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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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一扒”我們曾經的中學語文課本
編者按：三任中學教材編選者，首度揭開隱藏在語文課本中的長達半個世紀的“秘密”，這一秘密伴隨並影響了80後整整一代人的成長與思想，也折射著所謂時代禁忌回歸常識的變遷，以及教育理念的日漸透明和開放。
■《荷塘月色》中的“出浴的美人”顯然是不符合的，“那個年代，女同誌別說出浴了，就是露出肚臍都要受批判”。
■《口技》中的夫妻房事與《葫蘆僧判斷葫蘆案》中的同性戀，別說小孩子，“成年人都不能看的”。
■朱德的《母親的回憶》入選初中課文時曾引起過爭議，最後在請示中央有關部門後，獲準改為《回憶我的母親》。
■魯迅的文章，“他的作品要能改的話，一篇文章要改上百處，這不就改壞了嗎？所以，一字不改，就在文章下麵做注釋。”
■朱自清的《背影》，父子間的眷戀與愁緒遭到知識界批判，認為是“渲染小資產階級頹廢情調”。
■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當年又是吃蘋果又是和愛人散步的，太小資產階級情調了，不夠革命”。
■臧克家《聞一多先生的說和做》，“抽紅錫包煙漂白了屋子”和“三個月不下樓不梳頭”，“這和1981年開始提倡的五講四美太不搭調了”。
張之路至今還珍藏著《羚羊木雕》的原型作品，雖然他的原作在入選中學課本時已被刪改 圖/張濤 
1950年代 
1990年代
如果不是偶然翻閱《古本小說集成》，如果不是生於1980年代，擁有億萬青少年集體使用同一套中學語文課本的集體記憶，如果沒有時代的變遷……網友“洞庭湖邊的野草”（下文簡稱“洞庭”）、1266名跟帖者以及36萬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就不會共同挖掘出這一雷人“秘密”。
“818（網絡用語，扒一扒的意思）我們以前語文課本上被刪改的文章吧！”——這篇由“洞庭”發出的網帖，迅速成為5月份天涯社區灌水量最多的熱帖。“洞庭”發現，當年初一語文課本的文言文《口技》刪除了“少兒不宜”的片段。
原來，在“婦人驚覺欠身”之後，“既而兒醒，大啼”之前，小兩口其實還“嘿咻”了一番——“（婦人）搖其夫語猥褻事”“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間雜，床又從中戛戛”。
受此例鼓動，眾網友旋即人肉搜索出更多被屏蔽的“限製級鏡頭”，初三課本節選自《紅樓夢》的《葫蘆僧判斷葫蘆案》中，與薛蟠搶女人不成，反賠了性命的馮淵竟然是同性戀。被刪除的片段說，“（馮淵）酷愛男風，不喜女色。這也是前生冤孽。”
還有，高一課本裏，朱自清寫《荷塘月色》時，曾將點綴於荷葉之間的白花喻為“剛出浴的美人”，采蓮少女蕩舟出湖，原來不是“載歌載舞”，而是唱著豔歌去的，歌中唱道：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這些輕度“涉黃”的細節也一並被剪除。
被刪的並非全都“很黃很暴力”。初二課本中，聞一多《最後一次演講》中，曾高度評價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可惜那樣的時代不允許帝國主義代表享有如此正麵的評價，隻能是“別了，司徒雷登……”
這些被塵封的秘密，無不隱藏在1992年通過審查的九年義務教育新教材的中學語文課本中，1993-2003年間它在全國絕大部分中學統一使用，伴隨並影響了80後整整一代人的成長與思想。
現在，時隔十年後，當年的學生們才恍然大悟，自己的教科書曾被如此“花季護航”。
大改動，零稿費，零糾紛
與主流思想相左的，改；語言不符合普通話語法的，改；篇幅過長的，還要改。
“這些文章早在1950年代就已經刪改好，一直沿用到199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下文簡稱 “人教社”）中學語文編輯室前主任莊文中告訴本報記者，“課文刪改工作在葉老一手主持下完成。”
葉老即葉聖陶，初中課文《蘇州園林》的作者，當年考試時，大家隻要寫出他是“現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就算答對。但他的體製內身份其實更為耀眼，1949年解放後，葉聖陶被毛澤東指定為出版總署副署長兼人教社社長，主持新中國教材編寫大局。
