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劉少奇：分歧的由來和演變

毛澤東與劉少奇：分歧的由來和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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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的緣起：農業互助組織要不要提高一步 　　解放戰爭後期，中國共產黨在其領導的解放區推行土地改革，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製開始被廢除，轉而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製。新中國成立後，土改進程進一步加快，數以億計的農民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土地。這種以農民個體所有、個體經營為基礎的土地製度既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同時也產生了另一方麵的問題，這就是在生產經營中產生了貧富分化。麵對這種情況，黨內出現了不同看法，毛澤東與劉少奇也存在不同的意見。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給中共中央、華北局寫了一份題為《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報告認為，隨著農村經濟的恢複和發展，農民自發力量是發展了的，它不是向著我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著富農的方向發展。怎麽辦呢？報告提出，必須在互助組織內部，扶植與增強新的因素，以逐步戰勝農民自發的趨勢，積極地穩健地提高農業生產互助組織，引導它走向更高級一些的形式。報告提出了兩條具體措施:增強公共積累；逐步地加大按勞分配的比重。報告還提出，對於農業的私有製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應該是逐步地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在接到山西省委的報告後，華北局負責人薄一波、劉瀾濤立即找劉少奇請示。劉少奇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觀點，認為現在采取動搖私有製的步驟，條件不成熟。1951年7月3日，劉少奇在山西省委的報告上做出重要批示：“在土地改革以後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有一些同誌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並且企圖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去達到阻止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的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山西省委的這個文件，就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一個例子。”同年7月5日，劉少奇在中南海春耦齋為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講課時再次嚴厲批評了山西省委的觀點。劉少奇之所以如此重視並反複批評山西省委的觀點，是因為在他看來，中國走向社會主義，應該分為兩步走:先實現工業國有化，而後再實現農業集體化。農業的集體化依賴於工業國有化。“因為離開城市工人階級、離開強大的國家工業，鄉村農業集體化就不可能。”正是出於上述考慮，劉少奇主張先讓農村個體經濟發展一個時期，富農也允許其存在、發展，不應急於動搖農村的私有製基礎。這就是劉少奇批評山西省委報告的深層原因。 　　毛澤東得知此事後，立即找劉少奇、薄一波、劉瀾濤談話，表示“不能支持他們的意見，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據薄一波回憶，在談話中毛澤東批評了互助組不能成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毛澤東的道理說服了劉少奇等人。這次談話後，劉少奇命人向馬列學院一班學員收回了7月5日在春耦齋發給他們的材料。圍繞山西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爭論就此結束。事情雖然過去了，但這件事也暴露了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我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驟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上存在著深層分歧。 　　分歧再現：階級鬥爭與經濟建設誰是中心、誰是主要矛盾 　　關於解放以後的主要任務、中心工作，毛澤東與劉少奇的觀點本是一致的。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曾指出，黨在城市、在老解放區的“中心任務”、“中心工作”，是動員一切力量恢複和發展生產事業。劉少奇也持同樣的觀點。1949年6月，劉少奇在一份提綱中指出，戰爭快要結束了，“今後的中心問題，是如何恢複與發展中國的經濟”。同年8月28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東北局幹部會上講話時說：“在國內，隻要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爆發，我們的任務就一直是經濟建設，使中國工業化。” 1951年7月5日，劉少奇在為馬列學院學員作報告時又說：“在建設時期，除開必要的國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設均配合經濟建設，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一時期毛澤東與劉少奇在解放後的主要任務、中心工作這些問題上，認識是完全一致的。 　　分歧是在黨的“八大”後出現的。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他在報告中說，隨著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還說：“現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這個報告，是由劉少奇主持起草，經毛澤東反複審閱定稿的。大會結束前一致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這個《決議》是由毛澤東親自主持，由陳伯達、胡喬木負責起草的。其間，毛澤東多次約陳伯達、胡喬木談決議的修改問題。在經過各代表團、各小組和常委會的討論後，毛澤東批示：“照此付印，付翻譯。”《決議》批準了劉少奇所作的政治報告，並對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作了明確概括，決議指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這個判斷與政治報告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也與劉少奇的觀點相吻合。然而，八大閉幕不久，毛澤東便對《決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表述產生了疑問。據王光美回憶，在八大結束後的第三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對劉少奇說，黨的八大關於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劉少奇十分震驚，答道：“呦，《決議》已通過公布了，怎麽辦？”