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流魁北克
魁北克人是加拿大人中的異數，近半數公民讚成獨立，年輕人尤甚。每年6月24日的”國慶節” ，隻要你到亞伯拉旱平原，便立刻能感受到他們要求獨立的狂熱氣氛，”魁北克萬歲!”的口號一呼百應。魁北克人還有高非婚同居率，高分居率以及公開的同性戀。
25 “始憐幽竹山窗下，不減清陰待我歸”
我們吃糧站供應的商品糧，仍按城市的原定量每人24斤。由於參加勞動的緣故，原定量不夠吃，必須自行添補，隻好托人在村裏找廉價的地瓜幹。我們買了100斤帶綠黴的地瓜幹，這是由於晾曬時著了雨或陰天晾不幹而發黴的。這樣的地瓜幹隻能賣給外村的養豬戶去做豬飼料，本村都沒人吃。價格隻有好地瓜幹的一半，我們圖便宜，覺得很上算。
各家各戶都有自留地，秋天自留地裏栽種大白菜和蘿卜，就解決了一年的吃菜問題。在收白菜的時候，我們買了房東家的十幾棵大白菜，也到人家的自留地裏去撿拾丟棄了的白菜幫子，回來醃鹹菜。宗和告訴我：“醃白菜幫子到春天切碎，晾得半幹，用醃菜湯子加上小茴香煮出來，叫作鹵鹹菜，很好吃，經夏都不壞，可以吃一年。”宗和生長在農村，熟悉農村生活，很會過窮日子。當初她家雖不算窮，由於供二哥上大學，曾負債累累，全家經過好多年的節衣縮食才償清了債務，所以她從來沒有過過寬裕的日子。她也繼承了母親善於持家的傳統，很會精打細算度過難關。
鄉親們看著我們過得如此艱苦，十分驚奇，他們絕對想不到在城裏工作了多年的人，能窮到吃發黴的地瓜幹和白菜幫子的地步。有人背後議論，認為我們是裝窮。一個常來賣香油的外村人就曾當麵說我“裝窮”。
那是快過春節的時候，賣香油的梆子聲又在大門外響了起來，我拿著香油小罐去打香油，每次隻打一兩，賣香油的總說我“日子過得太摳！”他問我：“今天打多少？”我說：“還是一兩。”他瞪著一雙眼瞅著我笑，說：“往日打一兩就夠摳的了，這就要過年了，至少還不打半斤？”我笑笑說：“一兩，不多打。”他說：“哎呀，別太虧待自己了，過大年，一斤也不算多嘛！有錢不花，那錢還有啥用？”我說：“我也知道香油好吃，可我沒錢，隻好少吃一點兒。”他說：“你沒錢，誰信？在外頭混事兒，再孬還不比莊稼人強？瘦死的駱駝也比馬大。”我說：“你不懂，我也給你說不明白，反正我隻能打一兩，你要是不想賣，就算了，我等著打別人的。”他使勁“嗨”了一聲，沒奈何地給我打了一兩。我端著這一兩可憐的香油，心裏也不免一陣酸楚。
慘淡的春節過去了，宗和突然感冒發起燒來。真是愁上加愁！她服了藥，昏昏沉沉地躺在炕上。孩子們都沒了精神，垂頭喪氣默默地坐在一旁。永遠不見陽光的南屋，更顯得陰沉、冷峭、寂寞了。就在這倍感淒涼的時候，接到一封意外的信，是劉永銘寄自青島的。信裏帶來了令人振奮、欣喜的消息，仿佛是冰封的港灣裏湧進了暖流，好像是迷途的夜裏見到了燈光，迷蒙中的宗和也一下子就睜開了眼睛。
信中說：青島正在反“資反路線”，前一階段進駐各單位的工作組執行的是“資反路線”，挑起了群眾鬥群眾，傷害了許多人，把文化大革命引向了歧途，現在各單位都在清算工作組的罪行，許多被遣返的人員都已經被一家一家地接回了青島，永銘不見我們回去，很著急，因此寫了這封信來，催促我們盡快回去找原單位，辦理回遷手續。信中特別強調了“現在的事瞬息萬變，朝令夕改是司空見慣的。勿失良機，時不再來，因此要抓緊時間，疾速趕回。”
