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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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蓮（1953.6.26～2019.6.19 ）
1996年2月，我從紐約回來，上海已經變得麵目全非了。小時候跟媽媽和爸爸走過的淮海路成了金燦燦的街道。夜晚那些燈箱廣告，可以和耀眼的紐約街頭作比較。密集的法國梧桐樹消失了，出租車經過那光禿禿的街麵時，開開停停，我們被堵在擁擠的人流和車流之中。喇叭聲不斷，我感到莫名其妙的心慌，在這燦爛的燈光下我害怕，怕什麽？我並不清楚，到處彌漫著陌生的氣息，我迷失在自己的城市裏。縮進破夾克裏，抬起我穿著美國大兵皮鞋的腳，慢慢在尋找樓梯的台階。我的大頭皮鞋沒有給我任何自信，一次又一次讓我在那裏絆倒，我緊緊地拉住滿是灰塵的自行車輪子，它依然像我七年前，離開家的時候那樣，用鏈條鎖鎖著，綁在樓梯的半腰間。我深深地呼吸著，努力在走進家門之前把情緒穩定下來。小樓道，依然彌漫著濃濃的油膩氣味，那油膩甚至就滲透在空氣中，我可以從呼吸裏體會到。
我輕輕地敲著家裏的小門。老阿姨穿著洗得發黃的棉毛褲從被窩裏爬起來給我開門。像以往一樣，她說：“是小妹妹回來了。”她看著我沒有一點驚訝，而我卻驚訝地打量著她。在看慣了高大的美國人以後，我從來不知道她是這麽瘦小，從來不知道她的臉色這麽暗淡。她哆哆嗦嗦在我的身後鎖上門，嘴裏發出“嘶嘶”的聲音。
“阿姨，趕快回去睡呀，不要凍著了。屋子怎麽那麽冷。”
家，一到夜晚就安靜得很，母親睡得很早，和我走之前一個樣子，甚至連雞毛撣子都還掛在大櫥的側麵。唯一的變化是桌上，箱子上，甚至舊冰箱上都蓋滿了舊報紙和老化的白色塑料紙。家，看上去像一個廢品回收站。阿姨說：“上海的灰實在太大，沒有工夫天天去擦，就用這些報紙來擋擋灰。”我該說什麽，總以為這個家是很溫馨的，總以為闊別七年之後，重逢會別有一番激動人心的瞬間。我在肯尼迪機場起飛的時候，都為自己的想象感動了。淚水在眼角轉動，我甚至希望自己手上有一把家門的鑰匙，輕輕地將它打開，讓她們大吃一驚。
是的，我站在這裏，站在屋子的小窗口下麵，窗外的霓虹燈在不斷地閃爍，我看見屋裏的舊報紙，破塑料布也在變幻著顏色，像萬花筒似的。家，在燈光下變得更加破敗了。老阿姨穿上了棉襖，領我走到母親睡覺的地方。她還是睡在陽台上搭出來的小房間裏。白天的時候，那裏可以更多地曬到太陽。老阿姨推了推母親，她從棉被裏伸出一隻完全變形的手，那手像被人纏過的小腳，手指交織在一起，已經不能伸張和彎曲，骨架全部萎縮了。母親用那樣的一隻手向阿姨搖了搖。
“是小妹妹回來了。”老阿姨大聲地叫著。
母親還是搖了搖手，“我不要水，不要了。”
我把手伸過去，握住了母親的手。那手指像一根僵硬的鐵鉤子，掛在我的手上。她還在說：“我不要，我說了不要水嗎。你們不要來煩我了。我的日子不好過，我疼啊，我的類風濕不會好了。我求求你們……”
“媽媽，是我……回來看你了。”
“走吧，不要來煩我了。這個生活沒有什麽意義。我沒有幾天能活了，讓我太平一下啊。”
原來我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成功的形象。讓她看看外婆故事裏的“窮秀才，寒窗十年，終於拿到了博士學位，她很快會嫁給一個有錢人的……”我把博士文憑放在隨身背的背包裏，準備一進門就亮給她看……可是，她病得這麽重，她沒有給我這個表演的機會。
