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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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三條路，就是通過瓦罕走廊，連接阿富汗。
從現在的需求來說，中國在喀布爾南部的埃納克銅礦，需要一條鐵路線連接。如果下一步能夠把巴米揚地區的鐵礦拿下來，也需要從喀布爾建設一條鐵路。
圖一 昆都士-杜尚比-喀什鐵路線
現在的計劃，基本上就是兩條。一條就是直接建立瓦罕走廊鐵路。另一條就是從喀布爾向北，通過昆都士，然後接上塔吉克斯坦的鐵路到首都杜尚比。從這裏可以沿著瓦赫什河穀，一直到吉爾吉斯斯坦的薩雷塔什。這裏其實就是中吉烏鐵路南線，從烏恰到喀什。
後麵這一條線，建設的難度要小一些，而且可以同時兼顧中塔鐵路和中吉烏鐵路，不需要重複建設。但是不利之處，是牽涉到國家比較多，必須搞好各方麵的協調工作。
而瓦罕走廊線路，這裏曾經是中國的領土，現在是塔吉克族控製。雖然建設的難度大一點，但是如果中國和阿富汗可以簽署協議，基本上把這個地區變成一個特別行政區，而由中國控製，那麽事情就比較好做了。
雖然說瓦罕走廊在中國和阿富汗交界處的海拔高度到了4900米，但是比起來青藏鐵路過唐古拉山，還是要低。而且整個路段比較短，從走廊大概經過100公裏，就到了斯科紮爾。從這裏到喀布爾，道路建設就比較容易了。
而在阿富汗的北部，主要的交通樞紐中心在馬紮裏沙裏夫，這裏向北，可以接上烏茲別克斯坦的鐵爾梅茲，然後向西去赫拉特連接伊朗，向東經過昆都士到法紮巴德，然後南部可以去喀布爾。
圖二 阿富汗北部交通圖
阿富汗因為經曆了幾十年的外強入侵，因此從來沒有機會好好建設自己的國家。因此一旦美國撤軍（當然一個很大的問號），各民族開始和解，那麽在北方各民族，尤其是塔吉克族和烏茲別克族聚居的北部，哈紮拉族聚居的中部，都可以開始鐵路建設。
而在普什圖族人聚居的南部，又是阿富汗的主要礦區，這裏的礦物通過中部和北部的鐵路，運輸到中國，普什圖人享受開采利潤，其他各族享受過路費，應該是大家多贏的局麵。
特別指出的是，這些地區在唐朝時候，都可以算作是中國的領土，那麽中國該如何通過經濟開發和合作，把這些地區納入中國的經濟循環圈，同時在政治和文化上進行區域整合，應該是一個西進戰略的主要焦點。
要做到這一點，那麽中國西部發展戰略，尤其是南疆喀什經濟特區的開發，是主要著重點。這個計劃，要求中國必須在各民族，尤其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各族之間，在和平共處、經濟發展和共同富裕上麵，要起一個模範作用。
如果這個模式確立起來，以中國道路作為借鑒，那麽整個中亞地區，從阿富汗往西，到土耳其，都可以成為中國經濟圈的組成部分。
當然這個戰略要求中國的經濟和外交取向，必須走出成為西方經濟、政治和文化體係的附庸（美其名曰，與國際接軌），要開始真正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治、文化和經濟的主體意識，把中國自身的經濟和文化建設，放在發展的首位。
這個要求首先做到的就是中國自身的經濟轉型，要把為西方人做牛做馬，當長工的世界經濟工廠的地位，變成為自己13億人民，以及全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人民提供產品和服務的經濟主體。要把自己從來料加工、做人家代工的打雜身份，轉化為提供設計和時尚的創作者的身份。
也許有人說，這個轉型太難了。靠中國現有的能力，可以設計出IPhone這樣的好東東出來嗎？當然不能。可是IPhone之類的東東，是為西方社會的消費者們設計的，而不是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你中國自己的廣大人民群眾設計的。反而是中國出產的山寨電話，倒是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的普羅大眾設計的時尚玩意。
其實想一下，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俺們自己老百姓喜歡的東東，大概就是其他發展中國家老百姓也喜歡的東東。如果你什麽標準都用歐美去衡量，那麽除了信奉民族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和曆史虛無主義之後，然後後悔自己不能生而做歐美人，一頭撞南牆而死之外，那真是沒有別的出路了。
不過這個地方要想好好建設，很有可能就會被人家歐美存心來搞亂它，讓你周邊不得安寧。
記得俺曾經說過，未來世界的亂局和衝突，會主要沿著中國的周邊國家進行。現在除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戰亂，費爾幹納穀地的種族衝突，朝鮮半島局勢緊張，下一個目標，大概就是緬甸。反正美國情報機構，搗鼓一下，搞出一個緬甸政府要發展核子武器的借口，也不是太難的事情。
得出中國周邊會亂這個結論，並不難。因為中國的實力不斷增強，會對舊有的國際次序和世界分贓格局造成影響，因此以遏製中國實力的增長作為主要的對衝手段，就必須以中國的亂來解決問題。
就算是中國不容易被搞亂，那麽通過中國周邊國家被搞亂，從而帶動中國邊境地區開始亂，都是阻礙中國發展的一個好法子。
當然人家最想看到的，自然是中國的分崩離析。大概在90年代中期，關於把中國分割成7大塊的黃粱夢在海外頗為流行，其中主要的吹鼓手，是以台灣的台獨分子李登輝和同黨，以及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為主。
而在中國的響應者，主要是普世派中提議中國未來走聯邦和邦聯之路的勢力，基本上是為將來中國的分裂，製造法律上的可行性。
而在俺看來，這一股歪風的刮起，則是響應美國在世界地緣戰略上的大格局變化。其作為標誌性理論的出台，是1993年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的出籠。而正是這個時候，把中國複興作為西方世界的最主要挑戰的戰略定位，在西方開始慢慢成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