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亞法
在當今中國，有兩個故宮博物院，一個在北京，叫“故宮博物院”，一個在台灣，叫“台北故宮博物院”。
在兩個故宮博物院的旗杆上，分別掛著兩麵不同的旗幟，隸屬於兩個不同的政治集團，所幸的是，那裏卻聚集著一群同一膚色，同一血統，同一語言，繼承同一文化的子孫，他們為弘揚同一祖宗的文化遺產而默默奉獻，成年累月，契而不舍，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他們不像政治家那樣炫耀，不像科學家那樣受人崇敬，更不像歌星那樣被人追捧……拋開曆年來的政治偏見不說，他們取得的每一分成果，都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輝煌，他們的勞動應該受到我們每個中國人的尊敬和認同。
在兩個博物館裏，搜藏著浩如煙海的瑰寶，青銅器、漆器、瓷器、玉雕……光書畫一項，就足以傲視世界，唯我獨尊了。遺憾的是，在書畫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幾十年來，能鑒定書畫的權威卻逐漸凋零，大陸的書畫界走了張蔥玉、吳湖帆、謝稚柳、啟功、楊仁愷……台灣的書畫界走了張大千、溥儒、黃君璧、陳丹誠……
尋覓兩岸寥落的書畫鑒定文壇，這一代人中碩果僅存的，唯有台灣的張光賓先生了。
一文定鼎，疑雲頓釋
我第一次聽到張光賓先生的大名，是在悉尼和一位台灣朋友聊起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開始的。
《富春山居圖》是元朝畫黃公望的長卷，黃公望在七十九歲開始，花了七年時間為無用師所繪，長卷以富春江為背景，作者用墨淡雅，畫麵布置，疏密得當，墨色濃淡，幹濕相映，是黃公望的代表作，更被稱為“畫中的蘭亭”。
此卷傳到明代，曾被沈周收藏，不久被人騙走。沈周極為惋惜，為思念此畫，幾欲病倒，後來憑籍記憶，默畫了一遍，二畫對照幾可亂真。
明朝末年收藏家吳洪裕從其父吳之矩手中繼承此畫，因愛之過切，吳在臨死前執意要將此畫“火殉”（焚燒殉葬），所幸被他的侄子吳靜庵從火中搶出，但已受火灼，經重新裝裱，成一大一小兩截。前段稱“剩山圖”，現存浙江省博物館；後段稱“無用師卷”，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由於《富春山居圖》太過盛名，自誕生後，贗品叢生，竟有十幾種之多，其中最有名的，要數“子明卷”。
“子明卷”是明末文人據“無用師卷”為母本臨摹的，作偽者將原作者題款去掉，偽造了黃公望題款，以及鄒之麟等人的題跋。
傳到乾隆皇帝手中，他將“子明卷”視為珍寶，時常取出賞玩，並屢次題跋。
乾隆十一年，真的《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出現在乾隆皇帝麵前。
乾隆為了維護自己的顏麵，將錯就錯，指令大臣梁詩正、沈德潛等，將“子明卷”定為贗品，由梁詩正將貶語於作為題跋，編入《石渠寶笈》。筆者和啟功先生在一次閑聊中提及該事，他不無幽默地說：“……何止官場，書畫也有冤案呐。”