就是這樣，我還是要說，跟過去比，我們家現在有了很大的改善。1980年6月28日為父親召開了平反追悼會。媽媽說到這件事情的時候，總是說：“那完全是因為陳國棟書記啊，沒有他，這個追悼會哪裏會開得這麽成功。”
“成功”，什麽算是“成功”？用這樣的措詞來形容爸爸的事情準確嗎？我害怕麵對這樣些詞組，它與我的生活經驗相去太遠了。但是，媽媽把這一切都看得很重，雖然爸爸已經不會再知道這些事情了。活著的人所做的一切依然在為死人著想。當時，“胡風問題”已經明朗化，陳沂部長主持的上海宣傳部在中央的批準下，同意給爸爸平反。但是，爸爸最後不是在上海去世的，也不是在上海宣傳部任職，所以追悼會不適宜在上海進行。媽媽堅決不答應，她說：“鄭州有誰認識你父親，在那裏開追悼會有什麽影響？你父親就是在上海被他們整的，憑什麽把我們這群孤兒寡女塞到那樣一個荒涼的地方去。不行，一定要在上海給你父親平反。”
她跑去找陳國棟書記。她重新開始為父親的平反問題奔跑。在整理她的書稿時，我看見厚厚的一本筆記，封麵上寫著“平反難”。我已經完全喪失像母親那般的堅強，在這本稿子麵前，我猶豫了很久，竟然沒有勇氣把它打開。我掉過頭去，是獨自一人的時候，我也害怕自己的眼淚就那樣無力地滾落下來。
我知道在40年代新四軍時，爸爸就和陳國棟書記結識了，後來他們成了好朋友。再後來，陳書記自己也經曆了極“左”路線的迫害，他對爸爸是理解的。媽媽說，是陳書記給我們家，給你父親最後的支持。他在市委的常委會上就說：“讓朱微明，孤兒寡女的跑到鄭州去，確實不合適。彭柏山的問題是在上海出的，我們就應該在上海給人家解決。人家受苦受冤快整整30年了。”
1980年6月28日，由陳國棟書記主持的爸爸平反追悼會，在上海龍華火葬場隆重舉行。爸爸的朋友，有幸在“文革”中活下來的朋友，王一平伯伯，元化叔叔，陳其五叔叔還有那些上海的胡風分子，都來了。但是，胡風伯伯沒有來，當時他還在四川偏遠的村子裏“保外就醫”，他還在判刑之中，他的問題還沒有得到中央最後的認可。
媽媽收到了胡風伯伯的來信，他說，他在遙遠的四川鄉下也聽說了爸爸的事情，因為是住在鄉下，趕了很遠的路，才能給媽媽發出這一封信，他希望能到上海參加爸爸的平反追悼會。信，寫得很短，信封是那種畫著很粗糙的圖案的那種農民用的。但是，在這些破破爛爛的東西後麵，凝固著多麽沉重的感情啊。可是，媽媽卻被這一張薄薄的信紙嚇壞了。她完全是一隻關在玻璃籠子裏的蒼蠅，可以看見外麵的人在行動，但是她隻能作微弱的掙紮，喘息。她已經被所有的“教導”把腦子洗得很幹淨了。她永遠會聽見那些低沉、繁複而沉悶的聲音，讓她作為一個黨員，保持原則。她不敢向胡風伯伯發出邀請，她又感到一份歉疚。她，把胡風伯伯的信交到了上海宣傳部，由組織作決定。
組織上，上海宣傳部不同意胡風到上海參加父親的追悼會，因為胡風的問題還沒有最後定案，上海必須和中央保持一致的步調。
不知道梅誌阿姨是否知道這個事情。如果，她今天看見我寫下媽媽這一段經曆的時候，一定會給予諒解的。在那樣的年代，人已經被訓練成習慣挨打的畜生的時候，誰都不知道怎麽做出選擇。但是，後來，後來當媽媽病重在床，在最後的日子裏，她還會想起這些往事。她非常痛心地跟我說：“我真不該把胡風的信交上去。我是被整怕了。”
將近20年過去了，我在梅誌阿姨寫的《胡風傳》上，看見這樣一段描述：
上海方麵為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的柏山開追悼會，梅誌特地請在上海的朋友們代胡風送一個花圈，以表哀思（後來知道，當時還不允許把他送的花圈放在靈堂裏。不過，這消息可沒敢告訴他）。
在1979年底的時候，聶紺弩伯伯從監獄裏釋放出來了。他在病床上聽說了爸爸的事情，為此寫了一首詩。
挽柏山
