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的和平解放過程回顧

一次醞釀已久的起義 

90 歲的廖文會在接受本刊采訪時還記得，1949年2月，“我們從武漢到上海走得非常匆忙，東西都沒帶齊，錢也不多，就匆忙上了火車”。那年她剛30歲，帶著 1歲多的孩子，還有塗建堂的父母，到上海西藏路找了間偏僻的舊宅，改了姓，稱自己為徐太太。“當時心裏真的惶惶不安，對未來也不確定，是不是就這樣隱姓埋名一輩子？” 

與塗建堂分開時，兩人沒明說，可她知道，丈夫在準備起義大事，留在他身邊，隻會成為障礙，“兩個人就那麽愣愣地看著對方，生逢亂世，也說不得了”。 

塗建堂當時是張軫兵團127軍309師師長，再過3個月，張軫兵團的起義就會給國民黨的守衛武漢計劃以致命一擊。 

其實廖文會已經習慣了與塗建堂一起經曆危險的日子。她和塗建堂都是河南唐河縣人，幼年訂婚，塗建堂考上北大農學院後，參加“一二·九”運動，有了抗日心，抗戰爆發後參加了湯恩伯在河南辦的幹訓班，後來被派到肖縣、碭山等地打遊擊。“那時條件特別艱苦，整天要和日本人周旋，不敢脫衣服睡覺，身上全是虱子。”廖文會曾去探望，塗建堂和她開玩笑，叫虱子“抗戰蟲”。 

廖文會27歲時和塗建堂結婚，“去了3天才見到他，他晃晃悠悠地騎馬回來，身上全是濕的，原來太困，從馬上掉進水裏了”。廖文會說她曾跟著塗建堂在遊擊區輾轉，“非常危險，有次我們演戲被鬼子發現，半夜追過來，塗建堂的副手宋恒青護送著我騎馬就跑，連鞋都沒穿，身後子彈不斷飛來，兩個勤務員都被打死了”。 

抗戰勝利後塗建堂想出國留學，“他覺得自己不是軍校出身，也不想打內戰，可是沒被允許，又喊他去新疆送兵，接著又去南京國防部。他既不是蔣的嫡係，又不和任何派係勾結，很快就成了閑人”。 

塗建堂和張軫的女婿張尹人關係好，兩人是北大同學，1948年，同樣非蔣嫡係的張軫在河南任第五綏靖區司令官，塗建堂去他手下任少將高參，“其實那時候塗建堂已經準備起義了，和張尹人在一起，他們常常商量蔣的氣數已盡。不過他也總擔心手中沒兵力，去投誠共產黨怕人家不稀罕他”。 

在廖文會印象中，張尹人胖，特別重視吃喝，穿得卻隨便。也是在1948年，他就和共產黨派遣來的地下黨方敬之有了聯係，方敬之化名小張，在張尹人的部隊裏活動。張軫采取默許的態度，“張軫是忠厚長者，做事不機密，1948年，白崇禧對他說想與共產黨聯係，他脫口而出我那裏有小張，小張於是難以再隱蔽在部隊裏 ”。後來還是塗建堂帶部隊把小張送出了信陽城。 

白崇禧究竟是否真想和共產黨聯係，誰也說不清楚，不過塗建堂的部隊調動全在他掌握中，稍一動他就會派人查問。張尹人的情況也被他追查過，後來塗建堂用張尹人隻愛吃喝玩樂搪塞了過去。 

關於是否守衛武漢，白崇禧有多種考慮，他很清楚守衛武漢是犧牲，想讓宋希濂兵團做犧牲品，可是根本調不動。最後想讓陳明仁兵團守，可是陳明仁表示，“相機撤退”的仗他不會打，隻會死守或放棄。無奈之下，才用到了張軫兵團。 

94 歲的郭大風在抗戰時是陳誠第九戰區長官部機要秘書，對白崇禧很熟悉。接受本刊采訪時他認為，白崇禧當時的一籌莫展，是最真實的狀態反映，“他雖然心機很深，但現在和共產黨作戰，他幾乎占不到便宜”。在他看來，桂係雖然聯絡緊密，可是李宗仁失於厚道，很容易被騙，白崇禧又苦於得不到各派係軍隊支持，“他時常在‘剿總’大發雷霆，因為連最基本的裝備都拿不到”。 

