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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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沈從文、丁玲和周揚
姚青苗／文
沈從文
一
沈從文逝世後，我曾在《太原日報》上寫過一篇短文來紀念他，但文疏意淺，許多想說的話都未說透，有許多可懷念之事都未提及。後來想補寫一篇，但一直都沒有寫起，前幾年看了《新文學史料》（1991年1期）中劉祖春的文章，引發了積淤心中的往事，並涉及丁玲，不顧自己的年邁體衰，筆拙才疏，把心中想要吐露的話講出來，就正於讀者和沈先生的親友。
劉祖春的《憂傷的遐想》我讀了好幾遍，這是我讀過記述沈從文的文章中意深情濃最卓著的一篇。祖春先生不僅記述了他與沈從文六十年來的交往，而且還描述了湘西的風土人情，使《邊城》那充滿了詩意的鄉土文學之花，又在讀者心中激蕩起來，作者不僅詳細描寫了沈從文和他的家人及鄉友們，而且誠摯地描寫了他的一生，是沈從文和劉祖春傳記之結合。這篇長文在當前傳記文學和鄉土文學中都處於卓越的地位，從文有知，當含笑於地下矣。
由“沈從文熱”到“沈從文冷”，又由“沈從文冷”轉到“沈從文熱”。半個多世紀以來，沈從文就是在這種曆史浪潮中被折騰著。大而言之，從“五四”運動新文學發展以來，文藝領域內的思想鬥爭從未間斷過，被批判或被鬥爭的人也遠不止沈從文一個；但這與“文革”中的鬥爭是很不相同的。以胡適為首的新月派與《現代評論》之受左翼文藝界的批判，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雖然沈從文隻跨了邊兒，並非核心人物。他既不傾向共產黨也不傾向國民黨，是真正的第三種人，不是楊邨人那樣打著第三種人旗號的那種人。嚴格地講，從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精神來講，第三種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不參加共產黨也不參加國民黨的人多著呢，但人們自覺與不自覺的傾向性總會多少有些吧？人的思想意識總是隨著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與變化而發展吧？社會的發展與時代變化引起的價值觀念的變化很有點關係；另一方麵，在“沈從文冷”時仍有少數人對沈從文熱，在“沈從文熱”時仍有少數人對沈從文冷。新中國成立後多年以來，民間有句俗話：“追悼會上無壞人，批判會上無好人。”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特別是在極“左”思潮處於高峰時期，文藝“打棍子”與“抬轎子”之風流行得很！其結果是形成一種“樹而不立，打而不倒”的局麵，表麵看來，“打棍子”和“抬轎子”是極相反的，但實際上則是出自同一母胎。
中國老一代知識分子差不多都經曆了苦難的曆程，要不是劃時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出現，這頂“臭老九”的桂冠是脫不掉的。沒有曆史與時代的轉變，“沈從文熱”恐怕也是不可能的，頂多隻能限於海外華人而已。國內以朱光潛教授為首的一些美學家，長期以來對沈從文是有好感的，雖然也有些“左太爺”與“僵太翁”對沈從文是敵視的，但現在他們也不敢像過去那樣猖狂了，沈從文再也不會被打入另冊了。
我在上初中時就愛讀沈從文和契訶夫的小說，1930年的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大戰之後，閻錫山下野，在日本車閥的庇護下逃往大連租界，山西暫由商震代理省長，他是李健吾父親李岐山的老友，李岐山己被政敵慘害多年，李健吾趁機會回故鄉運城為其父開吊，健吾當時在運城第二師範、第二女師、第二中學、明日中學等校講演，我那時在明日中學上學，剛讀冰心的弟弟謝冰季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小說《溫柔及其他》，此書前邊有沈從文和謝冰心的序言，當我向健吾詢及此書時，他說他未看過此書，但他對我大談沈從文，好像沈從文的作品他都讀過。
1931年我離開明日中學到太原考入三晉高中文科學習，寓居在南城區小五台下新滿城一位滿族人的院子裏，身邊有沈從文、丁玲、胡也頻等的小說；也有創造社的作品，如鬱達夫的《沉淪》、郭沫若的《落葉》等；也有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鴨綠江上》，張資平的《苔莉》等書。當時太原海子邊的書棚很多，大都是從大江書店、光華書局等處盜印的翻版書，其中有隋洛文（魯迅）譯的《潰滅》、楊騷譯的《鐵流》等，而令我陶醉其中的，則是蘇曼殊的作品，特別是那本言情小說《斷鴻零屋記》。