“子明卷”偽本一案，在嘉慶二十年，胡敬等在奉嘉慶帝編纂《石渠寶笈》三編時已作定論，但是在真假二畫上的真偽題跋和流傳，還有許多疑雲，為後世爭論不休，因為“無用師卷”和“子明卷”一真一偽兩個本子都收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曾在台灣的書畫界，掀起一場學術波瀾，在為時一年多的爭論中，張光賓先生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撰寫了《無用師與黃公望富川山居圖卷》一文，此文將兩個卷子中題跋的人物，背景一一鉤沉，條理分明，致使一場互不相讓的爭論，嘎然而止，塵埃落定。
光老平心靜氣，擺事實講道理，在《無用師與黃公望富川山居圖卷》一文的結尾，作了各家膺服的總結，現容筆者抄錄，供諸君解味：
“《富川山居圖無用卷》，經過最近一年的再討論，從文字資料的考覈方麵，得到一些收獲，。譬如：原始求畫人”無用師”，自清初沈灝、周之麟後鹹認為是“禪師”，現在大家都認為是一位姓鄭的道士。固然有待進一步資料來印證。方向也許不會錯的；其次董其昌跋中所說的事跡，“奉命三湘”的時間，取道“涇裏”的途程，都在彼此討論中，獲得具體的結論；畫上題跋的事跡，尤其“火殉”傳奇中的相關人事，差得更為清楚，；還有收傳印記，除“江長庚”一印待查外，都有歸屬。使這件六百二十六年前的偉大創作，給一位好事的皇帝，無端加以“懷疑”後，所造成的種種紛擾，應該大體上算是澄清了。其實這些都是次要的的旁證，而真實的作品所表現的“筆墨”、“氣韻”和個人風格才是重要的主體。旁證既明，主體更彰。今“真”、“偽”具陳，大家親往一觀，自然明服……”
為寫此文，筆者花了不少時間拜讀先生的大作《讀書說話——台北故宮行走二十年》，讀罷不由掩卷長歎，為先生的博學和嚴謹的治學精神所折服。並屆時寫E文給各位學友，趕快去台灣去找此書，先睹為快。
一團和氣 幾近頑童
二零零九年，我去台北。
在大陸，我跟隨謝稚柳先生多年，采訪過啟功、楊仁愷先生等諸多書畫界前輩，可惜星轉鬥移，這些大德碩彥都逐年凋零了。
既然來到台灣，欣聞這裏還有一位書畫界的遺珠，我豈可登寶山而不入。
接待我的羅旭彰先生是位裱畫高手，用他的話說，他和台灣的書畫界前輩都有緣分。
我和羅先生的交談，先是從張光賓先生的大作《讀書說話——台北故宮行走二十年》說起的——
我問他：“熟悉光老否？”
不料他詭秘一笑說：“光老是台北故宮行走，我是光老家中行走……”
我說：“光老年紀大了，事情多，我不敢打擾，請你幫我約他，我隻占用他一刻鍾時間，采訪幾句有關張大千的事，照個相就完事。”
羅先生聽我交待完，就掄起電話，說明拜訪目的。電話那頭傳來很樂意的聲音，約定我們明天上午就去他家。
張光賓先生的家，在台北市區一條幽靜的小馬路上，這是一座在常見的五層樓民居，不惹人眼。
走上樓梯，看見光老家的門已經虛掩著，顯然主人是有備而開的。跨進門，在我們一片問好聲中，一位身材頎長，穿黑色長衫的老人，緩緩放下手中的筆，從一張陳舊的藤椅上慢慢站起。他滿臉笑容，扶著畫案過來和我握手。
坐定後，羅先生就說明來意：一，王先生是研究張大千的學者。他久仰光老學識，這次來台祈求拜見；二，光老是四川人，和大千先生係同鄉，又在台北故宮工作二十年，任過書畫處處長，應該和大千先生相當熟悉，順便了解些大千先生的軼事。
聽羅先生說完，我呈上《張大千演義》大陸篇和海外篇兩本拙作，說：“這兩本是我寫張大千的書，大陸篇寫他在大陸的生活，海外篇寫他一九四九年離開大陸後在印度、日本、巴西、美國的漂泊生活，眼下準備寫第三本，寫他一九七三年回台灣後到終老，暫名“歸根篇”，請您老指正。”
