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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二代們的春秋

(2018-03-16 09:38:40) 下一個

林彪一家

“我們就是政治上的失敗者,要認栽”

 

電話接通那一刻,劉偉欽的聲音滿溢著曖昧。噓寒問暖之餘,他忽然歎息一聲,對電話那端的林豆豆說道,“太遠了,思念也是白搭啊。我覺得我是你親人,給你打電話我就想流眼淚。你保重吧!”

 

也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41年前,在遼寧省文聯從事美術創作的英俊小生劉偉欽,由於某種機緣成為副統帥林彪之女林豆豆選“駙馬”的對象之一,最終又因為林豆豆對他的沒有感覺而落選。這使他得以逃過後來那場舉世震驚的滅頂之災,倘若真以乘龍快婿的身份加入到林家,說不準他也有可能與林彪、葉群等人一道在那個曆史性的時刻倉惶出奔,落一個死無葬身之地。

 

可是既便如此,他仍不免要感慨一句,“咱們能生存下來,已經很幸運了”。躲過了大劫,風浪依舊,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在蒙古失事,劉偉欽也被收審,背就背在他那時候又成了林彪集團“四大金剛”之一的李作鵬的女婿——無緣於林豆豆之後,劉偉欽又被轉介給了李的女兒。

 

那時局麵,可謂空前緊張。據“四大金剛”成員吳法憲之子吳新潮說,他所見的材料顯示,因九一三而受審查的人計在10萬以上之數。可以說,和林彪沾親帶故的邊邊角角都被卷裹了進去,又何況核心主體的“四大金剛”的子女們呢?

 

命運之手瞬息的翻轉,這些孩子應聲落地。就這樣,本有可能在領袖的號召下成長為接班人的一拔高幹子弟,在他們風華正茂的年紀就早早終結了在主流圈子裏的角色扮演,消解於權力架構之外的一片茫茫草野間。如今這些人均已進入垂暮之年,滄桑往複,他們也完成了存在位次的轉換和確認。

 

“我們就是政治上的失敗者,應該怎麽樣麵對失敗?不要煩惱,要認栽,要非常平和、坦然地麵對現實。”坐在人聲嘈雜的酒店大堂裏,吳新潮盡量把聲音壓低,生怕被人聽去似的,不時拿眼睛看看周遭,“我們退出曆史舞台,又回到原點。本來我們父輩就是老百姓,轉了一圈兒還是老百姓,我們要高高興興地過日子,認認真真地當好老百姓。”

 

我們仍然屬於這個黨

 

雲端搖落,這些人需要在社會的土壤中重新生根發芽。正所謂魚有魚道、蝦有蝦道,當潮湧平複,他們卻不曾隨著浪頭覆沒,活得都還算不賴,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充分享受到了作為老百姓的快樂和幸福”。

 

劉偉欽夫婦如今稱得上家資不菲了。他們同於1979年結束長達8年的審查下放生活,轉業回到沈陽。劉被安置在沈河區文化館,他太太李大征則到了沈河區第四門診部,都是擱在最底層。從前的貴族子弟,生活完全掉了個個兒,一家四口人住在15平米的小平房,困窘到每月需要劉偉欽父母接濟。像他們這樣的人,在體製內是沒有任何前程的,迫於生計,1980年劉偉欽停薪留職,擺攤兒賣起了對聯。

 

“黃吳李邱這幾個孩子就我有一技之長,我是個畫家,福字啊,生肖啊,我寫我畫我賣,逢年過節,我推車上街,一開始賣幾十塊幾百塊錢。”劉偉欽說,“我嶽父對我說‘愈挫愈奮’,起碼得生存呐,我們一直很堅定走下去的,拿自己的毅力去爭取。”

 

做小買賣當時尚屬低賤營生,從事這行當的大多是刑滿釋放犯人或無業遊民,不為人看重。一開始,李大征有點兒抹不開麵子,沒好意思跟著劉偉欽出去拋頭露麵,隻有到外地趕大集,出了沈陽地界誰也不認識了,她才放得開手腳一塊幫襯生意。以後私營經濟蔚然風起,他們的生意也越做越大,發展為全國的賣對聯大戶,不幾年就賺了個盆滿缽滿。90年代初,中國的萬元戶尚屬稀有,他們在沈陽已經買了別墅。李作鵬彼時已重獲自由,有錢了,他們就把老人接到沈陽住,讓他也高興高興。

