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圖老吳
友風子雨，明月入懷。
被趕出教堂之後
這是我正在製作的一係列《土樓歲月》視頻中的第二集文字版。因為視頻篇幅有限，很多細節無法全部呈現，在這裏，我整理了更完整的文字內容，供朋友們閱讀參考。如果您希望觀看配有影像與旁白的視頻版本，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關鍵詞【被趕出教堂之後，在那個動蕩年代，】或直接搜索頻道【Seattlesage】即可找到完整影片。
在上一集中，我帶你們回到我人生的起點——那個鍾聲悠揚、果樹成蔭的教堂，那是我們的家，是我童年的天堂。然而，在那個動蕩年代，這樣的天堂變成地獄。鍾樓的大鍾被拆、聖經被焚、父親被批鬥，我們一家從“聖地”被掃地出門。三天之內，我們被趕出教堂，投奔朋友，流落街頭。這一集，我要講述，我們是怎樣在這三天之後，尋找生存的縫隙。
1968年，文革進入第三個年頭，紅衛兵似乎退場了，街頭不再喧囂，批鬥的鑼鼓聲也漸漸稀落。許多人心頭鬆了一口氣——是不是快結束了？曆史一再告訴我們，運動有風頭，也有退潮，從鎮反到反右，從大躍進到“四清”，往往兩三年就收場。我們一家，也像千千萬萬勞苦大眾一樣，心存僥幸地盼著苦難過去，生活重回正軌。那是一種近乎自我催眠的盼望，一種曆經折騰後的本能性緩和。
可我們沒有想到，這不過是暴風眼的片刻寧靜。真正的風暴，在“清理階級隊伍”之名下，悄然醞釀、驟然撲來——而我們，毫無準備，像站在秋陽下曬衣服的母親，忽然被一桶冰水從天而降淋透。1968年11月3日上午，一群紅衛兵闖進教堂，腳步急促、神情亢奮，他們手裏揮舞著漿糊刷和大字報，像是在舉行一場肅殺的祭禮。不一會兒，教堂門口赫然貼上一張刺眼的大字報：「限期三天滾蛋！」
那幾個墨黑的字，如鐵釘般釘在牆上，也釘進了我們每個人的心口。更令人心寒的是，站在刷漿糊的人群裏，有幾個竟是我們熟悉的鄰居，他們的父母經常受到我父母的關照。他們的臉因激動而漲紅，卻刻意回避我們的目光。那一刻，我們終於明白，信仰與鄰裏、人情與時代，在這場風暴中，都不堪一擊。
我小妹至今仍記得：那天晚上，月光格外亮，像是故意照見我們一家即將崩塌的日常。我們大表哥和大哥從三十幾公裏外下鄉的農村趕回來，我大哥自1962年起便下鄉在石碼以外的農村，大表哥是上海人，因下鄉政策來到福建和我大哥在一起。
他們和幾個朋友一起，把樓上的大件家具、媽媽的縫紉機、梳妝台、自行車，一樣樣搬下樓，堆放在走廊邊。空氣緊繃得像鍾繩，而災難並不止於一紙通牒。那一夜，居委會專政隊的頭頭，帶人連續抄家。一次、兩次、三次，像一場沒有終點的噩夢。
那時外公剛過世幾年，媽媽怕舅舅的信件惹禍，就當著我們麵，把他那些寄來的家書撕得粉碎，扔進房間的尿桶。還有外公的遺照，沒有及時藏好，第二天就被人拿去，擺在居委會的“破四舊”展覽台上，當作批判展品。我們辛苦搬下樓的家具，第二天一早，也被統統拖走，連衣櫥都不放過。
這不是搬家，這是連根拔起的放逐。那一晚，我們帶走的，是一絲尚未破碎的尊嚴，而留下的，是一個家真正的告別。此後整整十一年，我們都再沒有踏入牧師樓一步。那扇曾經打開迎人、盛滿歡笑的木門，就此關閉，直到十一年後，我們才再次回來，重新站在門前。而此時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這是後話。