他接過書，連連說：“我一定拜讀，一定拜讀。” 一口濃厚的四川口音，隻是吐詞有些遲緩。
他放好書，沒等我開口，就說：“大千先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他對畫壇的貢獻很大，尤其是晚年的大潑彩，正如蘇東坡所雲，指上天一路，新天下人耳目。”
“您見過大千嗎？”我單刀直入問。
“見過，摩耶精舍落成那年，他請了我們幾位四川老鄉到家中吃飯，很客氣。”他淡淡地回答。
“見過幾次？”我追問。
“就一次。”他伸出一個指頭回答，“他很客氣，送我出門時，說大家難得是同鄉，又是同行，以後有空多來走走。”
“你以後經常去嗎”我繼續追問。
“我知道他很忙，不敢去驚擾，所以一直沒有去找他。”他說話時一臉淡
然，露出頑童般的笑容。
我肅然起敬，因為摩耶精舍落成那年，張大千在台灣的名氣如日中天，各界名流，趨之若鶩，以求一紙為榮，我曾經采訪過一位國民黨退役將軍，當年他為了巴結張大千，幾次請他的學生孫雲生吃飯，要求代為斡旋。結果還是沒有見成，他和我聊起此事時，臉上還露出不無遺憾的神情。沒想到光老和張大千同行，又有這麽近的鄉誼關係，竟然如此淡泊，這樣不重世故的高人，在當今世界，殊為罕見。
我們先從四川籍的老畫家聊起，他先提到黃純堯，說黃是成都人，與他同鄉，在南京師範大學退休後回到成都養老，十幾年前他回成都見了麵，兩人盤桓數日，回憶往事，相談甚歡。
我也跟他聊起我和黃純堯談話時的一個小插曲：“我和黃老聊天時，黃老說評論一幅畫的好壞，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我反問，那元四家和明四家的作品，政治標準在哪裏？”
光老聽罷，笑了，說：“聽說大陸的畫家，都要學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的。”
接著他又談起楊仁愷，他說，他倆是同庚同鄉，前些年通過信很多信。我說，去年楊先生走了。
“走了？”光老搖搖頭，“不可能，前不久他還來過信。”語氣很自信。
為怕引起老人的傷感，我故意用歉意的語氣說：“哦，我可能記錯了。”
光老說：“以前我和他常在傅抱石老師家裏碰麵。”
張光賓，一九四五年自國立藝專國畫科畢業，期間曾受業於黃君璧、傅抱石、潘天壽、豐子愷、李可染等名家，特別在傅抱石的門下朝夕受教，獲益良多。
談起傅抱石，我說前些年上海博物館展出了一場《傅抱石金剛坡作品展覽》，其中有不少丈二匹的恢宏巨作。
他聽我說著，臉上露出疑雲。
“後來傅夫人和傅二石出來聲明，那些東西全是贗品，結果畫展不了了之，鬧了一場笑話。”我繼續說。
光老笑道：“傅先生在金剛坡的生活條件是很艱苦的，畫案也不大，沒有條件畫大作品。”
說到恩師傅抱石，光老的話盒子打開了，他說：“老師對我最受用的一句話是：若想畫畫，最好另外找一份謀生的工作，否則一旦當了畫家，隻能聽從買畫人的擺布，所以我一直保持有一份可以謀生的工作，畫畫是一輩子的誌業，不是事業。”
羅先生在一旁插話道：“所以光老您可以不要取悅買主，發揮自己的個性，搞點、點、點……”
在座的人都笑了，光老也笑了，他笑得一臉稚氣，幾近頑童。
一意孤行 點皴不息
說到點點點，光老指著對麵牆上，一幅剛完成的山水大畫道：“這是我的焦墨點皴法，笨拙得很，請提提意見。”
我轉身觀看，這是一張六尺宣紙的山水畫,從邊緣看,應該是一堂條屏中的一幅。
光老說：“我準備畫六張一堂，把我家鄉的大山畫出來。我出生在四川的大山裏，小時候開門見山，山給我的印象很深刻，現在老了，時常回憶孩提時代的情景，所以我要把它畫出來。”
