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的靈魂：二戰台籍日軍沉浮錄(圖)

      回到台灣後，這些人因帶著戰俘的標記，長時間受到監控，隻能在社會底層勉強謀生。部分台籍戰俘到日本尋求幫助，幾乎無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絕。一些台籍戰俘長期滯留在日本抗爭，串連散落各地的同伴向日本政府求償，甚至上訴到日本最高法院。

2009年8月11日，我國台灣地區原住民籍“立法委員”高金素梅率領台灣原住民“還我祖靈隊”約50人突襲日本靖國神社，高歌安魂曲，要求靖國神社停止合祀台灣少數民族的祖先靈位，要求日本政府對侵華戰爭進行反省和賠償。靖國神社內供奉著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246萬餘名軍人的靈位，不為世人所知的是，這其中包括2.8萬台灣人的靈位，還有2000多名被稱為“高砂義勇隊”的台灣少數民族的亡靈也被供奉其中。台灣人的靈位怎會出現在靖國神社？這是一段怎樣的曆史？本文將為讀者揭開二戰期間台灣籍日軍慘烈而屈辱的塵封往事。

“每日思念你一人，未能得相見；親像鴛鴦水鴨不時相隨，無疑會來拆分離；牛郎織女伊兩人，年年有相會；怎樣你若一去全然無回……”這是四十年代台灣流傳的閩南語歌曲《望你早歸》。

台籍學徒兵

這首歌的背景是一名台灣婦女盼望其作為台籍日軍的丈夫能夠早日回家團聚。台籍日軍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日本殖民政府征召去服兵役的台灣人，包括直接從事作戰和戰爭一線的相關人員，以及後勤部門和其他輔助人員在內的與戰爭相關者。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發動“盧溝橋事變”，日本侵華戰爭全麵爆發。1937年9月，為了補充後勤力量，日本殖民當局開始從台灣征召不具備正式軍人身份的“軍夫”前往中國大陸隨日軍作戰，成為軍中雜役。由於軍人在日本是一個榮譽的身份，因此日本初期並不讓“二等人”—台灣民眾當軍人，而是作為“軍屬、軍夫”(注:軍屬是當時日軍用語，乃日語“軍人傭人”之意，非漢語“軍人家屬”的意思)。按照日軍中“軍人、軍犬、軍馬、軍屬、軍夫”的排序，“軍夫”為最劣等。

第一批台籍軍夫參加了淞滬會戰，這批台籍日本兵被稱為“台灣農業義勇團”，在上海附近開農場，為日軍種植新鮮蔬菜。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升級與擴大，日本的“台灣總督府”又以各種名義招募台籍軍屬、軍夫到中國戰線擔任物資運輸、占領區工農業建設等工作。

至於征募程序和方法，依日本軍部的要求，由“台灣總督府”訂定資格和條件進行選拔。譬如在征選“勞務奉公團”人員的時候，條件是20—30歲健康男性，日語基礎較好，奉公精神良好，適合勞務活動者。在具體操作方麵，“台灣總督府”分配一定數額給各州廳（日據時期，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行政區劃進行了重新劃分，共劃為5州3廳），由地方州廳官員廣為宣傳，招募軍人；若報名人數不能滿額，警察和憲兵將調查年滿20歲的男性，按地址挨門逐戶地去“拜訪”、“鼓勵”。所謂的“拜訪”、“鼓勵”，其實是軟性施壓。在軍人專政和警察製度森嚴的情況下，不接受“拜訪”和“鼓勵”的後果可想而知。之後，日本警察將有意者名單進行審核，並發給通過考核者一張“紅單”（即召集令），算是招募成為台籍軍夫。

曆史境遇，台籍炮灰的難言之隱

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全麵擴大，日本出現了軍需物資補給人員嚴重短缺，甚至兵源不足的問題。由於日本人口有限，不可能無限製地征兵，因此日本殖民當局盯上了海外殖民地。當時的朝鮮有2140萬人口，而且“皇民化程度”較高，因此日本在1938年2月發布“陸軍特別誌願兵令”，首先在朝鮮開始實施誌願兵製度。在同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與朝鮮同性質的“陸軍特別誌願兵製度”在1942年才實施。