 

劉偉欽的宅子所在,是沈陽早期的富人區之一,趙本山的別墅即與他家毗鄰。別墅太大,老兩口住不下,就挪到同小區裏麵積相對小一些的自有單元房,把別墅租出去,當起了房東。灰頭土臉幾十年,不意成就今天的稱心如意,寬敞亮潔的廳堂裏,劉偉欽要麽光腳著襪在地上走來走去,鋪開攤子盡情倒騰他的書畫藝術,要麽就陷在條椅裏“兒子、兒子”地把老貓咪招呼到膝頭逗弄。豔陽高照的天氣,李大征則躲在房裏看她的小說。日子過得別提有多舒坦了。

 

說起來倒是得益於逆境的成全。被曆史的篩子篩出來的這些人,好像身上蘊貯著某些野蠻生長的力道,被摜下來的過程中,這些能量同時得到激發。

 

“為什麽小草能從石頭底下鑽出來?你要是平平淡淡,也可能就被踩死了,沒生命力了。反倒是重壓之下想方設法找個空兒往外擠。”李大征說。當年父母遭難,一家人星散,在301醫院上班的她被打發去了山西小山溝裏的野戰醫院,際遇陡變,她的生存信念反而很明確,“凡是有人活的地方,我就能活。”

 

文革結束,特別是改革開放大幕拉開,整個國家的氣象為之煥然一新,環境逐漸發生改觀,這是這一批人從頭再來並最終得以在社會上立足的根本契機。

 

“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既使下海,可能也買不起房子,也就百十塊錢工資”,“四大金剛”之一黃永勝的長子黃春光說。1976年,他轉業到地方,先後在幾個國營工廠工作,日益深化的市場經濟讓他如魚得水,很快就在社會裏混開了,“應該是給了我一個公平發展和競爭的社會環境,我在‘海’裏遊得還可以吧,雖然不是冠軍,但也不是最後嘛。”

 

黃春光把自己1976年進入社會後的全部曆程概括為短短四個字,即“適者生存”。轉業到工廠,不想叫人指著脊梁骨說不行,自我降格成“一年級學生”,從ABC學起,一天跟一個工位,把整條流水線跟下來,了解產品生產過程。從生產、技術、新品研發、銷售一直到計劃生育工作,在廠裏他都管過,在這麽一整套實操中,打下一個紮實底子,也加強著他的決心,“你要知道在這個環境裏麵你怎麽樣能做好,或做到最好才可以,要沒有能力,在這個夾縫裏很難生存。”

 

這位蒼髯老者氣定神閑地點上一根煙,談吐慢條斯理。比之於其他人,他身上多了幾分養尊處優的雍容況味,衣著光鮮,修長的手指略翹作蘭花狀,小指上蓄有一段長指甲。這儀態隱有些許公子哥兒的派頭。但從他的臉上很難看到什麽表情,言辭平淡,沒有一丁點兒戲劇性的激蕩,眼神漠然,是典型的一種經風曆雨之後轉而看淡了風雨的情態。

 

1983年,為安置在青島的父親養老送終後,他尋求調回北京,按黃春光的意願,當然首先是希望能進入體製內發展的,但那個體製不再可能給他機會,包括他同學鄧樸方等人創辦的康華公司等企業都不敢接納他,眼看走投無路,最後是一個軍地合辦的貿易公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給了他一條縫隙,才讓他在北京立了足。這種處境極易對人形成一種本能上的驅動。

 

“從下海以後,我想的就是怎麽能適應商場,怎麽能生存下來,我不要最後變成連吃飯的錢都沒有。我有同學就是這樣的,慘到連吃飯的錢都沒有啊,養孩子都不行。”

 

他們身上所背負的包袱,也隻有在這個階段才得漸漸卸除。能不能為企業賺錢,這是商業社會取舍一個人的最基本和最現實的標準,從另一方麵也就分散了人們對於政治的注意力。這些人的轉折如此順理成章——在人人削尖腦袋想著發財的一個市場經濟裏,他們也是愛幹嘛幹嘛,天地變得前所未有的廣闊。

 