當時，我們早已聽說，外地許多牧師被趕出教堂，有的露宿街頭，有的客死異鄉，有的含冤自盡。這些消息像風一樣在坊間傳播，帶著壓低的聲音與不願多問的沉默。我們那時總覺得，這些災難是遠方的，是別人的故事，如今卻冷不防地降臨到我們頭上。
貼出大字報的那天晚上，父親坐在飯桌旁，眉吃一口飯，雙手交握在膝上，目光定定地望著牆上那幅掛了多年的《主禱文》刺繡。母親則站在角落，一件件地收拾孩子們的衣物，一邊打包一邊哼著幾乎聽不見的聖詩，像是在與溷亂對抗，維持家的一點秩序。
他們沒質問命運為什麽。隻是那份沉靜，遠比哭喊更讓人窒息。那是我住了17年的牧師樓，是父親用20年光陰、一磚一瓦守護的家。我的童年、少年、夢與未來，全都沉澱在那座紅磚小騎樓裡。而如今，隻用一張紙、三天期限，就逼我們背離所有過往，把記憶推向懸崖的邊緣。
我的大妹妹至今記得，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父親暗中流淚。他坐在陽台的藤椅上，背影僵硬，手裡還握著那本攤開的《聖經》，卻一頁也眉翻。陽光照在他的臉上，她看見淚水在鬢角一閃而過，很快就隱入陰影裡。
而母親，從清晨就奔走在街巷之間。她沒有時間落淚，隻能提著籃子，敲開一戶又一戶朋友的門，問可否借住幾日、可否容我們七口之家暫歇一角。那一天，她的腳步沒有停歇，嗓音也沒有高過半分。終於，第三天下午，傍晚歸來時，她長長吐出一口氣，擦了擦額角的汗，低聲說了一句：「還好，有一位姊妹肯幫我們。」
這是一位也是處境艱難的教友借給我們一間不到十五平方米的老屋。那是一條小巷裡的第一進前廳，屬於典型的閩南傳統建築。屋牆斑駁，屋頂漏水，但在當時，這已經是救命的恩情。
這一天，我們搬家剛搬到一半，一陣尖銳的哨聲撕破了夜晚的寧靜。教堂大門“砰”地一聲被撞開，人聲鼎沸，一群人蜂擁而入，手電筒四處亂照，後院的雞群撲棱著翅膀四散奔逃。夜色隨之躁動起來。我們知道，被趕出教堂的劫難來了。
有人高喊“掃四舊！”聲音像咒語，也像獵殺的信號。其實，我們家早在兩年前就已被抄得精光，如今不過是借題發揮，重翻舊帳。他們衝進屋裡，像一群發瘋的清道夫。我們兄弟姐妹被趕上樓，擠在一張木床上，緊緊抱在一起，隻能眼睜睜看著他們翻箱倒櫃、砸盆踢缸、敲牆挖壁。他們甚至在牆角砸出裂縫，彷彿牆裡藏著什麽「反革命罪證」。
一個多鍾頭後，他們把剩下的家具全數搬上板車：衣櫃、大鏡子、藤椅、搖椅、風琴、相冊……凡是能拿走的，一件不留。接著，他們帶走了父親，又把我和大表哥一併帶走——隻因他不是石碼戶口。
我們到了臨時棲身的舊屋，他們更是翻得瘋狂：揭起草蓆，掀開棉被，把照片撕成碎片，他們審問我是否藏有“海外來信”、是否曾與“反動分子”聯繫，還逐頁檢查我的筆記本，就像要從鉛字裡抖出罪行一樣。審完後，他們讓我和大表哥留下，卻把父親帶走，什麽也沒說。也許，是送去街政府“受審”。
已經搬去新居的那些微薄家當——父親的懷錶、自行車、母親的銀鏈、外祖母遺留的幾粒玉珠，甚至家裡僅有的十幾塊現金，也都被當作「四舊」搜刮一空。最荒唐的，是他們高高舉著一張泛黃的紙，一臉得意地宣布：「孫中山像！」。那不過是母親中學的畢業證書。也許，這就是他們整場鬧劇中唯一能名正言順誇耀的“戰利品”。
幾天後，我們才得知，父親被送進「學習班」接受審查。那是一種不需要判決的懲罰，不問真相，隻問出身與立場。從那天起，每個夜晚都變得異常漫長。街上時常傳來皮鞋踏過石板路的聲音，還有“專政隊”押解人員的吆喝與呼號。有時是女人的尖叫，有時是男人被打倒在地的悶哼。那些聲音穿過濕重的夜色，一次次敲擊我們已經驚惶的心。