左翼文人出身的葉聖陶直接操辦了新中國第一代中學語文課文的編選，並定下規矩。“入選文章要加工，思想內容要加工，語言文字也要加工，”莊文中回憶說，“思想內容是排在第一位的，文章要符合時代標準。當時的首要標準是新民主主義，愛國主義，思想主流。”
按照這個標準，《荷塘月色》中的“出浴的美人”顯然是不符合的，“那個年代，女同誌別說出浴了，就是露出肚臍都要受批判。”莊文中解釋，葉老不是過於保守，而是較真“原則問題”，至於《口技》中的夫妻房事與《葫蘆僧判斷葫蘆案》中的同性戀，別說小孩子，“成年人都不能看的”。
當時入選課本的外國作品多選自蘇聯與歐美，與原文亦有很大出入。莊文中回憶，葉聖陶的嚴謹是出了名的，每改一篇外國作品，都會請一名翻譯家、一名語言學家到人教社開小會，桌上擺著原文、譯文，念一句，改一句。與主流思想相左的，改；語言不符合普通話語法的，改；篇幅過長的，還要改。
難怪這讓半世紀後的網友們考據《我的叔叔於勒》和《項鏈》時無比迷茫，尤其是前者，連敘述形式都由原來的第三人稱改為第一人稱了。
因為標準的嚴苛，當時大動幹戈的刪改非常普遍，被改文章的作者還都是當年中國文藝界的大腕 ——更確切地說——基本都是左翼文化圈內的大腕。改完後，葉聖陶逐一寄給作者，茅盾、巴金、丁玲等作者迅即一一回複，對修改表達感謝和敬意。“要知道，多少腕兒的處女作都是經葉老之手發表的。”莊文中說。
大改動，零稿費，零糾紛，這一如今出版業想都不敢想的罕見景觀真切地在那一心奉獻不圖回報的年代裏發生著。“作家們更多地將入選教材視為至高榮耀。”莊文中說。
也有一絲毫毛都不能動的文章，譬如國家領導人和魯迅的文章就不能改。朱德的《母親的回憶》入選初中課文時曾引起過爭議，編輯們認為標題有歧義，到底是誰的回憶？葉聖陶無權拍板，最後在請示中央有關部門後，獲準改為《回憶我的母親》。
並不是每次請示都能通過。編輯部曾刪節過胡耀邦一篇關於思想解放的文章，因為原文實在太長。文章上交審查時，有關部門不同意，最終沒有進入課本。
魯迅的文章最讓當時的編輯們頭疼，這位被供上神壇的大師寫文章老寫異體字，還總愛用方言。“他的作品要能改的話，一篇文章要改上百處，這不就改壞了嗎？所以，一字不改，就在文章下麵做注釋。”莊文中說，比如《記念劉和珍君》的“記”雖然用錯了，也沒改成“紀”。
這一度讓後來的80後們很困惑，1986年出生的劉倩記得，當年老師勾出魯迅文章中N個“通假字”讓同學辨別，其中就包括“記”字。內容難懂，連字也難懂，魯迅在80後心中高山仰止的大師形象多少和這有關。
盡管慎之又慎，人教社還是犯過覺悟錯誤。1950年代初入選的朱自清另一作品《背影》，文中父子間的眷戀與愁緒遭到知識界批判，認為是“渲染小資產階級頹廢情調”，遂被拿下，直到1960年代初才恢複。
無論是大刀闊斧，還是毫發不動，此時的中學語文課本更像一位包裹得嚴嚴實實的婦女，愛黨愛國、堅貞不移、人品高貴、思想主流，就是缺了點“人”的趣味與女性的審美愉悅感。
長大後，“覺醒”了的80後們開始對這點耿耿於懷，在開心網、校內網等80後大本營中，數萬同齡人參與了當年作文模板的投票，高居榜首的習慣用語充滿了當年語文課本的影子——
“無數革命先輩拋頭顱灑熱血，才換來了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他們比起來，我的心裏慚愧極了……”
“每當遇到困難想退縮時，腦海中忽然閃過張海迪大姐姐的身影,比起她我的這點困難算什麽？”
……
劉倩們的上述煩惱簡直“奢侈”。生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前輩們，麵對的又是怎樣的語文課本 ——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至1965年“文革”前夕，與中南海一橋之隔的人教社緊隨中央精神，將中學語文課本全盤政治化，時任中宣部副部長與教育部副部長還坐鎮人教社躬身指導工作。盡管葉聖陶主持修訂的經典文學作品仍有保留，但當年的中學語文課已基本沒文學和審美什麽事了。
高中三年製教材中光毛澤東文章就二十多篇，和毛澤東文選差不多，此外還有《人民日報》社論、某省省委書記談話，如《天不下雨不靠天，有水豐收萬萬年》、《偉大的理想實現了》、《大搞群眾運動才能多快好省》……
“可改可不改，不改”
有時，課本的滯後效應趕不及政治的風雲變幻，最短暫的一篇時文作者是華國鋒
這些寫滿政治和大字報般鏗鏘言論的課文終於在“文革”結束後消失了。1978年，鄧小平主持科教工作，人教社已經空了十年，中學課本也停了十年，隻得從全國各地緊急調入240名教育部及直屬單位下放的“臭老九”。
