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曉：監獄中的日常生活

監獄中的日常生活

徐曉

一

　　有些沒有坐過牢的有一種成見，認為監獄生活是驚心動魄的，在人的經驗中是刀刻斧鑿的，它對人的改變要遠遠超過日常生活對人的改變。
　　其實，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狀況下有不同的日常生活。中學時代，我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學毛選、做好事。放學時不回家，等同學們都走光了，從書包裏拿出從家裏帶來的螺絲刀，把教室的椅子一個個翻過來，把一枚枚鬆動了的螺絲釘擰緊。這種事都是我一個人做，如果我現在不坦白沒任何人知道。那時候我每天都能找到自己在白天犯的錯誤，供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在燈下寫學毛選心得筆記時做自我批判用。後來我當了小學老師，我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和學生打成一片，星期天我帶他們去公園玩，還請他們到我家做客，和班裏最搗蛋的學生談心，用我每個月僅有的四元零用錢買禮物送給他，感化他實際上是討好他。那時候我還積極爭取入黨，定期給黨組織寫思想匯報，沒入上黨我還哭過鼻子。再後來我坐牢，坐牢的日常生活和不坐牢的日常生活當然不同，但話說回來，每一個人甚至每一個人的不同階段其日常生活也是各式各樣千差萬別的。那麽，此不同與彼不同的根本不同在哪裏呢？
　　文革後，有許多人記述了許多形形色色的獄中經曆，這些記述因著不同身份、不同體驗，甚至因著不同的寫作時間和寫作心境而不相同。回過頭來想，如果是二十年前，我的記憶會篩選出完全不同的素材，我的心境會選擇完全不同的詞匯，我的筆而不是電腦的寫作工具會使我結構出完全不同的句型。和現在相比，不管是心理上還是在社會的層麵上，那時的我都處於實際上的絕對弱勢，潛意識裏我需要的是被接納被同情甚至被憐憫。我可能寫得很宏大、很悲壯，也可能寫得很哀傷，但一定不會像現在寫得這樣瑣碎。所以最有可能的是，我會讓讀者和我一樣聲淚俱下，或者悲憤不已。那肯定是真實的，就像以下我所要寫的仍然是真實的一樣。

二

　　我被關押的地方理論上說不算監獄，而是看守所。看守所和監獄相比，最大的不同應該是，監獄關押的是已經定了罪的犯人，看守所關押的是還沒受審的嫌疑犯。但那個年代沒有嫌疑犯這個概念，隻要被抓起來就是板上釘釘的罪人。那時也不講法律程序，就我所知，我所在的看守所裏關押時間最長的已經超過十年，是民主黨派人士屈武的夫人。劉少奇的前妻謝飛被關了五年單身牢房，據說出獄後患了失語症，除了一個燒鍋爐的工人以外叫不出任何人的名字。後來和我在同一個號裏的蘇聯人麗達也在單身牢房裏關了五年，精神幾乎崩潰時才被調到了多人牢房。因為是在首都，又是市一級的看守所，而它正巧又在一個真正的而且是模範的監獄的隔壁，便被在裏邊和在外邊的人都不約而同地看成是真正的監獄了。
　　文革中監獄的囚糧標準是每月13.5元，與軍糧的標準一樣，憑良心說，應該算很優厚的待遇了。獄裏和獄外一樣平時每日三餐，星期日兩餐，這也和十幾二十年前許多機關和部隊大院的規格一樣。菜的品種一般冬天是心裏美蘿卜、大白菜，夏天是茄子、黃瓜、西紅柿。當年市民飯桌上也無非是這樣單調，就算是蘿卜常常是康心的，白菜主要是幫子。茄子黃瓜都老得帶籽，也不能說是對犯人的特別虐待。不同的是，夥房像是有意要把飯做得特別粗糙，比如蘿卜，切得像碗口那麽大，假如蘿卜的直徑恰好沒有那大，就豎著切.比橫切麵還要大，而我們每人發的兩個塑料碗又很小，小到裝不進一片蘿卜，塑料勺又軟，隻好用手抓著吃。這時候你如果能往裏想，想到有些插隊知青常常一個季節都吃不上蔬菜，就會覺得那菜切得大小實在是一點也不重要。但是你千萬別往深裏想。往深裏想就會覺得有人故意讓你領悟到，囚糧畢竟是囚糧，怎麽可以讓你享受和軍人一樣的標準，而不讓你覺得你實際上不配呢？
　　女犯不管是因為什麽而來，大多是操持過家務的，為了使日子過得有聲有色，我們使出了所有的伎倆。監獄的重要規定之一是，不準不同囚室的犯人相互見麵。開飯時，值班的隊長晃著串鑰匙走進筒道，嘩啦嘩啦地打開一扇門又關上一扇門，如果哪個號的人走慢了，隊長會向你吼叫，所以都溜小跑走得飛快。剛開始同號都不讓我去打飯，時間長了應我的要求她們也同意讓我出去走一次，算是“散心”，雖然那距離不過十米八米，時間不超過一分鍾，可我不明白她們為什麽一律不準我去打早飯。後來才知道，原因是我抓鹹菜的本領沒有過關。在女號，早飯被視為一日三餐中最好的飯，因為有玉米麵粥和北京辣菜，北京辣菜是從店裏買來的，切得細而且還有芝麻。當年在北京人的飯桌上都是稀罕菜。為了抓得多又不讓隊長吼，竅門是把五個手指撮得緊緊的，下手時要盡量深而且快，放到碗裏先不能撒手，直到走出隊長的視線。哇！進了門一鬆手，幾乎是滿滿一碗，當然比蘿卜片菜幫子好吃。這個活兒是我進去幾個月後才被允許幹的。在女號裏，北京辣菜除了喝粥、就窩頭以外，最大的功能是醃肥肉。獄中居然一周能吃到兩次肉，也是切成大塊，和不管什麽菜熬在一起。趕上吃肉，每個號都希望最後一個打飯，道理很簡單，瘦肉都沉到根底了，趕上隊長看誰順眼，說聲“都倒上吧”，很可能端回來夠我們吃好幾頓的肉。當然這種情況並不多，我在獄中近兩年，大概趕上過三四次。更多的時候是端回的菜裏漂著一層豬油和幾塊肥肉，因為肉是熬的，沒有鹹味，肥的難以下咽，就揀出來埋在鹹菜裏，醃上一半天後夾熱窩頭吃簡直是太香了。
　　獄友們還發明了烤窩頭片，拿一根線，一頭用牙齒咬著，一頭纏在手指上，把熱窩頭像切鬆花蛋一樣切成薄片，然後放到暖氣片上烤。監獄最忌的是硬東西，連大小便用的桶都是塑料的，惟有暖氣一定得是金屬的，隻好躺倒了裝在屋頂上。我們把所有人的被子摞在一起，站上去，先把預先留下的半張報紙鋪好，下麵的人再一片一片遞上去，大約烤上一天再如法拿下來。這種特別危險的事我們不常幹，要幹也必須號裏特別團結，專門有個人站在窗下聽著隊長的動靜，否則讓誰揭發了或讓隊長看見了都不是好玩的。那種又酥又脆的零食我隻吃過兩次，記憶中那滋味比困難時期媽媽差我去買每月一家二兩的芝麻醬，經受不起誘惑在路上用手指蘸著偷吃更帶。
　　關於吃，我還能講出許多，比如為了能吃到雞蛋，假裝拉肚子而要求吃回民菜，比如周末吃兩頓飯，沒有玉米麵粥也沒有北京辣菜，閑饑難忍時的精神會餐，現在常有朋友誇獎我菜做得好而且有創意，問我什麽時候學的，我實在說不出曾經專門學過，但那時常常靠想象做菜倒是真的。還比如逢年過節時吃白米飯，端起碗來開始想家，平時雖然也想，但事實上人是不可能無時無刻地想一個人一件事的，過年過節時想到家裏人吃飯時必定想到自己，那種疼痛才是真切的。在很少有人知道巧克力是什麽滋味的時候，麗達就給我講了它的做法：十份牛奶一份糖，用小火慢慢熬，熬稠了就是現在賣二十多塊錢一瓶的巧克力醬。麗達是蘇聯專家譚自強的妻子，文革初期被當成特務全城通緝，連我這個十幾歲的孩子都有耳聞。他們夫婦被關起來後，四個孩子也因為流氓罪輪番地進出北京城區各個分局，很多從分局轉來的人會帶來她三個漂亮女兒和一個兒子的消息。這是她獲得子女消息的惟一來源，難怪她當年隻有四十多歲，就已經是滿頭白發。1977年我曾經在看守所門口遇到過她一次，她穿著高跟皮鞋，戴著俄羅斯風格的花頭巾，儼然和一般的中國人不同，但眼神仍然是怯怯的。裝著沒看見我。以後聽說她帶著孩子們回了國，我也再沒機會告訴她，八十年代我按她教的方法，成功地為我的兒子做過肉糜和草莓醬，可至今沒有嚐試過自製巧克力。
　　我當然不是想把監獄生活美化得像小孩過家家那樣有趣，我隻是想說，就像那些在困難時期沒有餓死人的家庭各家都有度過饑餓的絕招一樣，每個號都會在百無聊賴中尋找消磨時間和調劑生活的方法。