山外青山樓外樓，人生禁得幾拳頭！
《崖邊》寫了蘇區事，莫非反蘇錯報仇。
馮堂易老老彭難，何不當初美孔顏。
八百歲時一回馬，再活八百也等閑。
1980年的夏天，賴少其叔叔親自用毛筆提寫了挽詩，將它懸掛在靈堂裏。
悼彭柏山同誌
江淮河海曾飲馬，揚鞭抽劍斬惡來。
忠良為國遭橫禍，清酒一杯祭靈台。
文壇宿將留遺作，繁華織錦辛勤栽。
我向浩天三祝酒，春風吹到百花開。
讀著這些詩的時候，說他們還是年輕的豪傑，也許一點都不過份。在字裏行間依然洋溢著英武之氣。浪漫的老一代，是從血液裏麵決定了他們的氣質，和我們這些已經沒有什麽情調，沒有青春感的下一代人相比，我似乎是在自己身上，聞到那種難以描述的死寂的泥土和拜金主義混雜的氣息。過去一些時間，過去那些往事，又過去一些年華，接著我們經不起新的誘惑，然後被滯留在歲月的後麵。
多少年以後，皮定均伯伯的夫人張烽阿姨在給我們孩子的來信中，還會提到：讀著你媽媽寫的文章，眼前再次浮現出她淒苦的形象，我又一次情不止禁地老淚湧流，我的大孫子皮虎和外孫在旁邊驚奇地看著我，卻不敢問為什麽。你媽媽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是她經過不懈的努力，才為你爸爸爭得了公正的待遇。不是像這樣的妻子，光靠你們幾個兒女是不行的……在你們家長期遭遇不幸中，我們很歉疚地無能為力，由於距離較遠，經濟上也沒有及時給予接濟，這也是我流淚的內心原因。
我什麽話都說不出來，在回信中也隻當沒有看見最後一段。實在是對皮伯伯和張烽阿姨的感激，落在紙麵上都是難以表達的。但是，一切確實像她所說的，沒有媽媽的努力，我們幾個子女又怎麽可能為爸爸找回一個公正的結局？
1980年以後，中國的政治氣候在改變，一點一點讓我們接近普通人的生活狀態時，爸爸從湘鄂西逃回上海的那一段曆史，終於也給予了一份諒解。經組織部批準，同意在爸爸的骨灰盒上加蓋黨旗。當時我在外地拍戲，沒有趕回上海。
1983年10月31日，由當時在任的上海宣傳部長王元化、爸爸的好朋友，為父親舉行了加蓋黨旗的儀式。故事並不美好，但是有了一個還算說得出口的結局。更何況是元化叔叔為父親的骨灰盒加蓋了黨旗，就有了一點戲劇性的色彩。
豪情都做斷腸夢，歲月漸摧鬢發斑，
心事茫茫誰堪訴，問君更得幾時還。
母親的坐牢問題在“文革”結束的時候，也跟著定案了——維持原來結論，沒有出賣同誌，沒有破壞組織，在敵人的監獄裏表現堅強。恢複黨籍，沒有預備期。當這一份快樂到來的時候，真是精疲力竭。她辦理了離休手續。媽媽微笑著，那笑容陷在她長滿凍瘡的臉上，顯得很虛假。但她是真心實意地在笑，動作遲鈍地在那裏轉悠著，在上影廠三號門的門房間裏，把自己的小零碎收拾於淨，轉身向周圍的老師傅和工人告別。日子過得真快，她在這裏也呆了有兩個多年頭了，看門，看著上影廠的各種人物進進出出。她說了一句俄文：再見。開始大家還不明白那是什麽意思，明白以後，學著她的腔調，重複著，師傅缺了門牙的嘴怎麽說，怎麽漏風，發不出“斯”的聲音，最後大夥兒都在那裏哈哈大笑起來。
當時的宣傳部長陳沂，安排媽媽在退休以後，負責主辦上海的《文學報》，因為媽媽是老記者，有辦報經驗。
媽媽說：“我過去沒有做官，也不管這個官有多少大小，現在就更不想做官了。讓我解甲歸田吧。”但是，陳沂部長又請人上門來說服媽媽。媽媽跑去看陳國棟書記，她說：“陳書記啊，讓我保持個晚節，做個平民百姓吧。”
陳書記答應了媽媽的請求。
媽媽說，她全都打算好了，回家以後就和上海譯文出版社聯係，從現在開始，她可以正大光明地在那裏翻譯小說了。她把自己的書桌收拾好，再不用為父親的問題奔波了。她在自己的1992年9月28日77歲的生日，為自己寫道：
寫照
我的人生是坎坷的，