宗和聽我讀完信，精神大振，病情減輕了許多。但以她虛弱的病體是難以承受長途跋涉的勞頓的。她說：“你先走一步，我隻要能行動了，立刻趕去。”我猶豫地說：“我回去恐怕作用不大，我在群力是臨時工，早已被解雇了，群力也不曾遣返我，群力不會受理。鐵二小遣返，你是主遣，我是隨遣，我不是鐵二小的人，你不出麵，我顯然沒有理由找鐵二小。”她說：“但是又怕遷延時日，坐失良機，你先去就算探探路吧。”隻能如此。第二天我啟程了。
火車到達青島站正是午夜時分，我隨著旅客的人流走出車站。站外擾擾攘攘，親屬接人的，旅店接客的，各種車輛雲集。旅客們各有歸宿，熱熱鬧鬧，登車的登車，步行的步行，人車四散，如風卷殘雲，一時的繁華，刹那間消散得幹幹淨淨。連售貨車、小吃攤都偃旗息鼓席卷而去。留下的是空曠冷寂的廣場。我無處去，打算到候車室去過夜，誰知候車室早已關門。青島是膠濟路的終端，隻要是後半夜不發車，就沒有候車的旅客，候車室關閉是理所當然的了。我怎麽辦？如果是夏夜，我可以到海邊去，躺在堤欄邊的長椅上，聽海的微吟高唱，可以數天上的星星和樹影婆娑中的燈影。然而這偏偏是冬天的寒夜，冷風凜冽，這座洋式都市的樓房沒有廊廈、門洞可避風，饑寒交迫的我，還處在憂心忡忡前途未卜的困境中，就更增添了無限的淒涼、寂寞與孤獨之感。這熟悉的車站、熟悉的城市竟變得如此陌生而冷酷無情了！
有道是“歡愉嫌夜短，寂寞恨更長”，我豈止是寂寞，而是煎熬在寒風中有如受刑！時間仿佛是停滯了，凝固了，我一次次地看表，表針似乎還在原地未動，我懷疑起我的手表來。自從到了鄉間，手表就被鎖進了箱子，臨行時才又戴在手上，莫非長久不用機械發生了故障？我去對車站塔樓上的大鍾，表並沒有出錯，是時間太難耐了！
終於盼到候車室的門打開了，大概是黎明前將要發一班車。車站廣場上也來了幾個小販設點擺攤，我連忙去買了兩個燒餅，在候車室的飲水桶上接了一茶缸子開水，坐在長椅上消受我的早餐。然後躺在長椅上，閉上眼睛，想要補個黎明覺。但是旅客越來越多，我不能占著好幾個人的座位，隻好坐了起來，這時站務員用喇叭筒招呼大家起立，由他領著一塊兒念語錄和唱語錄歌。
早晨六點我離開候車室。今天是星期日，估計永銘不會出車。為了不打攪他一家人的早覺，我不急於到他家去，沿著莘縣路向北漫步。馬路上有清潔工在掃街，有早起的青年在跑步，也有下早班的女工。在所有的人的身上，都留下了我的羨慕的一瞥。他們屬於這座城市，這座城市也屬於他們，他們在這裏有家，有一份安定的工作和生活。我卻變成了流浪漢，這座我所熟悉的城市卻沒有我的立錐之地！今天夜間，我就不知將在何處落腳。永銘家隻有臨街的一間小房，擠住著大小五口，一張床占去了半間屋，他和愛人帶著小兒子擠在床上，兩個女兒小青和小雲要爬上吊鋪去睡覺。他已經充分利用了這間屋的立體空間，自然無法招待我。我是興衝衝、急匆匆趕了來的，全然沒有考慮這些實際問題。現在走在青島的馬路上，才發現這樣一個小小的睡覺問題，就難住了我！
我耐磨到七點半才走到冠縣路永銘的家。一家子正圍著桌子吃早飯，孩子們都極有禮貌地放下碗筷立起身來親切地叫：“郭大爺！”永銘的愛人老張熱情地說：“我們正在議論他郭大爺和駱姨該來了。怎麽沒見