在賺錢這個問題上,黃春光表現顯著,1980年代在北京做貿易公司,倒買倒賣,憑借著父輩和同學輩的人際網絡,生意做得紅紅火火。別人上部委跑批文,半年也未必批得下來,他出馬十天就搞定;別人上機關辦事得送禮請托,他去了,機關裏的同學朋友還要給他煙抽,“多數都給予一種同情,願意給我一些幫助”。好風憑借力,最多的時候他名下有四台車子,同學請客吃飯全是他掏腰包,成天吃吃喝喝泡歌廳,生意場上雖然也挨過坑受過騙,但一年掙個百十來萬不在話下。

 

“我算不上中國最早的一批富翁,隻是有房有車。有一次我問柳傳誌,你的公司做到現在和90年代最大的區別是什麽?他說那時候請人吃飯,看完菜名首先要看價格,現在是隻看菜名不看價格”,比照這個標準,黃春光很謙虛,“我那時候隻能做到請人吃飯時要看菜名還要看價格,我不能說我很成功。”

 

黃、劉等人現在都已經洗手上岸,退出江湖了,把孩子送到國外培養,自己則留在家裏養老,過他們那“有產階級”的生活,處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坐觀世事。曆史事實的呈曲線走勢,總能從個人身上找見刻度,有人上去有人下來,這是翻來覆去且經久不變的一種循環,而在其間進行著上與下交替的人們,都會有自己的書寫和呈現,榮辱得失,在他們那裏自有一番演算。

 

“如果我父親當時還在位,可能301院長是我的了,衛生部長是我的了,或者我有資源,認識更多官兒,拿著一大堆白條去翻江倒海掙錢了。我也就失去這個,還能失去什麽?這些東西我一點兒也不感到可惜。”李大征對本刊記者說,神情顯得淡定。脫離原有軌轍,他們夫婦進入完全市井的活法,劉偉欽成天粗服亂頭,穿得像個收破爛的,絲毫沒有富翁模樣,李大征的麵顏沾染著苦澀滌蕩過後的憂鬱,亦找不到富婆風姿。顛來倒去的生活,似乎恰好還了他們身在億兆庶民中間的本來麵目,“全國人民都是老百姓,我憑什麽就不能當老百姓啊?我憑什麽非要是高幹子弟啊?”

 

隻是自從父親劃入另冊,當子女的名譽也被打上了標記,在某類戲謔語境中,他們被視為“黑二代”個體,在社會上行走,所做的任何事情也都有可能遭到詬病。他們中看得開的,不忘順帶著自嘲——“屎在那兒是不臭的,結果挑起來反而很臭”。看不大開的,忍不住也要計較上幾句。

 

“那些貪官的後代,才是真正的‘黑二代’。你們去調查,1955年授銜的這些將軍們的子女,有幾個在利用改革開放去腐敗的?我不能說沒有,但絕不多,就是因為他們受當時的社會環境和家庭教育影響,家裏頭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要跟工農子弟打成一片,不要有特殊化。”黃春光坐直身子,不無激動,“我們可不認為我們是‘黑二代’啊,我認為我是共產黨的基石,我們仍然屬於這個黨。”

 

母親把幾姐弟招呼到一起,告誡不管發生什麽事情,誰都不許自殺......

 

“四大金剛”的孩子,原來都在軍隊係統就職,然而913事變猝發,這些原有可能冉冉上升的二代們春風不再得意,一齊被扔進了階下囚序列。

 

“8年的審查,正是幹事的年紀,什麽事情也不能做,損失了所有的時間和機會”,吳新潮說,“當然是鬱悶了,但有什麽辦法?關著就關著吧,後來也習慣了,人的需求是不斷改變的,有時候需要自由,沒有自由的時候有吃有喝就行。”

 

1971年,吳新潮是沈陽飛機製造廠的軍代表,當空軍司令的父親被“停職反省”之後,懵然不知事發的他亦以待罪之身關入地下室。隔離之初,不免高幹子弟的桀驁不馴,不老實,仗恃著將來還有北京的林伯伯、葉媽媽為他撐腰而鬧騰。當有關方麵向他傳達中央文件,宣告林彪集團罪行,文件上羅列的每一個名字都是他所熟悉的,那當口,吳新潮簡直就像迎頭澆下一盆冷水,嚇了個半死,“操,那種感覺,真完了,任何希望都沒有了。”

 

