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誌明是台灣人？（圖）

　　據《青年參考》報道，大多數中國人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奠基人胡誌明並不陌生，他與中國領導人締造的中越“同誌加兄弟”的時代，至今仍被人懷念。如今，中國許多取名為“誌明”的人，據說也是受胡誌明的影響。最近，台灣學者拋出驚人觀點：胡誌明其實是我國台灣人。那麽，此說可信度如何呢？

　　１．共產國際做了“移花接木”？

　　長期以來，胡誌明這個響亮的名字帶給許多人的印象是：一顆活躍在２０世紀四五十年代國際舞台上的耀眼明星，越南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據可查資料，身為共產主義革命家的胡誌明一生用名奇多：幼年時叫阮生恭，後改名阮必成、阮愛國，化名阿三、胡光、陳民先、李瑞、宋文初等，讓人眼花繚亂。除了越南學者，美國、法國、中國大陸及台灣等地的學者都為他寫就了不同版本的傳記。盡管這些研究者所運用的材料、論述方法不盡相同，但觀點和結論大抵相似——胡誌明的一生充滿了太多的謎團。例如，過去大家都知道，胡誌明為了越南人民的解放事業終身未婚。但最近幾年學界就在討論，胡誌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是否曾與一位叫“曾雪明”的廣東女子結婚？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台灣白象文化出版社出版了《胡誌明生平考》一書，作者胡俊熊。全書共分五篇，題目分別是：偷龍轉鳳的戲曲、金蟬脫殼真假人生、漂泊流浪的歲月、婚姻戀情的悲歌、漢文《獄中日記》與遺囑及落幕感言。

　　胡俊熊的觀點是：胡誌明與阮愛國不是同一個人。阮愛國是越南人，胡誌明實際上是台灣人胡集璋，胡集璋替代阮愛國的“移花接木”之計，是當年的共產國際主導的。胡俊熊認為，阮愛國和胡集璋都是共產國際的黨員，都曾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２年，服務於共產國際駐上海遠東局。１８９０～１９３２年的胡誌明是阮愛國。而１９３３～１９６９年的胡誌明是台灣人胡集璋。

　　在書中，胡俊熊利用搜集的史料和解密檔案，對比一些胡誌明研究的專著以及一些親身所得信息，力圖證實“真正的越南人阮愛國早在１９３２年病亡，１９３３年後的胡誌明，其實是來自台灣苗栗的客家人胡集璋”。令人看後瞠目結舌！

　　２．一家之言引起百家“爭鳴”

　　胡俊熊自稱他並無政治或商業意圖。但胡俊熊此書出版後，在越南國內、法國和美國越裔社區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響，有人與作者聯係，邀請他到美國演講，甚至還有人要求得到出版該書英文版的授權。

　　胡俊熊說，據他了解，有的越南人對他的觀點並無抵觸情緒，因為現在越南與台灣兩地的經濟聯係緊密，越南民眾更關心經濟發展的問題，甚至有越南民眾認為，兩地有“親戚”關係也是件好事。

　　胡俊熊此說與越南官方的說法明顯不符，但越南官方目前尚未對此予以回應。至於越南官方是不知道此說，還是覺得太過荒謬，沒有反駁的必要，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民間質疑的聲音還是不少。首先，作者出書的動機就很可疑。按照作者自己的說法，他努力證明“此胡非彼胡”，動機隻為完成父親遺願，“還叔父胡集璋以真實身份”。這種典型的結論先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上看，是很不可取的。

　　另外，作者雖然畢業於台灣大學曆史係，但他此前的作品隻涉及“易經”、“風水”等“玄學”，其考證功夫也讓一些讀者不服氣。有人批評該書證據不充分，或是對證據的解釋不清。有些讀者甚至懷疑承印該書的出版社質量和作者本身的資曆。

　　以下就簡單介紹書中最具爭議的幾個要點。

　　３．焦點之一：１９３２年阮愛國真死了嗎？

　　這是一個關乎１９３２年前後的“胡誌明”是不是同一個人的關鍵問題。

　　在書中，胡俊熊根據對阮愛國病史的追溯，證實胡誌明“常年罹患肺結核”，連他本人都承認自己身體虛弱，乃至到了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初對公務心有餘而力不足。此外，作者還引用了不少當年的第一手資料（包括官方記載資料，如法國安全警察在１９３３年的阮愛國檔案中，注明了“阮愛國病亡”），指出以下幾點：１９３１年６月阮愛國在香港被捕。１９３２年初，阮愛國在香港獲得釋放，前往新加坡。１９３２年初，阮愛國在新加坡再度遭逮捕，遣返香港拘留。香港各大媒體，曾對此進行報道。隨後，傳出阮愛國神秘失蹤的消息。後來的港、英、法、蘇聯等地的一些報紙刊登其逝世消息，莫斯科東方大學的越南學生還為這名革命家舉辦了葬禮和追悼會，此後阮愛國銷聲匿跡近１０年。直到１９４１年６月６日，胡誌明首次以阮愛國身份發表《號召全國同胞書》，欲引領越南人民為走向獨立而革命。