三晉高中當時是娘子關內的一所老古董學校，校長是張貫三的徒弟張曆生，教員有喬鶴仙、姚風九、柯璜等，此校提倡的是“書不讀秦漢以下”，但張曆生卻大講韓愈的《原道》，他們對胡適等人提倡的白話文也持堅決的反對態度。好在該校沒有學生宿舍，是以收學費為主的野雞學校，學生上課不上課關係不大，隻要能繳學費不誤考試就行了，這為我造成了一個課外讀書的好機會。除了沈從文的小說之外，我也喜愛丁玲的小說集《在黑暗中》，其中的《夢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記》則令我特別喜愛，她後來主編的《北鬥》，也成為我最喜愛的文藝刊物之一。
丁玲思想進步，沈從文思想落後，這是兩人之間的最重要的矛盾。至於性格方麵人際關係及生活作風等方麵，兩人各有其優缺點。而劉祖春和陳明則各持一端：一個代表沈從文，一個代表丁玲，都隻看到各自的長處。讀者所看到的，也並不一定完全準確，但卻比各自親友的先入之見總要多少客觀一點，這是可以理解的。
1931年初，丁玲的丈夫胡也頻之死和龍華寺的屠殺，當時樓適夷在《文藝新聞》就揭露過，魯迅也寫過很沉痛的紀念文章，紀念包括胡也頻在內的五位左翼作家之死，並且引起了國際上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抗議，而劉文則說胡也頻之死隻引起沈從文的悼念，這太缺乏文史常識了，隻這一點，劉祖春就把沈從文拔高了許多。
1933年夏，我在運城時，看到上海報紙上關於丁玲、潘漢年被捕及青年作家應修人跳樓慘死的報道，十分震驚，這是1931年初左聯幾位作家和一批革命青年被害後我的第二次震動。當年秋天，我到了北平，當時有幾位友人和同鄉從察北抗戰前線回到北平，有的和我住在一起，當時日本飛機在東城一帶散發傳單，揭露國民黨所言察北抗戰部隊中有人和日本軍閥勾結的話。正如劉祖春所言，當時北平中國大學和北大各院校，對旁聽的青年是絕不拒絕和幹預的。當時我住在東四附近的李閣胡同內，後來遷移到石附馱街南邊的前老來街天成公寓，這是一位山東大漢所開的公寓，裏邊住著幾位從東北流亡來的青年和學生，那位山東大漢很同情他們，他們的房租欠得很多，衣食也無辦法，可是那位山東大漢卻盡力資助他們。半個多世紀以來，我還牢牢地記著他，他不是什麽名人或烈士，他是個普遍人，有著高尚的情操和革命人道主義的普普通通的中國人，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對他是極不相稱的。
秋風嗖嗖，我常常在什刹海邊徘徊。想著沈從文小說中所描寫的什刹海的景況。當時我常去北大西齋一位同鄉那裏，看到了剛出版不久的《兩地書》，我的那位同鄉是北大中文係的高材生，也是魯迅崇拜者。有一天，忽然發現天津來的一位女大學生在北大西齋吊死了，她的對象也在北大西齋，出事後，那位男生被開除了學籍，當時蘇北革命誌士史燦棠也在北平流浪，他以“低能兒”的筆名在《華北日報》副刊上發表過許多稿子，這給我的印象極深。當時《華北日報》副刊的編輯大概是楊晦，我也記不清了。史燦棠於1935年被何應欽槍決於天橋，這是國民黨反動派為虎作倀，鎮壓抗日誌士的醜行。史燦棠被處決時，我正在太原獄中，那是1935年的夏天，太原極熱，我失眠了許多天，心情極為震動，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幾次想執筆紀念這位非黨革命烈士，小說定名為《怒火之花》或《京華碧血》，但寫了許多次都失敗了，總覺得自己的筆墨配不上這位革命烈士崇高的靈魂和他那視死如歸的形象。在塘沽協定後平沈通車時所發生的那次列車爆炸事件，就是以燦棠為首的愛國民族誌士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懲罰與警告。
二
丁玲被捕和應修人的慘死，對我的震動很大，但我看了沈從文的《記丁玲》之後，卻沒有留下什麽深刻的印象，他如果對國民黨反動派有深刻的仇恨或露骨的揭露，此書能否出版就很成問題。多年之後丁玲對此書提出了很尖銳的意見，這表明她和沈從文的關係更加惡化了，遠非30年代所能相比。那時，盡管他們的意見有分歧，但友誼總還多少有一點，沈從文既陪她探監，又護送她回湖南探母，這些普通的人情和友誼，總不能一筆勾銷吧。至於他們間的思想與世界觀的分歧，那早就存在著的，隻有他們間的關係和情況之日趨惡化，這種分歧才逐漸擴大起來。