三

　　如果說，吃最能表現監獄的日常生活，那麽其次就該輪到上廁所了。上廁所是最難過的一道關。每天早上和中午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放茅”，如果你不習慣在離床不足一米麵積不足兩平方米的地方解決，你就必須習慣在這兩個時間用三分鍾到五分鍾的時間內解決。放茅和放風一樣，犯人們相互不能見麵。有的隊長習慣從前邊開始，有的習慣從後邊開始，一個筒道有十幾個號，如果你恰好住在頭或者尾，放茅的時間前後會相差一個多小時，你得在這一個多小時內調整你的腸子的生物鍾。對我來說這是比吃飯要難適應得多的問題。然而就在這三五分鍾，我還與隊長玩起了智力遊戲。
　　入獄後我進的第一個號有兩個人，一個是被公公強奸後把公公殺死而坐牢的農村婦女，另一個是北大附中畢業的老三屆學生。她姓宋，名字很像是個男孩，我當時的印象是她很漂亮。監規不允許互通案情，但進去不到兩天我就知道了她被抓的原因。她是京西賓館的服務員，那是中央首長進出的地方，能在那裏當服務員的人出身一定好。據她說，她的男友不僅相貌出眾，文才也出眾，讀書畫畫還寫文章，但因為出身不好，整個家庭都屬於被小腳偵緝隊監控的對象。小宋出身紅五類，和他談戀愛遭到家庭反對是可想而知的，他們隻能偷偷交往。沒想到他們所在的街道發現了反動標語和傳單，她男朋友成為被懷疑對象，她也因此被單位審查，發動群眾的結果是，她被揭發出很多對中央首長不敬的言論，比如她曾說王洪文專愛看外國電影，說首長抽的熊貓牌香煙特別貴等諸如此類的閑話，為了逼她交待男朋友的問題，賓館抓住她這些問題不放，從寫檢查升級到隔離審查。看不出來文雅的小宋性格如此劇烈，為了表示抗議她開始絕食，七天沒吃飯幾乎餓死，最後還要求洗個澡好死得幹幹淨淨，單位隻得讓她弟弟和母親強行把她送進了醫院。剛剛恢複她就被拉出來批鬥，會後一副手銬把她帶到了看守所。讓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因男友而起事，而男友並沒被抓，在她被單位隔離審查的日子，男友與她失去了聯係。我問她反動標語和傳單到底是不是他寫的，小宋一臉茫然地說：“我真的不知道！”她比我大，來得又比我早，很快我便把她當成了好朋友。
　　剛開始時我每天被提審，白天晚上連軸轉，號裏開飯早，我回來時她總是把給我留的飯菜用碗扣著，而我常常端起碗眼淚就落了下來。有時候我到深夜才能回到號裏，她總睜著眼等我回來。其實我回來也不敢說話。隔窗有耳，隊長可能正站在那半尺見方的小窗子下，掀起一小角簾子看著呢。但有她等著我，那間不足五平米的牢房仿佛就像家一樣有了一絲溫暖。我們倆都是政治犯，隊長看出了我們倆關係好，怕我們研究案情互相傳授對抗政府的經驗，我來了還不到一個月，還沒顧上留下各自家裏的地址，就把她調到別的號去了。
　　那時候她對我來說就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她調走使我萬分失落。我開始利用放茅和她取得聯係，先是早上放茅時在茅坑旁邊放一個紙團，下午放茅時看紙團換了，我知道是她領會了，下次我膽子更大地放了一張寫著我家地址的紙條，她也如法炮製。以後我們又相互寫一些鼓勵的話，就這樣來來去去，我們的遊戲在隊長的眼皮底下進行了大約有幾個星期，最終以我的紙條沒有人再拿走而告終。我不知道她是判了刑、回了家，還是調離了那個筒道，我不知道遊戲因為什麽而突然中止！
　　那時我們正值花樣年華，臉上都長著雀斑，都梳兩條辮子，我們都在戀愛，又都對戀愛的前景充滿了懷疑和絕望……出獄以後我記得曾找到過她的線索，好像是在一個國營的工廠裏當工人，我曾托人與她聯絡但沒有結果。我常常在心裏自問：如今她是誰人妻誰人母？她將那段往事擺放在心靈的哪個位置？是否還記得在監獄裏相識的患難姐妹？