我們不敢問母親父親去哪了，隻能偷偷站在街角遠遠張望。直到有一天，我們看到那個瘦削而熟悉的身影——父親，脖子上掛著大牌子，頭髮被剃去半邊，雙手反綁在背後，正被一群人押解遊街。那一刻，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臉腫得像是被灌了水，五官模糊不清，眼神卻異常清澈。那是一種穿透辱罵與鞭打、仍努力保有尊嚴的眼神。可是，我們隻能躲在街角，不敢叫他，不敢哭，甚至不敢多看一眼。
那天回家後，母親的臉蒼白如紙，她沒有說一句話，隻是坐在門邊，攥著衣角，像在忍住一場尚未流出的淚洪。
11月19日那晚，父親在居委會舉行的批鬥會上，被定為“曆史反革命”。居委會設在一座老廟裡，空間寬敞，能關押數十人，如今早已被改作“專政基地”。我們家沒有人在現場，隻能從鄰居斷斷續續的描述中拚湊出那場羞辱的畫麵。
罪名，是他中學時曾加入過三青團——一個早在民國末年就被湮沒的學生組織。父親或許自己都早已遺忘，而今卻被翻作“曆史舊帳”，蓋上“曆史反革命”的大印，像一口早已冷卻的鍋，突然被架回烈火之上。
那晚，是妹妹先聽見風聲。她從街角回來時，整個人跌坐在門邊，哭得渾身顫抖，臉色蒼白如紙。她聽人說，父親被剃去半邊頭髮，雙手反綁，胸前掛牌，跪在大廟正殿的石板地上。四周群眾高舉拳頭怒吼，有人大聲朗誦毛語錄，有人朝他吐口水。批鬥聲此起彼落，像是一場公開的靈魂絞刑。父親頭被按倒，他隻能沉默。父親的沉默我們熟悉，那不是屈服，而是一種無聲的堅守。他沒有為自己辯解，因為他知道，在那個年代，最無聲的，就是最深的信仰。
我們不在現場，卻彷彿親曆其境。每一個細節都是從別人口中流進耳裡，再一寸寸刻進我們的心上。那晚，母親眉說話，晚飯後，她一個人站在水缸邊洗碗，動作慢得像一座沉默的山。洗碗水溫涼如冰，她卻沒有縮手。
這時，我們也全部搬到了那間借用的會友舊屋。
第二天清晨，天剛亮，父親回來了。他胸前還掛著那塊“曆史反革命”的木牌，繩子勒進鎖骨，臉色蠟黃，滿臉瘀青，額頭腫起一塊暗紫色的硬包。雙眼無神。他沒有說一句話，隻是輕輕把牌子從脖子上解下來，靠著牆角坐下，手搭在膝上，整整坐了一個上午，連一口水都眉喝。
那一刻，我們誰也不敢出聲。母親咬著唇，悄悄轉過身去擦桌子；弟妹們則靠在一起發抖。整個屋子靜得出奇，隻有父親粗重的呼吸聲，如同一口壓在胸口的老井。
我們連一片藥都沒有。還好，借給我們屋子住的教會阿姨深夜冒著風險，偷偷送來一瓶藥酒和一塊熱毛巾。母親默默接過，像接過一份不容聲張的恩情。她小心翼翼地幫父親擦拭瘀傷，一邊輕聲唸著詩篇的經文，一邊控製著顫抖的手。
那晚，我躲在被窩裡，把頭埋進棉被深處，死命忍住眼淚。我的心跳得像鼓一樣，隻反覆想著一句話：爸爸還活著——已是萬幸。
銀行戶頭被封，僑匯也被全部扣押，過去海外親人寄來的接濟款，如今連提的權利都沒有了。我們一家人像從戶口本上抹去一樣，沒有資產、沒有身份、沒有聲音。
幾隻雞鴨，是我們從教堂後院帶過來的。原本是弟妹們清晨喂食、孩子嬉鬧時追逐的小生命，如今卻成了我們餬口的唯一依靠。弟弟把這幾隻雞一隻一隻地賣掉時，我不敢多看，隻聽見母親輕聲吩咐：「別綁太緊，它怕疼。」
母親開始變賣衣物——她那幾件在神學院時穿的舊旗袍、一條外婆留下的絲巾，甚至父親結婚時唯一的一件深色西裝。她不說自己心疼，隻是輕聲交代我們：「要捨得。」她眼神堅定，背影卻明顯瘦了。