丁玲對沈從文的《記丁玲》這本書很反感，這是眾所周知的，而這是在多年之後的事。當時沈從文這本書公開發行之後，是丁玲未看到它？還是雖然看到，但礙於當時的環境，不便表示意見呢？其次，值得我們思考的是沈從文為什麽要寫這本書呢？而且此書是在丁玲被捕之後不久寫的，他為什麽不前不後而在丁玲被捕後不久就出版這本書呢？是不是為了丁玲在文壇上的聲譽而趕出一本暢銷書呢？再就書的內容來看，既看不到有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批評和責斥，也看不到對丁玲有多大的同情，隻是客觀地寫了丁玲前半生在中國文壇上的一些活動罷了。我當時就胡猜亂想著沈從文出版此書的目的，我想沈先生執筆寫此書時，可能想到丁玲將要、或者已經隨著胡也頻的足跡走掉了！我不想，也不願為沈先生臉上抹黑，隻是在當時那種惡劣而複雜的環境中一種猜想罷了。
丁玲被捕後，各種傳說和謠言很多，這甚至影響了魯迅對她的態度，稍微有點中國新文學史常識的人，大概都知道吧。
魯迅對沈從文的惡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對丁玲的有些不諒解或不夠同情之處，恐怕和當時的各種謠言、傳說以及當時複雜的環境有關。
丁玲和馮雪峰、胡風等人的關係較好，和周揚一直是有矛盾的。解放前如此，解放後她對周揚的惡感更加深了。周總理早就知道他們之間的矛盾，但總理沒有偏向任何一方，隻希望雙方能化解這種矛盾，丁玲之被迫害、勞教與流放，在一定程度上是與周揚有關的，周揚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解放初期，丁玲和陳企霞主編《文藝報》時，曾經胡批亂掃一氣，碧野、王亞平等都是受批者，對肖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也是無線上綱，亂批亂打一氣，此種極“左”思潮當時不僅是《文藝報》一家，不僅濫而廣，而且時間也很久。周揚作為中宣部副部長和中國作協的負責人，要對“左”毒的泛濫成災負一定的責任，當然責任不能由他一人完全承擔，但他確實是其中的關鍵人物之一。不僅對丁、陳事件他有責任，對馮雪峰等和那些被迫害下放到北大荒勞改的大批作家和知識分子，他也有一定的責任。
周揚是中國當代文壇中最有特征的人物之一，這個最主要的特色就集中在一個“變”字上，在30年代的上海文壇上，不管怎樣說，他還有自己的理論和見解。抗戰初期他到延安之後，自謙自貶為毛主席的“留聲機”，他的工作隻能起“留聲機”的作用，但他聰敏過人，善於看氣候、觀風水，沒有這點聰明才智，他的“變”術就失去了基礎。粉碎“四人幫”之後，特別是在偉大的轉折點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周揚也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大家都還記得吧。80年代初期在廣州的一次集會上，周揚痛哭失聲，伏桌不起，這是他講到他受“四人幫”迫害時失去了控製的表現。當時我也在會場上，親眼目睹了這種情景，覺得周揚真是富有人性。到良心覺醒，感情充沛時，便激動得失去了控製自己的能力，但我在沉思默想之後，又想到這樣一個問題：即周揚不僅因為他受迫害住過秦城監獄而痛哭失聲，恐怕還有一個更大的原因，即他迫害了別人而引起了自己良心上的痛苦和懺悔。當時會場上的人很多，患肺氣腫的蕭殷還活著，雖然他不停地咳嗽，但也在會場上，此情此景，使我至今難忘，這樣的場景，在中國的新文學史中，將怎樣描述呢？
提起周揚來，我不由得想起他在1956年“大鳴大放”時期由北京來太原時，在山西大學遊覽和講話的情景，那時他在蘇聯參加全蘇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回來不久，在那次大會上代表中國作家講了許多話，並讚揚了肖洛霍夫和他的作品。回國後半年多，又趕上了“大鳴大放”，當時伴送他來山大的，是山西省委的王中青。王中青和史紀言是30年代《山西黨訊》的編輯，所謂“黨訊”，是閻錫山趕走“蔣牌”山西省黨部而改為“閻牌”山西省黨部之後的報紙，其編輯除王、史之外還有楊焦圃，他們當時都是地下黨員，也都是趙樹理的同學。王中青陪周揚來山大後，周揚還聘請了山大曆史係教授郝樹侯為他的臨時顧問，因為郝樹侯很了解山西的曆史和風土人情，周揚當時興高采烈，適應著“大鳴大放”的高潮，他盡量發揮他的聰明才智，可惜當時雖然是中宣部部長和全國作協的負責人，但他並不知道像後來劉少奇所說的，這場“大鳴大放”不過是“引蛇出洞”的策略而已，毛澤東則說，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盡管有千百萬中國知識分子跌入這次“鳴放”的深溝之中。