“抗戰時陳誠和白崇禧稱兄道弟，兩人關係緊密，在重慶的時候，陳誠躲炸彈都是在白崇禧的官邸裏，可那隻是表麵的友善。”郭大風說，國民黨高官們彼此間的絕對不信任是曆史傳統，“陳誠在廣西辦幹部培訓班，不要白崇禧的一個人、一分錢”。 

所以，郭大風說，“白崇禧把重點放在湖南的守衛上，武漢不得不用他並不放心的張軫。張軫的起義，使武漢幾乎沒經戰鬥就宣告和平解放”。 

97歲的宋恒青當時是塗建堂的副手，現在他躺在醫院病床上，對本刊回憶，“其實1949年元月，張軫的女婿張尹人就到開封和劉鄧大軍的鄧子恢商量起義大事，鄧子恢根據中央部署，說起義不要在河南，最好在武漢，配合大軍南下進行比較好，還可以保護好平漢南段的鐵路”。 

宋恒青是湖南邵東人，抗戰時徒步從家鄉一直走到南嶽衡山參加訓練班，後來和塗建堂一起在肖縣打遊擊。抗戰結束後，他解甲歸田。1949年初，被塗建堂約到了武漢，“我一見麵就問他，你這生意是做到底，還是打算改換門庭？”原來，他叔叔已經與共產黨搭好了關係，沒想到塗建堂也在積極找關係起義，兩人哈哈一笑，“到底隔牆有耳，沒敢把話繼續說下去”。 

“當時在軍隊裏控製很嚴，我隻能講三民主義裏的民生主義，扯到人的生命、生存，我說，大家跟著張司令到湖北了，吃得比河南好了，不吃雜糧了，生命也有了保障，我們就是要跟住張司令，可以保證大家的父母家屬都不會缺衣少糧食。”宋恒青說他那時候就是這麽胡亂地做思想工作的，不過很有效果。


兵臨城下，和平解放 

到1949年5月，郭大風脫離陳誠的政治部已經有近4年時間，“主要還是覺得打內戰沒前途，當時想法很單純，我不打內戰，這樣對共產黨也有交待”。 

一開始他在恩施開了個小的蠟筒廠，後來到了武漢，“做些投機生意”。1949年5月，郭大風收拾起自己的生意，準備去廣州看看機會，“那時候武漢太人心惶惶了，誰都不知道會不會有場大仗”。 

可是畢竟當年的同事都有一定職位，想遠離沒那麽容易。“5月初有幾個李宗仁總統府的侍衛官來找我，都是當年在重慶政治部的同事。他們是奉李宗仁的命令，要把鄂東一些地方力量組織起來，準備在武漢失守後打遊擊。在我這裏說話不避嫌疑，他們說兩句計劃，就感歎，說真是紙上談兵。”而且，失敗之征已經顯露無疑，“ 我們談到家屬怎麽辦，這些官員眼睛頓時濕了，誰都覺得前途渺茫”。 

郭大風說他和1949年2月剛上任的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的一些部下也有聯係，朱鼎卿本是國民黨第九補給區的司令，“剛上任還雄心勃勃，搞了八點施政綱要，他不知道是被白崇禧安排著跳火坑的”。 

朱鼎卿上任的時候，還是照舊搞了慶賀儀式，可是負責接待的人連茶葉都要外借，“真是山窮水盡”，“公務人員連基本的生活費用都快沒有了”。郭大風聽說，當時武漢的軍費需要80架飛機運來的金圓券才夠用，南京政府連金圓券都來不及印刷，根本沒錢發行政費用，“朱鼎卿想辦法，有一次借回來5萬鎳幣，結果每個公職人員發了5元錢，當時有錢有勢的人基本上已經逃跑，街上人神色都惶惶，朱鼎卿也隻能考慮撤退了”。 