風刀霜劍，蛇蠍擋路。
我的生活是：
焦首朝朝還暮暮，
煎心日日從年年。
但我：臨危不懼，臨辱不驚。
像燒盡的木炭，
耗盡熱能是我的義務。
生命對於她始終像是一個不樣的預言，當她開始充滿希望的時候，一定是最壞的事情即將發生。當她還來不及翻譯什麽東西，當她還沒有耗盡她的熱能的時候，她的類風濕關節炎急性發作，從這以後就再也沒有好過。她病得越來越嚴重，以至於拿一塊手絹的能力都喪失了。她全身的關節變形，叫喊著、疼痛難忍，她癱瘓了。
有一次她跟我說：“我備了很多安眠藥，有一天，實在忍受不了這個疼痛的時候，我就把它吃了。我跟你說了，你會理解我的。不要阻攔我，活著對我已沒有什麽意義，我是在這裏等死。”她看著我，我卻不知道該怎麽回答她。我粗暴地叫了起來：“不許你胡思亂想。”看著母親，緊鎖的眉頭把五官扭歪了，她讓我頭暈目眩。怎麽會不知道她依然在服役呢？可是，我們還能怎麽辦？都要走到那條路上去的，但是就不能說出口。在我們前麵，已經有許多人走去，我跟在後麵看著，覺得自己像一條影子，歪歪扭扭，馱著背，看得昏昏沉沉。
1996年5月31日，天，突然暴熱起來。早晨的時候還好好的，可是到了中午陽光灼灼逼人，一直照在我們家搭出來的小陽台上。我帶著美國來的朋友瑪格麗特走進那裏，瑪格麗特好遠就展開雙臂，做出跟母親擁抱的姿勢。媽媽躺在床上，一邊笑著一邊吃力地說道：“我土得很，不會你們這種美國式的東西。”我翻譯給瑪格麗特聽，她哈哈大笑：“那告訴我，什麽是中國式的？”我們都笑了。大家坐在一起照相，老保姆悄悄地問我：“我能和她單獨照一張嗎？好給我鄉下的女兒寄去看看。”瑪格麗特還沒有回答，母親已經在那裏說了：“沒有問題。照吧。”當我翻譯了她們倆的對話以後，瑪格麗特笑得更高興了，她學著母親的口氣和中文，大聲地說道：“照吧。”
可是，就在黃昏的時候，就在我和瑪格麗特逛老城隍廟的時候，她堅持要給媽媽買個禮物，我說那得問問她喜歡什麽啊。我試著打電話回去，隻聽見小梅大叫著：“媽媽不行了，你快回來。不行了！”追到醫院裏，媽媽抽搐著，高燒已經到40度3了。醫生發出了病危通知——病毒性急性肺炎。我留在病房裏，把冰袋壓在她身上，她打著哆嗦，嘴唇幹裂了，小便已經失禁，一陣一陣的尿臭從她下身冒出來。老阿姨試著給她擦身，剛換了褲子，又尿濕了。我打電話到南京叫小鈞快回來。我害怕得厲害，天天在那裏說什麽死啊，生的。可是這時候，我覺得自己的五髒六腑都攪動起來了，無法抗拒地被瘟熱、被浴室般的熱氣籠罩住。一切都是濕的，熱的。在炎熱之中，像喝醉了一樣，像是被蛇纏住的蛤蟆，在那裏扭動著，掙紮著。黎明到來之前，救護車的聲音一分鍾都沒有停過，呼嘯著，刺耳又尖利，像劃過玻璃的鋼刀，一下又一下地在心上刮過。似乎是挨不過黑夜了，我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我衝出了病房，站在馬路上給瑪格麗特打電話，我說你過來，幫我來看看吧。她是美國科羅拉多州的衛生部長，原來就是一個內科醫生。半夜裏，她也衝過來了。但是急救病房隨便怎麽，就是不放這個美國鬼子進去，她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不斷地解釋。沒有人理睬她。我一把抱住她，大聲地嚎哭起來。
媽媽被搶救回來了，她睜開眼睛看著我們四個孩子，（小蘭在美國，沒有趕來）疑惑了一會兒，吃力地一字一句地問我們：“為什麽不讓我去死啊？”