周揚不僅在山大“大鳴大放”了一整天，幾天後接著又在他所寓居的太原迎澤賓館召開了山西作家座談會。當他走進會議室看到桌上兩邊所擺的茶杯上印有“抗美援朝”字樣時，止不住怒火衝天，指著茶幾說：“太庸俗了！這樣的宣傳太庸俗了！”作為中宣部副部長那樣朗朗的聲音，至今仿佛仍響亮在我耳邊。
座談會也是在“鳴放”高潮中進行的，可惜座談會的記錄沒有在報刊上發表，作為後來的參考和思索的資料，這是四十年前的事。參加座談會的同誌大部分都已作古了，現在能提及此事和記起此事的人已很少了。
誠如劉少奇所言，一年之後，反“右”運動開了，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所遭遇的一次大災難，有許多人下放勞改，或者被流放到北大荒，其中包括丁玲夫婦和陳企霞等，還有聶紺弩、李荒蕪等。如果按照周揚在太原時“大鳴大放”中的表現，這頂“右派分子”的“桂冠”戴在他頭上才是非常合適的，但是善“變”的周揚在反“右”之後，作了個九十九度的大轉彎，而且掌握了中國文藝界的領導權。當然，反“右”運動的最高領導者不是他，但他已由“留聲機”的地位上升到意識形態領域中“刀斧手”的地位了。
周揚那天在山大的談話和發表的意見很多，限於篇幅和我的記憶力，不能全寫出來，隻記得他聽了常風的課和我的課，常先生講的西歐文學，我講的是蘇聯文學，課後他先後與常先生和我討論了一番，和常的討論我沒有參加，和我討論時，他讚同我對蘇聯文學中教條主義和極“左”思想的批評，但他說我談得還不夠，蘇聯文學中的缺點比我所談的還要嚴重得多。他是很讚賞肖洛霍夫的，但在蘇聯作協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法捷耶夫等則是對肖洛霍夫展開了批判的。
蘇共二十大不僅對蘇聯人民和蘇聯的局勢有很大響應，而且對世界也很有影響，對中國文藝界的領導人周揚也有很大的影響。
劃時代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曆史的轉折點，小而言之，也是周揚的曆史和思想的轉折點，具體的例證就是1983年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那篇紀念馬克思逝世百年祭的長文，這和他後來很讚賞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決議中所提的社會主義革命人道主義是一致的，他也很同意對馬克思主義持發展的態度。但他的文章受到胡喬木等人的嚴厲批駁，特別批駁他引用了馬克思的“異化論”。這篇文章沒有受到周揚的反批評，事情就這樣過去了。但眾所周知，周揚的文章不是代表他一個人的意見，其中包含著王若水、王元化等四人的意見。而胡喬木的文章則公開聲言是集中了二十個人的意見。這兩篇論文的論戰，真正體現了改革開放新時代的“雙百”精神和政策，我對周揚這篇文章極為讚賞，雖然這不是無懈可擊的、十分完美的文章，但它在周揚一生全部文稿之中，則是一篇最卓越、最完美、最優秀的探索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傑作。未來的曆史，將會對以周、胡為代表的兩篇驚世之作，作出公正無私的評價的。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開辟的新時代裏，周揚在他的晚年，再不是“留聲機”、“傳揚器”，再不是隨人俯仰，察言觀色，看人眉須的“變色龍”了。周揚撲向了真理，撲向了新的時代。人的覺悟不分遲早，隻要能真心誠意地向真理投誠，就是在生命的最後一天，其精神也是可貴的。
覺悟與不覺悟，是人們一生能否奔向真理的試金石；執迷不悟者，雖生猶癡，是垃圾堆裏又臭又劣的頑石。
我們的總設計師曾說：人無完人，人應當有理想，但理想不等於理想主義。理想主義是烏托邦和唯心主義的產物，是脫離現實的水中月和鏡中花！凡是不現實的事物，是沒有什麽優劣之爭的。周揚領導我們的文藝事業時間很長，其道路曲折複雜，功過皆有，記得前幾年出版社要出他的文集時，他很為難，他是真心實意不願出版這些文稿的，因為其中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肺腑之言。記得在50年代“大躍進”時期，曾有些拍馬者編造了這樣的民歌：“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是文盲，而是智深才廣的周揚不僅沒有反對這樣胡編亂造的民歌，反而隨波逐流，欽佩它和讚賞它，這不是“溜勾子”又是什麽？記得我在魯藝文學係學習時，教師中我和他接觸最多，其次是克夫（沙可夫）。沙可夫是意深言拙，周揚是言意均優，深受同學們的讚揚，後來我在華大文藝研究室當研究員，一直沒有和他失去聯係。