“5 月10日，他還想動員大批紳士和他一起跑到恩施，以省主席名義在省銀行宴請客人，其實當時留在武漢沒走的工商業上層都是對共產黨有期待的，我聽說張難先等老紳士一邊拿拐杖敲地一邊說，你們省政府自己撤退都沒車沒工具，哪裏還顧得上我輩？我們都老了，你們想把我們這些老骨頭拖垮。我們與其去鄂西送死，不如就在武漢等死算了。” 

省政府撤退的時候確實萬分狼狽，5月12日，華中“剿總”已經從漢口撤退到了武昌長春觀，朱鼎卿追到武昌，找白崇禧要工具撤退，白崇禧把他推給了別人。要了半天，無任何車可撥，當時公路局的汽車輪胎都已經被職工拆下了。“聽說朱鼎卿臉色都變了，衝進省政府對還在那裏討論如何撤退的工作人員，說，還開什麽會，趕緊撤退。” 

在白崇禧部隊陸續潰退時，張難先等老紳士組織起來，成立真空階段的武漢市民臨時救濟委員會。張難先日記中記載，5月15日，武漢街頭還比較混亂，他渡江去漢口時，一部分人逃去武昌，一部分人逃去漢口，輪渡碼頭幾乎不能站人，幸虧一個大漢認識他，把所有人推開，他才能順利到漢口，把維持會的1000多個袖標分發下去。 

當晚，不斷聽到武漢的守備部隊一邊潰逃一邊四處爆炸的聲音，其實是借爆炸勒索。守備司令魯道源帶頭勒索，工商協會出錢保證了江漢路沒受潰軍騷擾，撈不到錢的就開始炸躉船碼頭，張難先在日記中記載，“實屬無聊之極”。他一夜數次開關電燈，看著燈亮，才有了一點安慰——電廠還沒被炸毀。後來知道，武漢市工商協會又出了2000銀元，保證水廠也沒被炸毀，當時工商業界管這種行為叫“贖城”。 

不過，即使是逃跑時刻，白崇禧也沒有忘記張軫。塗建堂事後多次對廖文會回憶起義那些天充滿危險的片段。5月14日，張軫被白崇禧叫去司令部，原來是白崇禧事先接到了何應欽的電報，說張軫有異圖。廖文會說：“老塗反複對他說不要去，可是張軫覺得不去反而會讓白崇禧更動疑心，結果他執意要去。” 

張軫去後，白崇禧直接拿出電報給他看，張軫不斷剖白，說自己沒異心，還準備把部隊中靠不住的部下全部處理掉，並一再表示自己擁護李宗仁。“也不知道白崇禧是真相信還是假相信，反正過一會兒他出去了，說安排張軫晚上一起吃河南菜，利用這空檔，張軫找了‘剿總’的王參謀長。王是他留學日本時的同學，張軫直接說白崇禧要殺他，然後就此跑掉。” 

宋恒青回憶，“最危險的那段是過武泰閘，當時閘上有人看守，他喊副官坐汽車通過閘上檢查站，自己步行繞了一大圈才回到金口”。 

當時塗建堂與張軫失去了聯係，以為他已遭不測，5月15日淩晨起義，就近構築工事，摘除國民黨帽徽，“起義後，他們還立刻追擊了南逃的國民黨部隊，俘虜了300多人，回武漢的時候，武漢市民夾道歡迎他們”。 

塗建堂後任黃岡軍區副司令員，1954年武漢發洪水，他身先士卒衝在最前麵，“結果被省領導看中了，他後來一直在湖北省水利廳，雖然水利不是他的本行，可他特別重視學習，成為著名的水利專家”。 

逃回金口的張軫不斷接到白崇禧的電話，說讓他再去武昌，不追究他的責任。當然張軫不會再去，下午就用解放軍江漢軍區的規定代號“五五五五五”通令全軍，2萬多人的兵團反戈一擊，使武漢的和平解放成為定局。 

城工隊布局：“5000人在我們手裏” 

87歲的陸天虹家裏掛著剛解放武漢時他的一幅油畫肖像，是當年在一起的戰友幫他畫的，畫麵上的他瘦削，臉色不太好，土布軍裝也很破舊，“當年確實就是那樣子”。畫畫的戰友後來成了中央美術學院的教授，而陸天虹自己也成為《長江日報》的創辦人之一。 