四

　　無聊，是我們不屑的；把無聊當有趣，更是我們不屑的。但是當你處在一個被無聊淹沒著的環境中時，無聊就不隻是有趣而且是有益的了。
　　我們給每一個隊長都起了外號，在背地裏議論她們的短長，猜測她們是否結婚，為某隊長是否懷孕而打賭。也許因為她們從來不笑，我們一致認為她們沒一個人長得好看，隻有一個除外，她的外號叫“墨綠”，因為總喜歡穿墨綠色的衣服而得名，也有的號叫她“大辮兒”，她的辮子長得直到腰際。聽口音她不是北京人，黑黑的，有點胖，走路是外八字，但是她的聲音好聽，而且她會笑，笑起來還有兩個酒窩。看來不能笑並不是獄警這個行業的行規，而是大多數人的自律。她後來被處分以至脫離了那個行業，是不是從她那時能夠對犯人笑就露出端倪了呢？
　　講“墨綠”的故事有點麻煩，得從我進監獄的第一天講起。
　　被投入監獄是在一個漆黑的夜晚。不僅黑而且冷。那是春節前北京最冷的日子。我是半夜裏在被窩中被叫起來去接電話的，沒想到帶上手銬被送到了監獄。看朱君正琳關於坐牢的文章——我們這代人正趕上冤獄的高峰，就像五六十年代的人趕上生育的高峰一樣，我的朋友中有三分之一坐過牢……知道他被投入監獄是在一個晴朗的早上，在被連續審訊了三天之後。他的心情分外鬆馳，好像要被送往療養地一樣。而我剛好跟他相反。我不像老朱去得明明白白，還來得及對監獄的高牆發出讚歎，我被人用一頂油膩膩的帽子蒙住了眼睛，什麽也看不見。到現在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蒙上眼睛到底是為了什麽？難道是怕我越獄不成，對我一個小姑娘，他們也太沒自信了；或者他們本來想隻關我一會兒或者隻關我幾天，怕我出去後再來找後賬嗎？殊不知我認路的本領幾乎相當於弱智。總之，黑暗和油膩味影響了我的思維，沒有任何支點使我得以展開思想。
　　我肯定沒有老朱那樣老道，居然還敢說進監獄是鬆馳一下；也沒有老朱那樣天真，還敢把監獄和療養院放在一起來聯想。害怕是一定的，但又無從怕起，既不知道監獄是什麽樣子，又不知道抓起來以後會把你怎麽辦。當怕很抽象的時候，那怕就沒有著落，沒有著落的怕還能說是怕嗎？也許隻能說是因為緊張而出現了思維空白。大約是在半年之前，有人通風給我說“你被盯上了”，這話也讓我害怕過，但我不知道“盯上了”的後果是帶手銬進監獄，我能想象的是曾經見過的聽說過的事，比如寫檢查、辦學習班。如果我知道後果是坐牢，會不會就逃跑？雖然跑是跑不掉的；或者會不會就去自首？那時候大多數人都相信“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是可以兌現的。
　　我就是在那一天第一次見到了“墨綠”。那天我隻披了一件棉外衣，沒穿棉襖也沒穿毛衣，拖著鞋還沒穿襪子，更糟糕的是，那天我正需要大量衛生紙。我是淩晨時進去的，剛到號裏沒幾分鍾就提審，一審就到了快天亮。回到號裏時我的腳凍得幾乎麻木，鐵門一關我坐在木板床上，正想用那條單薄的囚被把腳包上，身後響起的說話聲嚇了我一跳，“快躺下！”後來我才知道，在牢房裏，隻要睡覺的鈴聲一響就得迅速地躺下，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站著，坐著也不行。剛躺下門就又響，這次進來的是“墨綠”，她把我帶到筒道盡頭的三角屋，問我從哪裏來，為什麽案子而來，然後給了我一雙新襪子，還有許多衛生紙，搜身時她在場，她知道這兩樣東西是我的當務之急。不知道為什麽我就哭了。麵對吼叫你可能逆反，因為逆反而顯得勇敢；也可能害怕，害怕得連哭都不敢。但是，你聽不得用關切的語氣說的哪怕一句毫無內容的話，經受不起用目光傳遞過來的同情或惋惜。
　　從一開始，“墨綠”對我就與其他隊長不同，她值班時，會在放茅時最後一個開我們號的門，讓我們負責衝洗廁所，這其中的好處是，我們可以從容地上一次廁所，還可以用肥皂洗洗臉和毛巾。有時候她會在飯後把我叫出去拖筒道的地，既可以出去逛一圈還可以鍛煉身體。在筒道裏停留時間長了能聽到許多新聞，比如隊長們聊天時某人說她最喜歡吃什麽，證實了誰已經是有一個男孩或者女孩的母親。拖地帶回號裏所有的新聞都有價值，我們就像當零食吃一樣，能夠嚼上好幾天。偶爾會碰上一個剛提審回來的犯人，按照規定，犯人與犯人是一定要回避的，聽號裏其他人說，一般隊長遇到這種情況都會把拖地的人暫時關進廁所，可是“墨綠”對我從不。所以我更加盼望出去拖地，我盼望能夠碰巧見到我的難友趙一凡，雖然經過分析已經斷定那絕無可能，因為我們這幢樓男犯人都在二層，一凡拄雙拐，二層樓他根本上不去。可人常常會毫無理由地寄希望於萬一。
　　擦地時曾經見到過一個女孩，年紀很小，說不定比我年紀還小，她穿著雪白的的確良短袖襯衫，一條褶壓到底的深藍色毛料短裙。兩條辮子折起來齊肩，她的皮膚那麽好，但蒼白得沒有一點血色。她不豔，但是標致而端莊，她的表情寧靜得讓人難以置信。這樣一個美麗的女孩出現在幽深黑暗的監獄筒道裏，巨大的反差讓我顫栗。她為什麽會來到這裏？這個問題莫名其妙地讓我著迷，猜想和虛構她的故事成了我在監獄中的文學功課。我從來沒設想過她是刑事犯，一個能夠讓人聯想到少女冬妮婭、少女娜塔莎的姑娘不可能與流氓殺人這些字眼連在一起。也難以想象她是政治犯，她的穿著顯然太資產階級了，我們這些女孩子在文革中不可能穿毛料裙子、府綢襯衣。她這樣的女孩隻能和客廳、沙發、鋼琴連在一起，革命和反革命似乎都應該和她沒有關係。有一段時間我住在廁所對麵的號裏，小窗上的布簾被風吹起，我恰好看見了她，那一次她穿一條長褲，一件非常合體的碎花襯衣，就一個人，沒有獄友，一手提著便桶，一手端著一個白色的小盆，表情還是那麽寧靜。她的樣子像是刻在了我的腦子裏，至今還是那樣清晰。二十多年過去了，這個謎至今對我充滿了誘惑——在幽深黑暗的監獄筒道裏，她的美麗至今讓我震顫。
　　八十年代初，“墨綠”輾轉找到了我，她已經改行當了個體裁縫，前店後家日子過得很紅火。說到我們為她起的外號，她還是笑，隻是比我在獄中見她時笑得更開朗更鮮明。她告訴我被清理出無產階級專政機器的原因，是因為犯了監規——犯人有犯人的監規，管犯人的人也有管犯人的人的監規，她為一個因涉外案而坐牢的人送了一封信。我們有過好幾年的來往，她的行為是因為正義還是因為幼稚，或者是因為某種誘惑，對我來說都是可以忽略的，我看重的是她在我入獄的第一天主動給了我一雙襪子和厚厚一摞衛生紙。況且，唯一向犯人露出笑臉的隊長，本來就是沒資格也沒理由當隊長的。她是怎麽找到我的呢？現在我已經回憶不起來了，似乎我也曾經給過她地址，不是我家的而是我當時的男友家的。幸好她不是栽在我手裏，八十年代她當個體戶，過上了比獄警富裕的生活，可謂是因禍得福，而七十年代中期文革剛剛結束時，如果丟了工作她可怎麽生活？