日軍衰敗，在台全麵征兵

1895年甲午中日戰爭後，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被迫簽署了《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給日本。台灣同胞聞訊後，展開了大規模抵抗日本殖民者的武裝反抗，同日本殖民當局展開了殊死較量，沉重打擊了日本殖民者。因此，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民眾一直有所顧忌，擔心台灣民眾在中國戰場上倒戈，不敢征召台灣民眾參軍。日本陸軍省軍務局的官員直截了當地說：“（特別誌願兵製）避免對台灣民眾使用，是因為現在正處在與其舊祖國—中國事變之下。”字裏行間流露出對台灣人民祖國意識的警惕。

1943年，台灣原住民也被正式納入“陸軍特別誌願兵”內，被以“高砂義勇隊”等名義征用者達到5000餘人（“高砂”是日本古籍對台灣的稱呼）。1942年3月，第一批被稱為“高砂族挺身報國隊”的500人被遣至菲律賓，因5月7日參戰成功擊退巴丹半島美軍而聲名大噪，從此改稱“高砂義勇隊”。台灣原住民生活在山地部落，在叢林中特別驍勇善戰。

據日軍回憶，該隊人員能於無道路之叢林，穿梭偵察，也可以分辨遠處聲音，從事伏擊。由於隊員精於狩獵，可清楚地分辨叢林內的動物是否可以食用，使日軍可以在缺糧的情況下得到補給。此外，該隊隊員也傳授日軍在叢林生活的方法。日本兵罹患瘧疾，高砂隊員還冒險摘椰子取水幫日本兵解熱。日軍士兵認為，“高砂隊員的英勇、服從、為長官效命及犧牲奉獻的精神”日軍成員也難望其項背。駐印尼的日本司令也曾頒發獎章讚揚他們：“神出鬼沒，白刃殺敵，令敵人喪膽；沒有米糧，削樹皮、吃野菜，令人佩服。”

適逢二戰末期盟軍展開跳島戰略的反攻時期，他們不是遭到盟軍飛機的密集轟炸，就是受到優勢火力的攻擊，隊員傷亡慘重。此次高金素梅赴日抗議，所指的祖先就是這批高山族日軍。

隨著日本侵華戰爭陷入戰略相持階段，加之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本“台灣總督府”於1943年1月又實施第二期陸軍誌願兵募集，選了1030名進入陸軍。在陸軍特別誌願兵製取得一定“經驗”的基礎上，日本軍部於1943年5月11日頒布海軍特別誌願兵令，同時在朝鮮和台灣實施。兵種有水兵、整備兵、機械兵、工作兵、衛生兵、主計兵等。同年7月，開始募集海軍特別誌願兵3000名。此後，日本又在台灣多次募兵，前後共招募了約5500名陸軍誌願兵與1.1萬名海軍誌願兵，合計約1.65萬名台籍青年加入到日本作戰部隊當中。

在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反擊下，法西斯勢力日趨衰弱，日軍也開始節節敗退，日本在台灣最終實施全麵征兵。1943年9月23日，日軍駐台灣司令部、高雄警備府與“台灣總督府”共同發表聲明，將自1945年起正式在台施行征兵製度。1945年1月，台灣開始正式全麵實施征兵製度。第一批有2.2萬名被日本侵略者挑中，成為日本侵略者的炮灰。

據日本厚生省統計，至日本投降時止，總計80433名台灣青壯年應征加入日本軍隊，成為一線戰鬥人員，更有多達126750多人被征為軍屬或軍夫，二者共計207183人。此外，在校讀書的青年學生，也必須參加“學徒兵”。其中，約半數被派遣在台灣各軍事基地，6萬多人前往東南亞、澳洲等地，有2萬多人被派往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戰區，另外有1萬多人則是在日本本土服役。

“從軍”的現實考量

台灣青年加入日軍，為日軍服務，乍看似乎讓人難以理解。但置身於當時的曆史境遇，台灣民眾的“從軍”背後也有說不出的難言之隱，曆史和現實的共同作用造成了這種現象。

除了政治上受騙之外，台灣民眾現實生活的考量是最重要的因素。首先，幫日軍工作會獲得更多的報酬。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極度貧窮，台灣民眾過著艱難的生活。