外表不甚精神，可是1949年卻是他最亢奮、最緊張的一年。“武漢還沒解放，可是周圍解放區的工作都已經做進去了。”兵臨城下，各根據地有了新的工作部門——城市工作部，他當時就是天漢(天門漢川)縣的城工部部長，工作重點就是“派進去，請出來”。 

身邊的同誌利用合法身份化裝進武漢，調動一切關係來發動工人、學生、上層士紳，要不就是把武漢市有影響的人物請到天漢縣委來談話，“解放初我們統計，通過各縣委城工部的努力，大概有5000多個各行業的武漢市民被發動起來，為我們工作”。 

“剛開始還沒有經驗，那些派去的同誌怎麽化裝都不像，後來覺得，是我們自己的道具工作沒做好。”原來當時解放區沒那麽多時髦的、昂貴的衣服，一件衣服無論大小合適與否，派進城的同誌們拿起來就得穿，沒有選擇。 

“ 後來我們發現了竅門。”經常有投奔解放區的人們一來就激動地脫下旗袍、西裝，扔下國民身份證，二話不說就換上了土布軍裝，“剛開始是把脫下來的舊衣物當廢物處理掉，後來發現這類服裝道具不可少，我們就全部留了下來”。為了讓身份證合用，專門從地下黨員係統中找來了兩個印刷廠的工人，他們用硬木對著鋼印刻了兩枚圖章，一陰一陽，換上照片後，用木印合起來蓋上紋路，分毫不差。 

當時最主要工作就是“反拆遷，反破壞，反逃跑”，“我們把這些工作做進了軍工廠，當時漢陽船舶修造廠的設備很先進，是為國民黨海軍修造船舶和潛艇的地方，可是武裝警衛很嚴。我們有個工作人員叫李漢濤，他有個表哥在裏麵工作，是個技術很好的鉗工，李漢濤就把這個表哥帶到我們城工部來了，我稍做宣傳，就引起了他們的共鳴。原來在裏麵工作的工人很苦，待遇也不好”。 

回到工廠他已經是成熟的地下工作者，“他利用工人們喜歡坐在茶館聊天的習慣，每天從物價飛漲開始談起，煽動工人的情緒，一直談到如何反對國民黨的統治。也不講大道理，就是說，要是和國民黨跑了，留在武漢的家屬們怎麽辦？結果很快，他身邊就團結了30多個人，這些人後來成為我們護廠的最主要力量。要拆遷的時候，他們在國民黨軍官監督下，白天拆下的機器，晚上再裝回去”。 

當時城工部發動了很多關係，普通的大學生們也一一身負重任，出入於各上層人士之間，“這也是社會上人人找出路的心態使然，即使是國民黨中堅力量，也在想自己的去留，跟國民黨走吧，前途無望；跟共產黨走吧，對政策又信不過。我們派出去的那些不成熟的大學生開始宣傳的時候不受信任，可是當他們亮出我們給的憑據的時候，對方的態度就立刻變了，覺得找到了救生圈”。武漢市輪渡公司、消防隊都是這麽被說服過來的。 

最難攻克的王家墩飛機場也被城工隊攻克了。“說服不了飛行員，就找些和地勤人員有同鄉、親戚關係的人讓他們混進去，讓地勤人員去對飛行員做宣傳，打內戰沒前途，即使不起義，現在也不能再做對不起人民的事情了。” 

那些受到宣傳鼓動的飛行員出去執行任務的時候，“丟炸彈不丟在我們的陣地上，而是扔在荒地裏，給被包圍的敵軍投救濟糧也故意不投準，投在我們的隊伍裏”。5 月初，白崇禧下令炸機場，“可是工兵連長已經被我們爭取過來了，他們按部署，在那裏運炸藥、埋地雷，結果第二天該引爆的時候，他們在那裏挖昨天埋的地雷 ”。這個連長後來被國民黨通緝了，“他很高興，覺得現在去解放區也有點功勞了”。 

直到解放前夕，很多人還在動搖。5月15日，漢口市市長晏勳甫還在動搖中，“他的家眷被白崇禧逼迫著送到了香港，又逼迫他當天上午去台灣。他心神不寧，顧慮重重，我們的一個城工部工作同誌把他叔叔請來和他一起聊天，當場就給他家眷寄去1000美元，又叫他躺在床上休息，把電話移到床頭，讓他打電話布置工作，就這麽不知不覺把他留了下來”。 