永銘說：“今天是禮拜天，你反正不能去辦正事，在家裏好好休息一天，咱們包餃子吃。”老張說：“怎麽能吃餃子，送行餃子接風麵嘛！今天吃麵條。”永銘笑著說：“我這個人粗啦，想不起這些講究來。”
永銘還是那樣灑脫，不顯得有精神壓力。他在教養所一直當小隊長，幹得得心應手，不僅沒有挫掉他的銳氣，而且鍛煉得更堅強、更果敢、更有魄力；回青島後，在大車隊裏隻有體力上的負擔，沒有精神上的磨難；與一群老粗為伍，體力不比別人差，才智卻是鶴立雞群，他受到的隻有仰慕和尊重；他自覺已淪落到社會最底層了，行得端，坐得正，有什麽可怕的？偶爾卷入糾紛之中，他總站在有理的一方，憑口才，誰能講得過他？拚力氣，他的拳腳也不饒人。他不受欺淩，沒有失敗的沮喪。因此還是一身豪氣，沒有半點兒小人物的謹小慎微。
他告訴我形勢大大地變了，造反派起來奪了權，把當權派都打倒了。青島是全國奪權最早的城市，由一位原來的“末座”副市長王效禹率領造反派奪了市委、市政府的權，成立了革委會，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支持。王效禹又到濟南去奪了山東省委和省政府的權，現在王效禹是山東的第一把手，青島的第一把手是一個造反派頭頭楊葆華，原是某廠的工人。各單位也都由造反派奪了權，成立了革委會。鐵二小的情況他知道，革委會的負責人是王開祥和楊同林，都是學校的老師。永銘和楊同林是朋友。被遣返的人員都被接回來了，住房被占了的要騰出來歸還原主，回來的人員都回原單位原職原薪。永銘曾問過楊同林：“為什麽沒接回
真是天翻地覆的變化，變化的速度也快得驚人，我在農村隻呆了3個月，頗有隔世之感！
永銘說：“你完全可以去找群力中學，它當初解雇你，就是執行的資反路線。”我說：“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沒有原住房，回來住哪裏呢？鐵中西門口的房子本來就不是宿舍，已經被鐵中收回去了，我們現在都不是鐵中的人，鐵中不可能把房子還給我們。東邊那間小屋早就搖搖欲墜了，即使現在還沒有倒塌，也沒法住了。”我真後悔，當初在鐵中工作了八九年，有過幾次分房的機會，如果當時要上一處宿舍，遠離鐵中，鐵中的紅衛兵決不會專找我這個已經離開鐵中的人的麻煩了，現在也不至於無家可歸！永銘說：“隻要解決了回遷問題，住處定能隨之解決。”
永銘不了解群力中學的情況，今天群力也不上班，應當先找一位同事，探聽一下群力的現狀，做到心中有數。但是找誰呢？我想到了教導主任劉振華，運動中，她是僅次於我的一個受害者，當初我們彼此都有過好感，鬥爭她的時候，她的罪狀之一就是曾極口稱讚過我的教學。我想， 現在應是同病相憐，她大概不會因我的拜訪而不快。於是我在永銘家吃過中午的麵條後，到國棉三廠宿舍去訪問劉振華。
我的判斷沒錯，劉振華像老朋友一樣接待了我。她表示了對我的關心和同情，告訴我她也被遣返了，她的丈夫牟先生是工商局的幹部，運動中並未受到衝擊。但牟先生甘願辭職隨她一道回鄉。這次反資反路線中，工作組那個姓馮的才把她全家接了回來。她說：前一階段群力中學大部分教師都遭到了批鬥。在反資反路線的時候，所有的受害老師都起來清算工作組的罪行。那些追隨工作組的“積極分子”們都受到了批判。她特意告訴我：那個自稱是“群力中學的姚文元”的姓薑的病死了。還有一個姓宋的打手，為了慶祝“毛主席暢遊長江的紀念日”，帶領學生去遊泳，一去不回，被淹死了。她說：“這也算是惡有惡報吧！現在群力是造反派掌權，革委會主任是劉仁民，你去找他，他會照顧你的。”