畫麵上的大山氣勢宏偉，錯落有致，綿綿重疊，望無止境，其間村落農舍，隱約可見，瀑布溪流，回腸蕩氣，山間小路，蜿蜒曲折，山體的皴法，一反古人的傳統——全用黃豆大的焦墨皴點，密密麻麻。初看似笨拙枯燥，再看似古樸厚重，慢慢品味，則令拙中見巧，拙中見秀，拙中見靈，拙中見神……豈是一個“拙”字了得。
“光老您九十五歲的高齡，有這麽好的精氣神，了不起啊。”我凝視畫麵，伸出大拇指恭維道。
“不行，不行。”老人搖手道，“我長而無述，現在已到老而不死是為賊，的年齡了，我是偷著日子過，睜一天眼睛幹一天活。”
起初，他的焦墨點皴，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對，覺得這點出來的畫，幹枯乏味，形同版畫，沒有暈染，圓潤不足，缺少山澤之美……可是光老癡迷執著，幾十年來一意孤行，一管在握，點、點、點、點、點、點，就憑著這股僵勁，點出了一片江山，點出了一片天地。
聊天時，我偷空看了下手表，不覺已經過了一個多小時了，啊，遠遠超過了我一刻鍾的保證，我提出告辭。
光老招招手示意我坐下道：“已經好久沒有朋友來跟我談得那麽投入了，你再坐一會，我今天有時間，不礙事。”
我有點為難，因為怕老人家過度興奮，他畢竟是九十五歲高齡了。
羅先生似乎看出了我的神情，說：“好久沒有見光老那麽高興了，你就再陪他聊一會吧。”
隻要他老人家不累，我巴不得再和他聊一會，我平生最愛和老人交朋友，可以從他們的談吐中學到許多知識。
“好好，恭敬不如從命。”我敷衍著，又坐了下來，心想已經到了吃飯時間，請他老人家出去吃餐飯。
我把意思剛說出口，光老說：“別客氣，你再坐一會，我不請您吃飯，你也不用請我。”
我看他堆滿紙張的書房和書櫥背後空蕩蕩的廚房，不由發問：“光老，你不去外麵吃，那中飯怎麽辦？”
“唉，老啦，吃不下許多，早上兒子媳婦上班前，給我熬一鍋粥當午飯，晚上全家在一起吃晚飯，哈哈，祖孫三代，其樂融融。”老人一臉法喜。
羅先生在一旁說：“光老生活簡樸，安之若素，不善於交際，筆潤都捐給慈善機構，上次我看別人送來二十萬稿費，支票放在台上，光老看也沒看，送錢人前腳走，後腳他就拎起電話，叫慈善機構的人來把支票取走。”
老人起身，邁著蹣跚的步子，從書櫥裏拿出一本台灣蕙風堂出版的《隸書白湛淵西湖賦》的精裝本送我道：“這是我寫的隸書，是最近出版的。”
我站起來，接過書，見上麵的字體圓潤遒勁，筆筆藏鋒，字字飽滿。不由讚道：“光老，你寫的不光是隸書，還包含魏碑等多種字體呢。”
光老笑了：“嘿嘿，你是懂字的。”
羅先生在一旁插嘴道：“光老為王雲五先生寫的的碑文，就是這種字體。”
“哦——”我肅然起敬道，“王雲五先生的碑文是您寫的？”
“嘿嘿……文章不是我撰的，我隻是寫字。”光老微笑著，沒有多話。
“王雲五先生是我們出版界的老前輩，文革後期我們出版社的資料室，還藏有他編的全套《萬有文庫》，當時屬禁書，不準外借，我用公關手段，私下從資料室的朋友那裏借出來閱讀。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媒體介紹商務印書館時，至多隻提張元濟，王雲五的名字是禁提的，現在大陸五十歲以上的中年人知道王雲五的不多。”
“他真了不起，自學成才，胡適還是他的學生呢，四角號碼查詢是他發明的。可惜他這種文人，不應該出山當官，民國三十六年在翁文灝內閣當經濟部長，發行金圓券失敗，結果聲名狼藉。這是他當官的教訓。”說完他從紙堆理取紙，