在地下室久不見天日,有段時間吳新潮的雙目失明了。就是那種環境裏,他還為未來作打算,覺得以後出去就當個農民吧。未料這個想法在他沒出去時提前得到滿足,審查折騰一陣,他被發落到陝西省一個偏僻農場種菜喂豬幹農活。與家人斷了聯係,孤零零的日子不好熬,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實在難受了就跑到野地裏放豬,一個人呆上一天。但他還沒有絕望,抱著“好死不如賴活著”的心態度日。時處人人自危的文革期間,回想起來,他也曾揣著一根電線,隨時準備自盡,但從來也沒有付諸實踐,他一邊將此自我打趣為“活著沒信心,死吧又沒決心”,一邊把眼淚都笑了出來。當年的諸般辛酸,在今天說起來倒成了可以讓他這當事人捧腹的開懷樂事。

 

與同時期不少人的家破人亡相比,“四大金剛”的子女還挺頑強,竟沒有一例尋短見的事情發生,這稱得上是奇跡。

 

“文革那時候,你倒下來他倒下去的那種動蕩我都看在眼裏了,所以我家倒掉我不覺得很驚奇,雖然會悲哀,但沒衝擊到我內心,說哎呀我活不了了”。李大征說。她是李家長女,家快散的時候,他們母親把幾姐弟招呼到一起,告誡不管發生什麽事情,誰都不許自殺,“活著都說不清楚,死了更說不清楚”。帶著這叮囑,李大征與當時在軍事博物館工作的劉偉欽一先一後被打發到山西。李大征落腳在野戰醫院,劉偉欽和吳新潮一樣,在農場裏養豬種地。

 

那所座落在山清水秀小山溝裏的醫院,哄傳開她要去,大字報瞬間貼滿,宣稱堅決不許李作鵬的女兒與他們為伍,但這是總後勤部的安排,不接收不行,因此在她到達之前,大字報又都被稀裏嘩啦撕扯幹淨了。在那裏她任勞任怨埋頭做事,幹哪樣工作都不落後於人,也不調皮也不搗亂,很快就被基層群眾和幹部接納了,憑著一手醫療技術,救死扶傷,越到後來越吃香,轉業時連醫院都不想放人,這讓李大征頗覺豪邁。

 

“擱那兒就擱那兒了,你還能把我開除出地球去啊?我憑技術吃飯,我能幹的活兒你不能幹,那沒辦法,這是不講階級的。就是倒黴一輩子,你都得給我分配到醫院裏頭,起碼你不能讓我掃大街掏鍋爐,你還扔不掉我。”

 

她丈夫的處境,比她要悲催一點,當上李家女婿還沒一年光景,這秀才就淪為有罪之人,從高階上摔下來,沒少被人算計。在農場裏養豬,豬不產仔,人家責難他沒盡到責任,說他是插在大糞上的一朵花,連讓豬交配那點事兒都不懂;後來豬養死了,人家又責難他在搞階級報複,“那時候北京在批判我嶽母,農場這邊就批我,說我一個磚頭打死六隻雞,我哪有那本領啊?誣陷你,罵你,想害死你,都有。”

 

李作鵬在世的時候,對於子女心有歉疚,覺得對不起他們。但子女們也裝作若無其事,即使在外頭麵對千人指萬人罵,他們對於自己的父母還是相當維護的。憶及那段艱難曆程,李大征聲音哽咽,“我自己從來跟人這樣說,我是李作鵬的女兒,他當副總長,享受榮華富貴的時候,我跟著他享受了,所以他倒黴的時候我跟著他倒黴,我一點兒也不怨他,就算李作鵬上法場,我都願意陪著他走,因為我是他女兒,沒辦法。”

 

已是入夜時分,微弱的燈光下,依稀可見李大征那雙黯淡的眼睛裏淚光瑩瑩,劉偉欽則默然無語地呆在她對麵的椅子上,像個老實的聽眾,夜色從陽台鑽進來,包抄了大半個屋子,燈光不能勻稱照亮客廳全部區域,這個一臉皺褶的老頭實際上是坐在了一片陰影中。那段歲月,令他們的人生或多或少發生著缺損。黃吳李邱的孩子,因為立場與界限問題而離了婚的不無人在。李大征雖然要好一些,但她也有她所在意的東西。

 

