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小橋
歲月如流水，記下點滴
發小群有人發消息:“ 101歲的八一廠導演嚴寄洲去世了”。我一愣，那位大口吃肉，大聲說笑，一輩子嬉笑怒罵的老人家真的走了？
讓我用嚴伯伯導演的電影《赤峰號》插曲--等待出航，在千山萬水之外送別這位老人家！
這些年做樓上樓下鄰居，回國看父母時常看到他坐在幹休所花園裏曬太陽，聊天，在家裏五層都能聽到他在樓下的高喉大嗓。後來見他坐輪椅了，還是不甘寂寞，讓保姆推著坐在路口，跟人打招呼。
昨晚有人在發小群發了兩張照片，讓人唏噓不已。照片上的八一廠第一代導演們，隨著嚴伯伯離去，隻剩女導演王少岩阿姨了。
和人們關注電影明星演員不同，我特別愛看老電影的片頭片尾。那些工作人員的名字讓我想起許多熟悉的叔伯阿姨們溫和，敦厚的麵孔，懷念父母那遠去的一輩！
那張文革中黑線人物陳，馮，嚴，王，張挨鬥的照片，記錄了八一廠文革中的醜惡曆史。
網上看到一篇文章，說是作家舒雲記錄的嚴寄洲口述曆史，曾發表在《報告文學》上，一時沒找到原始出處，但從說話口吻到內容，是老人家“笑著講述苦難”的風格，我敢斷定是真實的。
導演嚴寄洲的“反革命”經曆 （ZT）
導演嚴寄洲簡介：1917年8月，出生在江蘇常熟。1938年10月，從上海到延安，1939年調到戰鬥劇社，開始從事演員、編劇和導演工作，曾編劇、導演過話劇、秧歌劇30餘部。1953年調到八一電影製片廠，從事電影導演工作。除拍攝了一部長紀錄片《祖國的海疆》和導演了100多集電視劇外，共導演過27部 故事片，其中深受觀眾好評的有《戰鬥裏成長》、《五更寒》、《英雄虎膽》、《海鷹》、《哥倆好》、《野火春風鬥古城》、《二泉映月》、《再生之地》、《死 亡集中營》等。他還參加了《野火春風鬥古城》、《一日千裏》、《帶兵的人》、《三個失蹤的人》等十部電影文學劇本的創作和改編工作。作為國務院特殊貢獻獎 金的獲得者，他的電影曾獲過金雞獎和百花獎，以及解放軍總政治部和國家文化部頒發的獎項等，並多次被評為廠裏的先進生產者。 但他因為在“文革”前導演《南海長城》，被打成“反革命”。 以下是嚴寄洲的“文革”口述。
1
1972年6月23日，“勞改”近三年的我們從山西高顯總政五七幹校被押回北京。還算“犯人”，隻不過“恩準”在家，可以到大門口買東西、拉蜂窩煤，就是不能進城。造反派老說我不老實，其實我老實透了，天天夾著尾巴在家待著，做做飯，看看書。
那時，江青時不時就竄到八一電影製片廠來轉一圈。一天晚上，中央軍委正在三座門開會，江青來了，進門也不坐，演戲一般大叫：老帥們救救我，八一廠要破壞 我的《紅燈記》，我求求你們支持我。當時葉帥主持會議，他冷靜地叫江青坐下慢慢說。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同誌說，今天太晚了，是不是明天上午去？江青 非要“突然襲擊”。沒辦法，葉劍英、李德生又邀上參加會議的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等同誌，江青在一大幫人的前呼後擁下，連夜“殺”到八一廠。不知道這位“旗手同誌”哪一根神經興奮了，又“關心”起了我，突然問那個“反革命”導演放回來了？為什麽沒“專”他的“政”？江青的話就是“聖旨”，造反派連夜把我從被窩裏抓起來，夢還沒醒我又成了囚犯。而這時還沒有安排我的牢房，臨時把我關到被稱為“經濟宿舍”的平房裏，半個月後，轉移到廠區的桃園。
偌大的“監獄”隻關了我和廠長陳播兩個人。但再一想，還有桃園裏的108棵有情有意的桃樹呢。不多不少，整整108位“梁山好漢”。在我的十年“監獄”生涯中，這是最後一段，尤其是經曆了揪鬥、關押、毒打、勞改等等非人的折磨，桃園真成了我的“桃花源”了，那是我“監獄”生涯中最開心最有情趣的一段。桃園很大，中間有許多空地，可以種菜，陳播上午勞動，我下午勞動。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我還記得這麽幾句：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真是如此啊。隻不過不是“忽逢”，而是天天麵對麵，神仙怕也過不上如此美麗的日子吧？
桃園裏有特技車間的一間倉庫，中間一堵牆，我和陳播各“住”半間，造反派讓我們各自挖了廁所，不許我們說話，怕“串連”。我和陳播早在抗戰時期在戰鬥劇社時就是老戰友。在江青眼中，我們都是她點名的“重犯”，“罪大惡極”。我頂著一大堆“帽子”，什麽“黑線人物”，“漏網右派”，“三名三高人物”，“毒草專家”等等，都快把我壓趴下了。而這一切，都源於我從《南海長城》開始與江青的“深情厚意”。確實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對我很“好”。人家都說，你跟江青同誌一塊工作真幸福，我也以為呢，實在不知從此卻整慘了我。極平常的事在“文革”中都上了綱線，成了我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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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厲害的運動也比不過“文化大革命”，全國是“三家村”，我們八一廠是“四家店”。“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上邊來了幾個“欽差大臣”，要把八一廠這潭“死水”抽幹淘盡，把我們這些“王八”打撈出來，重建一個新的八一廠。八一廠頓時被“燒”開了鍋，一晚上全廠大字報就糊滿了。領導班子幾乎都成了走資派，一大批藝術骨幹成了當然的“黑線人物”，著名電影演員王曉棠、張良等也沒“逃掉”。開始我算“落伍”者，後來才知道，原來我是樣板電影《南海長城》的導演，與江青通著“熱線”。但不打倒我，與我關係密切的編導也不好打倒。於是造反派大造輿論，說我散布江青在上海怎麽怎麽。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這可捅到了江青的痛處，她最怕別人知道她30年代的那些事情。江青馬上火了，她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文藝口的造反派大會上發表萬言講話，咬牙切齒地說了一句，嚴寄洲這個王八蛋。
八一廠第二天就批鬥我，我實在是不服氣，鼓起勇氣大喊一聲，我能不能講話？主持會議的造反派說，大家不許吭氣，聽他講。我問，“王八蛋”是什麽性質？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本來熱哄哄的會場嘩地“冷”下來，造反派頭頭隻好說，嚴寄洲今天態度很壞，押下去。接著向江青匯報，說小報上說江青30年代的烏七八糟的東西，都是嚴寄洲說的，江青信以為真。
我終於理解江青為什麽老那麽別扭，30 年代是她的一塊“心病”，說穿了江青心虛，上海電影界摸她的老底，所以江青選中八一廠的《南海長城》作為樣板田。拿她自己的話說，她攻來攻去攻不動，上影不可信，北影、長影也都有30年代的人物，看來隻有依靠解放軍了。江青選中我當《南海長城》的導演，過了一段，發現我是上海人，而且30年代正在上海，她的“心病”又犯了。突然的一天，江青叫我到去，過去江青談話，都有總參謀長羅瑞卿，總政副主任劉誌堅以及總政文化部部長陳亞丁和八一廠廠長陳播，連討論“又臭又長”的分鏡頭劇本他們也都要從頭到尾地“陪綁”。可這次很奇怪，就我一個人。江青笑笑：每次大家來，光聽我說，今天想單獨和你談談。她叫工作人員給我一杯茶，好像很隨便，“哎呀，寄洲同誌啊，我先問問你，自從我頭一次見到你，我就總有個感覺，30年代你不是也在上海嗎？我好像見過你。”我十分肯定地說：“不，我不認識你。”江青問：“你在上海哪個文藝團體呀？”我說我不是搞文藝的，我在上海世界書局當練習生。江青還不放心，又問：“你在上海是哪一年入黨的？”我說我是1938年到延安後入的黨。江青這才一塊石頭落地，談了對《南海長城》的拍攝意見，請我吃了一頓飯，放我走了。