　　胡俊熊認為：這是共產國際高層的“移花接木”之術。他認為共產國際通過製造一係列假信息：如１９３２年春“潛逃至廈門養病半年”、１９３３初“從上海前往莫斯科”、１９３３年“阮愛國與法國友人保羅·瓦揚古久裏在上海見麵”等。

　　但胡俊熊認為，根據胡誌明自己所言，他是１９３３年初到的廈門，這與官方製造的“假信息”明顯不符。至於現存的１９３２～１９４１年有關胡誌明的資料，則都是“事後追述補足的資料”。

　　而反對胡俊熊觀點的人，則相信之所以存在１９３２年阮愛國“病亡”以及各方報道資料，是因為“阮愛國為逃避法國特務追捕”而“故意編造的假消息”。阮愛國在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已是越南具有較大影響力的革命領導人，要製造出這樣的假消息也不是什麽難事，個中詳情雖不為外人所知，但胡俊熊既然相信各方有能力導演“移花接木”，那為保住革命領導人而導演“起死回生”不也一樣可行麽？恰恰因為阮愛國的影響力很大，所以學生根據媒體和官方報道，出於尊重和緬懷隕落的革命之星，舉辦追悼會正是人之常情。另外，胡誌明一生去過多個國家的多座城市，即便他本人多年後的追憶有些差錯，也再正常不過。

　　４．焦點之二：中文能力何以突飛猛進？

　　美國威廉·杜克教授潛心研究胡誌明生平，他所寫的《胡誌明傳》（２００１年出版）和美國天普大學副教授蘇菲·昆所著的《胡誌明消失的歲月：１９１９～１９４１》（２００３年出版），都提到胡誌明有一段神秘消失的歲月。

　　胡俊熊根據這兩本書，整理出早年阮愛國學習漢語的經曆，並據此認為活到１９２７年的阮愛國所具備的中文聽說讀寫能力都很有限，而１９２７年後的阮愛國又四處遊走加上疾病纏身，怎麽會有時間、精力去學漢語，並寫出《獄中日記》這樣高水平的中文作品？而胡誌明的中文書法水平之高，就更讓人難以置信了。另外，胡俊熊還說，《獄中日記》的作者應該是客家人。

　　然而，反對者的眼光同樣很犀利。針對胡俊熊對阮愛國中文能力的懷疑，反對者認為，簡單憑借一些文獻去判斷阮愛國的中文能力太過武斷，自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３０年間，阮愛國完全有能力自學中文，而非一定得靠學校教育和一些人的指導才能提高中文造詣。再說，胡誌明具有很高的語言天賦，又長期在中國生活，與之交往的中國革命者文化水平很高，即使他的中文突飛猛進，也不奇怪。

　　而胡俊熊所下的“《獄中日記》乃客家人所作”的論斷，同樣值得懷疑，因為其中一些所謂“客家方言轉成的獨特文字”，如“籠”、“洗麵”等，也是越南語中的常用語，況且胡誌明《獄中日記》中所體現出來的一些拆字遊戲、中國曆史典故以及一些名人詩篇也並不深奧，因此並不一定要精通中文的客家人才能寫出《獄中日記》。

　　此外，該書還涉及對胡誌明私人感情和流離經曆的一些爭論。限於篇幅，在此就不一一介紹了。

　　５．該書作者也沒十分把握

　　其實，胡誌明作為一名顛沛流離的革命者，在其人生中有一些模糊不清的謎團應算正常。

　　早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胡誌明詩集出版之時，一名加拿大越僑黎友牧曾表示，《獄中日記》並非胡誌明之作。但黎友牧拿不出有力證據予以論證，因此當時人多數認為黎友牧是在捕風捉影。但胡俊熊此書與之相比，應該說是進了一步。畢竟，書中提供了一些史料，並予以論證。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胡俊熊在該書中的論證方法有可質疑之處，但也對後來的研究者有不少啟發，有助於胡誌明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有人認為，胡俊熊此書雖缺少一些直接證據，但也提供了不少間接論據。但看過該書的人，多數還是很難認同胡誌明就是我國台灣的胡集璋，因為連胡俊熊本人都沒有十分把握。

　　參考辭典

　　越南國父胡誌明

　　胡誌明（１８９０—１９６９）　原名阮必成，在早期革命中取名為阮愛國，出生於越南中部義安省南壇縣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一生致力於為國為民的革命事業，於１９４５年帶領越南人民取得八月革命的勝利，解放了全越南，被越南人民尊為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