反革命團夥的孩子,是黑得不能再黑的。遭人唾棄、天天被提溜著罵的情形,不鮮見。有特別要好的閨密,在父親失勢時翻臉就不認人,做得非常過分,這讓李大征此生無法釋懷,“原來你到我家我去你家,無話不說,剛出事的時候非常緊張,咣唧,就不是那麽回事兒了,跟我劃清界限,特別是頭幾年,天天罵你。特別要好的朋友突然一下這樣,真受不了”。時過境遷,再到北京,這些人想請她吃飯,以便重修舊好,她一概不搭理。“過去我對人特別信任,和朋友無話不說,現在不是那樣了,這也是那樣一種歲月給我們留下的陰影。”

 

仿佛雨中飄萍,在那個特定年代,他們每個人也都失去了對於自身命運的操控權。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索性安下心,橫豎聽任不可預知的拿捏。隔離後,黃春光便是如此。在裏麵24小時看守著,吃了倒頭睡,醒了還是吃,再沒其他事情,他也就心無掛礙地那麽養著,結果看守瞧著奇怪,忍不住問,“人家到這兒來都是吃不下睡不著,我看你又能吃又能睡,你怎麽一點兒沒負擔呢”?他答說,“我沒做任何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對不起毛主席的事情,我有什麽負擔?我最多負擔就是我父親是黃永勝,那他是他我是我,我和他之間隻不過是個父子關係。”

 

早在父親被審查之前,黃春光不知道後麵究竟會出什麽事情,心裏老有一種沒著沒落的感覺,及至隔離起來,除了照常吃喝拉撒,還有煙抽有報看工資照發,這倒讓他踏實不少,“把我放學習班裏,不是放在監獄裏,就覺得懸著的心落地了。我說來了我就睡覺吧。”

 

審查與勞改之後,這些人紛紛被安排轉業,離開軍隊。此時他們想要有所抗爭。以吳新潮為例,他本來是要轉業到湖北一個農場繼續當農民的,不想去,住在漏雨的防震棚裏,沒有收入來源,還到處找關係想留在北京,幾番活動,得到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批示,才落實了政策。與他一樣,包括林豆豆、黃春光等其他林彪集團子弟先後亦都通過胡耀邦、趙紫陽等當時中央領導的幫助得到安頓。胡耀邦的家,那時位於富強胡同,不管是誰,推門就可以進,上訪信遞上,不幾天就有批示,僅吳新潮為了自己和妹妹的問題,就反複找了胡耀邦數次,次次有回應。

 

至此,這批人的命運才有了實質落定以及重啟的可能。因而直到今天,他們對胡耀邦、趙紫陽等人仍懷有感恩戴德的心情,吳新潮曾對胡德平說,“滴水之恩,湧泉相報,我永遠記住你父親的恩情,我就是一老百姓,就這點樸素的感情。”

 

落架的鳳凰並非不如雞,黃吳李邱人雖下台,由於中央領導關照,生活、醫療等方麵依舊享有特別待遇。吳法憲被安置在濟南,住的是獨門獨院,和別的高級幹部別無兩樣。吳法憲說自己是“臭名遠揚”,聲名在外,社會上尊他敬他禮遇他的人老不少,不難領略到老百姓的善良與寬容。到他過世,自發上門吊唁的人把花圈擺滿門口,社會車輛去了七百多輛,弄得家裏人都感到意外,“他們走後,看車的管我們要兩千多塊錢看車費,我說不對啊,家裏有幾台車子我們有數的。”說及此事,吳新潮和他太太又樂嗬嗬地笑了起來。

 

淪落識人心,炎涼侵加,對於人情冷暖他們也便格外敏感。患難過後,一切歸於寂靜。今年,一位同處沈陽的遠房表親得知李大征他們也在當地生活,幾經輾轉找到他們,相見甚歡。40年懸隔,情誼猶在。這讓李大征從中看到了人與人之間不曾丟失的一種純粹牽係,她感歎,父親在台上的時候,這些人沒能跟著沾光,倒黴的時候,也跟著一塊兒倒黴,卻沒有一個埋怨的,都是很樸實的人。

 

林豆豆主動執杯向李訥敬酒,旁人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唱和之。

 

“四大金剛”是捆綁在林彪集團這同一根曆史繩索上的,在今天,他們的子女之間關係依然密切,在社會上走動,“黃吳李邱”是習慣性的排序,都是曆經風霜的,他們管自己叫“難兄難弟”,這些人現時的往來,內容不外聊聊天散散心,“我們現在去政治化地生活,我們沒有任何其他目的,不是搞串聯。”