1949年秋華大文研室解散時，我本來說好隨蘇金傘去河南作協工作，但周揚認為我還是回山西故鄉為好，並親筆為我寫了信給當時正在中南海開會的山西省委書記賴若愚，我是隨著賴書記一行乘專列回到太原的。當我在北京車站上車時，老賴微笑地和我握手，我覺得此人有些麵熟，但想不起此人是誰？他看著我的臉微笑著說：“怎麽，你不認得我了麽？你還記得林南麽？”他一提到林南，我才想到這是五台來的來秉敬呀，那是1931年秋“九•一八”事變剛發生之後，那時我正在太原三晉高中文科上學，因為學校無宿舍，便租賃了附近五台下的新滿城巷裏一家滿族大娘的院子，我的同鄉，當時太原的地下黨員林南（又名解宜之）介紹了一位剛從北平大學八個學院中的某學院歸來的大學生，他就是五台的來秉敬，他比我大五歲，非常好讀馬列主義的書刊，喜愛拍照，說話時好用舌頭舔嘴唇，果然我在列車上看到他的舊技重演。到太原後，我被分配到省文聯，隔了不到一年，便調到山大中文係工作，以迄於今。
三
沈從文和丁玲都是湖南作家，如果借用現在的“陝軍”和“晉軍”，那就是湘軍作家中的佼佼者了。但兩人不僅思想上有很大的差別，就是文風也不一樣。在沈從文的全部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湘西的鄉土文學，當時文壇上還未流行著現在的所謂“追根”文學，但沈從文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有一個湘西鄉土的“根”。正如他後來的研究古代服裝很受許地山的影響一樣，他的文風與許地山也有某些相似之處。許地山的作品很少用“的”字。“的”字被“底”字所代替，沈從文很少用“底”字，但也很少用“的”字。他讀書不多，愛讀的書有《愛麗絲漫遊奇境記》、《浮生六記》等。我在太原上學時，有時寄居在同鄉友人在太原市上馬街農專的宿舍裏，他叫李公選，還有一位是運城明中的同學張錦露，當時凡是沈從文出版的作品，我都買下了，李公選常常諷刺我對沈從文作品的癡戀，那時社會上並沒有流行著像現在的什麽“沈從文熱”之類的話，我對沈從文作品之癡戀，完全是自發的，沒有受別人的影響。
對丁玲的作品，我讀的沒有像沈從文作品那樣多，但我很欣賞她早期的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的那篇《莎菲女士的日記》，這樣的作品是熱衷鄉土文學的沈從文所寫不出來的。至於丁玲後期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時候》、《杜晚香》等，都十分精采，恐怕也是沈從文所寫不出來的。至於她逃離南京到陝北保安時，毛澤東和她談話時所讚賞的那篇《不算情書》，更為精采；在毛澤東對它稱讚之前，我已深深愛上它和稱讚它了，這些作品，我認為比她在左聯時代所寫的力作《水》要好許多。
令人遺憾的是，在“文革”前夕，當時在中央黨校工作的何家槐，對《莎菲女士的日記》進行了攻擊和誣蔑，他惡毒地打擊丁玲，把《莎菲女士的日記》罵得狗血淋頭，一錢不值。我認識何家槐，他曾想攀高結貴，拍新月派的馬屁，想結識徐誌摩，登上詩壇的寶座。他對丁玲的侮蔑辱罵，還在“文革”尚未爆發前夕。
何家槐辱罵丁玲時，丁玲尚在北大荒勞改未歸，不知她後來知道此事否？前幾年在福建某地召開的關於紀念丁玲的座談，大家都讚揚了《莎菲女士的日記》這篇傑作，記得山西作家馬烽也參加了此次會議。
丁玲在北大荒勞改時，受到了當地人民普遍的同情和幫助，這對於被迫害的當代中國的著名作家實在是精神是最大的安慰。後來她又被送到晉東南長治郊區的農村，農民們照樣給予她很大的同情和幫助，此時她還未平反，但比當年她早期流放時要寬鬆多了，山西作家馬烽、宋謀也看望過她，多年來她所受到的政治迫害與人們對她的同情和幫助，這種正反的對比怎能不激動著作家的心靈呢？20年的光陰在人生旅程中是個不小的數字，它耽誤了這位卓越的女作家多少工作呀！難怪丁玲在她生命的最後老是喊時間不夠，老是叫著要搶時間去寫作，這種政治風雲給丁玲創作事業上所造成的損失，不隻是她個人的損失，也是中國文壇上的一項大損失！
四
沈從文一生不過問政治，隻寫他的小說，特別是他的前半生，他和丁玲所走的道路是很不相同的。沈從文靠著胡適的幫助，才登上了胡適所主持的中國公學的講台。不僅如此，他和張兆和的關係也是依靠胡適的幫助和成全而結合在一起的。張兆和當時是中國公學的校花，年輕美麗，品學皆優，追逐她的人很多，沈從文雖然苦苦地追求她，糾纏她，但是她看不起這個小小的窮講師，當沈從文糾纏著她無法解脫時，她憤怒地向領導胡適去控訴沈從文。但事與願違，胡適不僅沒有譴責和批評沈從文，反而極力誇獎他，說沈從文怎樣好，並勸告她不要拒絕沈從文的追求。後來沈從文對她的追求終於成功了，這個美滿的婚姻經曆了他倆的一生，誰也不曾背叛誰，這在中國新文學史中還是少見的。