五

　　我已經多次提到監獄裏的那個窗，其實嚴格地說那根本不算是窗。第一，它不是開在牆上，而是開在門上：第二，它太小了，大約隻有七八寸寬五六寸長；第三，窗外應該是天，可它透不出一點天，而是被一塊舊得不知是什麽顏色的布遮著。所以隻能說它是門上的一個洞。那個洞像是牢房的眼睛，隊長們通過它觀察我們，獄中的專業用語叫“查號”。不同的隊長有不同的查號風格。有的隊長坦坦然然地走過來，手裏的鑰匙還嘩嘩地響著，到了門口把簾子一掀，整好露出她的半個臉。她會與我們有目光的交流，一般是我們看見她就不再說話，低下頭假裝看報，其中有一個隊長因此而得的外號叫“大腳”。如果我們要幹什麽違反監規的事情，都是等這樣的隊長剛查完號，估計短時間內不會再來才幹，所以這樣的隊長總是能得到我們比較寬容的評價。有的卻總是鬼鬼祟祟，躡手躡腳地一點聲音都不出，簾子隻掀起一個小角，露出的是半隻眼睛，我們發現她時她基本是馬上放下簾子，但我們根本無法判斷她是不是走了。更多的時候可能我們根本就不知道她曾經來過，遇到我們正想幹點什麽，比如烤窩頭片、做棉背心等諸如此類的事，就得小心翼翼地等著，這時候女犯人的嘴也就不會留什麽情了。七十年代大家都穿布鞋，現在的隊長如果因為這種職業要求而放棄穿皮鞋，因為不能穿皮鞋而放棄穿某種款式的衣服，那她們可是太冤了。
　　這個洞的功能是警方用來監視犯人的，但無聊得沒有邊際的犯人卻是無孔不入的。放茅、開飯不都是關了一扇門再開一扇門嗎？開門關門不是能扇起一點風嗎？我們就利用這個空隙觀察筒道裏的犯人，哪個號少了一個人，哪個號換了一個人，哪個號隻有一個人，我們總是一清二楚的。我從那兒看到了那個讓我忘不掉的女孩，知道了蘇聯人麗達離開我們號後並沒有出去，還看到了我的同案犯鄭紅丹。
　　我曾在朋友趙一凡家見過紅丹，紅丹是一凡家的常客，據一凡說她是個惡作劇式的人物，我曾經在一篇寫趙一凡的文章裏提到，為了說服一個固執的女孩，一凡寫了一封十幾頁的信，女孩當麵把信扔進火爐，一凡又寫第二次，她把信撕得粉碎，一凡便寫第三次第四次，這個固執的女孩就是紅丹。紅丹的父親鄭新潮是1937年奔赴延安的老幹部，1942年延安整風時被康生誣陷為特務列入槍殺名單，糾偏時幸免於難。抗戰勝利後，他輾轉到了東北牡丹江創辦軍馬場，在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為前方輸送了上萬匹軍馬，1950年，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他時讚揚他，熟悉生物學、物種學，為軍馬建設打下了有利的基礎。1957年他因不同意取消軍馬場而被劃為右派，被趕回老家邢台，他的兒女們因此飽受被歧視之苦流離之苫。一凡之所以容忍紅丹是因為她的姐姐鄭曉丹。曉丹是遇羅克《出身論》一文的忠實保衛者，她和她的家人曾把《出身論》砌入爐坑裏，埋進泥土裏，塞進牆壁裏，但最終沒逃過被十八次抄家的洗劫，最後由曉丹的弟弟從存放抄家物資的倉庫裏又把《出身論》偷了出來。遇羅克被捕後，曉丹受遇羅克精神的感召，回到學校北京地質學院附中，寫大字報公開為《出身論》辯護，向中央文革挑戰，在遇羅克被捕半年之後被迫害致死。曉丹生前曾經熱戀過一凡，對於她的死一凡痛惜萬分後悔萬分，所以才特別善待紅丹。
　　在筒道裏見到紅丹使我異常吃驚，我雖以“第四國際反革命集團”的罪名被抓進監獄，但我本人根本不知道有這樣一個組織存在，更不知道這個組織都有哪些成員，紅丹在筒道裏出現使我對自己的案情更加撲朔迷離。直到我和一凡出獄幾年之後我們才大致明白，我和一凡被牽進去其中原因之一正是由於紅丹的男朋友，所謂“第四國際”不過是他輕狂的誇誇其談。
　　出獄後紅丹回到了邢台，恢複高考後在當地上了大學學了英文，又當了教師，後來聽說她考了研究生，再後來聽說她到了美國，這其間我們居然沒有再見過麵。
　　1998年我和丁東、徐友漁合編了《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美國一家電台打來越洋電話采訪我，交談中才知道采訪我的記者的丈夫是紅丹的同班同學，通過她我和紅丹才有了聯係。次年她回國探親，我們相約在複興門肯德基店見麵。自我從牢門上的洞裏最後一次看見她的1976年算起，這中間已經相隔了二十三年。在這將近四分之一的世紀裏，我們都經曆了許多預想不到的事情，如今我們共同的朋友一凡已經離我們而去，時間、空間和心裏的距離已經遠遠超過了那兩年同案遭難、同監坐牢的共同點，本來打算見麵時要澄清的事情我卻沒有心情再談。這使我更加堅定的認為，沒有哪一種體驗是不可以磨滅的，沒有哪一種經曆是不可以逾越的，它會隨著時間的流逝和境遇的變化而改變，並修改著所謂客觀的記憶，你會隨時為自己的變化而找出合理的解釋，原諒自己縱容自己以至渾然不覺。小時候我父親的終生好友陳伯伯對我說過一句話我始終記在心裏，他說：舌頭是壞東西，因為它不長骨頭。那麽頭腦呢？心靈呢？人將依傍什麽支撐自己的精神？精神對人又到底意味著什麽呢？本來我覺得自己曾經滄海身經百戰，但這種時候我常常又會吃驚和苦惱於自己的迷惑和茫然。