其實30年代我就從小報上知道江青，她在《狼山喋血記》裏演女主角。那時在上海，江青頂多算四五流的演員，說她是三流演員還抬舉她了。記得籌拍《鄭成功》時，郭老的夫人於立群還說，這個戲有我的角色沒有？於立群很漂亮，30年 代曾是明月歌舞團的演員，拍過電影《王老五》。當時她演女一號，江青演女二號。上海女演員太多，她也不漂亮，我對她印象不深。我一到延安，就聽說了她的故 事。當時反對的聲音很多，可我從來沒說過她的壞話。但江青並沒有放過我，一兩個月後，江青在人民大會堂又一次接見文藝口的造反派，說八一廠那個“反革命”導演嚴寄洲態度很惡劣，她在病中，指示我一次，我反對一次，這個“反革命”分子整整折騰我剝削我三個月。這還不夠，江青又補充了一句：“他沒有什麽了不起的，他當導演是膠片把他培養起來的。舊社會他在上海是個畫廣告的。”這一下壞了，紅口白牙給我定了性，幹柴澆汽油，造反派馬上把我揪出來“火燒”。
3
山雨欲來風滿樓，1964年，八一廠的故事片走到低穀，人員增加很多，卻隻拍了四部故事片。到1965年，廠裏的主創人員已經人人自危。在江青調看的八一廠的68部 故事片中，分四類：一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二是宣傳路線錯誤，為反革命分子翻案；三是醜化軍隊老幹部，寫了愛情；四是歌頌中間人物。八一廠拍的軍事電 影幾乎都被江青點名批判，尤其是我的《五更寒》宣揚叛徒哲學，與《早春二月》《北國江南》並列為特大毒草。包括廠長陳播，我們都是賣力氣幹活的。“文化大革命”前我執導了12部電影，除《腳印》《這決不是小事情》因情節簡單“逃之夭夭”外，都被江青戴上了“大帽子”。《海鷹》是吉普車上吃蘋果，有點吉普女郎的勁頭，“小資”情調。《野火春風鬥古城》美化了關團長。楊曉冬在關鍵時刻軟弱，金環像潑婦，銀環是中間人物，屢犯錯誤。《英雄虎膽》美化女特務阿蘭，還大量散布資產階級的糜爛和色情生活，是資產階級生活大展覽。《赤峰號》渲染戰爭的恐怖和苦難，否定了戰爭的正義性，宣揚了“和平主義”。《哥倆好》《帶兵的人》宣揚中間人物……這一大堆“罪名”鋪天蓋地砸過來，我徹底蒙了。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在江青操縱下，八一廠的生產全部停頓下來，攝影棚成了批鬥大會的會場。錄音棚有隔音設備，“鬼哭狼嚎”外麵聽不見，成了毒打審訊的刑場。因為三天兩頭挨打，我幹脆剃了個光頭，想抓頭發，沒有。那時群眾亂打，打死就打死了，被國民黨反動派關進監獄，死了是烈士。而被造反派打死，算什麽？所以我要保護自己，不能白白被他們打死，先認罪，將來再翻嘛。
造反派多次召集上千人大會批鬥，給我們這些“黑幫”掛上“反革命”的牌子，一部片子鬥一次。造反派先研究這個電影反動在哪裏，在大會上念發言稿，然後把反革命導演某某某押上來。“上綱上線”交代拍這個電影的反革命企圖，最後看電影，每次批鬥會都這樣。誰拍的電影少，誰就少“亮相”，而我“毒草”最多，所以“上台”就多。腰拚命彎著，兩隻骼膊被揪著朝天。年紀大了，“噴氣式”時間一長就吃不消了，腰一夜都緩不過來勁。想解釋，你算是秀才遇見兵，怎麽說你都沒有理，一部片子檢討多次仍然過不了關。不光你受不了，陪鬥的導演也受不了。 同樣挨鬥的紀錄片導演張加毅悄悄給我出主意：老嚴，弄不好要被弄殘廢了，硬頂不行，你上綱上得比他們還高，他們就批不下去了。我一聽不錯，可是你不知道哪天批你哪部片子，這我就留了心眼。
“黑幫”排隊從後麵轉過來。我往放映機那裏掃了一眼，一摞片子是《英雄虎膽》。哦，今天批我。乘他們不注意，我一人跑到台邊上蹲著。把“反革命”導演嚴寄洲押……咦？ 找不到人了。我趕快站起來，我在這兒。全場都樂了。造反派惱羞成怒，今天非挖出你的黑良心來，你為什麽拍這部片子？為什麽拍？我早想好了：蔣介石在福建有 九股特務登陸，我歡迎蔣介石，拍片子給他造輿論，就是要配合他反攻大陸，意思是你們快來吧。哪有這麽厲害？底下群眾都知道是什麽意思，捂著嘴想笑又不敢 笑。造反派頭頭一時沒轉過彎來，卡了殼，“蛐蛐蛐”一商量，今天嚴寄洲的態度很壞，滾回去。空喊了幾句口號，就把我趕下了台。嘿，這法子真靈，本來造反派想萬炮齊轟，沒“轟”成，連“噴氣式”也忘了讓我坐。這個鬥爭策略很有意思，成了政治笑話。以後不斷有人跟我開玩笑：你立了那麽大的功，蔣介石怎麽沒給你發勳章？
我都準備好了，就等著批判《哥倆好》呢，可是奇怪，始終不批。以後才知道，造反派說，這片子怎麽批？喜劇，大家看了哈哈大笑，氣氛全不對了嘛。不過，因 為與我毫不相關的電影《舞台姐妹》，我卻挨了一次批鬥。導演謝晉拍完《紅色娘子軍》，風頭正健，又準備拍《舞台姐妹》，把本子拿給我看。是越劇，太有意思 了。謝晉當著好多人問我怎麽樣？我說這本子太好了，全國所有的劇本讓我挑，我絕對挑這個。《舞台姐妹》成了大“毒草”，我也沾了光。謝晉還奇怪，《舞台姐妹》不是我的嗎？為什麽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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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被關在“經濟宿舍”的平房時，每日三餐有兩個戰士押著我們到食堂打飯。路上碰到人我就亂打招呼，發現別人很害怕，後來才知道造反派說我藏著匕首要殺人，看押我的新戰士也非常緊張，不知道這個“反革命”到底要幹什麽。我故意“搗亂”。有一天在路上碰到洗印車間的一個黃頭發藍眼睛的女同誌，她母親是蘇聯人。我故意小聲跟她說話，押我的戰士忙追問，我說是蘇修。馬上匯報上去，弄得造反派緊張了好一陣子。抄我家抄走一些錢，我的一隻派克筆和手表也被順手牽了“羊”。我對造反派說，你們革命派裏有賊。造反派說，幹嘛亂說？你們裏麵至少有一個賊。我們可以查。可上哪兒查去？丟了隻能是丟了。
到外麵勞動，我撿了個炮彈殼當“煙灰缸”。允許買一兩毛錢的香煙，我抽煙時就把煙灰在“煙灰缸”裏搓成灰麵，造反派以為“毒藥”，還拿去化驗。
關在裏麵，實在無聊，我以為我永遠不會再當導演了，所以根本不想什麽藝術，決定先編一個月的菜譜。編了三天，第四天就忘了。我又想，我過去愛好設計，兒子嚴可該娶媳婦了，我給他設計一套老北京簡便的民房，可以“磨”掉好幾天。撿一點破紙，用鉛筆畫了好多圖。突然被造反派發現，左看右看，看不懂，如臨大敵，連夜審問我。要我交代到底是什麽意思？一定有名堂。我說這是房子的設計圖，這是門，這是窗戶。問了整整一夜，才懍聳隆?我還製作過工藝品，撿來碎白瓷磚，用半截窄鋼鋸，鋸平，貼上從報紙上剪下的毛主席像。貼了一大堆，分給難友。有一天我在走廊上發現彩色粉筆，真成了寶貝。乘看守不注意，趕快“偷”幾根，在水泥牆上畫宣傳畫，這是我的拿手好戲。我怕造反派找茬，就寫上一句《語錄》，並給《語錄》加個花邊。果然看守問，粉筆哪來的？我說房子裏本來就有。看守不再說什麽，走了。
牢房裏隻有一張白天不準使用的硬板床，後來有一塊空心磚，可以坐在空心磚上讀《毛選》。趕上“壞班”，隻有老老實實坐在空心磚上，累得實在不行。趕上“好班”，允許上床躺躺，也允許靠牆，翹一翹二郎腿，當一回神仙。有一次全廠吃餃子，造反派開恩，讓“黑幫”也 吃。好長時間不吃餃子了，我買了好多。一頓吃不了，留一半晚上再吃。給了一頭蒜，舍不得吃掉，我把空墨水瓶裏放上水，讓它長綠綠的蒜苗。旁邊關著的老導演 馮毅夫也養了蒜苗，看守又疑了心，是什麽暗號？我說沒什麽意思，就是想吃，放菜裏，多香啊。看樣子造反派比我們還緊張，草木皆兵。
我不斷搗亂，也實在是緣於太苦惱、太無聊，搗亂也是一種樂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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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頭一次被關進“監獄”是在“黑樓”。那是1967年9月20日，家裏來了幾個人，說要核對材料，把我騙進了“黑樓”。因為關過“黑幫”，所以叫“黑樓”。其實這是八一廠西北角的一座淺灰色小樓，還沒有完全蓋好，準備作為專拍保密片用的第四製片室，倒先叫我們“享受”上了。20多個“黑幫”一人一間，晚飯後立即熄燈。和真正的監獄一樣，門把手全部卸掉，窗子用鐵絲擰死。門上的玻璃窗外麵擋塊報紙，隨時可以監視裏麵，而裏麵看不到外麵。 造反派計劃一個星期打幾個，每天打一個人。幾個打手吃飽喝足，商量今晚揍誰。每天“黑幫”們都提心吊膽，因為不知道今天輪到誰。不管有事沒事都打，拉到一間屋裏，接著就傳出“鬼哭狼嚎”。那真是想象不到的殘酷，鞭子抽，木棒打，大頭針紮，禁閉，毒煙熏，聚光燈烤，有的眼睛被打壞，有的被打成骨折，有的內髒受傷……有 一天中午，要我們一個挨著一個到走廊打飯，很奇怪，原來是要打我們。陳播，什麽成分？地主，啪啪給兩個耳光。馮毅夫，什麽成分？工人敗類，還是兩個耳光。 嚴寄洲，什麽成分？小職員，流氓無產階級。張加毅，什麽成分？貧下中農忘本。反正不管你什麽出身，不多不少，每人一律兩個耳光。我的群眾關係還比較好，造 反派大部分是工人，我沒得罪他們，他們也恨不起來我，打我還算比較少。隻有一次，我狠挨了一頓揍。