羅先生上前問：“光老，您要寫字嗎？”
老人鋪開紙說：“王先生送我書，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寫條字送他。”說罷提起一支大筆，回頭問我，“王先生，您喜歡我寫什麽？”
“哦，不敢當。”我沒想到老人這麽有誠意，隨口說：“您寫什麽都好，隨意吧。”
聽我說完，他就揮筆在紙上塗抹起來，那筆杆，一會兒像鳳擺尾，一會兒似龍搖頭，左倒右晃，恣意揮灑，寫完最後一個字時，正好把整張紙的空白填滿，疏密得當，無瑕可揭。我不由暗暗讚歎，好功力！他寫的是草書，蘇東坡的《水調歌頭》，下款落為：“九五老賊張光賓。”
寫完，他又仔細看了一遍，自言自語道：“我眼睛看不清晰，是用心寫的，寫得不好，請原諒。”
在我們的恭維聲中，他用印章沾染印泥，嘴裏反複孔子的那句：“老而不死是為賊……”
羅先生在一旁湊趣說：“光老您是老賊，那我們都是小賊了。”
老人反應很快，停住按下的印章，抬頭問：“什麽意思？”
羅先生說：“我們去王母娘娘的蟠桃園偷桃子送給您。”
“哈哈——”老人開懷大笑了。
我說：“光老，我把紀曉嵐給王翰林母親祝壽的打趣詩偷來，改一下送給您好嗎？”
“好啊。”老人放下筆，點頭道。
“這個老頭不是人，九天書聖下凡塵，徒兒個個都是賊，偷來蟠桃獻師尊。”
大家又笑了。
書房裏一片笑聲，像幼兒園做遊戲時的喧鬧。
告別了光老，回到羅先生的住所，我打開電腦，查閱了楊仁愷的忌日，對羅先生說：“楊仁愷先生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就過世了，我早就聽說他得了血癌。”
羅先生聽我說罷，沒有搭理,上樓去，不一會，下來告訴我，剛才正好光老來電，他順便將楊老過世的消息告訴他了。
“哎呀，”我著急道，我忘了告訴你，我剛才就是怕光老知道會兔死狐悲，所以故意說記錯了……”我不無責怪道。
“咦，這倒是的，我怎麽沒有想到呢？”羅先生摸著腦袋喃喃自語。
一絲不苟，嚴謹治學
二零一零年初冬，我又去台灣，依舊住在羅先生的家裏。
喝茶時，我發現他客廳的牆上懸著“無掛礙”三個筆力遒勁，墨色濃豔的大字，是光老的墨跡。
我剛要發問，羅先生說：“前不久我過馬路，一個魯莽的小夥子駕駛摩托車把我撞倒，致使手腕尺骨骨折，吃足苦頭。我把此事告訴光老，幾欲掉淚，光老隨手給我寫個三字，還給我解釋了一段《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使我心態平靜了許多。”
“是啊，《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說：心無掛礙， 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光老學識淵博，這三個字用的恰當至極，耐人尋味。”我讚歎道。
羅先生告訴我，光老前不久得了一個“文藝獎”。他取出了一盤DVD放給我看，片子中由他多年的老友台東大學駐校藝術家薑一函先生的介紹，說光老在故宮工作二十年，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書畫研究上，退休後依然樂此不疲，不是上圖書館就是在研究室，這是他生命的全部……其中還有他的學生提到他的人品，以及頒獎的全過程，尤其在頒獎大會上，當一顆金質大勳章戴上他脖子的時候，老人家竟然旁若無事，受寵不驚，顯示出一種對榮譽淡泊和寧靜.