六

　　除了牢門上的洞，牢房的後牆上還有一扇真正的窗，不管天氣多冷，我們都會把窗子打開，放一放好幾個人吃喝拉撒的氣味。冬天我們把窩頭搓碎了放在窗台上，一廂情願地想引誘麻雀飛進我們的牢房，而從來沒有隻麻雀自投羅網。
　　開窗時還可以順便看一看窗外的“景色”。那景色不是一片綠地，也不是一段山坡，那是來往於這座在京城很有名氣的“王八樓”與看守所大院的必經之路。我從這條路上去提審，路上會經過住著我的難友趙一凡的“K字樓”，那座樓真大啊。裏麵有成百上千像我這樣無辜的犯人。每隔幾個月我們從這條路到大院另一頭去洗澡，之前把每個號的人分別關進一個個放風場，那個放風場令我們王八樓的犯人羨慕，它大得足可以像電影《紅岩》裏的華子良那樣繞著圈跑步。我在每一個到過的放風場裏都用石塊並排刻上了我和一凡的名字，指望他能從中得到我的信息，我哪裏知道一凡的殘腿在獄中加重已經不可能出來放風了。
　　獄中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孤寂，活生生的緩慢，還有活生生的向往和企盼。陽光把窗棱的陰影投在牆壁上，我們靠這陰影的移動加季節的變幻來判斷時間。我們的聽覺變得異常敏感。能從獨輪車發出的吱呦聲聽得出是裝水的木桶還是裝飯的鐵桶，能從腳步的輕重和節奏中聽得出是哪位隊長值班。就像你走慣了回家的路上班的路一樣，你會習慣很多你原來不習慣的事情。
　　牢房裏的夜晚是真正的不夜天。那本來可以說是昏暗的長明燈，到了晚上刺眼地亮在你的頭頂，讓你沒有美夢，沒有幻想，讓你感覺不到白天與黑夜的輪換。於是日子接著日子，現實連著現實，於是你無處可逃了，你能看到的隻有那盞燈，還有小小的一塊天。
　　為了投奔那一塊天地，遇到好天氣，我們會申請洗衣服，其實我們根本沒什麽衣服可洗。
　　在獄中的人都特別節省，有的是因為家裏人根本不給送東西，有的是不讓家裏人給送東西。我屬於後者。我不知道會在裏麵待五年還是十年，我不能在政治上讓家裏人受牽連，還在經濟上拖累他們。監獄裏本來就冷，不活動就更冷，家裏給我送了一件新棉襖，紫紅色的，裏麵續的還是駝絨，比我進來時身上穿的那件要暖和得多，但是我一直不舍得穿。號裏的人看我穿的單薄，決定為我做一件棉背心，棉花是隊長讓我們拆洗工作大衣時偷偷撕下來的，針是把梳頭用的竹蓖子上的竹片在地上搓細了鑽一個洞自製的，好在麵子是一件洗得快化了的襯衫改的，準確地說不是縫起來的，而是粗針大線串起來的。
　　不僅衣服穿得節省，其他東西也用得極為精細。每個號每天都能得到一盆熱水，這是供我們喝的，冬天我們會把水杯放進自製的棉套裏，到了下午還可以喝上溫水。餘下的用來洗腳，洗完腳的水用來擦地，擦完地再把每個人的鞋底擦一遍。那塊巴掌大的地被我們擦得油亮油亮的，每天我在那塊地上散步，那是在號裏惟一被允許的鍛煉。號裏除了木板通鋪，空間的寬度隻有兩步，長度剛好可以走五步，我曾想，為什麽不是七步呢？曹植七步成詩，如果是七步我說不定也成了大詩人。
　　兩年中我隻用了一塊肥皂，衛生紙用得更加可憐，總是撕了又撕折了又折，反正我有的是時間。現在我用衛生紙接近於病態的浪費，我甚至告訴我的兒子，什麽都應該節省，就是不要節約紙。可能正是出於對那種生活的抵觸和逆反。因為節省，我洗衣服常常不用洗衣粉，但卻不厭其煩地申請，隻要一換隊長我們就申請。在廁所洗完還可以走到院子裏去晾。傍晚還可以再出去收一次，重要的是收回來的衣服裏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氣味。當我把曬了一天的衣服捧著聞的時候，我驚奇地發現陽光原來是有味的！陽光的氣味太幹淨太新鮮了，特別是冬天，加上織物被曬得又幹又鬆的手感，捧著聞簡直就是享受。
　　兩年，那是足夠使一個中年人在不知不覺中打發掉的時間，那是完全可使一個老年人從生走向死的時間，那是絕對可以使一對年輕人孕育一份愛情同時也孕育一個生命的時間。對於一個二十歲的女人來說，那是從無聊的，無望的，無辜的時間中發現瑣碎的詩意、體驗矯情的浪漫的時間。