整個夏天，我天天給她送飯，但是，她已經很虛弱，不想吃飯，因為大量服用治療類風濕的止痛藥，使她的胃大麵積潰爛，不能進食。醫生決定給媽媽注射血清，加強營養。可我還是不放心現在血漿的質量，萬一她再得個肝炎或者其他什麽通過輸血感染的疾病，這不是更糟糕？騎上自行車，我急急忙忙地往醫院趕，還想和醫生商量一下，把這個治療方案取消。一進病房隻看見媽媽渾身發冷，全身在抽搐，我大叫著：“醫生，醫生不好了。”護士們聽見喊聲就衝了進來，一看不對，迅速地拉掉她手上輸血的針頭，可是媽媽已經不行了，整個臉呈青色，嘴唇漸漸地發黑。嘴角上流下了白沫。這時，走廊上“哐當哐當”響起來了，急救車在往媽媽的病房推來，後麵跟著主任醫生。
護士已經熟練地將橡皮管子扣在媽媽的手臂上，要給她注射靜脈針，注射鎮靜劑。但是，她的血管已經硬化了，怎麽也插不進針頭，護士戳戳手臂，又改著戳戳手背，都進不去。隻看見母親的五官在緊緊地收攏，發出一聲聲尖叫。人，抽搐得越來越厲害，於是兩個護士死死地將她按在床上，還在那裏找穴位給她注射。
我恐懼極了，站在鐵床的架子後麵：“你們快一點，快一點，她受不了了。”
醫生決定將她的大腿拉開，在腹股溝大動脈這裏注射。但是，媽媽有類風濕關節炎，骨頭已經完全扭曲、變形。她根本不可能將大腿伸直。醫生將她的腿拉直，她再也忍受不了，她疼得再也忍受不了。她在那裏懇求：“死，讓……我死……求求……你們。”護士長讓我幫助一起將她的大腿拉住，我掉過頭去，雖然在那裏用力拉著，但是我不敢看。我跟著一起叫起來了。“快一點啊。”護士長親自用三寸長的大針頭，猛地紮進媽媽的大動脈裏。媽媽整個人像撕裂一樣，本能地扭曲著。……我要有多少次生命，才能戰勝這一份死亡？人的直覺就像一支黯淡、閃爍的小蠟燭，整個一生都在陰森可怕的世界裏顫抖。護士長熟練的技術，終於將這一針打進去了。當針頭拔出來的時候，那麽長的大針頭，竟然被擰歪了。媽媽完全精疲力竭，隻看見她的臉還是那麽痛苦地擰在一起，人在漸漸地安靜下來，可是她的呼吸依然像在抽搐。
“我……死……”她說不下去了，藥性發作的時候，她的高燒上來了。40度2。人不再抽搐，但是昏迷過去了。我跟醫生說：“滿足她的願望，就讓她安樂死吧。這樣的治療，誰都承受不了的。”
醫生說：“中國沒有安樂死的法律。這次的血清可能有問題，下次不用了。”
“可是，這樣活著比死更痛苦。”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這是法律。”
是的，你們沒有辦法。可是麵對自己的生死，我們居然無法選擇。
世界又封閉起來，人生沒有盡頭。疼痛還沒有結束，人們又要奏起樂來，去尋找更多的悲傷。全部的恐怖就是，還要活下去。我依然天天給媽媽去送飯，雖然她還是幾乎什麽都不吃。但是，她又一次被搶救回來了。她用輕微的聲音說道：“小蓮，我讓你這麽辛苦；還有小梅，那麽熱的天，在給我做飯。我心裏難過得很，我老是打攪你們……”我看見她哽咽著，說著說著就說不下去了。眼淚在眼眶裏轉動著。
“你胡說什麽啊。你什麽時候打攪過我們？你給我們機會，讓我們還債來了。”
媽媽笑了，我努力跟著她一塊兒笑。回家的路上，我的“老坦克”又出事了，不是漏氣，就是鏈子又脫了。騎著騎著，就非走下來找地方修車、補胎。等在烈日底下，太陽暴曬著，一點遮擋都沒有，我會感覺心裏有了一份踏實。我想躋身於這熱烘烘亂糟糟的人群裏。哪怕是身邊追來一群討飯的，我像沒有看見一樣，既不趕走他們，也不會施舍一分錢。我糊裏糊塗，說不清自己在想什麽。一回家，就是死死地捧著電腦，在英特耐特網上半天不肯下來。最後，還是給海諾德發郵件了，這時候我才明白，我害怕……幾分鍾以後，我看見他的郵件出現了。
他說：“每當聽到你母親的壞消息的時候，我覺得竟是那麽沉重，雖然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她。但每一次，我都會想起一個羅馬古詩人說的話，‘當死神拽著我的耳朵的時候，他跟我說，頑強地活下去。’勇敢地麵對死神，你才會更加珍惜今天的生命。你不該哭泣，你隻有把時間當成一份禮物，在最後的日子裏和你母親一起享受這一份禮物，你才會覺得她有多麽美好啊。”