“犯人”嘛，還能吃什麽好的，“憶苦思甜”，每個“犯人”發 兩三個糠窩窩、發黴的饅頭或黃窩窩頭，菜全是摘出來的爛菜葉、爛菜幫子、茄子把、芹菜根子，放點鹽，油也沒有。偶爾給點韭菜花，就像得了寶貝，省著吃好幾 天。好處是大便通暢，幾秒鍾就解決問題。有一次說是改善生活，可以多要一份菜，實際上是爛蔥葉子。給你一大碗，這怎麽吃？副廠長胡介民實在難以下咽，啪啪 一敲門，倒廁所。看守進來了，“剛才倒的什麽？”“爛菜。”“什麽爛菜？撈起來吃。”不吃，就是一頓打。我比較小心，把爛蔥葉子擠幹了水，悄悄包在破手絹裏，乘看守不注意，神鬼不知扔進廁所裏。
窗外時常有小麻雀光顧，在“監獄”裏對自由的生命真是羨慕極了。每頓飯是兩個糠窩頭，沒法吃，我們常喂麻雀。因為有吃的，麻雀越來越多。冬天的上午9點以後麻雀就都飛走了，還剩著黃拉拉的一片，叫眼尖的“大巴掌”看守發現了。誰幹的？“反革命”分子張加毅，你又犯什麽罪。張加毅辯解，窗戶連縫也沒有，我能扔出去嗎？張加毅是老“運動員”，相當有鬥爭經驗。“大巴掌”一看，窗子確實開不了。其實使勁擰，可以弄開一條細縫，把弄成渣的糠窩頭彈到對麵的房頂。晚上10時多，“大巴掌”踢開門，後麵跟著十幾個人，我也沒搞清是誰。“‘反革命’分子嚴寄洲，罪大惡極。”“我沒罪。”“你看這是什麽？”“大巴掌”擰著我的耳朵，“你細看。”“不知道是什麽？”“這是窩窩頭。”“誰扔的？”“我沒扔。”“明天不給你吃飯。”“大巴掌”左右開弓，連打了我幾個耳光，其他打手一湧而上，輪著打了我60多 個耳光，有一個打手在旁邊數著。我被打急了，說我就是有罪，也不能這麽動刑？你犯罪，又打了我兩個耳光。你們去嚐那窩頭能吃嗎？又是兩個耳光，開始打還感 覺到痛，打到後麵什麽感覺也沒有了。最後打手們扔下兩張白紙和一瓶墨汁，讓我寫檢討。也沒桌子，把鋪蓋卷起來，在床鋪上寫。‘反革命’黑良心，我拚命上綱，要不過不了關。這一次把我打慘了，嘴腫起老高，不能說話，不能吃飯。得活著，我把窩頭泡在水裏吃，要不餓也餓死了。我寫道：“我要糟蹋國家糧食，我有意破壞社會主義建設，讓人民餓死，讓國家垮台。”造反派一看嘩然，再不好批判什麽。以後好多人說我鬥爭策略厲害。
有一次提審，讓我交代罪行，造反派的聲音比較柔和：“今天文鬥，給你一把椅子。”我還以為變好了，美滋滋剛坐下，讓我把手舉起來，人家把椅子抽走，讓你坐“空氣板凳”。我已年過50，又有低血糖，一分鍾以後，汗就全濕透了，這時我嗓子裏好像有東西塞著，馬上就要暈了，幸好一口痰吐出來。女造反派叫我把痰舔掉。我堅持不幹。“文化大革命”後見到這位女造反派，她很不好意思。坐“空氣板凳”，騎馬蹲襠，骼膊向左右兩側平舉著，一落下就猛打，底下是大頭針迎接，兩邊還有人拿著棍子敲小腿肚子。一打我就摔倒，連摔三次。不到一個鍾頭，我就倒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
在“黑樓”裏，我們這些“犯人”們三天兩頭挨揍，打人的人瘋了，被打的人也瘋了。八一廠不少自殺的，導演、副導演、編劇都有死的，導演過《戰上海》的故事片室導演王冰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殺了。我不死，我不願死，我相信事情總有一天會翻過來。但天天挨鬥，有時情況就會起變化，三遍謊言就變成“真理”。這件事我是不是這麽說的？想不起來，沒準就是我說的。那一段時間，可能是神經出了毛病，我老覺得自己怎麽成了國民黨了？不可理解，老是看見國民黨帽子，怎麽看怎麽就是。牆上貼著領袖的照片，我看林彪的模樣很像卓別林，越看越像。晚上房門外麵也有“耳朵”，我很怕夢裏不留神說出來，叫“耳朵”聽到，就全完了。每天我想遺忘，拚命想遺忘，就是忘不掉，急得我直想撞牆。最可笑的是老挨鬥，鬥到後期我覺得自己真的就是“反革命”，“敬愛”的江青同誌說話，你怎麽老是反對？你怎麽能不同意？恐怕就是“反革命”。真是！不是拿槍的敵人，也是拿筆的敵人，你受的全是封建教育，恐怕是有大問題。以後我聽說別人也有這種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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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沒想到，我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被卷進“八一六”殺人奪權黑會裏去了。說廠長陳播和導演馮毅夫、嚴寄洲、王冰、張加毅在1967年8月16日晚上開會陰謀殺人奪權。 這是一個天大的謊言，怎麽製造出來的呢？ 廠裏一個張姓木工，父親是還鄉團的，被人民政府鎮壓，兩個哥哥也被槍斃。他害怕因父親的曆史問題被揪出來，想立功，說他爬上一棵小楊樹看見的。造反派如獲至寶，加緊逼供信，想盡快挖出反革命集團。
據李德生回憶，1973年9月，經總政工作組調查清楚，“文化大革命”初期， 把 一大批領導幹部打成反革命的陰謀殺人奪權黑會是沒有的。工作組找到惟一證人所提供的那棵樹，發現樹不粗，樹幹很滑，晚上很難爬上去。即使爬上去，從那個角 度也看不到那間房子內的情景，陰謀殺人奪權的黑會是不能成立的。再就是定一些人的反革命罪名，除江青講話外，拿不出任何別的證明材料。總政工作組找到江青1967年 的講話紀錄，發現其中除了政治帽子，沒有談一件事實，隻是按照江青的邏輯推出來的，顯然不能作定案的根據。總政工作組同許多人個別交談，又看了一些涉及許 多編導演人員罪名的影片，更加證實那些專案材料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總政主任李德生幾次聽匯報，心中有了數，頂頂再看。造反派看總政沒動靜，就把“八一六”黑會匿名上報周總理。周總理也不相信，這麽大的事，怎麽匿名？打了回來。造反派不甘心，又上報江青，江青批了。
於是造反派就動了手，突擊打陳播，第二個打馮毅夫，再打我們幾個。因為人太多，如果胡編，可能有更多的人挨打，必須統一口徑。可是“犯人”之間不能說話，沒法“串供”。要“串供”，必須建立可靠的聯係。
7
張加毅“住”中間，我在一邊，馮毅夫在另一邊。牆不太隔音，我們常常敲牆，張加毅“噔噔”，我也“噔噔”，連上了。但光能表示安慰，沒內容。有時敲一上午牆，也不明白什麽意思。又“串連”，通過廁所傳遞小紙條，張加毅把音樂的七個音編成拚音字母，用大頭針在紙上紮出來，用煙灰一抹，就能顯出字。他扔到廁所，我們撿來看，因為發音不對，好多字拚不出來，還不行。
張加毅整天琢磨怎麽把上饒集中營、渣滓洞、白公館裏革命者對付敵人的那一套經驗全用上，勇氣和智慧就這樣全跑出來了。因為樓上的廁所沒修好，上廁所要押到外 麵，反正也沒事，誰上廁所大家都要看。張加毅敲門上廁所，看見我扒著窗戶，乘造反派不注意，他從兜裏掏出一個小紙包舉了一下，扔進草叢。我們互相做了個表 情，馬上我也敲門，要上廁所。我裝作彎腰係鞋帶，飛快地從草裏撿起那個小紙包放進兜裏。回來一看，一張破煙紙，包一塊指甲大的鐵片，紙上什麽也沒寫。這是 什麽意思？搞不懂，腦袋都猜疼了，也沒猜出來這是什麽鬼花樣。張加毅肯定明白我不懂，他從上往下敲牆，這回敲牆與往常不一樣，從上往下，很有節奏。敲了三 四遍後，我注意到牆上的電插座。牆裏電線沒通，但牆兩邊的木頭盒應該是通的。張加毅又敲，還是從上往下走。我忽然明白小鐵片的用處了，他是讓我把小鐵片當 螺絲刀，把木頭盒上的螺絲擰開。這可非同小可，看守看見會狠狠揍我。我打了盆水，裝作洗衣服，用背擋著門上的窗戶眼兒，飛快地用小鐵片把電插座的四個螺絲 釘擰開，因為有隔板，看不見牆那邊，但裝著一束電線的銅管中有一個很小的“眼”。突然這個很小的“眼”裏捅出來一根管子，嚇了我一大跳。再細一看，管子裏捅出一個小紙卷，我趕快塞進兜裏。紙卷上寫著：這個通道非常重要，不是重要的事不能用。太好了，我們終於取得了聯係，張加毅也與馮毅夫建立了通道。除了陳播被單獨關押，我們這幾個都串通一氣了。
