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致全國人大代表的公開信

各位代表：
新年之初，百事伊始，構建和諧社會的藍圖待製，出版總署鄔書林副署長竟能不顧大局，不管國策，自舉一幟，頒令禁書八種，出版社分別受罰，從而昭告世人，出版當局遺有“和尚打傘”，並無和諧可言，輿論震驚。這當然不是突發的偶然性失誤，海外反映的強烈遠超去年此時發生的“冰點事件”。鄔副署長出麵否認，幾番辯解；看他欲言又止，意圖卸責，不幸又恰恰折射出這次下令禁書的的確確是他的職務行為。
二十多年來，幾乎天天講“依法治國”，十多年間，幾乎月月論“提高執政能力”，執政為民之說更是四處充斥。可是，禁書、廢書、封書、刪書的非法舉措又幾乎時時都在發生，其範圍之廣，數量之大，手段之奸，危害之烈，大有與時俱進之勢。受害的作者遍及各個層麵、許多領域乃至各種派別，管你是年輕新秀、革命元勳！管你列左還是排右！至於為“禁、廢”而設的所謂“評審製度”，惡奴黑筆，有口皆碑。待到鄔氏主事理政，讀者廣泛稱善的好書竟也在劫難逃，所不同者隻是在亂禁之中立了新規，即因人而廢：今日可以廢我，明朝將能禁君，後天不知又會斬殺何人？如此公然違憲，如是肆無忌憚，形成一股改革大潮衝擊未退，與人類社會普世價值悖違的逆流。形勢這般嚴峻，諸公權重，受之於民，該替百姓管管了。
盡人皆知，書是言論的載體，靠出版而傳播，或禁或廢，都是對作者自由權利的剝奪，構成對《憲法》第35條的違反。須知該條規定的出版自由首先是、主要是公民個人的出版自由，出版總署以及其他宣傳機關則隻應列後，或尊奉執行，別無它途。再查《憲法》第33條2款，有“公民在法律麵前一律平等”的明定，據此，“因人廢書”的行政行為分明構成了對該款憲法原則的對抗。諸公位尊，是否該問問署長、副署長，他們這是想幹什麽？
違憲引發“逆流”，得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說起。1998年3月，我政府正式宣布將於“近期加入”該項公約；曆經九年，本次大會之前又傳出將借“奧運”東風予以批準，作為改善人權狀況的莊重承諾。議程未作安排。但《公約》的原則既已成為世界公認的“主流”，又為我國政府宣告承認，豈能公然違反？查該《公約》第十九條規定：“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包括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即使在特殊條件下對權利的行使應加限製，也隻有兩種情況，一是“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另一是“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並且還必須立法明定，即不能實行“預先限製”的辦法，任由有權單位臆定“禁區”，進而實行表達權的無形壟斷，同時還必須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而不能由政府官吏自由裁量，理所當然，也決不允許悄悄地打個電話或者“吹個風”就完成“限製”，實現“控製”。
現實情況如火焚心：出版主管機關的行政性工作經常違法越權，他們手上的黑名單、黑書目時常輪換，損害作家，殃及讀者，怨聲載道，大背民心。鄔先生的禁書行為，外則失信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內則忤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當無疑義，諸公監督有責，何時起而糾偏？我們不希望把問題拖到“奧運之年”，那會丟掉國格，影響國譽。是故建議根據《憲法》第73條的規定，在大會期間，就出版問題上的違憲行為、專斷劣跡，向有關機關提出質詢，要求正式答複，爾後據之作出相應決議，堅決廢除現行條例、規章、製度中的不當內容和實踐中的全部陋習陋俗，為製定《新聞出版法》奠定基礎。
如認為提出此議時間過於匆促，原訂日程不宜改動，複無充分理由延長會期，則請依據《憲法》第71條的規定，組織一個關於黨政機關非法禁書的“調查委員會”，於閉會之後展開調查，在一定的時限內作出決議，明確宣告：違憲必究，任何機關不得例外；毀法有責，位居副職署長者也難逃其咎。懲前毖後，以儆效尤，以期實現我國憲政民主、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並茂的和諧社會的美好目標。請予審查，至盼采納。
本件征得我委托的律師團（代表）同意聯署，以昭鄭重，以示負責。
“廢書”受害人：章詒和
法律顧問團代表：張思之、浦誌強、付可心
2007.3.12　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