人教社前編審張厚感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出校門後的人生軌跡和當時的中學語文課本一樣，被迫隨時代跌宕起伏，先是分配進教育部，而後下調廣西教育廳，再又返京，不但不再是“臭老九”，還能拖家帶口，解決北京戶口。
重新組建的人教社，頭一年即被統一拉到香山飯店閉關編寫教材。對業務已然生疏的編選者麵對的是精神家園同樣荒廢十年，年齡大小不等的中學生們。張厚感對當年鄧小平煥然一新的指示印象尤深，“合格的學生，合格的老師，中等偏上水平，把先進科學知識吸收進來。”“文革”前的最後一套教材被直接淘汰，葉聖陶當年主持編選的經典文章恢複了三分之二，新鮮的文章占三分之一。張厚感回憶，這三分之一基本全是時事文章，“那時，上哪去找新鮮的文學作品？”
時事文章必選時任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文章，這也算是當時編寫教材的“潛規則”。誰當主席，誰就會在語文課本上露麵，當然，課本的滯後效應和政治的風雲莫測有時也會相撞，最短暫的一篇時文作者是華國鋒，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課本再版，文章已然撤下，在語文課本中逗留的時間不過三年。
此時，經典文章也並非原封不動地直接請回課本，個別當年被刪的句子被悄然恢複。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早年入選時也被拿下了一句話——“當你往孩子口裏塞蘋果的時候，當你和愛人一起散步的時候，朋友，你是否意識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當年又是吃蘋果又是和愛人散步的，太小資產階級情調了，不夠革命，葉老也讚同拿下，”張厚感說，“等到我們編課文時，吃蘋果和散步已經不敏感了。”
此時的新編輯們對大家的作品已經秉持能不動就不動的原則了。“一是誰都沒有當年葉老的威望和地位，二是時代在慢慢寬鬆了，起碼中宣部和教育部已經不再直接過問課文選編了。”張厚感回憶，當時有位同事刪改冰心的《小橘燈》，改得太多，違反了“可改可不改，不改”的原則。主任很不滿意，接連說，“需要改那麽多嗎？需要改那麽多嗎？”他一一把原文恢複了。
仍有一些刪節不可避免，“思想內容好”仍然是當時教材編寫的首要標準，即便入選作品的作者甚至表達不滿。張厚感在編輯臧克家《聞一多先生的說和做》時，把“抽紅錫包煙漂白了屋子”和“三個月不下樓不梳頭”給刪了，因為“這和1981年開始提倡的五講四美太不搭調了”。
改稿送上門，臧老不太高興，張厚感嗬嗬賠笑，趕緊指著文中一詞“眾物騰躍”說，“這個形容很漂亮，雖然講的是桌子上東西太亂了，但我堅持保留。”臧老笑了，“喲，你看出味道了。”遂達成妥協。
1980年代中後期開始，隨著文學界逐步恢複生機，課本備選新文章的選擇餘地越來越大。 1987年，編輯們為了配合魯迅《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教學，入選了王蒙的《論“費厄潑賴”應該實行》，文章強調新時代下倡導公平競爭的必要性。當時，魯迅依然是神，但已不再是不可質疑的年代了。
但令編輯們沒想到的是，時代可以前進，也可以兜兜轉轉，1991年語文課本修訂，王蒙這篇提倡資本主義公平、自由競爭的文章被拿下，“費厄潑賴”在中學生們的心中，旋又和“司徒雷登”一樣，打上了標簽式的反麵結論。
這是現在的80後們上中學前的最後一次語文課本修訂。此後10年教材終於沒再出現大變化，它最終成就了80後一代人的集體回憶與如今不小心翻出的雷人“秘密”。
當年的禁忌已成常識
“衣帶漸寬”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葉老的改法不會再有了，1980年代末對張之路文章的改法也不會再出現了。”
大改動、零糾紛的罕見景觀，還在延續著，一直到1990年代一位叫張之路的作者出現。
張之路的作品《羚羊木雕》入選初中語文課本第一冊。1984年發表這篇原名為《反悔》的短篇小說時，他才39歲，在兒童文學界隻是名嶄露頭角的新人。直到五六年後，他才突然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你的文章上語文課本了”。
張之路半信半疑地騎上單車，到人教社“要本書，做紀念”，對方說沒有多餘的，他又騎著單車，上新華書店買了一本。“壓根就沒想到版權和稿費問題，當時心裏就有點堵，（人教社）怎麽這樣對待課本作者？”張回憶。