 

在這個群落中,核心人物當然是林豆豆,她依舊像個公主。聚會的時候,“還是林大姐坐在中間,她是我們老領導的女兒,我們對她非常尊重,”吳新潮說,“我們四野子弟當年雖然被批成那樣,但說起林彪,他還是有崇高威望的。林豆豆到廣州去,四野的老領導們圍著她坐一大圈兒,在位領導親自出麵接待。一個是政治需要,一個是曆史感情,後者比前者來得更長久。”

 

林豆豆也頗有一番遭遇。913事發,舉報有功的她終究逃脫不了身為林彪子女的現實,被撂到鄭州汽車廠,人們像躲麻風病人一樣,避之唯恐不及。“害怕沾邊兒,廠長也不敢找她,就一個婦女主任經常往她家跑,關照一點,沒人管她,很孤獨。”當時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工作的劉家駒說。80年代他曾嚐試《林彪傳》的寫作,到鄭州呆了幾個月,與林豆豆相處過,“她住的房子,我看過,陰冷,廁所都沒有,很糟糕。她在鄭州不上街的,單位給她設個辦公桌,她幾乎沒有在那上麵坐過一個小時,就是一種封閉的狀態。”

 

“你是一朵並不孤獨的小花,仍在接受寒冷冰霜的考驗”,“多年來,你在痛苦中呻吟”——1985年,劉偉欽去鄭州賣對聯時與林豆豆重逢,那時她病臥醫院,劉偉欽用一台老式相機給她拍了一張照片。40來歲的林豆豆,宛如嫻靜少女,坐在床上,微笑凝視鏡頭,盡管麵有風塵,但是沒有一絲憂傷與慌忙。多年後劉偉欽將這幅照片放大裝裱,並陸續寫下上麵引述的題識文字。這些句子很能反映林豆豆當時的狀態。

 

1987年,林豆豆回到北京,劉家駒帶她到社會上開闊眼界,去百貨商店買東西,那時早不是計劃經濟,她問要多少布票,弄得售貨員像看外星人一樣拿眼睛瞪著她。生活也很成問題,劉家駒帶她到家裏玩兒,“她去做菜,把胡蘿卜切成幾截就完了。那時候她已經沒有帥府千金大家閨秀那種味道,很平庸了。”

 

後來落實工作,林豆豆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組織上給她一個正處級待遇。在單位裏,她也自由,高興去就去不高興就不去。劉家駒了解到,知道林彪的女兒在那裏上班,辦公室裏看熱鬧的人太多,讓人受不了,領導的意思,叫她幹脆就別去辦公室了。

 

林豆豆目前已經退休,多年以來,盡管與外界社會建立起了較為穩定的聯係,但還是有諸多的不便橫亙在她與社會之間,找的人太多,她得躲避,連劉偉欽這樣幾十年的故交都不知道她當下在北京的住址,每次會麵,幾乎都安排在酒店裏。

 

“很多人利用她照相,利用她的影響去搞商業,她都拒絕。”劉偉欽稱林豆豆為“立衡妹”,以兄長居之,“她現在無所求,生活很簡樸。我問過她需不需要錢,有什麽困難。老沒有,老好。”

 

林豆豆獨身一人,沒有後代。2008年,年屆64歲,在北京,劉偉欽對她說,“40年風風雨雨過去了,我們都老了”。簡單的一句慨歎,綰結著一生的波折,林豆豆聞之,淚濕眼眶,“她一般是不落淚的,我就看到這一次。”

 

在林的內心,有些部分是不可碰觸的。劉偉欽曾將自己於1967年創作的一幅名為《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木刻版畫送到北京請林豆豆題款,一見紅旗招展領袖頭像,林豆豆頗有不快,但沒有駁他麵子,最後還是在上麵題了“曆史一瞬”四字。自那以後,劉偉欽也識趣,避免再提過去的事情,“她不願意說過去的事兒,喚起過去的回憶對她沒什麽好處。”

 

陷落在漩渦中的深淺程度不一,每個人對於那段曆史表現出來的心態亦有所不同,不過總的來說,時移事易,情緒上會慢慢得到消解,至少在後代們之間,基於某種共識的作用,一定形式的和解是存在的。故而大家每每在一起觥籌交錯把酒言歡的場景不難見到,氛圍熱切而又自然。林豆豆也是在這圈子裏走動的一份子。2009年國慶,二代們聚會,席間林豆豆就主動執杯向李訥敬酒,旁人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唱和之。