據張加毅回憶，當時他覺得光敲牆不行，要有內容。他盯上了牆上的電插座，故意問造反派：“插座有電嗎？”“有電。”“那邊是不是也有？”“一樣。”他 想，這個樓還沒完全蓋好，不可能有電。可是電插座有四個螺絲釘，赤手空拳卸不了，怎麽辦？應該想辦法弄一個小改錐。張加毅經常被提審，他注意到樓道轉彎處 放著個木頭箱子，鐵皮露出一塊。他就過來過去掰一下，掰了好多次，終於擰下一塊鐵片。再怎麽弄成小改錐呢？隻有靠自己的“鐵嘴鋼牙”了，他翻來覆去咬，咬成三塊“改錐”。擰開電插座上的螺絲釘，犧牲一根筷子，削尖，把一束電線鑽個眼。通信聯絡時，事先敲牆。動作很快，取了紙條後馬上封好。
有一次，張加毅被毒打回來，給了我一張小紙條，“看來狗日的非把我整死不可，老嚴，萬一我被整死，望你照顧好我的老婆孩子。”我看了，眼淚落了下來，誰知道我的這條命能不能保住？經過一段時間“串連”，我們都認識到，這樣被白白打死不值得。還是交代“罪行”吧，留得“青山”在。 馮毅夫是老同誌，他認為，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已經這樣，就交代吧。根據誘供，張加毅負責編了一套材料。給了我很多的紙條，其中一張寫著：現在經我與老馮研 究，開始幾次不交代，然後就交代。打得受不了，要一點一點承認，不能一下全認，必須挨三次打。你老家夥身體不如我，趕快交代。
我努力背熟自己的“罪名”，為背這段，真把我累得夠嗆。過去編劇本，都是生活，材料流水一樣往外湧。可現在腦子“鏽”掉了，轉不動，本來就是沒有的事，瞎編，還要編得沒漏洞，真難。好不容易編“圓”了，又背不下來。不是真事，背了就忘。費了好大的勁，最後總算結結巴巴背下來，這才把小紙條燒掉了。雖說漏洞百出，很難上綱，但造反派在這個影子的基礎上開始“更上一層樓”，編得很有性格，誰說什麽話，都很像他本人。如造反派編某攝影師抽煙袋，一邊說，一個小煙袋還掛在煙鬥上轉，編得像極了。誰誰誰負責拉電閘，誰誰誰領著去民航附近的電子管廠，叫人來支援。造反派把口供湊到一起，發現我在中間是個重要人物。連夜提審我，“八一六”你是幹什麽的？我說我根本不知道什麽“八一六”， 你們說有就有，我不知道我幹什麽。造反派說，我們知道你的分工，你是負責刷大標語的。我哭笑不得，確實我的大字寫得好，過去在戰爭年代常常由我負責刷標 語。我說你們說是就是。又逼問，黑會怎麽開的？怎麽回家的？我用不著發揮我的想象力，回家嘛，順著宿舍牆根拐過去，鑽黑胡同。造反派很滿意，今天你態度可 以，與我們掌握的一致。其實我完全是胡編一氣。
按照“王法”，“犯人”之間不能見麵，上廁所要敲門，等回去後才能第二人去。有一天，我去廁所，意外碰上了蔣先德。這樣我們四個人聯係上了，統一了口供。隻是陳播等人聯係不上，他們隻好多吃苦頭，還埋怨我們骨頭“軟”。
自己給自己安了個殺人的罪名真的很難受，膽戰心驚，也不知道接下來還會發生什麽事情。交代以後，安靜了好多天，大字報公布出來。由此也帶來一個嚴重的副作用，本來群眾都很同情我們，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這一交代，壞了，好多中間派倒向造反派，原來這幫老家夥還真有“殺人奪權”這檔子事啊。
8
別看在“監獄”裏，我們天天忙極了，小紙條就這樣暢通無阻地傳遞著。要不是被造反派發現，成了我們的罪證，這些小紙條也不一定保存下來。什麽紙都有，有的是煙盒的印花，有的是報紙邊，管它什麽樣的紙，卷成卷，都用來傳遞“情報”。為了多寫一些字，鋼筆尖反著用，這樣筆劃細。小紙條一個兩指寬，密密麻麻好幾百個字，字特別小，跟剛出生的小螞蟻似的。內容有罵街，有串供，還有鼓勵，什麽都有，這也是鬥爭中的一種自我安慰和互相安慰吧。
那時一天要通兩三次信，按照這個統一的口徑，大家交代的基本一致。太一致也不對頭，造反派也不傻，怎麽交代都一模一樣？口徑這麽一致？是不是他們通過氣？看守這麽嚴，他們怎麽通氣？造反派就提著工具突然闖到牢房搜查，也到廁所查，因為隻有廁所是“公共場所”。所有的地方都搜查過了，“犯人”們怎麽聯係的，還是搞不懂。造反派到張加毅的牢房裏，到處看。有一個人盯了電插座一眼，什麽也沒說，走了。張加毅特別敏感，馬上通知我們，注意擰好螺絲，用布把手指印擦掉，抹上灰。果然下午造反派來拆電插座，好在沒發現。不是我們暴露了，而是造反派神經過敏。
電插座聯絡秘密是秘密，隻是太費事，還老怕暴露。張加毅說，馮毅夫“官僚”了一輩子，太胖，他的電插座在床底下，每次取完條都累得夠嗆，堅決不幹了。反正一天到晚沒別的事，大家又瞎琢磨，還有沒有更好的更方便的傳遞紙條的辦法？過一陣，樓裏廁所修好，可以用了。廁所自然成了交換“情報”的 地方，我發現蔣先德在廁所放臉盆的鐵架下夾了個紙條。我給蔣先德寫條：不能用這個辦法。一兩次行，時間長可能掉下來，叫造反派發現就糟了。後來幹脆把紙條 扔進廁所的紙簍裏，外麵抹上大便，要不容易被發現。可是大便又臭又不衛生，別看我們是犯人，人的尊嚴還是有的。張加毅很“鬼”，他把煙絲和水混合成黃水，用漿糊拌上，黏糊糊抹在紙上，與大便一樣，又衛生，又安全。想起來，我們“犯人”的生活也很有意思。
可是別以為隻有我們聰明，造反派中的聰明人有的是。也虧他們想得出來，翻出擦屁股紙，一張一張看，而此時我們又“發明”了更好的辦法。廁所蹲坑前麵有個帽子樣的罩子，把紙條貼在裏麵，鬼都不知道。因為要讓我們寫交代材料，每間牢房裏都有紙。寫好紙條，折成小塊，夾個大米粒，上廁所時貼在“蹲坑帽”的內麵。收到條後就敲牆，噠噠噠，收到，或者“滋拉”拽一下鐵壺，這就大大方便了。因為好幾個人，條子經常拿錯，還得再貼回去，這就增加了被發現的概率。張加毅繼續“發明”，每個人都排好位置，上下左右和中間，馮毅夫在中間，下邊是我。給誰的條就貼在誰的位置上，這樣就不會互相拿錯了。排位置沒排蔣先德，他好奇，有一天把“廁所帽”上的紙條全抓走了。追半天，他又貼回來，因為他不知道位置，貼得亂七八糟，把給張三的貼到李四的位置上，給李四的貼到王五的位置上，全亂了套。
傳遞的紙條最終還是被造反派發現了。
9
蔣先德寫條子說他要“飛”，就是他要“越獄”。 蔣先德是張加毅的攝影師，他曾把自己綁在飛機門外，也曾綁到艦艇的旗杆上拍攝，外號蔣大膽。張加毅把蔣先德要越獄的事當好消息告訴馮毅夫，馮毅夫認為不可 以，走到哪裏都一樣，現在天下都這樣。張加毅同意蔣先德越獄，以便出去好宣傳，並給了他幾十張紙條，讓他帶出去，裝進塑料袋，再放到罐裏，埋地底下。給我 的紙條我看後全燒掉了，灰弄碎，放煙灰缸裏，而張加毅認為這是證據，也是個不可多得的紀念物，把紙條全留著，舍不得燒。蔣先德把皮衣領子弄個口，把紙條藏 進去。他選定從八一廠的西門附近“越獄”，牆外是磚砌的垃圾箱。蔣先德跳牆後沿著小河跑，跑了半天，過不了河，隻得返回來，從小橋走。上了橋，當時天正下著小雨，他還比較粗中有細，怕留下腳印，倒著走了200多步。造反派出來搜查，發現腳印是進來的，就沒再往外搜，讓他成功逃掉了。
蔣先德到一起打獵的獵友那裏躲了一個多月，以為風聲已過，找人到王府井貼大字報。沒想到造反派通過公安部門發出全國通緝令，我們從窗口看見蔣先德被抓回來 了。用粗鐵絲擰住他的脖子，拴在汽車前座底下，蔣先德隻能蹶著屁股跪著。等三四個小時回來，滿臉青紫，人已經變了樣。把他關在錄音棚裏，打了整整三天，幾 次昏死過去。一步一步，幾乎是拖回來的。好長時間我們不知道蔣先德關在什麽地方，後來張加毅上廁所，下樓梯時看了一眼放掃把雜物的一米多高的小樓梯間，門 是貼的報紙在輕輕地動，他掀開一看，蔣先德癱在地上。沒法“串連”，他已經被打得尿血，氣息奄奄了。
張加毅原以為蔣先德跑掉了，很高興，在牢房裏唱語錄歌，“我們的同誌在困難的時候……”看守說：“你高興什麽？”“沒高興什麽？”“你們有什麽串連？這是誰的字？”壞啦，蔣先德往衣領裏藏紙條時，毛毛躁躁丟了一張在草地上，被造反派撿到了。馬上追查，張加毅承認是他寫的。“你放在哪？”“我扔廁所。”“給誰看？”“誰都可以看。”造 反派知道不可能隻有這一張紙條，把張加毅的褥子被子全撕開，沒有。確實，張加毅還有很多紙條，藏到哪裏了呢？牢房裏隻有一張床，又經常要轉換地方，隻有掃 帚簸箕能跟著走。他就把紙條全塞在掃帚裏。沒想到造反派找不到紙條，特別生氣，要打張加毅。屋裏再沒有別的東西，造反派當然不想用手打，就順手抄起掃帚， 狠狠一掄，好家夥，“天女散花”，所有的紙條全飛了出來。
用於串連的小紙條，就是這樣被打出來的。造反派把小紙條上的字一一放大，抄在紙上，作為反革命“串連”條還展覽過。“文化大革命”後這些作為“反革命”罪證的小紙條退給了張加毅，他裝在一個牛皮紙袋裏，當成寶貝。