屋裡四處漏雨。夜裡風一吹，木屑從破頂掉下來，灑落在我們鋪在地上的棉被上。沒有廚房，灶台隻好臨時搭在門口走廊上，風一吹，火就熄；雨一落，水就灌進灶口。煮飯時，母親用身體護著火苗，就像在護住我們整個搖搖欲墜的家。
那個冬天，我們全家蜷縮在這間漏風的小屋裡，如風中殘燭，忽明忽滅。母親不斷奔走，數次到街政府反映情況。一次又一次，她被拒絕、辱罵，卻從不退縮。終於，一位剛“解放”的幹部出麵，批準解凍部分僑匯和存款，讓我們暫時不致斷炊。
讓人心寒的，是昔日與我們交好的鄰居，見到母親奔走求助，竟低頭閃避，不敢多說一句話。在政治高壓下，人人自危，這份冷漠，是另一種無聲的傷害。
那段日子，尊嚴是一種奢侈的東西，連呼吸都要小心翼翼。
我經常在街角看到父親那輛剛買不久的紅棉牌自行車，被“專政隊”的少年當街踩騎、前輪翹起、後輪打滑，嘴裡還喊著：“這是私車辦公，要沒收！”他們一邊耍弄車子，一邊朝著我們這一戶扔來戲謔的眼神，像是在踐踏的不隻是鋼鐵與橡膠，而是我們家的整個臉麵。
可事實上，那時自行車很難買到，分配到我們這個居委會隻有兩輛紅棉牌自行車，這個居委會有五六千人口，隻好抽簽，那一天抽簽的人頭攢動，未被批鬥的父親也擠在人群中，而且還抽中一輛。沒有人會想到他會抽中。有人暗地裡說：“他早該識趣點，哪有牧師還來抽自行車的？”但父親就是那樣一根筋，從講壇上下來，也從沒學會審時度勢。他認為公平就是公平，輪到誰就是誰，哪怕那把籤抽來的不是方便，而是一身麻煩。
後來他被打成“曆史反革命”，那輛車就成了群眾批判的對象。它不再是代步工具，而變成了父親“作威作福”的象徵，被踐踏、被羞辱，也彷彿象徵著這個家失去的那點最後的尊嚴。
為了撐起這個家，媽媽變賣了她幾乎已經穿不上的舊衣服——有的是她早年在神學院留下的舊長裙，有的是參加婚禮時穿過的旗袍，那些衣物本就不是值錢的料子，但她仍一件件地洗淨、晾乾、熨平，再小心地摺疊放進籃子裡，送去市場。她說得雲澹風輕，卻每次回來都靜靜坐了一會兒，才去做晚飯。
我們幾個孩子也開始各自分擔這個家。
大妹妹去學編鬥笠。她每天一早到鎮上找人請教，學用竹篾劈絲、編織、定型，常常一坐就是幾個鍾頭，手指被竹絲割出一道道紅痕。閩南多竹，鄉間人家總離不開竹器，她說：「一頂鬥笠，編得好，也算一分工夫。」
弟弟則跟著教會的朋友學做竹雞籠。白天看人做，晚上自己在角落裡試試看。他手指靈巧，眉幾天就能做出像樣的雛形。第一個賣出去的雞籠，他悄悄塞了兩毛錢到媽媽的口袋裡。
最讓人心酸的是小妹。她那年才十二歲，卻每天提著個破竹籃子，往市場跑——不是賣菜，是撿豬糞。她跟著附近賣豬肉的阿姨學，看哪家豬大，哪家豬多，哪種糞好。還有人教她一個小秘訣：「要豬多拉一點，就去摸它屁股，動一動就管用。」她信了，也真去做，回來時滿身臭味，卻一臉興奮：「今天撿了滿一籃，還賣了幾分錢呢！」
那幾個月，我們靠著媽媽和我們幾個孩子，一點一滴，撐起這個搖搖欲墜的家。沒有誰說過苦，但每個人臉上，都長出了比年齡更早的沉默。
以上是《土樓歲月》第二集（1）的完整文字內容。視頻版中還配有大量曆史影像、AI還原畫麵與配音旁白，歡迎感興趣的朋友自行前往YouTube搜索【被趕出教堂之後，在那個動蕩年代】，可以更直觀地感受那段被歲月封存的曆史。 （因為種種原因，暫不附上超鏈，感謝大家理解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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