七

　　回想起來，那時的我的確是太年輕了，年輕得清高、傲慢還有點無理，同是階下囚，我卻因為自己是政治犯而覺得比別人優越了許多。
　　小榮是因流氓罪而被抓進來的，所謂流氓罪無非是和男朋友拍了幾張裸體照被揭發而出了事。她會唱很多歌，都是我從沒聽過的，《綠島的夜》那首歌我是1975年在獄中第一次聽她唱的。她唱歌時，漂亮的大眼睛撲閃撲閃地，有時眼淚就一串串地掉下來了，她也不去擦，歌唱完了又像沒事人一樣了。我一點都不同情她，討厭她總是講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討厭她說話時總帶髒字，按我當時的認識水平，拍裸體照的女人無疑是真正的流氓，我坐牢是冤枉，而她坐牢是活該。雖然她對我很友好，但我不願意理會她，隻要她一開始講故事我就假裝看書或者看報。現在想起來，如果她不善，不是看我小讓著我。想氣氣我或者治治我，我哪裏是她的對手，準得讓我吃不了兜著走。我當時的假正經簡直太可笑了，我是個現行反革命，但卻顯得比誰都左，那麵目一定和管教隊長差不多。
　　另一個讓我不知該怎樣對她的是老黃，她當時也就不到四十歲。說起來我們曾經還是鄰居，她的女兒是我的校友或學長。她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畫家，據說解放前他的漫畫在某市還有點名氣，母親也出身於書香門第，但是——我簡直難以說出口——她的女兒的父親同時也是她自己的父親，或者說，她女兒既是父親的女兒又是父親的孫女。而這一亂倫悲劇的始作俑者不是別人，正是她的母親。她母親愛上了她的叔叔，為了使丈夫能容忍這一關係，母親設下了圈套，讓丈夫與十五歲的女兒同床共枕，然後親手帶大了由丈夫和女兒生下的孩子。文革初，上中學的女兒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後精神徹底崩潰，成了一個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精神病人。天啊！按我當年的閱曆，她的故事驚得我目瞪口呆，然而她的語氣很平淡，像是在講別人的故事。說到她坐牢的理由也簡單得讓人不能相信：教鄰居的孩子們學唱蘇聯歌曲，罪行是教唆犯。
　　說實在的，我沒想到監獄是這種狀況。在我全部關於監獄的知識裏，除了從電影裏看到的共產黨員，就是像遇羅克那樣的政治犯，殺人犯、流氓犯、貪汙犯這些字眼與我的生活常識相距太遠，也沒想到堂堂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裏的犯人也是三教九流的都有。但是如今我和她們肩挨著肩地睡在同一張鋪上，和她們同吃一個盆裏的飯，一開始從內心裏真是不能接受，遇上殺人犯我甚至有點害怕。
　　我先後換過三個號，曾經與四個殺人犯同監，不知是不是巧合，她們一律都是三十多歲的農村婦女，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律都殺死了自己的公公。那是我進去後第二個年頭的冬天，號裏來了一個瘦高個兒的農村婦女，她把毒藥拌在豆腐渣裏毒死了因為財產糾紛而結了怨的公公，而且她成功地讓村裏所有人相信了公公屬於正常死亡。她萬萬沒有想到，在屍體下葬三個月後，一個遠房親戚要求開棺驗屍，她再沒有能力阻止。
　　一個號一般住三個人，偶爾也會住四個，這種時候我們都會心煩，好像睡覺太擠帶來的煩惱遠遠超出了坐牢本身的煩惱。那天正是四個人擠著，剛好夠鋪下四條被子，我的位置靠牆，新來的殺人犯緊挨我睡。半夜牢門突然嘩啦啦地開了，我睡眼惺鬆地轉過臉，發現殺人犯正用一條紅布腰帶勒緊了自己的脖子，滿臉憋得通紅，她的眼睛長得本來就突，這下更顯得像是要暴出來。隊長走進來用剪子把褲帶剪斷，然後就把她帶走了。我們三人被嚇得不敢再睡，為人能不能自己把自已勒死而爭論不休。自殺在獄中是要受懲罰的，她回來時帶上了背銬，我們看著她爬上床鋪然後用腳一點一點把被子勾起來再用牙齒咬著蓋在身上。隊長一直站在旁邊看著，我們誰也不敢幫她一個手指頭。從那天起大家都不得安生了，她白天黑夜地嚷疼，然後喊隊長再被隊長訓，我們雖然煩她，但看著她提不上褲子吃不上飯還是得幫她。說來也奇，她的胳膊長，弄來弄去的從屁股下麵鑽到了前邊，背銬成了前銬。到了打飯、放茅、放風的時候，她從下麵一鑽又成了背銬，隊長一點看不出來。更離奇的是，這樣一來二去的，銬子不知怎麽竟然壞了，全然成了擺設。就這樣像捉迷藏似的過了一個多月才被發現。很快她就走了，不會是釋放，很可能是去服刑，但她帶銬子的故事成了獄中的黑色幽默，應該說是一個荒誕派作品的好題材。