5月24日，晏勳甫把漢口市政府所有的材料和檔案清冊，移交給新市長吳德峰。“檔案移交等於賬本移交。武漢解放與別的城市不同，地下工作者和城工部做得好，幾乎全部檔案材料都留存下來了。” 

除了城工隊的活動，地下黨也變得越來越“公開”，積極迎接解放的人們很快就能找到組織，吳德安就是這樣。那年，他剛剛21歲，是國立湖北師範學院的學生。“ 我就是愛鬧的學生頭，加上我們學校又在熱鬧的漢口，武大一直在偏僻的珞迦山，不利於在市區開展活動，結果地下黨組織就找到了我，我被發展成為黨員，主要任務就是帶領漢口的學生們迎接解放。” 

1949年初，武漢各個學校成立了“應變聯合會 ”，“就是為了對付戰爭帶來的各種問題，我又被選為外聯部長，有了個合法公開的身份，更可以大肆活動了”。雖然尚未解放，“可是我們的活動已經很帶有解放區的色彩了，唱一些中性的民歌，像‘跑馬溜溜的山上’，跳秧歌，學習這些新東西，也說得過去”。 

4 月3日，武漢學生聲援4月1日南京血案中死亡的學生，“那活動基本就公開了，我們找了一個體育係的大個子看門，他一個人能打五六個人，有幾個學生特務來搗亂，都被他輕輕一拎就扔了出去。我記得我們還喊口號，一二三，三二一，壞蛋特務滾出去。當時學校裏，已經全部是進步學生的天下了”。 

5 月15日，吳德安說他通宵沒睡覺，他在三元裏橋附近的一家副食品商店包了一部電話，隨時隨地和地下黨組織聯係，安排第二天迎接解放軍進城。電話要求他去附近的一個地方做一些標語和傳單的準備，“那天晚上夜色很黑，周圍很靜，隻有那家醫院的一個房間還亮著一點燈光，進去後才知道，原來我們學校除了我，還發展了這麽多黨員”。“大家輕聲唱著‘你是燈塔’等革命歌曲，一個學生用紅色床單做旗幟，上麵用白字寫著‘天亮了’幾個字，看見這個標語，我們都很激動。” 

5 月16日一早，作為負責人的吳德安安排了一個會騎自行車的學生去郊區等解放軍，“當時自治聯合會的也派遣了汽車去迎接解放軍部隊，當時的交通被破壞得很嚴重，他們的汽車開到沒路就不走了，可是我們派去的學生特別機靈，他拋開了自行車，翻山越嶺，在一片樹林裏找到了解放軍118師的師部，然後帶著部隊走進了武漢，進武漢市的時候已經是18點了”。 

部隊進城的時候，還不時聽到周圍的牲畜踩到地雷後爆炸的聲音，“城工部門繪製的地雷布點圖起了很大作用，解放軍進城時沒有受到任何地雷的傷害”。 

大城市的吃飯問題 

“最害怕的就是工廠停工。”進城後的陸天虹迅速換了崗位，成為武漢市政府企業單位宣傳部的負責人，經常要下工廠調查。“政權在手中，按說道理什麽都不難做，可是我在工廠調研時發現，我們做起農民工作有一套，管理企業的經驗還是有點欠缺。” 

在陸天虹的印象中，剛解放的武漢，一項首要任務就是說服資本家不要停產，“保證大家有飯吃比什麽都重要”。 

其實，這項工作在武漢尚未解放時，他做城工部長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當時已經預料到如果企業停產會造成嚴重後果，所以在做城工工作時，就重點穩定了幾個行業的老板，像紡織企業老板，請他們到解放區來，穩定人心。有的資本家被打動了，回去在資本家中做宣傳，當時大家不太相信他，他就說，你們派代表，我帶你們去解放區。結果沒幾天，他就帶著一隊資本家來解放區接頭。” 

