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1)
2024 (1)
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的指示很多，我們經常半夜三更上街遊行，慶祝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或最新指示發表。為了便於記憶，人們通常用發表指示的日期來簡稱，例如‘5.23’指示，‘6.16’指示等。現在回想起來，在那個期間影響最大的毛主席指示，大概要算‘五七’指示了。
我第一次知道‘五七’指示，是在運動初期聽班裏的一個同學背誦的，一天，老師問我們大家：“同學們，你們知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什麽嗎？”
“好像是是‘五七’指示吧？”有人不確定地說，那時候，還沒做到‘轉達最高指示不過夜’的程度。
“對，是‘五七’指示。”老師肯定了那個同學的回答，接著又問：“誰會背誦呀？”
“不知道，”大多數同學，包括我在內，都低著頭說。
“這還不知道，” 一個同學搶著說：“‘五七’指示是‘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既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本主義，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去了。’”。他說完，得意地看了一圈兒老師和同學們。
當時，老師和同學們都不會想到日後‘五七’指示給我們生活帶來的變化。
事實上，後來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幹部下放勞動’、‘五七幹校’都是從這一指示演變來的。而在以後的一年裏，我們全家都陸續地遵循‘五七’指示，上山下鄉了。
前一段時間，我查了一下資料，了解到這一引起文化、教育界大動蕩的指示是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審閱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致林彪的信。信中講到，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既能學軍事、學政治、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幹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信中以此為基礎，做了廣泛的類推，“工人也是這樣”，“農民（包括林、牧、副、漁）以農為主，也要兼……”，並且談到對教育革命的設想：“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家裏首先走‘五七’道路的是小舅。小舅是1964年入大學的，經過了幾年的運動，現在到了該畢業時候了。雖然從66年以來，大學沒有人入學，也沒有人畢業，但這已經是文化大革命的後期了，一些事情開始正規了。早小舅幾屆的學生已經陸續離校了。小舅畢業分配時，正是‘上山下鄉’的口號剛剛提出的時候，出身不好的小舅，一個學數學的高材生（雖然隻上了不到兩年的課），就被分配到黑龍江省的偏僻的一個林場，當了伐木工人——‘上山’了。
小舅的離去，還沒有使家人過於擔心。一則，小舅是男孩。二則，整個社會都是這樣的。三則，無論小舅在林場幹什麽，他總還是大學畢業生，國家給發工資。於是，帶著姥姥給張羅打點的行李和姥爺的叮嚀囑咐，小舅離家了。
接下來，輪到了七姨，小姨。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七姨上高中二年級，小姨上初中三年級。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她們大概一個上大學，一個上高中了。但在運動中，所有的初，高中學生（也就是後來稱的老三屆）都失去了擇校或就業的機會，留在了原學校，現在也該畢業離校了。針對他們的情況，毛主席有一個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於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成了當時最流行的口號。
記得後來在‘批林批孔’時，曾批判過這樣一句林彪講的話：“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失業”。 現在想起來，當年的大批學生下鄉，真是一種緩解就業壓力的手段，文革幾年，不僅教育係統癱瘓，學生該入學的沒有入學，該畢業的沒有畢業，而且經濟停滯，每個城市吸收就業的能力都極為有限，大批無學，無班而上的青年人滯留在城裏，對社會穩定，乃至政治穩定都是一種威脅。
盡管當時全國有成千上萬，甚至幾百萬等待安置的中學生，而且各級政府都瀕於癱瘓，但在毛主席的一聲令下之後，全國上下迅速的行動起來，其動作之快，是現在的人無法想象的。
當時的安排是這樣的：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學生去邊疆農場及建設兵團，稱為‘兵團戰士’。一般城市的學生分散在省內的農村‘插隊落戶’，稱為‘知識青年’。而那些家裏本身就是農村的學生則回到自己家裏的生產隊務農，稱為‘回鄉青年’。‘插隊落戶’的形式各個地區也不一樣，我們省采取‘集體戶’的形式——十幾個男同學，女同學組成一個小集體，到一個生產隊（村莊）裏落戶，和當地的人一起勞動生活。
姥姥得知七姨，小姨到要去插隊落戶，很是著急。七姨，小姨在家裏雖說談不上嬌生慣養，但也是標準的肩不能擔擔，手不能提籃，現在讓她們到農村去務農，自己養活自己，而且是一幫十幾歲的男孩子，女孩子住在一起，姥姥能不擔心嗎？但那是一個個人無法控製自己命運的年代，擔心，著急沒有一點用，所能做的還是盡可能地叮嚀囑咐和為她們整理行裝。
小舅、七姨、小姨陸續走了，姥爺又在接受審查，隻有姥姥和我經常在家，家裏一下子顯得空了好多，不僅家裏，就連大院裏，街上也似乎一下子安靜了很多。試想，從六六年剛上初一的初中生，到當年正麵臨分配的大學生，將近十屆的學生，一下子全部離開了學校，離開了這座城市，變化的確應該很顯著。據我後來看到的資料，在那場上山下鄉運動中城市人口中有十分之一到農村去了！但這還隻是一個數字概念，如果再考慮到人口結構，這些人全部都是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情況就更不一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