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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童年 (2)

(2008-02-17 17:39:29) 下一個

 

     記得在小學一年級的下半學期,也就是1966年的45月份,家裏開始有些變化,最明顯的感覺是姥爺忙了起來。 

姥爺在大學任教,平時不坐班,除了上課,就隻是每周到教研室開一次例會,每月到係裏領一次工資,及每一、兩個月有一次“民盟”小組活動。除此之外,平時極少出去。但那些天,姥爺幾乎每天下午都要出去,往往到吃飯時還不能下班,回來後,經常顯得很疲憊,“又是去大禮堂了。”姥爺對姥姥說。           

大禮堂我是知道的,就離我們家不遠,七姨和小姨經常帶我去那裏看電影。但姥爺去那裏可不是看電影。據姥爺講,每天下午全校師生集中在能裝上千人的大禮堂裏,是進行大鳴、大放、大辯論。辯論主題好像多半與學校的辦學方針和管理有關,主要是一些激進的學生和青年教師給領導提意見。 

姥爺是一個古板而不甚關心政治的人,標準的‘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自然不會去參予“辯論”,隻是不得不參加而已,但我能感覺到他的心裏也十分關注著辯論會的動向。

吃飯的時候,姥爺和姥姥說 “這些年輕人,真沒有生活經驗,現在這樣大鳴大放,最後倒黴的還得是他們自己。” 

            周末,在初中寄宿的小姨,上高中的七姨和上大學的小舅都回到家裏,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著學校的事情,似乎都在開會,辯論一些事情。那一年,小姨正好讀初三,麵臨考高中,本來是很緊張的,現在也把學習放在了一邊,雖未停課,但似乎興趣也轉了向,小舅所在的大學已停課,也搞‘革命大辯論’。姥姥,姥爺隻是默默地聽著他們熱鬧的議論,不怎麽參與意見,但總不忘了提醒一句:在學校不要多講話。 

私下裏,姥姥常似自言自語又似對我說:“又要搞運動了”。 

            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幾乎沒有人不知道‘運動’的含義,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們經曆了“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四清”等運動,都對這一名詞有深刻地認識,提起它來,不說談虎變色,也足以使人神經緊張。就連我這樣的的孩子,聽到姥姥的話之後,似乎也總是覺得有什麽事情將要發生,心裏感到沉甸甸的。但是這一次的運動又是什麽樣的呢? 

            姥爺還是每天開會,有時回來說:這幾天,那些反對領導的學生和教師蔫了,可能有人要挨整,抓右派了。 

            長輩們都知道,五七年“反右”運動就是以幫助黨整風開始的,但當很多人真誠地,坦率地提出自己對黨的意見後,在運動後期卻被劃成了“右派”。 

            接下來的幾天,姥爺的口氣變得疑惑了:那些人怎麽又強硬起來了?而且支持他們觀點的人竟越來越多了?再以後,姥爺評論的語氣中便有了憤怒的成份:“他們鬧得也不象話了,矛頭直指校黨委,竟提出‘打倒校黨委’。”  

            像很多從舊中國走過來的知識分子一樣,姥爺經曆過戰亂、饑荒、日本人的侵略和國共內戰,對共產黨還是有感情的。認為是共產黨使國家統一,免於戰爭的災難,人們能夠安居樂業。同時,也對共產黨廉政政策非常擁護,他們對國民黨統治時期政府的腐敗記憶猶新,並深惡痛覺。所以,盡管姥爺不懂政治,對‘大辯論’的內容並不真正關心,但看到校黨委受到運動的衝擊時還是震動不小,他認為黨委是共產黨在基層的代表,反對黨委就是反對共產黨,內心自然便會產生反感和憤怒。 

            但是運動自然不會按照像姥爺的思路發展的。事實上,按當時的話來說,此時的群眾運動已‘如火如荼地蓬勃地開展起來了’。那些在運動初期‘跳’出來給校領導,係領導提意見的‘一小撮’人已發展成為一些組織,並以毛主席引用過的的話‘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為宗旨,形成了造反派。他們的口號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而且,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傾向他們,並加入他們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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