我很驚訝，劉仁民居然能奪權和掌權！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個與政治不沾邊的人物，放蕩不羈，不拘小節，有點名士風度。將近40歲了，還是單身。每月的工資都維持不到月底。最後幾天往往是連買盒廉價煙卷的錢也沒有了，不是找人借錢買煙，就是伸手要煙抽。整個辦公室的煙民們都不得不幫他度過那幾天。他比較願意和我接近，他知道我的抽屜裏總有煙，我上課的時候，他常常很隨便地拉開我的抽屜找煙抽。在人們的心目中，他不是一個受尊重的人，現在居然也能領導大家了，也可謂是“時勢造英雄”吧！
告別劉振華回到永銘家來，永銘已經為我安排好了住宿的地方，他說：“我去找了王建，他家很寬敞，正好他愛人搭夜班，你暫且住在他家裏。”
在鐵中時，我和王建沒有私交，隻有工作關係。不像和永銘經常在一張桌上就餐，有過較多的接觸。雖然我們被一同送去教養，在勞教所不在一處，連見麵的機會都沒有。如此泛泛之交，現在去叨擾，心裏頗覺不安。及至見到王建，畢竟是患難朋友，他的慷慨熱情，使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王建住在父母家裏，房子高大，建築考究，陳設頗具大家氣派，絕非小戶人家可比。我倆同榻而眠，彼此袒露心跡，談了許多各自的閱曆。我倆年齡相仿，他小我兩歲，抗日戰爭期間，我在西安的時候，恰好他也在西安，共同的往事，就更加縮短了我們之間的距離。他就是那時參加了青年遠征軍。
王建是山東大學文史係畢業後分配到鐵中的。初來時擔任曆史課，深受學生的歡迎。解放初期，鐵中的師資陣容極為整齊，各科都有學養深厚的老教師。王建作為青年教師，與資深老教師相比亦不遜色。因此，在語文教研組組長張可為被提拔為副教導主任後，由他接替張可為的課程和組長職務。
王建參加青年遠征軍，本是一個熱血青年激於民族大義、投筆從戎的愛國行動，應該是一段值得讚揚的光榮曆史，然而在“肅反運動”中，那段曆史竟變成了他的沉重的包袱，被作為重點對象加以批鬥。“整風補課”中又被打成“右派”。在勞動教養期間，開礦塌方，他被壓在大石之下，險些喪命，被軋斷了腿，好在經治療，不曾落下殘疾，現在仍能拉車，真是不幸中之萬幸了。
第二天上午，我走進群力中學，直奔革委會辦公室，找到了劉仁民。劉仁民不像過去那樣灑脫了，顯得十分拘謹。看來他這個“官”不好做，本身沒有政治資本，又不是“圈兒”裏的人，不知有多少隻眼睛在盯著他，那些暫時失勢的紅五類，誰能真心服氣？這是可以想見的。他答應盡力給我幫忙。他坦率地說：“不過這事我作不了主，要聽區裏的。區裏成立了一個‘遣返辦公室’，專門解決遣返方麵的問題，我給你寫個介紹信，證明你是咱校的老師，你去遣返辦公室辦個手續，按規定：凡是沒遷回戶口暫留青島的遣返人員，由遣返辦公室出具證明，原單位借發每人每月6元的生活費，並且可以到指定的糧店去借購一個月的口糧。你辦回手續來，學校就給你發生活費。”
我拿著介紹信走出辦公室，院子裏有幾個熟悉的麵孔，看見我連忙避開目光，轉過臉去，我不免有所感觸：盡管形勢有所變化，實質上一切依然如故，衡量是非的天平並沒有擺平，我和別人還是不能等量齊觀，永銘未免過於樂觀，我預感到回遷的希望十分渺茫。
