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閑與冬忙

34   閑與冬忙

 

按農村的傳統習慣，秋收後是農民休養生息的季節。今年上級早就發出了號召：“農業學大寨，要變農閑為農忙。”“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如何變農閑為農忙呢？具體任務是“深翻土地”，據說是“翻得越深，產量越高”，要求把所有的土地都深翻一遍，深翻的程度至少1米。屆時縣裏的領導將親臨視察、指導。

這一天是縣領導來視察、指導的日子，村東沿公路的地頭上都插上了彩旗，各生產隊的男女社員集合到公路附近的沒有種麥的休耕地裏去準備深翻。大家排成一排，每人拄著一張鐵鍁，卻沒人動手，要等到看見領導的影兒才開始表演。屆時可能還要照像的，要攢足了勁兒在相片上露一手“革命氣概”。於是眼光都投向東南縣城的方向，等待著領導們的出現。嘴和耳朵都閑不住，說著閑話、笑話、怪話、渾話、悄悄話……

遠遠的公路南頭出現了車隊，一輛、兩輛、十幾輛、幾十輛。那時的縣領導還沒有坐上豪華汽車，而是一色的嶄新的“飛鴿牌”自行車。在社員的眼裏，這自行車隊已經夠氣派了！幾十輛新車一路縱隊行進在公路上，轉動的輻條亮晶晶光閃閃，幻化成一個個滾動的光輪，在暴土揚塵的土路上，形成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其實社員的家裏大都有一輛自行車，不過買的都是城市裏淘汰下來的，不知是幾手貨的舊車，鏽跡斑斑，黑不溜秋；有的還是本地鐵匠們不知從哪兒弄來兒根鐵管子焊接起來的車架子，死沉死沉的。誰家能趁一輛新車呢？因此人人都露出豔羨的目光來。

隊長一聲令下，鐵鍁都飛舞起來，地沒有掘進多少，土卻揚得老高老高。

車隊沒有向我們這個方向駛來，早早地就插入通往尚村公社的機耕道向西北駛去。看來“親臨視察指導”駱屯大隊，甚至齊莊公社的任務已經完成了，我們的表演就此結束。這一結果應該說是十分圓滿的，既滿足了領導的願望——領導的指示受到了群眾的熱烈響應，又使農民放心——他們祖祖輩輩賴以生活的土地免遭一次災難性的破壞。農民都懂得：生長莊稼的土壤隻是土地的表層土，深不過1-2尺，稱作“熟土”，再往下是草木不生的“生土”，如果深翻一米，勢必讓生土覆蓋了熟土，莊稼地將變成不毛之地了。

“領導親臨視察指導”雖已過去，但是“深翻”的指示還是要執行的。大隊為了完成這一“不能打折扣的革命任務”，特別在村東劃出一小片示範地（或稱作“試驗田”），組織社員去掘凍土，挖深坑。這一舉動受到了農民的普遍抵製，大隊隻組織了一些年輕小夥子去應付差事，但也是半途而廢。原因是一陣風刮過去了，再沒有人催問，自然就懈怠了；同時小夥子們也實在掘不動那日益堅硬的凍土。

凍土掘不動，情有可原，“變農閑為農忙”的指示並沒有撤消，大隊壓生產隊，要生產隊想點子，生產隊長想不出點子來，幹脆“撂挑子”。生產隊沒了隊長，誰去貫徹執行？

“撂挑子”是生產隊長經常使用的手段，每遇到困難或糾紛就撂挑子，因而生產隊經常換隊長。沒有人留戀那一職位，那是一副吃力不討好的重擔，沒有明顯的好處，隻有義務和責任。那時的農村幹部，連村支書和大隊長也沒有特權，不掙工資，隻掙工分。隻不過是不參加勞動，一年365天，天天算工作日，天天有工分罷了。至於生產隊長還需和社員一樣地參加勞動，領著社員幹活兒，還要起點兒示範和帶頭作用，不能像社員那樣隨意。而領導一隊的生產、分配，一隊人的生計都壓在隊長的肩頭上。平日裏的計劃、安排、調配人力、掌握農時等費心費力的事太多，沒有相應的報酬。散漫慣了的農民，誰願意挑這副重擔呢？

沒有了隊長，隊裏就沒有活兒幹了，農閑依然無法變農忙。我們在家裏卻閑不住，晾曬玉米，玉米脫粒，晾曬地瓜幹；為了保存鮮地瓜，在院子裏挖了一個豎井式的地窖。全家四口齊動手，小潛挖窖，小瀅提土，宗和切地瓜片，我上房去晾曬。

