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右臂是如何骨折的？ 為什麽沒有治好？ （圖）

 

　　建生

　　1939年7月10日，周恩來騎馬過延河時，江青嫌周恩來等一行騎得慢，揮鞭讓馬強行從中間跑過，致使周恩來從受驚的馬背上跌落，造成右臂骨折。

　　受傷以後，周恩來忍受著劇烈的疼痛步行來到黨校會客室，由中央衛生處派來的醫生做了簡單的包紮，打上了石膏。當時延安的醫療條件很差，盡管做了力所能及的處理，還是沒有接好。直到8月18日，3位印度大夫再次對周恩來的病情進行了檢查，取下石膏後才發現骨折處的愈合很不理想。他的肘部已經不能活動，右臂肌肉開始萎縮，已無法伸直，隻能處於半彎曲狀態。於是中共中央決定送周恩來到蘇聯治療。

1939年8月，周恩來赴蘇治療前和劉少奇合影

　　周恩來於8月27日離開延安，然後乘蔣介石派來的道格拉斯專機去蘭州。

　　周恩來等人在迪化(即烏魯木齊)滯留大約一周左右，後乘蘇聯專機赴蘇。這是他第一次來新疆。當時在新疆的盛世才對蘇聯和中共的態度正在發生急劇的轉變，從公開宣布實行“親蘇”政策，多次給中共中央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寫信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轉而對中共采取限製和敵視的政策，特別是他和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之間的關係迅速惡化。當時在新疆的毛澤民亦曾向共產國際和黨中央寫信反映這些情況。由於抗日戰爭時期新疆成為中共和蘇聯及共產國際聯係的最重要渠道，又處於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抗日戰爭的大後方，其戰略地位極其重要，盛世才對中共的態度當然具有不尋常的意義，所以，這種情況早已經引起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注意。

　　周恩來在新疆逗留期間，除了會見當地的黨的工作人員外，主要是處理中共和盛世才的關係問題。他認真聽取了陳潭秋和鄧發的報告，了解了盛世才的態度和政治動向。當時毛澤民去蘇聯的克裏米亞度假不在烏魯木齊，但周恩來看到了他關於新疆局勢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另外，周還親自同盛世才進行了4次會談，其中兩次是兩人單獨進行的。通過這些會談基本上了解了盛世才的態度和提高了對他的警惕，周恩來開始就我黨在新疆的人員進行了必要的安排和調整。根據現存俄羅斯的有關檔案記載，到達莫斯科以後，周恩來在同共產國際幹部處負責同誌的談話中介紹了他和盛世才會談的情況。

　　據說，當時盛世才向周恩來斷然要求中共立即從新疆撤回鄧發，甚至威脅說，如果鄧發在烏魯木齊最好不要讓他看見。在同盛世才的會談中，周恩來答應，中共在新疆的代表將不再是鄧發，鄧在新疆的任期還有4個月，這期間他將不會和盛世才見麵，此後中共和盛世才的談判將由其他人進行。

　　關於中共在新疆的工作方針，周恩來認為，盛世才不允許共產黨人在新疆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我們就應該按照他的要求進行我黨的宣傳工作。周恩來還同意致電中共中央立即召回鄧發，因為鄧發是政治局委員，其他的人遇到所有的問題都要請示他，盛世才也了解這一點。大約就在這以後不久，由季米特洛夫和周恩來兩人共同簽發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的電報，指出“鑒於政治局勢讓鄧發離開烏魯木齊。指示他務必不要在烏魯木齊滯留”。周恩來一行在新疆停留後便乘飛機經阿拉木圖飛往莫斯科。

　　周恩來一行順利到達莫斯科後，1939年9月14日下午由任弼時聯係被蘇聯政府安排到克裏姆林宮醫院。

　　據當時正在蘇聯的師哲回憶說，他被安排給周恩來當翻譯，所以他每天都要到醫院去。當時蘇聯政府安排了許多高明的醫生為他治療，先後進行過三次大的會診，提出兩個治療方案，供周恩來選擇:一個是把肘骨拆開，重新接上。這樣胳膊可以運動自如，但是治療過程太痛苦，而且時間長，當然還要冒手術不成功的風險。二是不開刀，采用按摩治療的方法，這樣做所需的時間短，但不好的是愈合效果不會太好。由於國內工作太忙，不允許在國外滯留太久的時間，所以周恩來堅持執行第二個方案。