區委這座樓我太熟悉了，隻要走上這條熟悉的路，我就發怵，我是來搖尾乞憐，然而這裏沒有同情與憐憫，有的隻是冷冰冰的麵孔、硬梆梆的話語、輕蔑的白眼，這種屈辱的日子何時了啊！我的命運為什麽老是拴在這座樓裏，總也掙不脫？
遣返辦公室設在一樓，迎門攔了一排辦公桌，把上訪人員和工作人員嚴格地隔離開，辦公桌後麵坐著幾個態度冷峻的幹部，辦公桌前立著許多和我一樣卑微的人，在低聲下氣地訴說著什麽，懇求著什麽。我遞上了群力中學的介紹信，一個幹部接在手中，像審問罪犯似的問明了我的身份和遣返前後的情況，然後擲給我兩張便條，是準予借支生活費和借口糧的證明，總算是順利地辦妥了手續。我壯了壯膽子問：“什麽時候能辦回遷手續？”他不耐煩地說：“等調查核實清楚，我們按政策辦。”我不甘心就這樣離開，又訴說了我當前的困難，請求盡快予以解決。他一擺手說：“等著，有了結果通知單位。”
我返回群力請劉仁民在借支生活費的條子上簽了字，就到總務處來。屋裏隻有會計陳鼎安一個人。他很關切地問了我離開學校以後的情況，他講了一些學校的現狀，多是劉振華已經談過的內容。他說：“劉仁民沒什麽權，不過他還在台上，至少不會起反作用。你應該經常去遣返辦公室催催，現在的事就得自己抓緊，辦事的人是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該辦的事也沒人主動地去辦。”
告別陳鼎安，我匆匆走出校門，遠遠望見殷清泉立在街角，我走近他時，他拉住我說：“我見你來了，在學校裏說話不方便，走，到我家去好好聊聊。”他是特意在這裏等著我的。他首先告訴我，我寫的一卷毛筆字，他還珍藏著。運動一開始，他就用衣服一層層地把紙卷包裹起來，居然逃過了抄家者們的眼睛。我聽了又驚訝，又感歎！
殷清泉是生物老師，也在教導處幫助工作，工餘之暇喜歡練練毛筆字。我們隻有泛泛的接觸，並無深交。我寫的那些字既不是條幅，也不是精心用意寫出來的，那是去年暑假，教師輪流值班，我和他是一個班，他拿出一卷毛邊紙來，擺開筆硯，讓我寫，我隨便寫了幾個字，他不肯罷休，一定要我給他寫幾幅，我給他默寫了幾首毛澤東的詩詞。在那些年月隻有寫毛詩不擔風險，如寫其他的詩文，不定會闖出什麽大禍來的。聽說山東大學一位教授在小本子上抄了幾首唐詩，其中有杜甫的，也有李商隱的。反右的時候有人發現小本子裏有“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東風無力百花殘”等詩句，認為是他的“變天帳”，“國破山河在”是思念蔣家王朝，“東風無力百花殘”是惡毒攻擊“東風壓倒西風”和“百花齊放”的方針。據此他被定為“極右分子”。這類教訓是人人都熟知的，所以人們就隻能寫毛詩。
我沒有想到我隨便寫的幾張毛邊紙，他能冒著危險珍藏到現在，雖然那卷紙裏沒有我的署名，但我的筆跡有許多人能認識，一旦被人發現，珍藏右派分子的字，罪莫大焉！他珍藏的不是我的字，而是他對我的一片深情！今天又在這裏等著我，特意邀我到他家去做客，這種熱誠，是我在非右派的熟人中還不曾遇到的。我不禁想起錢起的一首詩來：“穀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盡杏花飛。始憐幽竹山窗下，不減清陰待我歸。”此情此景，何其相似乃爾！然而我又豈能與失意的錢起相比？他是安然退隱的高士，我是多災多難疲於奔命的賤民！