沈從文前半生的旅途是較順利的，但後來也邁向了坎坷之途，我早先認識他隻是通訊和投稿的關係，未曾謀麵，1947年到北平後，常去沙灘北大教師宿舍去看望他，有時自己一個人去，有時偕同王紫東一起去。王紫東是在昆明認識他的。王紫東從延安中科院出來後，先後在北平創辦過《新藝苑》、《海內外》等刊物，我為他的刊物寫過許多稿子，紫東當時是和王東黎在一起創辦刊物的。
沈從文當時在北大中文係授課，但並不受學生歡迎，特別是那些思想進步的同學，要不是胡適的關係，他很可能被轟出校門。那時物價暴漲，法幣貶值，沈從文的生活是清苦的，當時有位漫畫家將教授稱為“叫瘦”，沈從文當然也不能例外，也在“叫瘦”行列中，雖然他在中國文壇上還是很有聲譽的。
1947年，當國內戰爭日趨激烈和國民黨逐漸潰敗的時候，有位常在我所主編的刊物和報紙副刊上撰稿的青年作者，名叫張白（又名張士恒），他聰明多才，和許多青年一樣，逃離太原來到北平，在杜任之介紹下在當時剛成立不久的《光明日報》任副刊編輯，杜任之是我的同鄉和老友，當時在華北學院工作，思想很進步。像我一樣，張白也很喜愛沈從文的作品，我介紹他去看沈從文，此後他常常去沈家，成為沈先生年輕的密友之一，沈從文是胸無城府的人，將他的書信，筆記和日記之類的東西一古腦兒交給張白去看，張白有時把它們送給我看，使我認識到沈從文的確是位豁達無私的人，或許有人認為這是他的缺點，對人對事毫無警惕之心，但我認為這正是他的優點之一，他的純樸豁達是給了我最親切的好感的，沈從文絕不是一個壞人，雖然也是有某些缺點的人，如上邊我所說的他出版《記丁玲》的例子。
沈從文除了生活的清苦之外，最大的不幸是受到北大學生的冷遇，而且那些有極“左”思想的學生反對他的情緒日益高漲。劉祖春所說的因郭沫若的批評而引發了北大校園的大字報對沈從文攻擊之事，那是北平解放前夕和剛解放時的事。眾所周知，沈從文一生是遠離政治和有意遠避政治風塵的人，但北平剛解放時的那種風塵使他很困苦，他想平安，他想回避的願望是達不到了，他想遠避人家，人家卻不遠避他，據我所知，北平解放初期，的確有些有極“左”思想的青年恐嚇過他，這是除了北大校園內大字報之外，在解放初期引起他自殺未遂的主要原因，因為他對黨是不了解的，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也是不了解的。
我還可以舉另外一些例子，解放初期，我在北京一家報紙上看到一位青年所寫的文學評論，他說孫犁的《白洋澱紀事》寫得怎樣好，藝術怎樣高，而沈從文的鄉土文學怎樣拙劣，《邊城》怎樣不好等等，把沈從文批得一錢不值，我實在氣憤不平，想寫一篇文章來駁斥他，作為一個讀者來為沈從文申辯，但我礙於當時的環境，此文未寫，但此事卻積淤於我心中。這位青年作家如果說孫犁思想怎樣進步，沈從文思想怎樣落後，那我是沒有意見的；他讚揚《白洋澱紀事》我也沒有意見，但他揚此抑彼，不是從思想上，而是從藝術創作的角度來評價，那我是萬萬不能同意的。沈從文是個拙劣的藝術家嗎？你這樣貶低沈從文，想一棍子打死他，你能行嗎？我不僅要為沈從文鳴不平，而且要為廣大讀者鳴不平，你的思想不是進步的革命思想，而是一種違反真理的正義，極為淺薄、極為片麵的極“左”思想。
五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我途經天津去解放區，先到泊頭鎮，後來到達正定，在華大三部文藝研究室當研究員，最初是和荒蕪、碧野、司空穀及蘇金傘夫婦等住在華大四部（研究部）範文瀾副校長所住的那個大院裏，後來又搬到校部所在的天主堂內，當時文藝研究室的領導艾青和張光年都到平津前線去了，文藝研究室暫由何洛負責，這時我不斷給張白去信，叫他多多關心和照顧沈先生，沈的困難處境我也知道，並且聽到一些傳聞，我叫張白對沈先生多加開導，叫他不要聽信傳言。也不要害怕某些青年人和大學生對他的恐嚇。
1949年春，我和華大文藝研究室諸同誌同乘汽車回到解放不久的北京，和華大三部（戲劇藝術係）同住在國會街北京大學分院，當時應友人李樺同誌之邀在他於《進步日報》所編的副刊上發表了雜文《無題草》。在這篇文章中，我認為深入生活要講實際，不能認為到工廠或農村溜了溜轉了一轉就算是深入生活，生活是到處都有的，所謂一滴水見太陽，這正如胡風所說過的，我和他的意見不謀而合；也如胡風所說過的“下水的人不一定都是遊泳家”，但我沒有引用胡風的名字，卻引用了杜斯退益夫斯基不少的話。此文刊出後，首先受到《解放日報》主編李亞群的批判，接著江楓等同誌也對拙文展開了批判。李亞群同誌給我戴了一頂高帽，說我是中國文壇上第二個蕭軍。此事引起了華大文藝研究室對我展開了一次大批判。隨著曆史的發展，後來的批判會、鬥爭會就多了，各地都是如此。但當時則是我有生以來所受的第一次大批判，所幸會議的主持者是華大文藝研究室主任張光年同誌，他認為這個批判會應當作思想上的批判，不應當作政治批判來對待。主持正義，主持公道的張光年同誌挽救了我，否則，我會成為後來的第二個肖也牧，因為我很軟弱，沒有蕭軍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氣魄。但特別令我遺憾的是關露同誌的發言，她比誰都“左”，上綱上線，把我簡直當成了反革命來批判。所幸她不是會議主持者，否則，我的處境就不堪設想了，在中國當代史中，這樣的例子還少麽！但我並未因此對關露同誌後來的遭遇幸災樂禍，而是對她充滿著同情和懷念。