10
我記得我們是在1966年挺熱的時候被揪出來的，每天不是挨鬥，就是寫交代。到了9月30日，不能讓“黑幫”在北京過國慶節， 我們就被武裝押送到甘肅天水的步兵學校。這是被關到“黑樓”以前的事情，一路上有人持槍“警衛”，子彈頂上膛，有逃跑者馬上開槍。我們坐的火車是硬座，我解放後就沒坐過硬座，這回可“享受”上了。
天水步兵學校是部隊院校，“文化大革命”開始還安靜，沒鬧起來。後來造反派到天水串連，把我們拉出來示眾。我們這幫人中有不少人物，著名畫家黃胄，著名作家王願堅，還有總政文化部部長陳其通，宣傳部部長薑思毅，以及好幾個少將，他們算大的“牛鬼蛇神”，跪在第一排。我還以為自己沒事呢，沒想到有人喊，還有嚴寄洲，於是我也被迫跪下。每人掛一塊大牌子，自己寫上自己的“罪行”。 造反派命令黃胄畫驢，也沒筆，讓他用破掃帚沾著黑灰在水泥地上畫。畫毛驢是黃胄的拿手好戲，但他畫得像狗。我看了一眼直想樂，又不敢。雖然我汗淋淋的，後 麵被吊著骼膊，我還是從嗓子眼裏擠出一句細細的話：你畫的那是驢嗎？那是狗。黃胄望了我一眼，嘴一咧，想笑，那笑的樣子比哭還難看。“文化大革命”後我對黃胄說，你畫了一輩子驢，就那個最值錢了，可惜當時沒拍下照片。
為什麽把黃胄作為重點？因為就在批鬥的前兩天，黃胄上了《人民日報》的“黑名單”，升了級，所以造反派光鬥黃胄了。以後到幹校，黃胄分在炊事班，每天用驢車拉泔水。我挑東西經常碰到他，就開玩笑說，“你今後畫的驢更像驢了。”黃胄低聲說，“畫什麽驢？畫驢屁股，天天光看見驢屁股了。”接著補了一句，“我這輩子再不畫驢了。”當然“文化大革命”後他還是照樣畫驢。
押到天水後，準備把我們集中起來送到新疆大沙漠終身勞改。那時流行“四類分子”，我們算“四類幹部”、“反革命”，敵我矛盾。人到這一步，隻能聽天由命，也豁出去了。後來不知道為什麽，沒把我們送到新疆，大概是八一廠還想把我們當“活靶子”吧？1967年1月，又把我們這群“黑幫”從天水步兵學校押回北京，還是硬座。回北京後，被關進“黑樓”，到1969年4月15日放出來，關了一年零七個月。放出來第二天又接著辦學習班，交代問題。學習班的成員都是“黑幫”。因為北京戰備疏散，10月24日學習班結束。第二天，10月25日，把我們押送到山西高顯的總政五七幹校“勞改”。
11
我這一生坎坷，似乎沒有一次政治運動能逃掉。大而化之，我總結一條，槍打出頭鳥。戰爭年代我在戰鬥劇社，就是埋頭幹工作，出作品多，老立功受獎。到八一廠，有的人三五年搞不出一部片子，我幾乎是一年一部。概念化不幹，就是要出新，這一出新有時就容易踩響“地雷”。 加上“出風頭”多，過去就老有人弄我的名堂，從延安整風起我就是老“運動員”，每次都跑不掉，常常有事沒事都能找出我的“事”來。現在年紀大了，我都想不起來我是怎麽跌跌撞撞過來的了。但我又是“不倒翁”，我有技術，我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壞人，不是特務。真理隻有一個，我相信黨。
1942年，延安整風開始。康生管“搶救”，我被“搶救”進去了。那時的邏輯是凡是上海來的人都是特務，我是上海來的，又在上海做過地下工作，所以我肯定是特務。有一個老紅軍找我談話，要我交代問題。我表示我的思想很不純潔，要好好參加整風。“你的問題不是這個，是政治問題。”我差點暈過去。我滿懷革命熱情來到延安，居然成了混進來的特務？那時對我還講政策，倒不打罵，天天讓我在班裏的窯洞炕上，講自己的曆史。我自己一段一段講，越講漏洞越多。弄到後來我自己都懷疑，我真成了特務了嗎？ 我們班裏有宣傳科的一個副科長，他也是大後方來的，開始很同情我。鬥我五六天後，他對我說，過去我認為你沒問題，現在聽你講，你還真有問題。後來我真吃不住了。鋤奸部長帶兩個人到窯洞，夾個大包，嚴肅極了，說：“我給你講，你現在交代，還可以保留黨籍、軍籍，不交代，材料一公布，槍斃。”我說：“不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嗎？”“對你不一樣。”我心一橫，“要槍斃就槍斃，拿出材料來看。”人家說，“材料我們掌握了，你不坦白，就槍斃。”我也火了，“槍斃就槍斃，槍斃前你得把棺材錢給我。”“幹什麽？死到臨頭還要棺材錢？”我說我要買好吃的，保養保養，然後你們隨便把我扔到黃河裏算了。後來批判我延安整風還向黨要棺材錢。
鋤奸部長看我“刀槍不入”， 說我們先要搶救你，你這一個班全是貧雇農，聽不懂你說的那些，給你換個班，全是大後方來的。這回鬥得凶了，開始我鬥人家，現在成了人家鬥我。老嚴，大米好 吃小米好吃？我說當然大米好吃。那延安吃小米，你為什麽不在上海，到延安來？我回答不出來。我就是回答出來，他們還有更多的理由反駁你。不僅從政治上汙辱 你，還從精神上摧垮你。詐騙哄灌逼，以及變相刑罰，加上扭撅搖推，全都是誘你上圈套。外麵下大雪，別人都睡了，通宵在雪地裏找我談話。人家輪換著，而我一 直站在雪地裏，困得我來回亂晃。或者更絕，把我蒙住幾床被子坐上幾個人壓。還有用鉗子揭瘡蓋，一片恐怖，不斷有人自殺，跳黃河。你跳黃河自殺，死了也是特 務。
我在這種逼供信下，再“頑固”也不得不交代，我被迫承認參加了《中國道德學社》，其實什麽是“道德學社”我根本搞不懂。我的交代不能牽連上別人，想半天，我是日本特務吧？沒別的特務。誰派來的？我是我父親派來的，叫我了解延安的情況，這才結束了沒完沒了的“煎熬”。事後不久，我覺得這是錯誤的，又找鋤奸科長聲明以前是編造的。
隻要交代了，就放在另一個隊，叫搶救隊。隊裏的人都是“搶救”出來的特務、漢奸、叛徒、國民黨托派等。這裏一個星期可以吃到兩頓羊肉，優待俘虜嘛，比沒坦白交代舒服多了。我說父親派來的很絕，不牽扯任何人。有人被逼得瞎交代，扯出好多人，這好多人再扯出好多人，都冤成了“政治犯”。 在搶救隊裏，大家彼此彼此，都是特務，不能離開村子，班與班不能講話，怕串供。另一個班有個劇作家，叫石丁，以後當過戲劇學院的黨委書記，寫過很多劇本。 他被逼得沒辦法，要交代橫的關係，可是找不到人。有一次在衛生所看病，他悄悄對我說，你當我的上級吧。他怕交代我是上級，我不承認，先通通氣。現在看是鬧 劇，那時可認真了，人命關天的事情，我堅決不承認，你不能把我當成你上級。因為我太堅決，他就沒敢講。我要答應了，不就是自己把自己打成特務了嗎？那時說 話，兩個人敢說，三個人就不敢。日記是不寫，寫日記讓人抓住不得了。不寫日記，有點牢騷人家也照樣可以鬥爭你。那個時候特務滿天飛。軍區集中了一千多名幹 部的“坦白運動”，鋤奸部長宣布，現在特務社會化，從上海到北京，隨便抓幾個人就有特務。連童子軍也成了特務組織，八路軍三個師就有一個師是特務。後來毛主席發現整風擴大化，很快糾正。搶救失足者，康生署名；甄別工作由毛主席署名。幾個月後組織上找我談話，給我作了結論，沒事了。
戰鬥劇社重新集合演出。剛放出來的我很高興，寫了一個配合搶救運動的戲《失足恨》。戲中有個上海青年，被特務派到延安。上海派到延安的特務頭子叫李先生，晉綏鋤奸部長也姓李，演出後，鋤奸部長問，為什麽特務和我一個姓？我嚇得好幾天沒睡好覺，你這人真是，剛摘掉“特務帽子”就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怎麽能讓特務姓鋤奸部長的姓？特務不能姓李，姓水吧，水先生。“文化大革命”後我看到“百家姓”，還真有水姓，幸虧沒個姓水的當大官，要不我真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1948年部隊“三查三整”運動中，查出我不是無產階級，家庭成分是破落地主，於是我被劃為混進革命隊伍裏的階級異己分子。但為什麽要開除黨籍，我不知道。我隻知道查到我家五代以上曾給皇上教過書；查到我在練習寫作時寫了一些“小資”情調的風花雪月；還查到我曆史上犯過幾次錯誤。1949年“糾偏”，重新給我結論，恢複了黨籍。
“文化大革命”快結束時，我的問題已經有了結論。八一廠搞專案的一個同誌，過去與我在一塊兒，他對我說，根據長期考驗，你沒有政治問題，這個條子還給你。我一看，媽呀，一張白條，上麵寫著“在整風時，嚴寄洲曾交代是特務，後做結論糾正，但他這段曆史沒有證明。”這是足以置我於死地的一句話，也不知道是哪位先生寫的，一直塞在我的檔案裏，幾十年“忠實”地跟著我。當時延安整風已經給我做了“不是特務”的結論，檔案裏卻一個字也沒有。我這才明白，原來我的好多事情都與這個白條有關。難怪次次運動逃不掉，老有個陰影像老鷹一樣在你頭上轉，老鷹不抓到你這隻小雞，不算完。