快過年了，雖然料到將是一個慘淡的年節，但我們盡力在營造一點慰藉和喜幸氣氛。 掃完房後，在屋裏做一點力所能及的裝飾。宗和拿出一幅白布來，要為屋門做簾子，叫我寫幾個字，她描在紅絨上，剪下來繡到簾簷兒上去。我寫“紅霞萬朵”四個字。門簾做成了，掛起來，真是滿室生輝。在暗淡的土屋的背景上，大幅的漂白點綴著鮮豔欲滴的玫瑰紅，顯得格外醒目，格外亮麗。給人一種精神上的激勵與撫慰。使我“雅興”大發，拿出紙筆來，抄了四首“毛詩”，寫成“四扇屏”的樣子，釘在牆上。這樣，我們家裏就多了一點讀書人的酸氣，有別於一般農家的風格。因此而招致一些人拿紙來讓我塗鴉。

冬夜，一家四口在一起，圍著一盞用藥瓶做成的小煤油燈，小瀅在紡那種“充毛線”，宗和在搓棉條或纏線球，小潛在燈前讀書，我則靠在被摞兒上養神，時不時地從腦子裏搜出一首唐詩或宋詞來，念給他們聽。小瀅最熱衷於此道，她手腦並用，不耽誤紡線，背誦詩詞。後來借到了一部《三國演義》，由我來朗讀，於是我們的生活裏就更增加了一種情趣。有人送給我一部《古唐詩合解》，線裝四冊，共十二卷，選編唐詩七百首，木版刻印。可惜紙質已嚴重風化，破損不堪，原封麵封底均已失落，缺頁較多。無從知曉係何人何時選編和刊刻。我如獲至寶，不時捧讀，以充實我和全家人的精神生活。

也常有人來串門。農村裏沒有文化娛樂，串門就是一種愜意的精神生活。常來我家的有張眼、駱大青和駱國勝。國勝是小學教師，已經教學十多年了，很有成績，算得上是本村小學裏的一根台柱，但一直是民辦教師，不能轉為正式教師。民辦教師不拿工資，隻掙工分。他無怨無悔，依然埋頭苦幹，他與小潛雖年齡懸殊，卻很投緣。張眼和大青都是在外邊混過事的，是農村少有的經多見廣的人。兩人都很健談，都沒有一般農民那種自慚形穢、畏縮不前的習性，反而有點敢於闖蕩的江湖氣概。

張眼曾赤手空拳，無一技之長跑到北京去混飯吃。他走到一處建築工地，樓房已經蓋起來了，木匠們正在把做好的窗扇安裝到樓窗上去。他立在旁邊看了看，覺得這活兒沒多少技術，釘釘子誰不會？於是他找到工頭，自報說：“我是個木匠，你們這兒用不用人？”工頭打量打量他問：“你會立扇？”他不懂什麽是“立扇”，但不能說不會，他說：“會，會。”工頭說：“好吧，你先幹上一天看看。”回頭就向樓上打招呼：“劉師傅，給你個人，幫幫工看看。”正站在二樓窗戶上的劉師傅答腔說：“好，來吧！”張眼猜想：立扇就是安窗戶，沒錯。到了劉師傅麵前，他先掏出煙卷來遞上一支，又替劉師傅劃火點著。劉師傅美美地吸了兩口，掐滅了，把煙架在耳朵上說：“這幾扇窗戶立完了，咱再搬家。”他仔細看了看，立扇也不簡單，不是光釘釘子，先得在窗框上，窗扇上用鉛筆畫好合頁的位置，再用鑿子鑿出容合頁的空當來，這一手就是技術，位置錯一絲兒也安不上，鑿深了鑿淺了都不行，人家劉師傅鑿兩下就成功。他靈機一動說：“劉師傅，咱倆來個流水作業，你鑿，我釘。因為我左手中指昨兒戳了一下，傷著了，今天還疼，怕是拿不住鑿子。”劉師傅說：“行。好說。”這樣，劉師傅更輕閑，不費力。張眼釘釘子，擰螺絲又慢又吃力。他心想：咱不行，當然得揀重的、累的幹。這一天，張眼和劉師傅的關係搞得不壞，收工前，他央求劉師傅替他美言幾句。到了工頭那裏，劉師傅說：“小張還行，算個三級工吧！”張眼聽著很高興，心想：我連一級工也不是，三級工，夠高抬的了。工頭問他：“你是幾級工？”他心思：不能說低了，該唬就得唬，於是他硬著頭皮說：“原來評級是四級。”工頭說：“劉師傅說你是三級，就三級，以後幹好了再說。”