我的處境雖然很艱難坎坷，自顧不暇。但我仍關心從文先生，有空時常去看望他，並囑張白多多照顧他。每次我見到他時，他總是向我打聽丁玲的情況，顯然他對於這位老友懷著很大的希望，希望她能挽救他，至少拉他一把。但事實與他所希望的完全相反。有次我去沙可夫家裏，柯仲平，丁玲都在場，大家在那裏閑談，丁玲向我詢問華大文藝研究室的情況，隨後她發表意見說，文藝研究室有一個就行了，不必再有重疊的機構，因為她當時也主持了個文藝研究室。接著她滿不在乎地向我詢問沈從文的情況，她說：“那個沈從文現在的情況怎樣？”我的心裏冷不防被她拋上了一塊磚頭！我無言以對。我本來是想向她談談沈從文的情況，因為他與丁玲是老朋友了，但萬料不到丁玲的“那個沈從文”像一聲冰冷的鐵錘打在我心上，把我所想要說的話都打回去了。
我回去把此事對張白談了談，並叮囑他千萬不要把此事對沈從文談起，我心上像壓著一塊石頭一樣，所以每當沈從文向我問起丁玲的近況時，我便敷衍過去，或用別的話來打岔。
試問，沈從文對他的朋友或熟人說過“那個丁玲”麽？“那個”是什麽意思？這用不著語言學家來分析和研究了，再愚蠢的無知者和普通人，也許聽出這種口氣的意味了。如果有人說“那個丁玲被送往北大荒去勞改了！”“那個丁玲被關到秦城監獄去了！”這是懷著對被害者的同情呢？還是說風涼話呢？“那個沈從文”不是一句風涼話，而是充滿了對沈從文鄙視的情緒的，一點同情的意味都嗅不到。
六
沈從文在經過了自裁未遂而獲救之後，在經過了對老朋友的企望與失望之後，卻得到了時代和黨的拯救，獲得了第二次生命，這就是他有幸參加了“革大”學習班，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所受到的革命洗禮！
北平解放以後，華大由正定遷移到北京來，改名為“中國人民革命大學”簡稱“革大”，一批很有地位的高級知識分子，其中有許多教授和學者，被選送到“革大”學習班來學習，了解黨的方針、政策。沈從文也有幸來到“革大”學習班學習，這使他初步了解黨的政策，了解黨的英明和偉大。他不再輕生，也不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老友身上了。當時我們山西的一位著名學者、山西大學曆史係的許預甲教授也在“革大”學習班學習，並和沈從文是同班同學。從“革大”畢業（期滿）歸來之後，許預甲非常稱讚沈從文的為人。許隻搞曆史，不搞文學，他未看過沈從文的作品，因此他不是從作家的角度來評價沈從文的，他過去也不認識沈從文，不了解沈的曆史，他隻是以同學關係與沈從文交往才了解沈從文的，因此他的認識是沒有什麽偏見的，比之《新文學史料》中劉祖春或陳明等，是較為客觀的。
我認為巴金是現代中國的盧梭。數年前我在山西的“雙代會”（即省文聯和省作協先後同期召開的代表大會）上講過：“我信仰的是馬克思主義，但最熱愛的是盧梭的品質和革命人道主義。”在當代中國作家中，我把我所敬仰的巴金當作唯一的偶象，魯迅是偉大的革命戰士，巴老是偉大的革命人道主義者。如果沈從文的品質和做人方麵有問題，巴老早就和他分道揚鑣了，絕不會把他看作自己一生的摯友。
如上所言，沈從文有優點，也有缺點；丁玲有缺點，也有優點，她對中國人民是忠心耿耿的。她的革命絕不是假的，她是中國左翼作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但她疑心過多，這也許是多年來她從坎坷多難的生活中得到的感受，從北大荒地區的人民那樣關心她、愛護她，晉東南長治地區的人民那樣關心她，證明她與人民是心連心的，人民對她的熱心和同情，就是對她最大的幫助和鼓勵。我想起1949年秋全國第一次文代大會後，我參加了以黃藥眠為團長的中國作家赴東北參觀團，離京時丁玲來車站歡送大家，特別是歡送參觀團中的方令孺老大姐。丁玲再三叮囑我在這次旅行中多多關心和照顧方老大姐。她對方令孺的誠懇熱情令我十分感動，也使我對她的不滿和成見拋到了九霄雲外，我一路上聽令孺大姐對丁玲的讚譽，當她談到丁玲的不幸遭遇時，禁不住流下了熱淚。
七