此刻，我隻有用佛家的“圓通”二字來驚呼。
看完錄像，我提出再次去拜訪光老。
羅先生打開免提，立即和他通話，我從電話裏聽到那頭他略帶遲緩的四川口音：“好啊，歡迎你們馬上就過來。” 語氣很高興。
羅先生對我說：“光老得獎後的名聲更大了，好幾位朋友都想去拜訪他，能不能趁此機會約他們一起去，同時可以聽你倆有趣的交談。”
“當然，客隨主便，隻要光老歡迎，我哪能有意見。”我答道。
“你沒意見就好，光老那裏我可以作主。”羅先生打包票。
這次我們去訪問光老一共是四人，還有兩位朋友，一位姓彭，一位姓湯，都是書畫愛好者，湯先生還是位攝影高手，當然今天錄像的由他負責了。
我們跨進光老書房的時候，他正在寫字。看見我們進來，他趕緊放下手中的毛筆，起身迎接。我上前拉住他的手。
他第一句話就說：“好久不見，你的兩本書我都看過了，寫得很好。”
“哪裏，還請前輩多批評。”我囁嚅道。
這次談話，是從我書本的簡體字說起的。他說簡體字除了書寫時形體不美之外，個別字的傳承意思也有問題，他用筆在紙上寫了一個繁體字的“塵”和簡體字的“塵”，指著說：“許多人認為這個字簡得好，其實不然，簡體字的‘塵’，咋一看，意思很好，小土為塵，其實不然，繁體字的‘塵’，很明顯是指鹿奔跑時揚起的懸浮物，它的顆粒應該比小土更細，呈霧狀的，決非小土……至於“愛”——豈可無“心”；“親”——怎能不見，那是被大家常提及的事。”
我正要答話，老人家又用筆在紙上寫了個“素”字說：“‘素’字，古人用它表示顏色，為‘白色’——不豔麗、‘淡雅’、‘潔淨’，古人把‘素服’、‘素縞’作為白色孝服；‘尺素’是指寫在白絹上的信。人們常用‘素雅’作形容字，你看這是一個多美麗的字。”說著，他又將‘素’字上半邊的三橫一豎，寫成篆書“花”字的上半部（和‘華’的上半部相同）說：“這上半部分明是個‘花’字演化來的，下半部的‘係’，是用帶子紮起來送給人的意思。所以我們每個中國字，經過幾千年的傳承使用，都有特定深厚的涵意，決不可隨意更變。”
說到國立藝專，少不了說到校長潘天壽先生，當時上海美專，杭州藝專，北京藝專遷往重慶，合並成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因為戰時，物資和師資都非常匱乏，後來教育部任命潘天壽當校長，據說是陳立夫推薦的，因為陳立夫的夫人孫祿卿是潘天壽在上海美專時的學生，開始潘天壽力辭不就，為此陳立夫又讓孫祿卿來函勸薦，潘覺得人情難卻，才答應下來。不料，這一事成了潘天壽的一大罪狀，文革時遭受整肅，直至自殺。
議論到潘天壽自殺時，他問：“潘先生是哪一年過世的？”
“文革死人最多的那一年，一九七一年。”
他臉上閃過的一絲痙攣，沒有說話。可以看出，他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體察很深，但他已經把這份情愫融化進他的書畫裏，變成了無數個點、點、點、點、點、點……
我想起錄像中他幾十年的老友，台東大學薑一函先生的話：“他在故宮的二十年，把全部精力，投入在書畫研究上。光老從不在背後議論別人，所以人緣極好。”
他的學生陳明貴也說：“老師像老頑童一樣，從來沒有見他生氣過一天，他的口頭禪是“不要太在意，吃虧就是便宜”。
光老的書畫造詣和他的道德、養生修養是分不開的，我想起他錄像片中的幾句話：“書畫為終身事業，唯須盡其自我，力爭上乘，遊心恬淡，順乎自然。”不由問：“這幾句話既是你的治學心得，也是你的養生心得吧？”
“我的治學心得是五個字——“拋開，埋下頭；我的養生心得是六個字——靜下來，放輕鬆。”
“哈哈——”我笑道，“光老，今天我們來您這裏是取到真經了。”
大家都笑了。
老人笑得更歡，一臉童貞。
後 記
在結束本文時，我要說明。
我原本以“台灣書壇耆宿張光賓”作為本文篇名，可是反複推敲，總覺得邏輯有些別扭。張光賓是研究中國文化的，中國文化是同一個祖宗留給兩岸同胞的共同遺產，是整個中華民族的驕傲。長期來，兩岸精英窮經皓首，默默耕耘，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的勞動應該得到兩岸炎黃子孫同等的尊重和頌讚。
台灣書壇的成績，也是大陸中國人的光榮，反之亦然，沒有狹隘的區分。
因此我在修改本稿時，輕輕地按動鍵鈕，刪去了標題上的“台灣”二字。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