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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兩般情景,兩種滋味
人的最大痛苦莫過於不能勝任工作了。我從調到濟南技校以來,力不從心的感覺與日俱增。技校是一所綜合性鐵路技術學校,分機務、工務、電務、運輸和財務5個科,9個專業。對於這些鐵路技術業務,我完全是外行。教務主任(我是副職,但沒有正職)的職責是領導各科的教學業務,我對各科教材一竅不通如何領導呢?“外行領導內行”在當時是普遍現象,但隻有共產黨員才有條件這樣做。他可以完全不去理會技術業務,隻進行政治思想領導就可以了。我不是黨員,技校的政治工作也不需要我插手,更恰當地說是非黨幹部沒資格參與。技校有輔導處,輔導主任張佩之兼黨支部書紀,領導著輔導處裏五六個輔導員都是黨員幹部,下邊還有各班的班主任,都是黨團員。輔導處是專門負責全校師生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相當於部隊裏的政治部。所以我這個非黨幹部自然就不能過問政治思想工作了。在輔導處係統的政治幹部們的眼裏我是“異類”;在各科教師的心目中我也是“異類”。既不能領導教學,又不能過問政治思想工作,我能幹什麽呢?教務處內有兩個教務員和七八個油印員,還有圖書館、儀器室各有一個管理員,他們各司其職,盡職盡責,又有什麽非要我管不可的事呢?我變成了一個多餘的人、無用的人!我還缺乏那種坐在辦公室裏一張報紙一杯茶,心安理得地打發時日的“修養”。別人怎樣看待我?我不知道,我自己忍受不了當一個多餘的人的那種滋味,有點兒惶惶然不可終日了!
剛到技校的時候,我曾試圖從事教學改革一類的工作,曾向教師們傳達了蘇聯的教學經驗。但從他們聽講的神情,我已覺察出他們全然不把什麽教育、教學當成一回事。我逐漸摸清了教師們的思想情緒,幾乎沒有一個安心於教師工作的。幾位科主任和一些老教師,都是解放前鐵路局的工程師、總工程師、技術處長之類的人物,沒幹過教育,上了歲數,不宜擔任原來的職務,不得已被調來擔任教職,他們抱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的臨時觀點,在等待退休。年輕教師則都是大學畢業不久的技術幹部,他們認為離開鐵路現場到技校來,失掉了提高技術和晉級的機會,貽誤了前途。他們個個滿腹牢騷,無時不在盼望著再調回現場去,哪兒還有研究教學改革的心思。
我在青島鐵中是有用的人,是被重視和受尊重的人,到技校來變成了無用的人,無足輕重的人,可有可無的人,是遊離於政治幹部與技術幹部之外的多餘的人,孤立的人。這大大挫傷了我的自尊心和好勝心!
1952年冬技校在濟南東郊建新校舍,1953年春落成,學校遷入新校舍。這時全國的大學進行院係調整,技校也隨之進行科組調整,把綜合性學校改組為單科學校。濟南技校改組為機械學校,隻留下原來的機務科,並將全國各路局技校的機務科通通合並到濟南來。其他各科分別輸送到其他的專業學校去。科組調整進行了半年的時間,這個期間我有事可做,就是送往迎來。科組調整後,徐智清不再兼校長,另委任了李毓芬來接任校長,我想我也該結束我的尷尬處境了,於是到路局教育處去見徐智清,要求調回青島鐵中。徐智清同意了我的要求,調我回青島鐵中擔任教導主任。此時李一民已提拔為副校長了,正好由我去接替他的工作。宗和亦與我同時調回。
這時我的家庭也起了一些變化,我們的第三個孩子已經出生,是男孩,取名潛。同時姐姐從天津來,在濟南租了房子,母親帶著小濤和姐姐住在一起。我們隻帶了瀅、潛兩個孩子回青島。到青島後小潛不服水土,生病,隻好又送回濟南請姐姐照應。
回到青島鐵中,仍然住在原來的那間宿舍,教導處裏仍然坐我原來的那個座位;熟悉的環境,熟悉的人,熟悉的工作,頗有“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木蘭詞》)的親切感!原來在青島隻不過是兩年時間,在濟南恰恰也是兩年,然而別後兩年的青島依然如此熟悉,離開濟南時我似乎告別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郭錦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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