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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 | 藝術有什麽用?

(2019-09-19 15:00:39) 下一個
學者簡介

龍應台,1952年2月13日生於中國台灣高雄大寮鄉眷村,現代作家、曾擔任“台灣文化部部長”。1974年畢業於台灣國立成功大學外文係後,赴美國求學,後獲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1988年遷居德國,在法蘭克福大學任教授。1994年,出版《人在歐洲》。

藝術有什麽用?

文 | 龍應台

摘要

文化藝術使孤立的個人,打開深鎖自己的門,走出去,找到同類。他發現,他的經驗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體的經驗,他的痛苦和喜悅,是一種可以與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悅。孤立的個人因而產生歸屬感。

Maurice Langaskens  Dorp in de sneeuw met orgelman 

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可能找得出一百個方式來回答 “文化為什麽重要” 這個問題,但是我可以從一場戲說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地帶了八十五歲的父親去聽,老人想必喜歡。從小聽他唱:

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

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

我好比淺水龍,困在了沙灘

遙遠的十世紀,宋朝漢人和遼國胡人在荒涼的戰場上連年交戰。楊四郎家人一一壯烈陣亡,自己被敵人俘虜。娶了敵人的公主,在異域苟活十五年。公主聰慧而善良,但四郎對母親的思念無法遏止。

悲劇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潛回宋營,探望老母的片刻。身處在“漢賊不兩立”的政治鬥爭之間,在愛情和親情無法兩全之間,在個人處境和國家利益嚴重衝突之間,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對母親失聲痛哭:“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

我突然覺得身邊的父親有點異樣,側頭看他,發現他已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父親十六歲那年,在湖南衡山鄉下,挑了兩個空竹簍到市場去,準備幫母親買菜。路上碰見國民黨政府招兵,這個十六歲的少年放下竹簍就跟著去了。此後在戰爭的炮火聲中輾轉流離,在兩岸的鬥爭對峙中倉皇度日,七十年歲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見到那來不及道別的母親。

他的眼淚一直流,一直流。我隻好緊握著他的手,不斷地遞紙巾。然後我發現,流淚的不止他。斜出去前一兩排,一位白發老人也在拭淚,隔座陪伴的中年兒子遞過紙巾後,將一隻手環抱著老人瘦弱的肩膀。

謝幕以後,人們紛紛站起來。我才發現,四周多的是中年兒女陪伴而來的老人家,有的拄著拐杖,有的坐著輪椅,他們不說話,因為眼裏還有淚光。

中年的兒女們彼此不識,但是在眼光接觸的時候,沉默中仿佛已經交換了一組密碼。是曲終人散的時候,人們正要各奔東西,但是在那個當下,在那一個空間,這些互不相識的人變成了一個關係緊密、溫情脈脈的群體。

在那以後,我陪父親去聽過好幾次《四郎探母》,每一次都會遇見父老們和他們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場靈魂的洗滌、感情的療傷、社區的禮拜。

從《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頂似地發覺,是的,我懂了為什麽《俄底浦斯》能在星空下演兩千年仍讓人震撼,為什麽《李爾王》在四百年後仍讓人感動。

文化,或者說,藝術,做了什麽呢?

它使孤獨的個人,為自己說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義。少小離家老大失鄉的老兵們,從四郎的命運裏認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處境,認出了處境中的殘酷和荒謬,而且,四郎的語言——“千拜萬拜,贖不過兒的罪來”——為他拔出了深深紮進肉裏的自責和痛苦。藝術像一塊蘸了藥水的紗布,輕輕擦拭他靈魂深處從未愈合的傷口。

文化藝術使孤立的個人,打開深鎖自己的門,走出去,找到同類。他發現,他的經驗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體的經驗,他的痛苦和喜悅,是一種可以與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悅。孤立的個人因而產生歸屬感。

它使零散的、疏離的各個小撮團體找到連結,轉型成精神相通、憂戚與共的社群。“四郎”把本來封鎖孤立的經驗變成共同的經驗,塑成公共的記憶,從而增進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會的文化認同。白發蒼蒼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兒女,或者對這段曆史原本漠然的外人,在經驗過“四郎”之後,已經變成一個擁有共同情感而彼此體諒的社會。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隨地亂滾,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又強韌的細絲,將珠子穿起來成為社會。而公民社會,因為不依賴皇權或神權來堅固它的底座,文化便成為它最重要的黏合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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