“那時候就利用他們的惶恐心態，向他們保證，要是工廠不停工，我們就保證他們的財產不受損失。”陸天虹還記得，不少紗廠老板臨走時要求解放軍給一個證明信，要求解放軍攻城時要保護其財產，“這種證明我們也寫，就是寫明他們和我們主動聯係的整個過程”。 

在陸天虹印象中，即使在武漢解放期間的權力真空那幾天，武漢的企業和商號也基本上沒有停產過。“還是要保證老百姓有飯吃，這是個靠工商業支撐起來的特大型城市，任何一家工廠的停產，都有可能造成連鎖反應。”他印象很深的還有一位漢口的老中醫，“當時被雲孝縣委城工部做了工作，5月15日那天，他親筆寫了幾百張‘迎接解放，照常營業’的標語，把漢口的大街小巷貼滿了”。 

民主改革最後是以鬥爭幫會頭子的名義進行，“我們把鬥爭對象主要集中在控製生產的工頭、幫會頭目上，積極發動了工人管理職能，最後也和資方達成了一致”。也就是因為這樣的政策，逃到香港的一部分武漢企業家才回到武漢，程子菊就是其中一位。 

可是這種不停運轉也並不保證一切順利，還是有倒閉現象。當時漢口有不少高檔的服裝麵料商店，“像著名的悅新昌就儲存了大量綢緞呢絨麵料，可是剛解放的時候大家都崇尚簡樸，那些東西沒人購買，結果月月虧損，職工的工資就是發布來替代，經理一個月5匹布”。這些商店在虧損了幾個月後終於轉營棉布，把積存的綢緞改染它色，或者加工處理，才沒有倒閉。 

還有因為過左思想而出問題的。當時漢口每條街道都有修鞋的、做小裁縫生意的，解放軍進城後，這些小工匠們集中成立合作社，一個鞋匠合作社就有幾百人，集中在一起工作，武漢市民們很不習慣修隻鞋還要跑過很多街區才能找到合作點，而且，“修鞋也搞流水線，常常有把甲的鞋底粘在乙的鞋麵上的事情”。陸天虹當時去了武漢的《大剛報》工作，見到群眾來信反映這些問題，也覺得啼笑皆非。後來這種合作社才宣告解散。 

“這種工商業的理順是慢慢進行的，不過值得自豪的是，武漢沒有出現一場因為失業、缺糧而引起的城市恐慌。” 

原名吳一帆的吳一方，剛解放就在政府辦的貿易公司做業務股股長，他接受采訪時說，“當時經常去軍管會匯報工作，三天兩頭能見到陶鑄同誌”。 

當時的業務股主要負責糧食問題，之所以官辦貿易公司，並不是政府部門想做生意，而是在武漢糧食緊張的情況下想到的應急之策——必須用官辦的貿易公司供應平價糧食，來對抗囤積的商人。 

陶鑄給這些手下的同誌分析情況，很坦誠地說：“武漢和沈陽、北平、天津都不一樣，那裏鄉下是老解放區，一經解放就有廣大農村來支持，而武漢是孤立的，而且我們沒有那麽多幹部派下鄉，鄉下的政權沒有得到改造，120萬人口的大城市的糧食供應問題就靠你們這些新幹部了。” 

吳一方現在93歲，60年前的工作情況他還記得很清楚：“當時軍管會命令商店必須開門營業，可是那些米店開著門也不賣糧食，聲稱無貨可賣，很多有錢人家買了幾個月糧食存在那裏。” 

吳一方本是個小學教員，他很快就成了國營貿易公司的骨幹。“我們貿易公司辦公就在原來的金城銀行樓上，很氣派。”當時貿易公司要分管華中六省的商業調撥，“ 我接觸的都是大領導，除了陶鑄，還經常見到鄧子恢、李先念，當時湖北省和武漢市不屬於同一係統，武漢沒糧食，我去武昌找湖北省長李先念批條子，湖北省也缺糧食，李先念對我說，我給你下道行政命令，你去某某縣要糧食，可是要不要得到我不敢保證”。去武昌乘的是政府專派的小劃子，“當時隻有重要公務才有這種劃子坐”。 

