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書生：文革“紅人”徐景賢的人生浮沉（組圖）

徐景賢

73歲徐景賢最終還是沒邁過這個坎。2005年張春橋和姚文元相繼過世，“文革”期間在上海灘權勢僅次於二人的“徐老三”———原中共十屆中央委員、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徐景賢於2007年10月31日夜在上海去世，終年73。身後留有一本記述他“文革”10年榮光與夢魘的回憶錄《十年一夢》。其“四人幫”之“走狗”、“打手”之名未及“蓋棺”便有“定論”。徐景賢直到生命的終點也仍然被與他曾經追隨的“四人幫”糾纏在一起。

海上聞人

“四人幫”的頭目在政治上多發跡於上海。但在上海奉賢出生的徐景賢是“四人幫”要犯中少見的上海本地人。在那個年代，徐景賢算得上“海上聞人”。“文革”初期他帶頭造上海市委的反，“一月風暴”中進入上海市革委會，後來又成上海市委書記，在上海灘的權勢僅次於張春橋和姚文元，人稱“徐老三”。此後張春橋和姚文元還有後來居上的王洪文，都到了北京工作，徐景賢身為上海市市委書記，實際上成了上海市的頭號人物。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抓消息傳到上海，徐景賢召集同黨舉行會議，準備武裝反抗，但隨即“中計”接到中央通知去北京，武裝反抗的計劃也就宣告流產。

當時的複旦大學學生梁曉聲回憶說他最後一次看到徐景賢公開露麵是在上海群眾慶祝打倒“四人幫”的集會上。徐景賢披著軍大衣走出來，群眾看到他，大罵：“徐老三滾下去。”徐景賢倒是很“聽話”，真的“滾下去”了，此後再無公開露麵的機會，因為審查、羈押以及審判都在等候著他。

徐景賢1976年10月被逮捕，至1992年6月在上海市監獄服刑。1980年5月被開除黨籍。1992年6月至1995年5月保外就醫。1995年5月刑滿釋放。究其一生，10年的“美夢”，18年的牢獄和終生的批判，他始終無法擺脫一個悲劇時代為之刻琢好的可恨複可歎的悲劇人物形象。

左起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王秀珍

“大人物”的“玩偶”

“四人幫”中的4名首犯均未有回憶錄留世，徐景賢的《十年一夢》就更顯其曆史價值。同王力、陳伯達的回憶錄一樣從中可以讀出，其人犯錯誤犯罪也好，受“屈”挨“整”也好，既有個人作孽的原因，更有時代的因素。

1951年新中國成立之初，18歲的高中畢業生徐景賢憑出色的文字功底調到上海文藝宣傳機關工作。1964年至1965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到“文革”前，30冒頭、出身貧寒的他，已經是科級幹部。1966年，33歲的徐景賢躊躇滿誌。一場“文革”風暴襲來，徐身不由己地成為“大人物”手中的“小玩偶”。

徐景賢參加了1968年10月舉行的八屆12中全會（擴大）。在10月31日全會閉幕會議上，毛澤東特意點了陳毅的名字。“毛澤東說，對這些老同誌（指參加‘二月逆流’的人）還是選他們當九大代表。‘陳毅同誌說他沒有資格，我看你有資格，代表左中右的那個右，你有右的方麵的資格。’”

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徐景賢後來在選舉九大代表時給陳毅寫了一封信。在信裏徐景賢有意羞辱陳毅是“右的代表”並要陳毅回信確認。在”文革”的淫威之下，陳毅不得不含屈忍辱回信表示接受“右的代表”這個頭銜，並對能有這個“右派代表”頭銜表示感謝。新老上海市委書記之間的奇特書信往來可堪玩味，亦反映出徐景賢“愚忠”和“政治投機”的兩麵性。

徐景賢曾經在回憶廬山會議的經過時說：“這一天晚上．我們都集合在王洪文住所的客廳裏交流外出活動的情況。約莫9點鍾光景，有一個穿軍裝的工作人員走了進來，把王洪文和我叫到客廳門外，輕聲說：‘首長（江青）請你們去一次，車已經派來了。’”對此，徐景賢並未感覺有什麽不妥。不過林彪的類似舉動後來卻被稱為黨紀不能允許的“小集團”的“地下串連”陰謀活動，成為他們“反革命集團”的罪證。

在徐景賢筆下，毛澤東對“文革”造反派的行動一直是情有獨鍾：1967年8月“毛澤東在上海期間，張春橋對我說，要在電視台的頻道裏多安排一些節目。我讓電視台播放了上海工人武裝衝砸上柴‘聯司’的紀錄片，毛澤東在‘414’招待所裏看得津津有味。”毛澤東對這次行動的總指揮王洪文表現出莫大的興趣，非常欣賞王洪文調動30萬造反派衝砸上海“工總司”和上柴“聯司”的“革命行動”。由此開始，毛澤東一直關注著王洪文，直至後來發展到在十大上提名王為自己的接班人。

1980年12月4日，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開庭，對張春橋進行庭審調查。
徐景賢（左）就張春橋製造上海康平路武鬥事件出庭作證

十年一夢的破滅

除了江青、張春橋二人之間爭奪領導權之外，徐景賢也一直看不上王洪文。1975年徐景賢就曾給張春橋、姚文元寫信，“揭發”王洪文說：“洪文同誌顯得更加自滿，更加不注意努力學習和自我改造。我們和他接觸，聽他談話的內容，幾乎極少提到學習馬列和主席著作的。十大以後，特別是十屆二中全會以後，我對洪文同誌的擔心增加了。”

而毛澤東保留鄧小平在權力圈內的存在，使得江青、張春橋集團的內部矛盾得到緩和，以保證槍口一致對外。“四人幫”被捕後2天內，徐景賢積極準備“民兵武裝叛亂”。徐景賢畢竟是個“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文人，所以第3天即被華國鋒、汪興東召入紫禁城從此深陷囹圄，“文革”10年春夢也於焉破滅。隨後，”四人幫”倒台，徐景賢也入獄，其人其事漸漸湮滅在曆史塵埃中。

了解他晚年生活的知情者感歎，可憐他一雙女兒，雖然姿容俏麗，在其父失勢入獄後便無人敢娶。一直到1990年代初他的兩個女兒才相繼成家。徐景賢出獄後，他們全家繼續在上海市中山西路三湘大廈對麵的一處民房內低調地生活著，直到一雙女兒的孩子長大，沒有辦法再擁擠在一起。兩個女兒先後搬出老宅，徐景賢與老伴也隻能相隨女兒們一起生活，委托朋友把房子借了出去補貼家用。這間房子從租借出去到現在，先後共經曆過10餘位住客。這些人是單身的年輕人、大學畢業生。據一位知情者說，徐景賢與他的妻子為有那麽多有誌氣的年輕人來入住感到高興，通過房子能夠接觸到年輕大學生的生活。但這些年輕的房客卻從來不了解這所房子的主人、曾經和他們一樣雄心勃勃的年輕書生當年那段在這裏無從追憶的風雲際會。

（整理編輯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