　　我還看過另一個長期帶背銬的。把我調進她的號是1976年1月8日。那天早上氣氛就很異常，隊長們的臉比平時拉得更長繃得更緊。小榮說聽到了遠處傳來哀樂聲，我們正議論這哀樂是為哪個大人物而奏，就聽到隊長在門外開鎖的聲音。以為是我們的議論被隊長聽見了，一個個嚇得不敢出聲。隊長小聲說：“你，收拾東西出來。”一般筒道裏有點聲音所有犯人都會豎起耳朵聽，所以隊長說話的聲音總是很小，而不準叫犯人的名字則是隊長們的“監規”，我們沒有代號，所有人都是第二人稱“你”，如果沒有手指的配合當然就分不清是哪個你。那天隊長說的“你”，手分明指的是我。“收拾東西出來”，這句話在獄中是最暖昧的語言，你別想從隊長的語調和表情判斷那句話的背後是手槍還是玫瑰。我是第二次聽到對我說這句話，最後一次跨出牢門時我聽到的也是同樣的話，一個字都不多也一個字都不少。我緊張而又狼狽地把東西都堆在房門口。隊長鎖了這扇門去開另一扇門，這時候號裏的人肯定根據開門的聲音知道我並沒有離開這個筒道，而我也明白了這次“收拾東西出來”的背後既沒藏著手槍也沒藏著玫瑰。
　　東西搬進去後隊長把我叫到管教辦公室去談話。管教是隊長們的隊長，她的眼睛像是一顆五光十色的寶石，說不出是什麽顏色，而且她總是眯著眼，好像不適應白天的光線，那簡直就是一雙真正的貓眼。這次談話和上一次相比要和顏悅色得多，先是問我想不想家，家裏是否給我送過東西，還說看我年輕給我一次立功贖罪的機會，讓我相信政府，認真對待這次考驗，爭取早日出去與家人團聚。我聽得一頭霧水，並不明白這些話的意思。
　　回到號裏沒多久送來了當天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是周恩來逝世的消息。不一會兒別的牢房就傳出了哭聲，隊長的眼睛個個也是紅的。所以任由犯人們哭。借著這個機會，犯人們新仇舊恨自艾自怨，一時間哭聲連成一片。我剛調進新號裏的一位中年婦女看到報紙開始大罵周恩來，這時我才明白為什麽調我來這個號，因為我的“反動觀點”之一是反對江青利用批林批孔批周公，和她的政治觀點正好相反。顯然這是重要的敵情，門口站著好幾個隊長，她居然一點都不害怕。我弄不明白，這樣一個看起來很弱的女子有什麽理由在監獄裏還敢那樣放肆。中午打飯時，她趁隊長不注意跑到樓道裏喊，終於被拉走，開始了長達好幾個月帶著背銬的生活。
　　當時我並不知道悼念周恩來時全國空前的盛況，以後發生了四五事件，牢房人滿為患，可以設想，如果她不是在監獄裏而是在大街上喊那些話，憤怒的群眾不用石頭把她砸死也得用唾沫把她淹死。很快我就斷定她是個精神病人，她的丈夫是公安部的，言談話語中她常提到謝富治，她受刺激的原因一定與政治有關，與線上的人物有關。斷定她是精神病人另一個理由是，她有常人沒有的忍耐力。她的胳膊沒有殺人犯那麽長，不可能從屁股底下鑽來鑽去，她的運氣也沒有殺人犯那麽好，手銬好著呢，看不出短期內有可能壞。不到一天她的手就腫了，沒幾天腫得像饅頭似的並且又紫又黑，皮膚薄得像是一碰就破，接著胳膊也腫了，鐵銬深深地嵌到肉裏一點活動的餘地都沒有。但是她從來不說疼，也不像殺人犯隻要見到隊長就要求摘銬子。看著她吃飯時把窩頭放在床沿上趴著啃，我開始給她喂飯，看她的頭發亂成一團我開始幫她梳頭，放茅時幫她穿褲子，有熱水的時候還給她做熱敷。有時候我會勸她向隊長認錯請求把銬子摘下來，否則時間長了她的手臂很可能殘廢，她總是像無所謂似地微笑著搖頭，然後像祥林嫂似的自言自語地……
　　我想最終給她摘下了手銬，是因為周恩來的死在隊長們的心裏引起的波瀾終於歸於平靜，把她抓起來的人應該最清楚，她真正應該去的地方不是監獄而是精神病院。
　　她是我在獄中見到的膽子最大的犯人。意誌是對恐懼而言，正常人對恐懼過於敏感，當你的思維能力足以判斷你可能麵對什麽、失去什麽，而那將要麵對的正是你難以麵對的，將要失去的正是你不忍割舍的，於是你有了真實的恐懼，你因此而需要意誌力來克服這恐懼。而精神病患者之所以能夠真正地無所畏懼，正是因為她根本不需要意誌力。一個正常人的意誌力再強，也遠遠不及一個精神病患者的無意識更有力量。