當時，台灣一般民眾的工資水平大約在20元左右，而加入日軍則可以領到200多元。台北的徐東波就承認：“1943 年夏天，我 23 歲，那個時候在報紙上常會看到刊登入伍的通知及新聞，在我結束餐廳工作後第2天，台南有入伍的考試，當時我想，每個人都得抽簽入伍，若抽到了，去當兵隻有 10 元的薪俸，但是誌願從軍，卻有 160 元的薪俸，就在這種半勉強、半誌願的心情下，我向日本軍隊報到，大約 1 個月之後，即啟程前往菲律賓。”

其次，當兵可以獲得跟日本人大體同等的社會地位。日據時代的台灣民眾並不能享有與日本人同等的社會地位，是二等、甚至三等國民：日本人吃白砂糖，台灣人配給較差的黑砂糖；日本人吃上等瘦肉，台灣人則隻能供給少量的下等豬肉。

然而，如果能夠當兵，不僅能夠有更多的收入，而且能夠與日本人有同等的地位。因此，許多台灣人就誌願從軍。曾經參加日本陸軍特別誌願兵的台灣宜蘭縣簡傳枝稱：“當年當日本兵的台灣囝仔(閩南語:年輕人、小孩子之意)，隻想與日本人平起平坐，成為一等國民。

愚民洗腦威逼利誘

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日本殖民當局為了消弭台灣人民的反抗意識、鞏固殖民統治，大力推行“皇民化”政策，企圖將台灣人改造成在精神與行為上對日本帝國完全效忠的愚民。1937年，小林總督為了切斷台灣與祖國大陸的文化聯係，下令各報紙廢除中文欄，並強迫關閉民間傳授中國語文的漢文書房，1940年更宣布禁止慶祝農曆新年，並以紀念日本建國2600年為由強迫台灣人改換日本式姓名。

此外，日本殖民當局還通過教育、文化等途徑消弭台灣人的祖國意識，灌輸其必須效忠日本天皇、支持對外聖戰的思想。其中，以《沙鴦之鍾》的集體洗腦最為典型。《沙鴦之鍾》是日本在二戰期間拍攝的“大東亞共榮圈”樣板電影，電影講述的是泰雅族少女沙鴦，為奉召從軍的蕃童教育所日本老師送行，在途中失足墜河的故事。日本駐台灣總督在沙鴦失足的河邊，立下一口鍾，鍾上刻有“愛國之女沙鴦”字樣，並在河邊立下紀念碑，將這名不幸喪生的少女作為共榮圈人民效忠日本，為國犧牲的樣板。

這部集合當時一流編導、演員，並由日本首席紅星李香蘭主演的電影，在台灣播放時反響熱烈。在這個氛圍下，台灣原住民泰雅族陳幹雄當時也奉召加入由台灣原住民組成的“高砂義勇隊”。

據陳幹雄稱，日本當時先把曲調哀傷、歌詞感人的歌曲拿到各學校傳唱，當台灣街頭巷尾都能聽到這首歌曲時，日本就開拍電影，電影一拍攝完成就轟動全台灣。當時他們出發到東南亞作戰前，日本當局還把他們帶到台北集體觀看這部電影。

正是在現實生活的威逼利誘以及日本“皇民化運動”的殖民政策下，不少台灣青壯年加入了日軍。

對於台籍日軍士兵，日本軍方從未消除猜疑。據來自屏東客家的邱錦春敘述，他在因緣際會下考上日本陸軍軍官後補生，在經過九個月訓練後，1943年前往名古屋地區的陸軍第七航空部隊報到，擔任日軍轟炸機的副駕駛。

邱錦春說，他在名古屋服役時，由於美軍已經開始對琉球展開攻擊，因此他們的任務多數是載運彈藥與糧食，空投給琉球島上的日軍地麵部隊。

他一到部隊報到後，隊長就鼓惑航空隊員說：“人難免一死，病死也是死，交通事故也是死，但是為日本、為天皇戰死沙場，死後將被供奉在靖國神社，受到永世的敬仰。”隊長同時還下令不準其他日本人歧視他。