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特別是反右派運動開始後，毛澤東完全動搖了對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判斷的支持。1957年10月9日，他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講話時以十分肯定的語氣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實際上改變了八大關於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根本上動搖了八大路線的根基。劉少奇出席了這次會議，但沒有講話。重提階級鬥爭，並把它視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是毛澤東在指導思想上向“左”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既為此後近二十年的失誤種下了禍根，也為日後毛、劉之間出現更大分歧埋下了隱患。 　　分歧加劇：如何評價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工作 　　1958年，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對於“大躍進”及隨之而來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劉少奇的態度是積極的，並沒有反對。比如1958年7月5日，他在北京市石景山發電廠同幹部座談時說：“有的國家人才少，勞動力少，困難一些，我們人多，人多可以更早地進入共產主義。現在看來趕上英國不是十五年，十五年是要超過美國。大家的幹勁這麽大，幹起活來，不計上下班，幹完算數，有這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了。”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當時劉少奇的頭腦也是比較“熱”的。鄧小平後來曾這樣回顧和評價這段曆史:“‘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可見，在發動“大躍進”的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並無意見分歧。分歧是在如何評價這段時間的工作上出現的。 　　眾所周知，從1958年開始，由於“共產”風、浮誇風、高指標和瞎指揮盛行，給國民經濟造成嚴重損失。首先是工農業比例嚴重失調。從1957年到1960年，我國重工業增長2.3倍，農業卻下降22.8%。其次是農業遭到嚴重破壞。以糧食為例，1957年我國糧食產量3901億斤，1958年4000億斤，1959年下降到3400億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億斤，1961年則又減少到2710億斤。由於糧食大幅減產，城鄉人民平均糧食消費量減少，一些地方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據1960年的正式統計，當年全國總人口比1959年減少一千萬。本想讓人民快一些過上好日子的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麵對如此慘痛的事實，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共七千多人，史稱“七千人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向大會提交書麵報告。這個報告是由劉少奇、鄧小平親自主持起草，毛澤東修改定稿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劉少奇在大會作報告時，沒有念事先起草好、並已印發大會討論的書麵報告，而是對報告中涉及的一些問題作說明。實際上是另作了一個口頭報告。分歧就出在口頭報告中。劉少奇的口頭報告提綱雖然經過毛澤東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但劉少奇在1月27日做口頭報告時有許多發揮，有些提法、判斷毛澤東事先並不知曉，有些話，在當時聽起來未免有些刺激性，令毛澤東不快。比如劉少奇說，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這無疑是對大躍進的嚴厲批評。又比如劉少奇在談到錯誤和成績的比例時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在那些地方雖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可能隻是一個指頭，而成績是九個指頭。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劉少奇的這些話，盡管今天看來完全正確，但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還是極為罕見的，很有刺激性。因為在我們黨內，首先拿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來比喻成績和缺點的關係的恰恰是毛澤東，而且是經常這樣講。現在劉少奇說“不能到處這樣套”，這在客觀上就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況且他是在那樣一個場合講的，可以說是在全黨麵前。毛澤東的心情可想而知。再比如關於造成困難局麵的原因，劉少奇說有天災，也有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即人禍。二者哪個是主要的呢？各地情況不一樣，應具體分析。他說，有些地方工農業減產，天災是主要的；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些話突破了毛澤東的估計，毛澤東聽了自然不會高興。還比如，劉少奇在講到“三麵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時說：“三麵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麵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麽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做出結論。”雖然從字麵上看是講三麵紅旗“現在都不取消”、“繼續保持”，但言外之意無疑是說這些東西有問題，隻不過有些問題一時還看不清，等過5年、10年再“做出結論”。這些話，對於把“三麵紅旗”看得很重很重的毛澤東來說，當然不順耳。 　　雖然毛澤東沒有正麵評價劉少奇的口頭報告，但是我們可以從他對林彪的講話的高度評價中，間接感受到他對劉少奇講話的不滿。1962年1月29日，林彪在全體大會上講話。他講話的基調同劉少奇完全不一樣，帶有明顯的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色彩。與劉少奇不同，林彪在講話中首先全麵肯定了“三麵紅旗”，他說：“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在談到這幾年的困難時林彪又說：“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加強黨的團結，依靠和相信黨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麵、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誌不能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是他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反之，他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幹擾，事情就要出毛病。”