任。科學的春天、政治的春天一起到來了。那篇新聞稿也獲得當年全國好新聞。

 

那時處在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在想什麽？強烈地想擺脫貧窮，要發財致富。本來經濟發展就是如河水行地，利益所驅，自通有無。這一招，早在春秋時的政治家管仲治齊就大見靈驗，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也大得其利。在一段時期，我們搞社會主義，卻棄之不用。當時國家供應短缺，農民賣一點自產品卻要攆、要抓、要罰，人為地製造窮困。

 

隨著大氣候的變暖，開放集市的呼聲愈來愈高。報上隻是試探性地登了一條四指寬的“群眾來信”《是趕集還是攆集》，當日便報紙脫銷，甚至有人上門要加訂報紙。農民趕集時將這張報紙掛在扁擔上作為護身符。冰凍十年的市場，嘩啦一下，春潮澎湃。

 

 

國門打開多大改革步子就有多大

 

馬克思說：“人們能夠自由地獲得世界範圍內的最大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

 

古今中外，曆來的改革都是先睜開眼睛看世界，從對比中找差距。當俄國農奴製走進死胡同時，彼得大帝發起改革，組織龐大的出訪團巡訪歐洲，而他自己則化裝為一個普通團員隨團學習。

 

清末，當中國封建社會已千瘡百孔，感到不得不改時，也於1866年派出了第一個出國考察團。西方先進文化的信息逐漸吹入國內。然而，近代以來中國對外的大門總是時開時閉，思想也就一放一收。

 

曆史證明，國門打開多大，改革的步子就有多大。五四運動是近代以來最大的一次打開國門，思想解放，直接導致後來新中國的成立；1978年以後中國人再次睜開眼睛看世界，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直接導致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