雖然日軍強調對他這個台灣出身的皇軍不會有差別待遇，但是在美軍攻克琉球後，一趟運送武器到台灣的秘密任務卻讓他感受到日軍對他的不信任：“當時我從名古屋飛到漢城，漢城飛到上海，上海再飛到桃園。隊長他們三個人飛了八個鍾頭，先去休息要我監視加油。加完油以後一出飛機場，前麵一個憲兵，後麵一個憲兵。那個時候我就感覺到，他們怕我跑掉，我一跑掉飛機就不能飛了，我覺得很生氣。”

邱錦春向他的隊長提出質疑時，日本隊長告訴他加派憲兵是為了要保護他，怕殺手潛伏到台灣刺殺他。

戰後淒慘，死魂被囚生者遭棄

二戰結束之後，台籍日軍的處境相當淒慘，其日後的生活也相當悲涼。至二戰結束時止，在20餘萬台籍日軍中，共有30304人戰死，約占總人數的14.6%，其中軍人占2.7%，軍屬占22.2%。相較於朝鮮籍日軍242341人中22182人陣亡9.2%的陣亡率，台籍日軍的陣亡率是很高的。在這些戰死者當中，共有2.8萬名戰死的台籍日本兵被供奉在日本的靖國神社。

此外，在台灣新竹縣北埔鄉的濟化宮裏亦供奉著33000多名台籍日本兵(與日本厚生省統計的陣亡人數30304不符)，李登輝的大哥李登欽1944年戰死在菲律賓呂宋島，亦以日本名字“岩裏武則”名列其中。

即使沒有成為炮灰的台籍日軍，在戰後也麵臨盟軍軍事法庭的審判。

根據相關史料記載，戰後共有173名台籍日軍被判有罪，其中26名被列為甲級戰犯判處死刑，另外有147名乙級及以下戰犯判處有期徒刑。這也大大高於朝鮮籍日軍的129人被判有罪和14人被列為甲級戰犯。

而對於僥幸生還返鄉的多數台籍日軍來說，日本政府對他們態度的冷漠更讓他們寒心。回到台灣後，這些人因帶著戰俘的標記，長時間受到監控，隻能在社會底層勉強謀生。部分台籍戰俘到日本尋求幫助，幾乎無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絕。一些台籍戰俘長期滯留在日本抗爭，串連散落各地的同伴向日本政府求償，甚至上訴到日本最高法院。日本司法部卻以違憲為由，裁定台籍“日本兵”終身不得求償。一些台籍戰俘當年的軍餉，以及存在日本郵局裏的存款，也都無從追索。

據披露，一些台籍戰俘和日本戰俘一起在盟軍監獄服刑，被釋放後隨日本戰俘到達日本橫濱，隨即被隔離，其中的日籍官兵受到了熱烈歡迎，台籍日軍卻進了東京的監獄，補服刑期。原來，日本在1952年修改了“國籍法”，居住在日本的台灣人和朝鮮人喪失日本國籍。這也造成軍屬的撫恤、索賠，統統將台籍“日本兵”排除在外。直到1974年12月，一位前“高砂義勇隊”士兵史尼旺(日文名中村輝夫)在印度尼西亞摩露泰島的原始森林中被發現送至台灣，台籍日本兵問題才開始受到世人重視。

自1977年起，仍然在世的原台籍日本兵在留日台灣同鄉會等團體協助下，展開向日本政府要求補償金的運動。經過多年訴訟，日本政府才在1988年決定以議員立法方式對在二次大戰期間戰死或重傷的台灣人，支付200萬日元撫恤金。與日本人至少可領4000萬日元的撫恤金相比，差別甚為懸殊。

台籍日軍的悲涼遭遇，一方麵顯示了台籍日軍隻不過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別國的工具，同樣也是日本殖民台灣的受害者；另一方麵也警醒我們，正是由於當時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才致使台灣割讓給日本，讓台灣民眾遭受日本殖民者的愚弄與壓榨。在中國大陸和台灣正逐步邁向統一的今天,我們仍然不能忘記那段不堪回首的曆史烙在台灣人民記憶中的傷痕。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曾參與撰寫《中國大百科全書》等書，專著《兩岸關係60年》9月即將出版。 (本文來源：時代周報 作者：張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