下午，我到大學路去看望果澤生，我們已經一年多不見麵了，我的出現，使他又驚又喜，他說：一年來他多次拉車經過我的家門，先是總見“鐵將軍把門”，他停下車來，在窗戶上往裏望望，見一切依舊，他就放心地走了。後來發現已是人去樓空，又無處打探我的消息，所以一直為我們一家人的安危擔著心。他握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撒開，急切地問我運動以來我的處境。我詳細地敘述了集訓、解雇和遣返前後的情況。當他聽到我自殺未遂的時候，恨恨地批評我說：“你怎麽能幹出那樣的傻事？我想不到你能那樣糊塗！哎呀，太糊塗了！”我笑著說：“以後遇著無論什麽樣的情況，我也不再選擇那條路了，我一定要看完這台‘戲’！”他這才又高興起來了，說：“我想你們的回遷問題一定能解決，這次反資反路線的決策還是英明的，七鬥八鬥把人心都鬥散了，不收攬人心，還能不鬧出大亂子來！”
他的境遇沒有變化，和永銘一樣，仍然在大車隊拉大車。凡是遠離文教界、從事體力勞動的右派都不曾遭受二茬罪。
隻要到了老果家，我就走不脫了，他一定要留我吃飯。從王村回來到運動開始前的兩年多時間裏，我們有過頻繁的交往。不僅我到他家走不了，就是宗和或孩子到他家，也照樣不許走，非吃飯不可。我和宗和都很過意不去，卻總也拗不過他，他的力氣大，拉住我不撒手，我就毫無辦法了；有時他還會瞪起眼來，板起麵孔，好像要和我打架似的。但是這種交往卻是來而不往的。他拉大車有時經過我家的門前，也常把車停下來，進屋坐坐，喝杯水，留他吃飯，他是堅決不肯。我深知他是體諒我失業在家的困難。及至我在群力中學代課時，家門常鎖，他就隻能在窗外望望了。在他身上找不到客套、虛假、總是一片真誠。他愛人姓宿名珍，是二中的語文教師，也是右派，同病相憐，我和宗和很自然地就是她的朋友了。
宿珍很會做菜，口味好。使我驚訝的是她家魚肉不斷，且很豐盛。我納悶：他家的日子為什麽總比一般人家過得好呢？後來我才知道，他們一直得到宿珍娘家的資助。宿珍的父親是資本家，也是一位學養深厚、思維敏捷、頗具洞察力的學者，身不從政卻深諳廟堂經緯，對解放以來的政治走向有清醒的認識和比較準確的判斷，能未雨綢繆，善於應對不時的變故。因此他的家庭不曾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而能維持較平順的生活，也就有力量支援女兒了。
老果不僅留我吃飯，而且留我住宿，我無法推辭，隻好難為他們一家子了！他家實在太不寬綽，這座外觀很漂亮的二層小洋房，原是一家的別墅，現在擠住了10戶人家，老果的兩間鴿子籠似的小屋，一間大的不過10平米，小的隻有6平米，他有兩男兩女4個孩子，平日男孩睡大屋的地板，女孩住小屋，今天把小屋騰給我，女孩也隻好睡地板了。這種擠窄的情況並不是他家所獨有，而是青島老百姓家庭的普通現象，車庫、倉庫、地下室都變成了住宅，家裏不搭吊鋪的人家就不算太窄憋的了。青島有的是豪華住宅、玲瓏別墅，但與老百姓無緣。
©郭錦文 2009
(轉載、出版需經作者書麵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