 

“不要抱著過去那些東西不放,要跳出個人的恩怨情仇。父輩們鬥來鬥去,是當時曆史條件下各種綜合因素的反應,既有個人恩怨也不完全是個人恩怨。那一頁已經徹底翻過去了。”吳新潮說,“父輩之間的爭鬥,我總覺得體現在我們身上要淡化很多,包括林豆豆和毛家後人,劉源和毛家後人,我們這些子女在一起,那些恩怨已經不存在了,不管怎麽鬥,我們畢竟是在共產黨這一個戰壕裏嘛。”

 

在這一點上,他們有著驚人的向心力,對於群體身份與父輩榮光的認同,必要時不難讓他們把個人的身世沉浮擱在一邊,為著與生俱來的共同血脈沿承而紛紛靠攏,其表現可謂一顆紅心猶熱。黃春光就試圖身體力行這樣做,兩年前開國將軍後代合唱團建立,他努力爭取成為其中一員,而右派人士想邀請他參加活動,他簡直睬也不睬,口吻顯得無比決絕,“我可以反對黨的一些方針和政策,但你讓我反對和推翻這個黨,我是不會去的。這樣不光是否定了自己,也是否定了父輩,否定了這個事業,所以我就是不會去參加這種反黨的反毛的大合唱。”

 

白雲蒼狗,世事興替,戲台上早已落幕,他們卻搞得還很有那麽一點忠義節烈的意思。2011年,913事發40周年,這幫難兄難弟專程飛到溫都爾汗三叉戟墜落現場掃墓追思,在那個讓他們倒黴了40多年的地點,對著一堆石頭壘起來的墳墓,大家不免心緒起伏。

 

“覺得很悲涼,對共和國有那麽大貢獻的元帥客死異鄉不能魂歸故裏,而且並不是年年時時有人去憑吊,真是,”黃春光說。他們這些孩子,多半在東北出生,後來又在林彪指揮的軍旅中隨父母由北向南一路打到兩廣地區,“我們從小都是唱著《林總的命令往下傳》的歌一路走過來的。我們對林彪的感情是很深的。我當時說我們代表我們父輩來看他們,告訴林彪的在天之靈,我們沒有忘記他,我們還在懷念他。”

 

早年罹禍,給每個人身上留下一道經久不能撫平的折痕,難免時時舔舐。祭拜之外,這些子女先後為他們的父親整理出版了各自的回憶錄或傳記。對於他們所做的這些事情,輿論上的反應是見仁見智,在他們來說這是出於一片孝道,是為了留存曆史記憶,而在一些不以其為然的人來看,他們的行為似乎一本維護自我的光輝形象意圖,在為老子翻案。遷臣逐客、功過是非,雖如雲煙,卻又餘溫未消。當此狀況,他們中有人試圖澄清自己的行為,“塵封已久的是曆史,而不是政治。我們現在做的是史,不是案,我們不想翻這個案,我們隻是想把最原始的東西呈現給大家,不造謠不造假,這是一種曆史的複原。”

 

每個人站在各自的角度看待曆史,所得到的成像會互有不同,但那一段曆程給這些二代內心帶來的振蕩與猛省無從掩蓋。在這些待人接物表現得精明與防備的二代身上,事實上也不失設身處地由己及人的自覺反觀,對待現實社會中的事物,他們已經變得十分實際和真實,“凡事我都要多想多看,都要打一個問號,我不會一根筋地聽誰的話了”。這是當一切早年的狂熱、天真、愚昧在堅硬現實麵前逐一粉碎後,為期40多年深深觸及靈魂的一種重構的完成。

 

“當年搞階級鬥爭成分論,我也是紅衛兵,也很衝動,也把紅和黑看得很重。這麽些年過來,真正去看那些階級敵人,其實都是人呐。當年是很幼稚的,人類之間的關係是無法簡單界定的。”吳新潮兩肘支在膝前,麵容凝重,話語中透出飽經世事的深沉,“我們父輩跟著毛主席鬧文革,這些事都是不對的。己所不欲,勿施予人,我們所經曆的一切,希望在別人身上不要再重現。”

 

(本文來源:讀者文摘  作者:章劍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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