回家一看，張之路才發現，文章標題改了，幾大段刪了，“媽媽”和“奶奶”的口氣也變了；接受羚羊木雕禮物的“萬方”也改成了“萬芳”，大概是為了強調這是兩個女生之間的純潔友誼……
“如果真像張先生說的那樣，我表示歉意，”人教社中學語文編輯室現任主任王本華無意間看到張之路2007年講述這段經曆的文章，“當時他還沒寫《霹靂貝貝》，還不算個腕兒，編輯可能就比較放手去改……”
此時，人教社已從中南海對門搬到了中關村，周圍高校林立，雖然思想內容好、語言文字好、適合教學，仍然是編輯課本的核心標準，但編輯們已開始著重考慮文質兼美，醞釀部分刪減內容的逐步恢複。
2000年《荷塘月色》中雪藏多年的“出浴美人”終於解凍，登上了大雅之堂，“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著些白花，……又如剛出浴的美人”。
現在已經在北京一家新聞雜誌工作的劉倩回憶，當年同學們朗誦此段，抿嘴偷笑時，還專門對這句話做過“深入剖析”，她的想法很得人心，“白花哪會有裸體美女的線條呢？還不如比喻成瑪麗蓮·夢露那張經典照。”
“時代在變，越來越多當年的禁忌已經成為常識，有些內容可以恢複了，但也不簡單。”王本華說，恢複《荷塘月色》是個典型，其他的刪節還要做調查，才能決定要不要恢複，“比如《林教頭風雪山神廟》裏的暴力場麵，‘……頭割下來，把尖刀插了，將三個人頭發結做一處’暫時還不考慮恢複，因為現在還有很多老師來信，嫌三拳揍死人的場麵太血腥了。”
比如《口技》中的房事，還要調查一下中學生的生理衛生課的開展情況；《葫蘆僧判斷葫蘆案》被刪的“酷愛男風，不好女色”，雖然同性戀已經一步步突破了法律懲罰、社會偏見和立法阻礙，但大部分中學生仍在農村地區。
曾經包裹嚴實的課本，也開始衣帶漸寬。王本華和他手下的編輯們得以大麵積撒網，報紙、雜誌、年度獲獎作品選集……發現好文章就複印出來傳閱；此外，還會邀請高校學者和中學老師推薦備選作品，以求“視角更豐富，更切合教學需要”。
放在當年必定涉嫌敏感的內容正在以新秀的身份亮相課本。90後們依然繁重的讀書時光裏，已經能看到金庸的《雪山飛狐》（2007年北京版教材推薦閱讀作品），知道普利策獲獎作品《奧斯維辛沒有什麽新聞》（2004年人教版高一課本），還了解到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2004年人教版高一課本）……
他們的課本裏依舊有刪改，但基本已集中於語法上的精加工。王本華告訴記者，1991年著作權法出台後，人教社不但開始給課文作者付稿酬，還要慎重考慮修改的法律底線，“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葉老的改法不會再有了，1980年代末對張之路文章的改法也不會再出現了。”
基本可以確定的是，N年後，如果再有人試圖發起新的“揭秘”運動，他們的成就感肯定不如現在那麽強烈。2004年新課改後，各地陸續開始編撰更符合當地教學水平和特色的中學語文教材，已在使用的有蘇教版、粵教版等。這也意味著，對於後來的90後而言，“集體記憶”已是一個過氣的名詞了。
而已經成年的80後們也逐步從各自的人生閱曆與生活感悟中一點一點解開當年藏在語文課本背後的禁忌。今年，新聞雜誌編輯劉倩連續編了兩篇關於司徒雷登的文章，這個夾在毛澤東與杜魯門的排斥中淒涼辭世的老人的真實一麵，劇烈顛覆了她始於少年時代的價值觀。
這便是80後一代人成長的一幅縮影，從某種角度上說，這代人就像《天堂電影院》的主人公，在老放映師敵不過自然規律辭世時，總算有機會目睹那一長串被時代屏蔽掉的片段——
“酷愛男風，不喜女色”
“剛出浴的美人”“蕩著小船，唱著豔歌”
“搖其夫語猥褻事，……二人語漸間雜，床又從中戛戛”
“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
“當你往孩子口裏塞蘋果的時候，當你和愛人一起散步的時候……”
我記得初中一年級學毛澤東的。詩裏最後有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句話，這句話明明就是毛澤東認為自己超過曆史上的秦皇漢武成吉思汗的show off的自我陶醉的句子。老師告訴我們這是毛澤東認為當今人民群眾的能力超過曆史上的秦皇漢武成吉思汗。
嗬嗬，這TMD的都是哪跟哪呢。
那時俺就覺得就是錯別字。我們學生寫錯被子要被扣分的，人家魯迅寫錯別字就有人給注釋。嗬嗬。
那時候拿魯迅的文章攻擊民國，現在共和國和民國一樣了。就把魯迅的文章拿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