在林彪講話之後，毛澤東說：“林彪同誌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關於黨的路線，關於黨的軍事路線。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同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審閱了林彪講話整理稿之後致信田家英、羅瑞卿，說“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讚賞之情溢於言表。兩個講話，對其中的一個不評價，對另一個則極其欣賞，毛澤東的態度不是非常明顯地體現出來了嗎？ 　　分歧公開化：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圍繞當時的主要矛盾、運動的性質及搞法的問題，兩位偉人的分歧暴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 　　1962年8月北戴河會議和9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越來越嚴重，認為階級鬥爭和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問題，必須年年講、月月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講一次，開一次大會就講一次。正是出於抓階級鬥爭的考慮，從1963年初開始，毛澤東發動了一場以“四清”（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分工，1964年12月以後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和“五反”（反對貪汙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於毛澤東發動的這場運動，劉少奇是讚成的、積極的。他對“敵情”的估計甚至還有甚於毛澤東，比如毛澤東在1964年6月8日的一次小型會議上說，“我看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裏，掌握在敵人手裏。”稍後，劉少奇到外地視察。當他聽到有的幹部對毛澤東的判斷有懷疑時便予以嚴厲批評，他還說：“我也希望沒有三分之一，問題是三分之一打不住。”基於這種認識，劉少奇滿懷激情地投入到領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工作中去。所以說，在開展和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這樣一場運動的問題上，劉少奇與毛澤東並無分歧，分歧是後來出現的。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了近一個月的中央工作會議，集中研究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問題。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產生了重要分歧，並且逐步公開化。他們的分歧主要表現在這樣三個問題上： 　　第一，主要矛盾。在我國的主要矛盾問題上，毛澤東的觀點是始終如一的。從七屆二中全會到八屆三中全會，再到八屆十中全會，他一直認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對此，劉少奇是十分清楚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後，劉少奇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特別是農村的主要矛盾產生了新想法，並提了出來。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的一次會議上，當毛澤東講到當時的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劉少奇插話說，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黨內黨外矛盾的交叉，或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矛盾很複雜，還是有什麽矛盾解決什麽矛盾為好，不要什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對劉少奇的插話，毛澤東非常不滿。因為在毛澤東講話時劉少奇徑自插話表述相反的觀點，這在過去是沒有的。1964年12月20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發生了當麵的意見衝突。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較為詳細地記述了這次衝突。毛澤東要劉少奇主持會議，劉執意不肯。毛澤東便要他先講話。會議進行過程中，當劉少奇講到農村的主要矛盾如何表述時，毛澤東未予理會，繼續著他的話題。劉少奇再次把話題拉到主要矛盾問題上，以商量的口吻說：“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有人表示讚成。毛澤東說了一句：“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實際上是不同意。討論中，毛澤東始終盯著“當權派”問題不放，避而不談主要矛盾問題。稍後，劉少奇又以肯定的語氣說：“四清與四不清，這是主要的，當然還有其他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接著問：“矛盾的性質是什麽？”劉少奇回答：“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澤東當即反問：“什麽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什麽性質？”劉少奇說：“總不是社會主義。”毛澤東又跟了一句：“是資本主義性質。還加個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搞個資本主義就差不多了。”這次的意見衝突顯然令毛澤東非常生氣，並深刻地影響了他的戰略性判斷。 　　第二，運動的性質。如何界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這是一個和如何判斷這個運動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及其特點緊密相連的問題。早在1964年8月初，劉少奇就指出：“現在的敵我矛盾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以人民內部矛盾出現的，甚至是以黨內矛盾出現的，在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和黨內矛盾中，包含著一部分很危險的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和黨內矛盾同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我們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任務，……就是要解決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和黨內矛盾，同時要把這一部分隱藏在人民內部和黨內的敵我矛盾清查出來，並且加以解決。”同年10月24日，劉少奇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個指示中進一步說：“當前我們國內的敵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內部矛盾出現的，甚至是以黨內矛盾出現的。敵我矛盾同人民內部矛盾、同黨內矛盾交織在一起。”正是在長期思考的基礎上，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劉少奇提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這一觀點遭到了毛澤東的強烈反對。