八

　　和精神病患者在同一個號裏的另一個獄友是個六十多歲的老人，是個一生未嫁的天主教徒，她是我在獄中見到的年齡最大的犯人。後來我才知道，她的同案不止一個，我所在的看守所裏就有十好幾個。
　　從她的同案那裏我已經大致知道了她的案情。那是1976年初，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天主教徒們神奇地串聯在一起，頂禮膜拜一個北京郊區房山縣來的二十八歲的女人，據說此人的文化程度是小學三年級，但成百上千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都是她的信眾。她自稱是聖母的徽號，替聖母到中國來發出警告，因為中國人罪孽深重，聖母將在那一年的某月某日施行懲罰，將連續若幹天不出太陽，連續若幹天暴雨如注，全國上下將一片漆黑。總之，他們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而且每個人都無比虔誠，老人曾講述她為了保護聖母的徽號被革命群眾用石塊打，用唾沫吐的經曆。
　　她是以非法傳教的罪名被抓起來的，我從中知道了一個常識：在中國可以信教但不可以傳教，而信與傳的界限在哪裏呢？
　　過了沒多久，監獄裏通過廣播開了一個寬嚴大會，宣布了幾個因為認罪態度好當場釋放和因為拒不認罪而從重判處的典型。會開到一半，筒道裏就傳來大喊大叫的聲音，老人告訴我，叫喊的是一個中學生，會上宣布認罪態度好當場釋放的是她的母親，她罵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母親，她罵母親是叛徒，罵她不得好死。接著傳來開牢門的聲音，她被強行拖了出去。我們都豎起耳朵聽著她回來的動靜，直到熄燈的鈴聲響了她仍然沒有回來。深夜，嘩啦嘩啦的腳鐐聲把我驚醒，我相信，在這樣靜的夜裏，每一個人都被那聲音驚醒了，但是整座牢房靜得沒有一點聲息，除了那刺耳的腳鐐聲，嘩啦嘩啦地由遠而近，在我隔壁對麵的房門口停止，然後是隊長的開門聲，她走進去了。一個女中學生，然而，她拖著腳鐐走進了牢房。肯定還有手銬，背銬。牢門關上了。牢房還是那麽靜，靜得沒有一點聲息。我相信，那天晚上，牢房裏每一個生命都像我一樣，屏住呼吸睜著不眠的眼睛。
　　這是我第一次那麽逼真地感受到腳鐐這種刑具的存在，而且它戴在一個女孩子的腳腕上。你盡可以想象，她以怎樣的激情，激怒了試圖讓她像她母親那樣就範的幹警；你也盡可以想象，她以怎樣的執著守衛著她那也許是幼稚的信念；但是，你很難想象，一個年齡還沒到可以成為公民的小姑娘，怎麽會來到這座監獄，來到這間牢房，並且親耳聽到母親對女兒的背叛——沒有母親的影響，她也許不會走上這條不知是通往天堂還是通往地獄的道路吧？
　　直到離開那座監獄，我始終和老人在同一個號裏。隻要有可能，她就會給我講《舊約》裏的故事，講基督的降臨，講迷途的羔羊，講人應該為上帝獻身，而不應該在世俗中沉淪。她是一個隻有小學文化程度的退休工人，她的全部學問隻是一部《聖經》，但是宗教精神正是我在困境中所需要的，我是她的唯一的聽眾，是她傳教的最佳對象，她對我成為上帝的子民充滿了信心。我們像一對忘年交相互交換了地址，她沒有親人會來給她送東西，我把準備留給她的衣服和日用品專門放在用一條長褲的褲腿縫製的手提包裏，準備走的時候留給她用。但是最終這些東西還是被我帶回了家，當隊長開門指著我說“你，收拾東西出來”的時候，我還是不知道是給我調號還是讓我回家。
　　大概過了兩年多後，我收到了她寫給我的信和寄給我的照片，她先是住在北京西城的一個天主教堂裏。後又到了清河的一家福利院。我常去看她，但是對於她的說教再不像在監獄裏時聽得那樣入神，她說服我受洗，希望我一輩子單身。但這對我已經不可能了，我上了大學，並且正在戀愛，還是當年大學裏競選的活躍人物。世俗的生活使我目不暇接，革命的事業讓我眼花繚亂，在我看來，我的使命感並不比她的使命感來得遜色，她把一生獻給宗教，而我在剛經曆了一次牢獄之災以後又一次投身文學刊物《今天》的編輯。我像當年一樣尊重她的信仰，祈禱她因為信奉上帝而獲得內心的安寧。但是我已經不可能成為她的或者任何人的信徒了。也許這正是我坎坷人生的悲劇所在。
　　有時候我會想如果當年接受了她的教誨，這些年我會不會活得沒有這麽煩惱這麽勞累？
　　然而，當我這樣問的時候我已經又錯了。上帝不會那麽實際，原罪是贖不完的，救贖之路無比漫長，也許一生還不夠，還要加上來世。
　　兩年以前，一個剛剛皈依了天主教的畫家朋友像我的獄友二十多年前一樣，苦苦地勸我皈依天主，我回答他：我還沒有被上帝選中。如今我仍然像一隻迷途的羔羊，在塵世裏沉浮，我還沒有找到可以一勞永逸地擺脫痛苦的力量。更沒有在命運的渾沌中看到與上帝相通的道路。但是我堅信：上帝隻救能夠自救的孩子！如果老人尚在人世，她應該不會無視我的這一感悟，盡管這其中多少有點自戀、自慰和自嘲。

九

　　按照哲學性的表達，人是被上帝拋向這個世界的，雖然此生痛苦無絕期，但沒有人因此而對上帝不滿，相反還慶幸上帝給了自己生命。但卻沒有人會慶幸自己被什麽人投入監獄，雖然那經曆能讓人體驗到多數人不可能體驗到的東西。“拋向”意味著你雖然不能選擇是不是要來到這個世界，也意味著你有權利自由地選擇你在這個世界的生存方式，這種自由被視為形而上意義的人生絕境。“投入”則完全不同，它不僅意味著你沒有權利選擇你去不去要把你投入到的那個地方，當然也意味著你沒有任何權利決定你在那個地方怎樣生活，這種沒有自由被視為形而下意義的人生絕境。所以，世俗的人會產生對死的恐懼，哲學家會產生對不死的恐懼。
　　很多人都經曆過插隊生活、軍隊生活、學生生活等等，每一種生活有每一種生活中的驚心動魄，也有每一種生活中的家常便飯。在監獄裏，提審對我來說是驚心動魄的，雖然沒給我上過刑也沒動過拳腳，但它關乎我的進出甚至死活。但是很快就不再提審我了，盼望提審則成了我在獄中最最基本的常態，就像平時盼望發工資、盼望放假一樣。我不敢說盼望回家，當然更不可能昐望判刑，我隻能盼望提審，從提審中猜度還能再盼望什麽。
　　孤獨，恐懼，死亡，這些極端的感受不隻是在特異的生活中才能體驗，事實上，那是一顆敏感的心靈無法回避的。在夢中，在秋風吹落一片枯葉的瞬間，在愛情的背叛把你擊倒的時刻，在理想的虛妄被你看到的時候——這不是很多人都遭遇過的嗎？就在我寫作這篇文章的日子裏，就在我把回憶的筆觸伸向二十五年前，試圖還原那兩年的生活時，我的感受似乎並不比當年更加飄渺更加膚淺。

　　本文選自《半生為人》，徐曉／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1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