　　但這些回憶並不完全準確，實際上當時蘇聯醫生確實給周恩來做了手術。我們從現存俄羅斯“現代史文獻收藏和研究中心”的檔案資料中發現了鄧穎超1939年10月8日致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這封信比較詳細地介紹了周恩來在醫院治療的經過。據鄧穎超的信說，手術是9月19日在克裏姆林宮醫院進行的。這是一次小手術，隻切除了一小塊突出的骨頭。過了一周之後，即25日就已經拆線，經檢查傷口已經全部愈合。從拆線的第二天起就開始新的療程，主要是按摩、烤電、運動和浴療，目的是使受傷的手臂逐漸恢複運動技能。按照教授和醫生們的最初估計，他的手臂將可以彎曲45度。經過了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療，他的手已經可以移動，手部的顫抖也已經減輕。但是，鄧穎超在信中指出，根據現有的情況可以肯定，盡管以後手的彎曲程度要比預料的大些，但是要完全恢複將是不可能的，這隻手最終將是半殘疾的。

　　1939年12月4日，任弼時和周恩來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說，周恩來的治療將在12月底結束，大約在1月中旬回去。

　　這種治療過程並不比做手術更輕鬆。過程中，有時在注射麻藥後，醫生把他的胳膊強行按在一定的角度上加以固定，簡直是痛苦異常。特別是在麻藥失效後，病人疼痛難忍。按摩往往也十分痛苦，但周恩來都以極大的毅力堅持了下來。

　　周恩來在醫院總共住了兩個多月，在新年的前幾天出院。1940年元旦的晚上還出席了共產國際舉行的新年聯歡會。出院後，周恩來立即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周恩來的工作有以下幾個方麵：一是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報告有關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工作。1940年1月底，他還在國際執委會的秘密會議上作了有關中國問題的報告，根據他的報告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作了有關決議。二是周恩來分別會見了當時在共產國際的各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三是參加了共產國際監委處理李德問題的工作，這是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意見進行審查的，當時在場作證的有劉亞樓同誌。四是看望了當時在那裏的許多中國同誌。

　　在我們所見到的諸多著述中都沒有或者很少提及的是，周恩來出院後還完成了一項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和共產國際一道研究了中共中央的幹部問題，分析了中共黨的幹部狀況，同時還就有關中共“七大”的召開時間及人事安排問題同共產國際進行了磋商。在這以後，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於1940年2月8日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幹部問題作了一項決議，無疑這是在中共“七大”召開前，也是共產國際解散之前，共產國際就中共和中國革命問題所作出的最重要的決議之一。

　　在蘇聯期間，周恩來了解並解決了陳鬱的問題，把他調回莫斯科，準備帶他一起回國。關於陳鬱的問題，我們在檔案中也發現了他的一份鑒定材料。這份材料這樣寫道:陳鬱，波列沃依，化名李文。1905年生於廣東。1931年到莫斯科，1933年被派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工作，直到現在。在莫斯科時，“1932年，王明指控陳鬱有反黨反革命活動以及參加組建(羅章龍)第二黨的活動。陳鬱用俄文寫了檢討，承認了對他提出的全部指控。根據1933年中國代表團的提議，停止他在莫斯科步兵學校的學習，並派他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參加生產實踐。在那裏他作為技師工作到現在，同黨組織沒有聯係。陳鬱一案，任何一級黨的機構都沒有調查清楚，而且就針對他的指控也沒有作過任何黨的決議。”周恩來證實他是中共黨員。有關陳鬱的問題，最後的結論是交聯共(布)中央監委審查，而且應有周恩來參加。這份檔案的簽發日期是1940年1月16日。

　　周恩來在蘇聯期間，同任弼時一起就中共“七大”的召開時間、新中央的人選及一些人員的安排使用問題又重新進行了慎重而全麵的研究，他們的意見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原則讚同。

　　1940年3月，周恩來等人乘火車從莫斯科到阿拉木圖，然後乘蘇聯提供的專機經烏魯木齊到蘭州。同行的有鄧穎超、蔡暢、陳鬱(偽裝的身份是副官)、師哲(偽裝的身份是秘書)、任弼時和夫人陳琮英、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即岡野進，化名林哲，偽裝的身份是參謀)、印尼的阿裏阿罕(化名王大才，偽裝的身份是衛士)共9人。為了加強中共和國際之間的電訊聯絡，共產國際還交給他們一部電台，由周恩來回國時帶回。這方麵的工作由任弼時負責，國際還交給任弼時聯絡訊號、電報密碼本，還有小型攝影機等物品。

　　另外，當時共產國際還給中共一些資助。這些東西由任弼時帶在身邊，入境時便放到周恩來的公文包裏，當時他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主任，中將軍銜，過境時在中蘇雙方都享有豁免權。周恩來一行的飛機在伊寧稍事停留，順利地通過了邊境檢查。到烏魯木齊時，盛世才親自到機場迎接，在這裏總共停留了一個星期左右。在新疆周恩來再次和盛世才進行了談判，接見了中共在當地的幹部和工作人員。到蘭州又停留了三四天後，3月25日到達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