“當時陶鑄給我們規定政策，政府的貿易公司的原則，就是掌握物資，不讓農民吃虧。比如米價下降，可我們還是提價收買，農民就很相信我們。另外還在下麵開設農村服務部，糧食一到就購買，與一般商行壓價、收行傭金、收什麽棧租的行為完全不同，農村服務部成立一周就收購了100多萬斤糧食。” 

吳一方還記得自己對四處奔波找糧的厭倦，“當時農民覺悟沒那麽高，有時候也把糧食囤起來不賣，等高價了再出售，可是城市裏一天不吃都不行”。半年後，陳雲在北京主持會議，叫各地分管糧食工作的同誌去發表意見，“我那時候堅決讚成統購統銷，非如此才能完成城市的糧食供應問題，哪裏生產多少，按比例賣多少，都要規定下來”。 

統購統銷的執行，使剛解放的城市有了充足穩定的物資供應。 

通航與武漢的生機 

5月16日，長江上終於有了幾艘船舶的影子，高昂的汽笛聲給了武漢市民們以很大的安慰，這個江邊城市的居民們已經習慣這種喧鬧的市聲。 

那幾艘船舶的出現，是武漢輪渡公司的職工們的功勞。早在5月初，他們就趕在白崇禧部隊破壞之前把幾艘渡船隱藏在武漢上遊鯰魚套附近。16日，解放軍進城，也是渡船返回市中心的日子，他們特意鳴笛慶祝。 

輪渡是恢複了，可是，整個城市的對外交通係統沒那麽容易恢複，長長的江岸以及一字排開的數十個碼頭很快成為這個城市的關注重點。在吃飯問題初步解決後，人們意識到，這個龐大而活躍的商業城市絕不可能靜止，自給自足不是這個港口城市的特征。 

當時擔任武漢軍管會副主任的陶鑄1949年的總結報告中，說明了軍管會當年的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恢複武漢的對外交通。雖然“反破壞”起了作用，可是鐵路、碼頭和船舶的破壞還是很嚴重，當時為了搶修平漢線鐵路上被炸斷的十餘座橋梁就絞盡腦汁，光鑷口大鐵橋就用了3000名民工搶修。船隻很多被鑿沉，熱情高漲的船廠的工人整天泡在水中搶修船隻。 

回憶武漢解放初期的情形，陶鑄用了“很慘”一詞，“交通完全被破壞，城鄉關係斷絕，商店雖開門而無生意”。 

通航成為武漢最嚴重的問題，當時剛剛28歲的張林蘇就被放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崗位上，盡管她以前從沒接觸過交通工作。“我最早是從西安的學生運動開始走上革命之路的，我父親那時候是國民黨將軍，舅舅卻是東北軍裏的共產黨員，所以，西安的學生示威遊行的帶頭學生就是我，衝張學良喊話的也是我。”那年，她才 15歲。 

她是從哈爾濱道裏區組織部長的位置上匆匆南下的，“別的南下幹部得到通知早，已經培訓了一個月，我是突然得到通知的，因為丈夫劉惠農受命南下，我也陪同，準備時間就兩天”。她和劉惠農是組織安排結婚的，她的丈夫和劉惠農的妻子都犧牲了，所以各自帶著自己的孩子。“3個孩子，最大的8歲，最小的2歲，全部留在哈爾濱。不能帶的理由很實在，雖然是南下接管城市，可還是在戰爭狀態。 ” 

沒帶孩子，倒是帶了槍，她有專門的槍證，“直到上世紀50年代管製槍支才把我的槍收走”。她是在延安抗大學會的射擊，是東北解放區傳聞中的“女神槍手”。不過現在88歲的她看上去慈祥得很，一點看不出曾經是東北解放區最早上任的女公安局長之一，牆上倒是掛滿了她畫的花卉。 

“我們和當時的哈爾濱市委書記張平化坐了一輛繳獲來的美軍吉普出發，途中遇見的全是一波又一波的解放軍部隊和民運部隊，浩浩蕩蕩在南下。”那種軍民空前團結的氣象，讓她難以忘懷。 

5月16日17點，張林蘇就進了武漢。“之前就知道武漢是個大城市，我在哈爾濱待了一段時間，我們哈爾濱也是大城市，當時我就覺得我有城市工作的經驗，想著大城市的工作都是類似的，一點都不緊張。而且在進武漢前，我們還在黃陂學習和討論接管城市的經驗。” 