從1947年到1948年，我在北平的這兩年，是我一生中創作最多的時期，也是我最繁忙的時期。最初劉布穀讓我主持由他創立的“雪風出版社”，並主編《雪風半月刊》。接著，葉以群又請我在北平搞由他創立的“文聯社”北平分社，這個“文聯社”和我們現在的“文聯”組織有所不同，它是代表全國老作家們向各報刊發稿的組織，同時我又參加了全國作協北平分會，分會負責人是馬彥祥，我在分會中分管北平各院校的工作，經常組織分會諸同誌到北大、北師大、燕大、清華各院校去作學術報告，參加魯迅逝世紀念會，端午節詩歌朗誦會等活動，並參加作協分會本身的活動，馬彥祥的父親兄弟三人都是中國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分別擔任北大、燕大的教授，也是魯迅在北京時的摯友，他家在北平東城雅室胡同一座大院，院內罩著天棚一樣的葡萄架，作協分會常常在馬家集會，記得《新觀察》主編儲安平那次就是在馬家與分會諸人開的座談會，俞平伯也參加了，大家飽嚐了一頓馬家蒸的包子。除馬宅外，分會諸人聚會最多的地方是中山公園太廟（即現在的勞動人民文化宮）的古柏下，大家一邊品茶，一邊談天，俞老每次都要參加，彥祥更不用說了，此外還有荒蕪、王冶秋、沈一帆等，徐盈、子岡夫婦也常來參加座談。我們常常到燈市口《大公報》駐北平辦事處徐盈那裏談天，打聽消息。稍後，北平各院校學生們發起了“反饑餓運動”示威遊行，北師大學生搞得更為熱烈，他們還組織了個“泥土社”，請胡風作過幾次報告。“反胡風運動”的狂風刮起時，沒有人提及此事，使“泥土社”那幾位畢業的學生幸免於難。
太廟古柏下圍著茶桌的座談會，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我常常懷念這段曆史，俞老的笑容如在眼前，荒蕪也很敬愛俞老，他後來常到俞老家裏為俞老劈柴。
在北平那段時期，和我來往密切的是青年詩人海濤，唐山大地震時，他和愛人都罹難了。他從昆明來到北平後非常活躍，除了教書之外，還編刊物，寫詩，搞創作，我和詩人沙鷗就是在他家見麵的。沙鷗過去為我所編的刊物寄過許多詩稿，我認為他的詩不在艾青之下。他是繼沙汀，艾蕪之後四川另一位傑出的作家和詩人。前些時我在《文藝報》上看到他病逝於北京的消息十分悲痛。趁此機會我對他致以最深切的悼念！
北平解放前夕，我在北平一個刊物上發表了小說《兩兄弟》，得到沈從文的讚賞，這個《兩兄弟》與我數年前在《黃河》上發表的那篇《兩兄弟》雖然同題，但思想內容卻不同，人物也不一樣。《黃河》上那篇還有報告文學的性質，而當年在北平發表的那篇卻完全是虛構的小說，而且充滿著安那其的思想和情緒，想不到它竟得到沈從文的讚賞，他幾次來信稱讚它，這不僅沒有增加我的歡樂，反而使我更為悲傷，其原因是我當時的思想正陷入牛角尖裏，正如前幾年我在“雙代會”上發言所講的：“我信仰的是馬克思主義，但我所熱愛的是盧梭的革命人道主義。”那時我徘徊於人生的歧路中，人類的自由平等是我所向往的目標。但當時那個複雜而矛盾的世界離我理想中的目標遠得很呢！我的理想和希望豈不是水中月、霧中花嘛！因此沈先生的嘉獎更令我增添了苦惱，我與他的交往及我對他作品的愛好，主要在藝術方麵，涉及意識形態和思想領域內的問題，我們是掛不上勾的，隻不過在做人方麵，我對他還是很傾慕的。
八
張白是我和沈從文之間的橋梁。
我認識張白是在抗戰時期，他在我主編的報刊上發表過許多文章。北平解放後，他與沈從文夫人張兆和同在《人民文學》編輯部當編輯。當時他們的編輯部設在王府井北街中國作協大樓的樓上。我有機會便去看望他們。張白才華橫溢。他給毛星當過助理研究員，當時毛星正同何其芳一起工作。毛星是四川人，是我在魯藝文學係的同班同學，我們共同住在一個窯洞裏的土炕上，還有牧虹、李又華、葛洛、蔡其矯等。張白除寫作之外，還自學俄文，餘振（李毓珍）主編的《馬雅可夫斯基詩集》中就有他的譯作。60年代，他被下放到山西，回到太原後，我想介紹他到山大中文係外國文學教研組工作，但趙宗複也計劃為他安排工作，不久，張白不幸在一次車禍中遇難了。
趙宗複是太原工大的領導，“文革”開始不久，他在造反派的迫害和淩辱之下，跳樓自殺了。他是山西文革中早期的殉難者，太原解放前，他一直被閻錫山的特警隊追捕，按照閻錫山同誌會那幫領導者的意見，趙宗複是活不了的，但閻錫山卻有極濃的封建思想，他覺得如果殺了趙宗複，對不起趙宗複的父親自己的老友趙戴文，因此他幾次對趙宗複說：當我走的時候，要帶著你去見你父親。
俱往矣！逝者如斯夫……
回憶往事，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但願這些老友們能夠安息吧！
革命性越強人性越少，革命性越弱人性越多，
哎，該死的共產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