12
按照我的性格，本來是逃不掉右派的。那時，我們算老的，年輕人看不慣我們這些穿著呢子服的“三八式”，正趕上“提意見”，我們就成了被攻擊的對象。沒想到，風向陡轉，“提意見”者紛紛落馬，成了反黨的右派。而我們卻“僥幸”逃過一劫。
但是，還是逃得了“初一”，逃不掉“十五”。
在旅順口拍完《赤峰號》的外景，我返回廠裏，正趕上1959年傳達廬山會議批判彭黃反黨的文件。廠裏向黨內幹部傳達後，馬上討論，在黨的小組會上每個人都要表態。雖然我過去挨整頻頻，仍沒有接受“教訓”。 我想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應該有什麽說什麽，向黨坦白交心嘛，對黨還有什麽可保留的呢？我說，我還沒有一點思想準備，要是不聽這個傳達，先看彭 老總的意見書，有許多地方我是會同意的。過去我對彭老總印象很好，感到他平易近人，沒有架子，他在西北能打仗，生活艱苦樸素，他的軍褲上打著兩塊補丁，他 騎的馬還掛著一隻破臉盆。於是，厄運又來了，單位分配了3%至5％的“右傾”名額，很快打印成文糊在牆上，我和紀錄片導演張加毅、《地雷戰》的編劇之一柳琪輝“榮幸”被選中。我被開除黨籍、軍籍，撤銷導演職務。導演本來不是行政職務，是業務分工，無所謂撤銷不撤銷，那也撤銷。下放到青海唐古拉山平叛部隊當兵。我懵了，給我多重的處分我都能承受，剝奪我拍片的權利，這是最讓我受不了的。當然我沒想到我因禍得福，回來後由於連隊生活的“爆發”，我拍出了《哥倆好》《帶兵的人》這樣深受戰士歡迎的影片。
1962年，從青海當兵回來後，把我們弄到廣安門裏學習。甄別後，給我們平了反，我被開除黨籍和軍籍以及導演職務都得到了恢複。隻要把導演工作還給我，我就高興得不知道東南西北了。事隔幾年，“文化大革命”中我的這一段“光榮曆史”重新被定為反黨罪行，並被標上駭人聽聞的“擁護彭黃反黨綱領”的大帽子，老賬新賬算到了一起。
13
關在桃園的“監獄”裏，每天的勞動是最有樂趣的事情。
春天來了，108棵桃樹似乎忘記了被監禁的命運，仍然是滿園春色關不住，爭先恐後地含苞怒放，好似一大團一大團粉紅色的雲朵飄在桃園裏。這時我就忙開了，我愛吃桃，這108顆桃樹就由我負責。首先要給每一棵桃樹刮蟲苞，不刮，蟲子會鑽到桃花裏，桃子就成了蟲桃子。開花期的桃樹要大量灌水，這挑水是個重體力活，我已經快60歲了，以前又沒有幹過農活，那麽多桃樹，一擔一擔地挑水實在吃不消。我就開始琢磨，讓水自己流到樹坑裏去。我先挖樹坑，再用小渠把所有的樹坑連起來，一開水龍頭，全澆上了。想法不錯，幹成以後也就享了福，可實際挖坑挖渠，耗費了我個把月的時間。好在時間在“監獄”裏是最不值錢的東西，我也不希望那麽快完工，每天老有幹不完的活，時間就好像過得飛快。
桃園裏有很大一片空地，一上午我忙得很。除了伺候桃樹，我還種了心裏美蘿卜、西紅柿和好多老玉米、向日葵、葫蘆什麽的，反正我愛吃什麽就種什麽。嫩葫蘆 一掐就出水，西紅柿又大又圓，人見人愛，菜也老有人要。慢慢地，我也很有經驗了。要吃心裏美蘿卜，今天灌水，明天拔了準脆，還不辣，比外麵買的好吃多了。 向日葵炒成五香瓜子，我不說，但心裏是有杆秤的，造反派給生的癟的，還要說他們吃我的五香瓜子，劃不清界限。捎信要我種的老玉米，跟我關係好的，同情我們 的，就給他好的，嫩的。和造反派一個鼻孔出氣的，就給老玉米，讓他咬不動。
這108棵桃樹是我的一大群小朋友，每天見到他們，我都很高興， 他們也盡力滿足我，允許我隨便吃。這麽多的鮮桃我和陳播敞開肚皮吃也吃不完，經常有人偷偷來要。我掌握著“原則”，好吃的桃給好人，不好吃的桃給“壞人”。每棵樹上的桃子我都咬過一口，大概是品種和水土的關係吧，有八棵桃樹結的桃好吃，有兩棵最好吃。從外表上看，桃都一樣，
這個秘密別人不知道。最好吃的兩棵桃樹由我和陳播包圓，誰也不給。我老在想，為什麽隻有這兩棵樹結的桃好吃呢？大概是老天爺在關照我們，看我們在受苦受難，從王母娘娘的蟠桃園裏移過來兩棵仙桃樹吧？
每天有兩三個人輪流看著我們，有兩個是鐵杆造反派。對立麵不能當看守，怕打起架來，同情我們這邊的怕“串連”，都不能來，隻能是鐵杆造反派。因為看守有限，時間長了，造反派也不願意陪著我們一起蹲“監獄”，不得不讓同情我們的中間派也來看守。以後就一天兩個人，一個“嫡係”，一個中間派。桃園雖然不是真正的監獄，但一樣戒備森嚴，我的刮胡子刀、菜刀都被他們收走，鎖著，做飯要用時才給。牆上原來有幾顆釘子也全拔走了，毛巾都沒地方掛。院子裏有舊木箱，我就從木箱上拔幾顆釘子，釘在牆上。我對造反派說，你們這麽“關心”我，我要死就是你們弄死的，我自己不會死。我老在想，事情總有一天會弄清楚的。
比起過去關我的“黑樓”來，桃園裏的日子好過多了。桃園的倉庫裏木匠工具應有盡有，油漆也有，我可以動用。為了讓自己住得更舒服些，我決定自製一個沙發。我從倉庫裏翻出一把破椅子，把腿鋸短，蒙上被套，搬到桃樹下，就成了我的“沙發”。沒有活幹的時候，我就坐在“沙發”上看書。不過這與神仙過的日子還有一段距離。說是看書，卻沒有別的書，隻有四本《毛選》和一本“語錄”。四本《毛選》我前前後後看了12遍。最後一遍，專門收集《毛選》裏的“主義”，找出了好幾百個“主義”， 密密麻麻列在紙上。後來總算可以看《人民日報》了，但還不能看《參考消息》，我很想知道世界上發生的事情，碰上好看守，就偷偷要來看。有一次我在外麵勞 動，垃圾堆上有一張爛《參考消息》，我乘看守不注意，寶貝一樣藏到口袋裏。這是一個月前的報紙，我翻來覆去看了好多遍，還舍不得扔掉。到後期鬆多了。我就“理直氣壯”寫 報告：毛主席對魯迅評價這麽高，希望把我家的一套《魯迅全集》拿來，我要學習魯迅。這個理由太正當了，造反派沒辦法駁我，隻能照辦。這下我的日子好過多 了，過去工作忙，隻零碎看過魯迅的幾篇文章，沒時間好好通讀。這一下有了這麽多大部頭的書，我高興極了，一天看一段，真舍不得看快，日子長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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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在桃園裏的兩個“犯人”整天見麵，可是不讓說話，憋得實在難受。一天，我想了個點子，不讓說話，下棋總可以吧。我用鐵鍬把鋸了很多圓木片，做成象棋。陳播不敢下，隻好算了。陳播個子高，因為心情的關係，吃不好睡不好，瘦得隻有90多斤。後來看守不那麽嚴了，我悄悄對陳播說，吃好點，高興點，要不頂不住，總有一天我們要出去的。正是這種信念鼓舞著我，我是真心實意地“培養”自己的快樂。陳播看我那麽快樂，心情也慢慢晴朗起來，以後陳播說是我救了他。
倉庫裏廢木料很多，自己再去拉點蜂窩煤，就有燒的了。到時間自己做飯，我變著法地琢磨吃，自己給自己改善夥食。因為生在江南，我特別饞，老想吃好吃的東 西。過去拍片到各地，都要把當地最有名的食品吃一遍。因為不讓我們出去，碰到不橫挑鼻子豎挑眼的看守，就托他們買點好吃的。有一天，我饞涮羊肉了。五六年 沒吃，饞得不行，怎麽也要吃一次。我托看守進城買羊肉片，六裏橋買不到，多給他六分錢，作為來回存自行車的車費，那時存車費一次三分錢。我買了兩斤羊肉 片，給陳播一斤。“牛鬼蛇神”嘛，當然不能公開吃，隻能偷偷吃，吃得心情舒暢極了。到下午，陳播遠遠伸出大拇指，表示真好吃。一個星期後，陳播問，還吃不吃？他要請我的客了。我說今天不吃涮羊肉了，換一樣，吃炸糕。炸糕也多少年沒吃了，牛街口上的回民小吃店炸糕最好吃，就托看守買回五六個。
