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一丁
散文遊記，隨想拾趣
金融風暴從零八年三月華爾街五大投資銀行之一的比爾斯通(Bear Steans)垮台開始，九月份同是五大投資銀行的李曼兄弟投行破產，美林證券被並吞，之後一路到華盛頓互惠銀行倒閉，花旗、美國、摩根等商行向政府求救，通用、福特、凱斯樂三大汽車製造集團深陷困境，道瓊斯指數一度下探六千，至今敢拍著胸脯說經濟衰退已達穀底的經濟學家還沒幾個。隨著這場危機的不斷加深，西方各國政府迫於民意的壓力，在以行政手段幹預市場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共和黨的布什與民主黨的奧巴馬之間，隻不過是介入的規模小一點與大一點之間的區別。奧巴馬的聯邦政府新財政預算達到三萬五千億，有人說：美國的大政府時代到來了，美國將走向社會主義。
有趣的是，當保守的美國右翼批評奧巴馬和民主黨走向社會主義的時候，海內外華人圈中有關美國要從此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的調調也常有耳聞。
托華爾街的福，這回北京終於真的有了“偉光正”的資本。
然而問題是：美國人的社會主義關中國人什麽事？
當今世上，有北歐重福利重稅收基於民選的民主社會主義；有美國保守派批評左翼自由派時常用的軟社會主義(soft socialism)；還有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如此之多，這中間到底誰是誰，哪是哪呢？
統治中國初期，中共講要搞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國家資本主義，所以劉少奇說“剝削有功”。然而劉的話音未落，毛澤東就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結果民不聊生，“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第二代領導人撒謊的膽子小了點，坦承不明白社會主義是什麽，於是乎摸著石頭過河，搞起了“中國特色的初級階段”。可笑的是，這些年一些禦用文人為建立在官商勾結基礎之上的所謂“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塗脂抹粉，將瓜分國有資產說成是中國特色的“資本原始積累”。但這豈不是變成了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了嗎？如此一來，被中共奉為神明和基礎的曆史唯物主義又將往哪兒擱呢？至於到了第三代領導人之後，中共則進入了二奶成群的“三代婊”時代，沒有任何主義可言了。
回顧過去六十年的曆史，我們不得不說：讓中國人聽了六十年，耳朵都聽爛了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是一個不折不扣讓人哭笑不得的大忽悠。
那麽美國人的社會主義又是怎麽回事兒呢？
被許多美國人認為“最有資格被稱為美國建國之父(founding father)”的托馬斯·E潘恩在《常識》一書中指出：社會因為人的需要而存在，而政府則因為控製人的欲望而存在。從自由平等的價值理念講，自由保證了社會的和諧，而平等則需要一個仲裁機構：政府。用林肯的話說：“我不同意任何不讓人致富的法規，但同時又希望所有的法規都能讓那些最憨厚的人與其他人擁有同等的致富機會。”前一句是說保證自由，所以別搞大鍋飯和窮過渡；第二句則是講平等，所以別利用政府行為強行地“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美國人過去兩百多年在無數次選舉中投票所做出的選擇，不過是自由多一點還是平等多一點的選擇。也就是離林肯的第一句話近一點，還是第二句話近一點的選擇。平等強調得太多，法律條文必然就多，這就是保守派認為的所謂軟社會主義。
從平等的角度講，美國人在美式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選擇，不過是“大社會小政府”與“小社會大政府”之間的選擇。或者說，多一點社會主義與少一點社會主義之差隻不過是多一點法律規定的平等與少一點法律規定的平等之差。反觀中共的體製，第一代領導人建立了戶口製，於是超過百分之八十的農村人口生而失去了與城市人口的平等權利。而第二代領導人之後則變本加厲地擴大了官權與民權之間的不平等，官員權力的大小與所受法律約束成反比。
從分配法則上看，西方社會的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風馬牛不相及。從“按勞取酬，多勞多得”的角度看，西方社會有一個市場價，個人的收入根據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經驗會有一個較為客觀的市場衡量。而中國官員們收入的升降調整則完全根據黨政文件，且在時機上往往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不受市場的製約。
從選擇程序上看，美國人在美式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左右搖擺上，基本是依靠選票做決定。想左一點，就選民主黨，想右一點，就選共和黨。而北京的政策走向則是高層幾個人或派係角力的結果。
奧巴馬入主白宮後，在動用聯邦財政救市、擴大聯邦政府預算等方麵的大幅行動引來了美國保守派的強烈批評。但新政府花錢的重頭卻是在醫療健保、教育、和環境等民生方麵。至於北京當局在醫療健保教育環境方麵的投入與政績， 則隻能用四個字來形容：慘不忍睹。
總而言之，無論從哪個方麵看，美國人搞不搞或搞多少社會主義都與中國人沒什麽關係，與北京掛在嘴上的那些中國特色的這個或那個主義更是八杆子打不著。所謂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質上不過是保證黨高於一切的黨主義。而且美國人手裏拿著選票，兩年選一次國會，四年就選一次總統，民間還可以發動罷免和彈劾各級官員和議員。所以即使搞得不好也沒關係，幾年一換，快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