他就這樣被留下了。原來那是個木工廠，幹完建築工地上的活兒，就回了廠。廠裏啥活兒都有，他不能露怯，他總是想法和熟練工搞合作，揀技術少而費力的活兒幹。一邊幹活兒，一邊偷藝，模仿，學人家拿工具的姿勢，學要領，學竅門，一點兒也不能走樣兒，有一點兒不按規矩，就露餡了。晚上別人睡了，他爬起來去苦練。他說：“冒充個三級工不容易呀，不苦練，一動手，就叫人家識破了。就像使鑽子，沒使過，你就是玩不轉；使锛子，弄不好锛不平木頭，倒锛了自己的腳麵，砍斷了自己的腿；就像使刨子，光磕刨子這一手就夠練一程子了，磕前頭，磕後頭，磕旁邊，各有各的作用。有一天夜裏，我正練得起勁，工頭來了，問我‘幹啥呀？’我著實嚇了一跳，我隨口撒了個謊，我說‘這幾件白天弄得不夠滿意，我不放心，起來再打磨打磨。’工頭看了看很高興，第二天還好一個表揚我。”

張眼終於學成了半拉木匠。現在他在村裏拿起刨子就幹木匠活兒，拿起瓦刀來就像個泥瓦匠。農活兒更不用說，能扶犁耕地，掌耬播種，使牲口當車把式。40多歲正當時，有力氣，有能耐，隻是很圓滑，出力不討好的事不幹，有點兒玩世不恭。他也當隊長，是乘興，玩票性質，玩夠了就撂挑子。他的話風趣幽默，肚子裝滿了趣聞軼事，所以不論在什麽場合，人們都喜歡聽他神聊。

大青則像個莽漢，滿腹牢騷，講起話來嗓門大，好像打仗。為人直爽、坦率。他曾經是“牛鬼蛇神”之一，參加過幾天義務勞動，後來就不在召集之列了，說明他沒有“帽子”。但是他對我們坦率地說：“你們這樣的讀書人說了幾句人家不愛聽的話，沒幹過壞事，人格是高尚的，不丟人。我跟你不一樣，別看我的罪名比你還輕，可我自己知道，幹了見不得人的事。你不知道，我偷過一次糧棧，被人家抓住了。那年也和今年一樣，收成不好，繳過公糧，分到的口糧差半年。我跟著去繳公糧，知道新繳的糧食還不能入庫，怕潮，要曬好幾天。白天曬，夜間裝進麻袋碼在院子裏的席棚底下。這天我算是‘踩好了點兒’，這是小偷的黑話。夜間我就翻牆進去了，聽著周圍沒動靜，我溜進席棚扛起一袋就順原路跑。沒跑幾步，就被守夜的拽了個趔趄，然後五花大綁，第二天到全公社各村去遊街，那才是真正丟人呢！不管什麽理由，偷總是見不得人的醜事！”

大青的直率招人喜歡，粗魯也不惹人生厭。此外，來串門的多是一些中學生，有時也來問問語文和英語方麵的問題。

家家都在籌劃如何度過即將到來的隔年春荒。有技術的木匠、泥瓦匠都已經出村、出縣去找活路了；在內蒙、東北、西北有親屬的，也計劃著去投親找活兒幹，俗話說“樹挪死，人挪活。”不過這都是暫時外出，不像解放前的逃荒。老弱婦孺有討飯經驗的，也準備在春節前到城市裏去討一些吃食回來好過年。上級為了製止這種有悖於社會主義原則的行動，防止勞動力外流，采取了革命手段來加以約束，連連下達指示聲稱：無論外出打工或討飯，均屬“單幹”，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一律加以禁止。凡一意孤行者，必須繳納誤工費和罰金，按外出的天數計算，不繳清不得參加秋後的口糧分配。這是很嚴厲的一著兒。在糧食計劃供應的時代，沒有口糧就是斷絕了生路。但是貧下中農不聽這一套，該走的、能走的都走了。人們說：“隻要掙了錢，咱就繳。掙不了錢，有命一條頂著，看誰能把我咋的？”去討飯的就更不在乎什麽規定了。有一個老太婆說：“不分口糧，老娘到公社書記家裏去吃，有他吃的，就有老娘吃的。”那個時代，貧下中農是有政治保障的，雖然他們沒有實質性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但是一切革命指示都是以代表他們的名義發出的。因此他們就敢於抵製一些不合時宜的法令。

除夕夜，小潛苦著臉對宗和說：“媽媽，我也出去要飯吧，給家裏省點糧食！”孩子長大了，已經感到了在家庭生計中他要承擔的責任。宗和一伸手把小潛攬在懷裏，母子倆相擁痛哭起來，慘淡的除夕夜更增添了愁慘的色調！我聽著心如刀絞，我們已經淪落到討飯的地步了，但是我們有權利討飯嗎？貧下中農敢於頂風冒雨，我們能嗎？一切政令對於貧下中農也許隻是一陣風，對於我們則會變成利刃！我的兒子去“走資本主義道路”，我豈能逃脫“教唆犯”的罪責？我勸慰道：“咱們不去討飯，挨餓就全家在一起挨餓，車到山前自有路，我們未必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