我們快放出來之前，我又想了點子。那時電視還是個稀罕物，我知道陳播家有兩台黑白電視機，一大一小。陳播到蘇聯去帶回來一台，以後又買了一台九寸的。我 讓陳播打個報告，說聽不到黨中央的聲音，對學習黨的政策不利，希望把電視拿來。造反派同意了，有電視看，對他們來說，何樂不為？那時幾乎沒有人家裏有電 視，電視節目到晚上7時才開始，新聞聯播後有時會放一個電影。雖然是樣板戲《沙家浜》《紅燈記》什麽的，那也像從地獄到了天堂一樣，看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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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進桃園半年後，我發現不知什麽地方老是有細細的貓叫。跟著聲音追蹤到倉庫，確定就是這裏。倉庫裏有野貓？太好了！我把吃剩的飯菜從破窗戶裏放進去。與貓也 不見麵，咪咪叫幾聲，就走。等一刻鍾再來收盤子，全吃光了。十幾天後再去，貓就不怕了，主動出來與我見了麵。再以後，貓讓我摸它了，後來也讓我抱了。這是 隻可愛的白貓，隻是髒得毛都成了灰黑色的了。我給它洗了澡，擦幹淨，愛惜地把它安頓在破箱子裏，弄點破布給它當鋪蓋。有了貓，每次我多買兩毛錢的肉，專要 不好的肉，這樣可以多給一些，我的白貓就有了一份口糧。有一天，陳播說，這貓怎麽這麽胖？我一看，喲，貓懷孕了。過了幾天，白貓不見了，我滿院子找，急得 就像自己丟了小孩。終於在當道具用的舊馬車墊子裏，找到了我親愛的白貓。這裏軟和，有草，有棚子，老白貓把這裏當成了“婦產科”，平安生下了四隻小白貓。這下我可高興不起來了，養一隻大白貓還勉強養得起，一下養五隻貓，真養不起。我每個月的錢很少，隻勉強夠自己的夥食費，大小貓餓得哇哇亂叫。不過，它們誰也沒有走，寧願餓著，也陪我一起蹲“監獄”。
天越來越熱，地裏的活不多了，輪到我勞動的時間，我就坐在自造的沙發上看書，五隻貓親親熱熱地趴在我腳下，四周是生機盎然的綠綠桃樹，真比陶淵明當年采 菊東籬下更悠然。小貓越長越大，吃的也越來越多，雖然我舍不得這一群大小貓們，但實在養不起了，不得不忍痛送走三隻小貓，隻留下一大一小陪伴我。
每天輪流看守我們，造反派也煩了。該槍斃就槍斃，不能老耗著。過年了，還關著他們幹什麽？回家吧。總算開恩放我們回家了。但領章帽徽還是不給，後來發了我，我也不戴，本來把我的領章帽徽摘了就不對。我不穿軍裝，上街抽煙，糾察糾不了。在“監獄”的最後一天，來個女的造反派宣布，革委會通知你回家。我說我不回去，關這麽長時間，我為什麽被抓到這來？沒說清楚。叫你回就回，還不回？就這個結論，你不回去也得回去。我其實很想回家，隻不過嘴硬罷了。
我跟陳播告別。陳播說，你放心，你走了我就有希望了。最後依依不舍和大小貓們告別，看見貓，我的心直疼，它們還要在這裏繼續“監禁”。我望著蜂窩煤爐子和煤、行李、自造的沙發，包括我的一套《魯迅全集》，什麽都舍不得扔。副業隊有板車，借來，全用板車拉回去。不知道的人還問，他怎麽亂跑出來了？哦，放了。當然也有橫眉冷對的，但好人更多。雖然我被關進“監獄”，不少群眾仍對我不錯。從生產區拉到我掃地出門後住的“牛棚”，有不短的一段路。我拉著大板車，很沉，路上好多人幫忙，也不吭聲，不表示親熱，默默幫我推車。到門口，卸下煤爐和東西，也不說話，就走了，所有的感情都盡在不言中。
1974年12月31日，我總算回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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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被趕到了醬油坊改的“牛棚”裏，地上還留著鍋爐印子。全部東西放不下，書架放在桌子上。我在門口撿碎磚頭，壘個小廚房，還做點好吃的。兒子這時也從雲南回來了，一家四口總算團圓。看到我被放回來，全家都很高興。
那天晚上我一夜沒睡，和老伴王榮華講了一夜話。有兩件事我很感動，一件事是父親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去世了，“文化大革命”中 母親住在上海妹妹家。我被關起來後母親去世，老伴沒告訴我。妹妹和妹夫老罵我不來信，老伴也不好解釋，每個月照寄幾十元錢到上海。我放出來半個月，看我情 緒平穩一些，一天晚上，老伴才說，我得跟你講，你關起來後，你媽去世了，就等你回來，她死不瞑目。我當時眼淚就流下來了。在我被關押的時候，組織上找我老 伴王榮華談話，要她劃清界限，離婚。也怪，我們這些“黑幫”的家屬，沒有一個提出離婚。這麽多年了，是不是的反革命，誰心裏不清楚？我挨鬥回家，老伴對我照樣很好，孩子們對我也很好，衣服破了給我補，給我倒好洗臉水，做好飯，總有不斷的溫暖。如果連老婆孩子都成了對立麵，還有什麽活頭？
還有一件讓我感動的事是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為我們“黑幫”說了話。李德生到八一廠，說嚴寄洲是嚴寄洲的問題，與他家屬無關，家屬和子女不能動，所有“黑幫”的家屬都不要動。李德生當時是黨的副主席，又是總政主任，八一廠的頂頭上司，八一廠的造反派不敢不聽。其實我根本不認識李德生，非親非故，他完全出於公心，把我家和許多“黑幫”的家保了下來。因為李德生的態度明確，後來我們就沒怎麽挨打。
那時我還不知道，承蒙江青“關照”，我的案卷“榮幸”到 了中央專案組第二辦公室。恢複導演工作後，我到撫順拍《再生之地》，上午先到沈陽，沈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讓沈陽軍區文工團團長告訴我，先不要走，下午他開 會，晚上他要見我。劇組大隊人馬先走了，留下我等著。我對李司令員說，我總算見到你了，我代表全家老小對你表示感謝。李德生告訴我，中央二辦送來你的案 卷，按江青的指令，要把你們幾個，陳播、你、張加毅、馮毅夫等全判重刑，你是20年徒刑。可是又沒有任何材料，我們覺得沒罪，怎麽執行？我就拖，拖來拖去，直拖到我離開總政，仍無一個明確結論。
黨的“十大”後，總政主任李德生抓八一廠的工作，惹惱了“旗手”江青。江青批示道：革委會是“文化大革命”的 新生事物，為什麽撤銷八一廠革委會？我不同意，我們四個人堅決不同意。中辦秘書處把江青的批示轉回總政。經總政黨委研究，八一廠整頓情況和領導班子配備意 見，都是經總政黨委討論的，沒有什麽不妥之處。再次以總政黨委的名義再次向中央軍委寫了報告，經周總理、葉劍英副主席讚同，政治局多數同誌同意，江青沒再 無理取鬧。 但她懷恨在心。1974年3月5日，江青、張春橋等接見幾個文藝單位代表的會議，江青發表了“放火燒荒”的講話，說八一廠的領導班子我們不承認，政治局沒批準。這時，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李德生調到沈陽軍區任職，一些人寫報告要把他揪回北京批鬥，遭到葉帥抵製。加上毛主席幾次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江青成了泥菩薩，這才顧不上揪鬥李德生了。如果李德生“倒台”，受他保護的我們就不知道又要遭到怎樣的殘酷迫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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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專政”後工資停發，就靠老伴幾十元錢，窮到買點掛麵泡醬油吃。過年廠裏會餐，我把所有的菜倒在一起，端一鍋回來。再買顆白菜，燉一大鍋，一家人吃。中秋節，我的經濟力量隻能買六塊月餅，那時老伴王榮華已經到幹校去了，我和兒子嚴可、女兒嚴小秋一人兩塊。孩子們很饞，還沒到中秋節，就吃完了，眼巴巴望著我的月餅，我又分給他們一塊。現在想想，這種感情，是有錢人家體會不到的。家裏一團糟，我成了“黑幫”，老伴成了黑老婆。兒子、女兒都跟著受苦了。女兒嚴小秋被工程兵女籃選中，參了軍。節假日回家，到八一廠門口脫下軍裝，不敢穿。“反革命導演”的女兒還參了軍，怕人告狀。我最痛苦的一次是老伴王榮華上幹校後，那時我已經被監督勞動，剛15歲的兒子嚴可馬上要去雲南。女兒說哥哥要走，哥哥願意走，“黑崽子”在北京待著更沒有出路。我沒有自由，也沒有錢，我那時一個月才20元生活費，為給兒子買點東西，借了100元，到百貨大樓給兒子買個箱子，買個手電筒，都是挑最便宜的。再買半斤肉末，炒進鹹菜裏，兒子要坐四天火車，到昆明，還要坐四天汽車才能到邊疆，炒點鹹菜讓他路上吃。我請了一天假，送兒子走。在永定門火車站，人很多，一大幫孩子，哭天喊地。也沒說什麽話，妹妹拉著哥哥的手，久久不想放。兒子沒吭聲，哭著上了車。車發動了，窗口全是人，兒子擠不上去，揮著一隻帽子。帽子我認識，我隻看見帽子，看不見兒子。我從來沒有這樣過，送走了兒子嚴可，身體仿佛已經不是自己的了，我一屁股癱坐在地上，一動也不能動。腦子裏更是一片空白，真正是妻離子散啊。坐在地上好久好久，我才拖著疲憊的兩條腿坐公共汽車回家。