10月的一天，她覺得自己好一點了，然後慢慢地跟我說：“一定把爸爸的全集出了。我死的時候，身邊要留一個子女，把我的腿拉直了。把我的眼睛和嘴都閉上，喪事要從簡，不要通知什麽人來開追悼會。都老了，都要走的。記著，把我的骨灰撒到太湖裏……”她很平靜，就像在說別人的事情，就像跟我安排家務似的。但是，在這最後的一刻，她首先想到的，還是爸爸。她都沒有跟我提到她自己的書，自己的文章。我努力想象著，這是一份禮物，一份珍貴的饋贈，贈送給我們全家的厚禮，可是她燙得讓我不敢接手。回家的路上我大哭起來，已經顧不上什麽形象了，如果這是一份最難得的禮物，我怎麽載著她馱回家去？元化叔叔來看望媽媽，她還在說：“謝謝你，元化同誌，你為我們家，為柏山做的事情……”
“微明同誌，我們之間還說什麽謝謝呢？柏山的書，他的全集，我會努力為他找地方出的。你安心養病吧。”
到1996年12月12日的夜晚，我去醫院看她，醫生說她好多了，睡得很平實，家屬可以放心回去。可是不知為什麽，我的手在那裏發抖，心跳得很不規律。總是覺得有什麽不安似的，好像要發生什麽事情。那會是什麽呢？我不知道，幹脆在小過道裏把四個方凳拚在一起，睡在這裏看看吧。手還是在發抖，我甚至看見自己蓋的被子都隨著發抖的手，在上上下下地動著，忍不住一次一次爬起來，跑到媽媽的床邊看看。心電圖的指示很正常，點滴也沒有問題。可我還是睡不著，淩晨2點11分的時候又跑去看了。隻見她的眼睛微微張著，我說：“媽媽，你怎麽還沒有睡啊，你要什麽？”她像沒有聽見，就那麽翻了一下白眼，我一腳踩空，差點撞翻了身邊的心電圖機器，我光著腳丫往外跑，撕聲裂肺地叫喊著：“醫生……醫生……”
搶救車的大軲轆“哐啦哐啦”又在大理石地上響起來了，醫生、護士都趕來了。回頭望去，心電圖的指針從280、240、220、160、120，95，……“刷”地一下指向零。一根平平的直線停留在儀器上。“媽媽……”再也沒有回答了……醫生給她打了兩針強心針，直線依然不動，醫生準備注射第三針的時候，我說：“不要打了，讓她睡吧……”我說不下去，真是一個字都說不出口，眼淚把力氣全部消耗盡了，我整個人在那裏發抖。當然，我最終還是把這幾個字結結巴巴說完了。
1996年12月13日淩晨，停屍間的車推來的時候，小梅和曉岑已經趕到了。工人和曉岑把媽媽抬了上去。我彎下腰，用美國式的方式，緊緊地擁抱著媽媽。我知道，這是最後一次了，我還能感受到她身上的體溫，可是霎那間，她竟成為一個回憶，成為一個夢，成為一個永遠永遠過去的故事……那個跟著大腳母親上當鋪的女孩子；那個充滿了理想渴望上延安的女學生；還有大聲叫喊著“我抗日無罪”的新四軍戰地記者；這些漂亮的形象還在眼前轉動的時候，她卻開始為爸爸、為我們五個孩子馱上了十字架；最後是那個被打得眼底出血的母親，那個滿臉紅腫，生滿凍瘡的離休老幹部在門房間裏用俄文向大家說了一聲“再見”……怎麽就在那裏說“再見”了呢？我還是能感覺到她身上的體溫……停屍間到了。沒有想到它離病房這麽近，才一個轉彎就到了。工人熟練地拉開了一格抽屜，讓我們在後麵抬起擔架，“刷”地一下就把媽媽推了進去。工人關上了格子門，摘下牌子跟我說：“明天大早，拿著這個來辦理死亡證書。”
爸爸、媽媽……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歲月，終於就這樣結束了。
選自彭小蓮《他們的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