1964年12月26日，恰逢毛澤東71歲生日。晚上，毛澤東用自己的稿費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請部分中央領導同誌、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及一些勞模、科學家吃飯，過生日。名單是毛澤東親自定的。他讓錢學森、陳永貴、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和他坐在一桌，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安排在別的桌子上。往常在這種場合，毛澤東總是談笑風生。這一次卻是一臉嚴肅。席間，毛澤東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他說，有些人一摸到一點東西就翹尾巴，這不好。摸到一點不要翹，摸到兩點三點也不要翹。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剛開始，有人翹了尾巴怎麽樣呢？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接著便十分嚴厲地指出：“說什麽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宴會的氣氛可想而知。據參加了這次宴請的薄一波回憶說：“席間鴉雀無聲。” 　　12月28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繼續召開。開會前，毛澤東向身邊工作人員要去兩本書：《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會議上，毛澤東繼續就運動的性質問題批評劉少奇，他說，我們這個運動，它的名字就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叫做什麽四清四不清教育運動，不是什麽黨內外矛盾交叉或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的教育運動。毛澤東十分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問題的性質。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會議臨近結束時，毛澤東把話題轉到他帶的那兩本書上。他說：“我是沒有話了。如果還要講幾句，就是請你們回去找黨章看一下，憲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有一本書叫《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第一百頁到一百零四頁，你們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書，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的第一條，這個條文叫第八十五條，中間講道，‘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後第八十七條講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麽有沒有言論自由？準不準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毛澤東的這一大段話，實際上是說他作為黨員，有參加黨的會議的權力；作為公民，有發言的權力。這主要是針對鄧小平和劉少奇的。因為在這次會議召開之前，負責會議具體組織工作的鄧小平鑒於以往一般會議毛澤東大多不參加，而這次會也是以討論具體工作、聽取各地匯報為主，所以鄧小平提出，如果毛澤東有事可以不參加會議。劉少奇呢，主要是因為前幾次會議上在毛澤東講話時他多次插話，闡述不同意見，或者是在他自己講話時毛澤東插話，不知道毛澤東還沒有講完，自己就又接著講起來。這使毛澤東大為惱火。這種帶有一定意氣成分的不滿，加上對一些重大分歧的過重判斷，使毛澤東對劉、鄧產生了極大的誤解，越來越把矛頭指向他們，特別是劉少奇。 　　第三，運動的搞法。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毛澤東把運動的實際領導權交給劉少奇。在指導運動的過程中，劉少奇逐步形成了一些他認為比較好的方法。主要是兩條：一條是大兵團作戰，即集中力量打殲滅戰。他主張把各縣的工作隊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隊也分配到地委，在省委、地委帶領下集中搞一個縣。當時，甚至出現了派一萬多人的工作隊到一個縣搞社教的情形。另一條是紮根串連，下去蹲點。1964年7月2日，劉少奇在召集出席河北省委工作會議的地委書記座談時說：“所謂蹲點不是到點上聽聽匯報又回來了，而是從紮根串連開始一直到四清搞完為止，一直搞下來，取得完整的經驗。這樣，我們各級黨委才能真正領導好這次革命。”從理論上來講，要指導運動，了解情況，倡導到下麵紮根、蹲點，並不錯。但是非常不應該的，是劉少奇在闡述紮根串連的重要性時，輕易否定了毛澤東曆來倡導的“開調查會”的調查方法。劉少奇說：“現在，調查農村情況、工廠情況，在許多情況下，用那個開調查會的方法，找人談話，已經不行了。現在要做調查研究，對於許多單位，應該去搞社會主義教育，搞‘四清’，搞階級鬥爭，搞幹部參加勞動，發動群眾，紮根串連，這樣做，你才可以把情況搞清楚。”這當然容易引起毛澤東的不快甚至誤解。實際上，毛澤東也確實很早就對劉少奇的某些做法有意見。1964年8月30日，在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就說過這樣的話：“派一萬多人的工作隊下去，傾盆大雨，是不是徑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園大隊實際上是少奇同誌親自指揮，王光美每月匯報一次，河北省就沒有一個人能指揮？”後來，到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會議時，毛澤東的不滿終於公開化了。 　　1965年1月3日晚，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在會議上說，有同誌提出打殲滅戰，怎麽打？集中一萬五千人，搞一個小縣，二十八萬人口，搞了幾個月還搞不開，我看是搞了煩瑣哲學。他還說，紮根串連，冷冷清清，這個空氣太濃厚了。這樣集中力量打殲滅戰，我看殲滅不了敵人。方法要改。1月5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對前一段運動的搞法提出批評，說現在的問題是工作隊的人數很多，按兵不動，人海戰術。 　　1965年1月14日，連續召開了將近一個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通過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的一些問題》（即通常所說的“二十三條”）後結束。毛澤東與劉少奇在這次會議上所形成的裂痕是巨大的。盡管會議結束後劉少奇主動找毛澤東談話，做了自我批評，但從曆史事實看，毛澤東並未完全消除對劉少奇的誤解。1970年12月18日，當毛澤東的老朋友、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問他是在什麽時候明顯地感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時，毛澤東答道：“那就早口羅。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可見在那時毛澤東就已下定了打倒劉少奇的決心。( 稿件來源: 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 )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3583/73600/50759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