過幾天，就要過國慶節了，可非讓我到幹校去。老伴已經去了幹校，兒子也走了，13歲的女兒小秋拽著我說，你走了，我怎麽辦？我能怎麽辦？我沒有人身自由，不走是不行的。旁邊住著一位作曲家，我隻有請他家裏幫助照顧一下。第二天廠裏通知我，你老婆回來。有老伴和女兒在一起，這下我放心了。幹校有人帶回老伴一個條，她把行李放在幹校，不拿回來，我就不用帶行李去了。我從北京走，她從山西回，我們沒見麵，火車擦肩而過。
四年後，兒子嚴可回來探親。兒子坐了八天的車，腿全腫了，他死也不願意再回雲南，怎麽辦？那時我還在幹校。他要坐火車到幹校，跟我一起勞動。那怎麽行？我還被“專政”。急中，想起電影《戰火中的青春》中女扮男裝的女演員是我當年招的兵，她在雲南工作，我托她給兒子辦“病退”。兒子嚴可當時也苦悶，成天和一幫人喝啤酒，我們怕他學壞，想讓他學點什麽。那時我已經補發了工資，給他買了照相機和洗印的一套設備。兒子從此迷上了攝影，成了一個很好的攝影師，以後到曆史博物館攝影科專搞攝影。1976年3月底至4月初，北京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出現大規模的悼念周恩來總理的活動，數十萬群眾自發匯集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敬獻了花圈和挽聯。兒子天天跑到天安門廣場拍資料。後來天安門事件被錯誤定為“反革命暴亂性質”，開始清查，。我叫他把照片全部燒掉，兒子說全燒了。以後“四人幫”倒台，兒子把天安門事件中拍的照片拿出來，有幾百張，其中好幾張得了獎。兒子說：那時不答應你不行，怕你擔心。我把底片放在博物館的底片庫裏，查三天三夜也查不出來。就是查出來，也不知道是誰放的。
兒子嚴可到雲南插隊，身體苦，精神更苦，叫他們“黑孩子”，逼著他們互相用鞭子抽。兒子性格內向，不像我愛說話，他心裏有創傷。後來他得了癌症，離開人間，跟這四年的插隊不無關係。直到最後，幾次動大手術，兒子從來不多說，我總以為還能好。那天半夜不行了，找幾個戰士來幫忙抬下去，他們都不讓我去。一直騙我，說還在為兒子輪流值班，到要火化，才告訴我。遺體告別沒讓我去，那是我第二次腦子空白。兒子嚴可的死對我老伴王榮華刺激最大，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也許不會這樣，我恨“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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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還閑在家裏。雖說得到了很有限的自由，但我仍感覺四處黑暗。在最苦悶的時候，我到天安門廣場的紀念碑前，去憑吊和我一起入黨宣誓的七個戰友。這已經是我的老習慣了，我到青海當兵前也到紀念碑看過我的七個戰友。“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我被揪出來，那時還有自由，我也去了。我一望見高大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頓時那股支持我一生的力量又回來了。我的七個戰友為革命獻出一切，他們得到了什麽？他們什麽也沒得到，隻有紀念碑是他們的一部分。和他們相比我是幸存者，我現在活得好好的，我還有什麽想不通的呢？什麽都可以想得開，我的問題一定能解決。我不能沉淪下去，我不能自殺。然後我從天安門到了前門，去聽相聲。聽完相聲再去全聚德吃烤鴨，我要高興。我根本沒有考慮這麽嚴肅的鬥爭，你還到前門聽相聲、吃烤鴨，是什麽性質的問題？回來我還跟人講，這成了造反派批判我的“活靶子”。
被關起來時我50大壽，到總政做出政治結論，算起來該60大壽了，莫名其妙，整整被“剪”掉了十個年頭。我雖然被放回了家，仍不給安排工作，不死不活“吊”在家裏。還是不能亂說亂動，不許進城，仍是“黑人”。我不管，放出來的第二天我就進了城，排隊買張月票。那時身上錢也不多，隻能買最便宜的市區月票，以後每個月我都去排隊買月票。到北京那麽多年，過去因為忙，和一些老戰友“老死不相往來”，北京的好多地方都沒去過。現在每天拚命坐公共汽車，每天算計，坐了多少次車，月票“賺”了多少錢，然後心滿意足地回家。終於盼到給我補發工資，幾千元，在那時就算多的了。問我是要支票還是現錢，我馬上說我要現錢，好久沒見錢了，真想。會計說那你明天再來。領到了錢，我還不甘心，又補了一句，你們替我存了這幾年，利息錢呢？利息當然是沒有，能把這一大筆錢拿回家，就已經把我高興壞了，我決定馬上買一台電視機。六裏橋買不到，我跑到菜市口、西單，反正管不住我，抱回一台14寸的北京牌黑白電視機。真了不得，經過監獄的非人折磨後，能舒舒服服地坐在自己家中看電視，真是做夢也沒夢到的神仙日子。
那時“四人幫”雖然還沒倒，但已經是秋後的螞蚱。工資雖然補發了，但我的問題還“懸”在半空，一時作不了結論，全家還隻能住在做醬油的“牛棚”裏。這時，湖南一位省委副書記捎信叫我到湖南去玩，他是我抗大的同學，實際上是叫我到湖南電影製片廠拍紀錄片。我帶著我的“反革命”攝影師（廠裏居然給我們開了介紹信）。先到了廣州，然後到長沙。省委副書記說，找你來，是想讓你把湖南廠搞起來，弄一弄，你調湖南來怎麽樣？來不來？房子、政治結論都給你解決。 那時我還沒有落實政策，而且心灰意冷。過去當導演挺出風頭，一呼百應，這一“關”十年，廠裏不會讓我幹導演了，我自己也不想再幹導演，一心想回老家。還沒放出來我就想好了，決不再幹“業務”。可種地我不會，當農民養不活自己，幹體力活我也幹不動了，今後就是到書店去，當個店員，不當老板，不用負任何責任。書店幹淨，還老有看不完的新書。
1975年10月20日，總政黨委做出結論，給我恢複職務。那時四人幫還沒倒，給我的結論最後一段是過去工作中對江青不恭。我不同意，但人家說這是最後結論，我無可奈何簽了字。我身上盡是笑話，1977年3月4日，總政幹部部來了兩個幹部找我談話，說過去給你做的結論不對，要改成你工作中對江青不正確的東西有抵製。我說，反江青？我可沒有那麽高的水平，藝術上的爭論是有的，我並沒有抵製。過去結論我是被迫簽字，現在我也不能往自己臉上貼金，算了吧。兩個幹部說，嚴寄洲同誌，這是總政黨委的結論，不能因為你這一句話，再開一次總政黨委會討論吧？我再一次無可奈何地簽字。搖身一變，我竟成了“英雄”。
1976年10月，我到生產區打長途，走上樓一看，副廠長劉沛然正在房子裏跳，手舞足蹈。我說你吃錯藥了？跳什麽呢？沒什麽事，他就笑。我心想現在還有什麽高興的事，值得跳？值得笑？劉副廠長說，清規戒律不會有了，你放心，今後搞故事片，日子好過了。我還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但他閉口不說了。還沒等我走到門口，劉副廠長實在忍不住，說你跟毛主席保證，絕對不講。我說好，我不講。“上海幫”抓起來了。那時我還真不明白什麽叫“上海幫”，也不知道什麽叫“王張江姚”，劉沛然是廠黨委委員，他知道。他再次囑咐我，你要講了，咱們都倒黴。我興奮極了，也“傳染”上跳和笑的毛病，笑著三步兩步往樓下跳。忽然我打了個冷顫，站住了，不對，是不是“釣魚”？對，“釣魚”，一定是“釣魚”！我當然希望“上海幫”倒台，整整十年，老母生活無著，含冤去世，妻子發配到山西勞動，尚未成年的兒子發配到雲南邊疆“改造”，真正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我被江青害得這麽苦，我怎麽能不恨江青這夥“上海幫”？但我害怕，我確實被整怕了，生怕再三進宮四進宮。那些天，我很想找人聊聊，又不敢和任何人“互通情報”，“憋”得我就一個人到院子裏轉。平時倒頭就睡，那幾天我天天睡不好，吃不好。希望是真的，又怕不小心露出來，出什麽事情。能看得出來，有人知道，興奮得要命，但誰都緊閉著嘴不說。在公開宣布前七八天，院子裏來了個賣小百貨的，推車上裝著手紙肥皂什麽的。他大聲喊：快來呀，三公一母，全抓起來了。我正在院子裏轉，他敢講？我一下愣住，他怎麽知道？他都知道了，這一定是真的。那時在飯館裏，誰也不認識，就互相碰杯，人心所向啊。從來不喝酒的我回去就大碗喝酒，接連幾天睡不著覺。不過，這回是太高興了。
最美的海軍歌曲《等待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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