可是，進了武漢才發現，“武漢太特別了，它是交通重地，保證武漢的交通順暢，就意味著解放區的經濟穩定，不僅能保證解放大軍繼續南下，也意味著長江下遊的一係列重要城市可以得到充足供應”。可現實是，“大一點的船隻都被國民黨帶走了，當時招商局有95艘船隻被帶走，留下的大噸位船很少，從江漢路到民生路十幾個碼頭的躉船，全部被炸沉，無一幸免”。 

恢複這些還不算困難，張林蘇覺得正確的政策起了作用，“剛解放，人人都有高昂的熱情，加上我們定下來原職原薪的政策，交通部門的重要業務人員都穩定下來，忙著出力氣”。碼頭的搶修和船舶的修複都在緊張進行。 

更難的工作在後麵，“雖說政權在手裏，沒什麽做不到的，可是我們很快發現，舊勢力不清除，碼頭就難以順利生產。武漢有統計，總共有3萬多名碼頭工人，可當時把持碼頭的所謂頭佬(又稱把頭)就有600多人，他們各自有勢力範圍，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常常鼓動碼頭與碼頭之間、碼頭工人與外來勞動力之間發生鬥毆 ”。 

張林蘇的第一個崗位是航政局秘書處的副處長，不久後精簡機構，撤消處級單位，她去了招商局，任黨支部書記、人事科長，“去了才知道這工作有多難做”。招商局有幾十個碼頭，意味著她直接麵對的把頭就有數百個，他們“整天就宣傳，第三次世界大戰還要來，哪個工人不聽話，就把誰裝麻袋扔在長江裏”。而且是公開反對碼頭改革，“說是改革就是要窮碼頭來分富碼頭的錢”。她去碼頭調查的時候，很多碼頭工人都不敢和這個解放區來的女共產黨說話。“當時我們雖然已經換平民裝，不再穿軍服點擊查看QQ秀 而換上了蘇聯式的服裝，可是換來換去就兩套樸素的衣服，一看就是個南下的女幹部。” 

當搬運工都要交份子錢，否則無法立足，非常苦，“通俗的說法是一根扁擔要多少錢”。而且，上下溝通一定要通過把頭，“我們手裏有碼頭搬運工的名單，可是這些名單全部是由把頭上報給我們的，裏麵有很多人已經死了，可還是照領工錢，許多幹活的人不能用真名，有的人頂著死人的名字已經幹了10多年的活”。“我想到的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叫工人們按照真實姓名登記，結果布告剛貼出去，禍事就來了。一個40多歲的把頭衝進我的辦公室，二話不說就破口大罵，我就記得他罵我們比國民黨還凶、還壞，國民黨還沒有搞工人登記，這不就是逼著他們這些把頭沒飯吃嗎？”後來才知道，這個把頭屬於招商局10多個碼頭中的帶頭人，日本人占領武漢，國民黨重新收複武漢，都沒有動搖他們的地位，“當地人說，把頭們一跺腳，武漢都能抖幾下”。 

但這個把頭不知道，張林蘇在黑龍江琿南縣當公安局長的時候，曾讓當地土匪都聞風喪膽，“都傳說我是雙槍老太婆的原型，說我兩隻手都會開槍，其實我隻會用右手 ”。“當時我也恨不得拍桌子起來，後來還是忍住了。”其實要是硬碰硬，張林蘇覺得自己一點不會比高她一個頭的這個把頭差，“早年在抗大，我們的軍事教員是蕭勁光，他一直誇我駁殼槍打得好。城市工作有城市工作的紀律”。 

環境的複雜使張林蘇的工作更謹慎，把頭走了後，張林蘇直接去找了工會，在工會支持下，把頭的控製力量才慢慢削弱。 

丈夫劉惠農是軍管會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交通接管部部長，“我們倆算是同在交通戰線，可是夜夜兩個人都要加班，一周見一次麵算是很好的了”。張林蘇很晚入睡的習慣就是剛解放的時候養成的，現在88歲了，“還是不到零點就睡不著”。 

當時劉惠農兼任長江航運局局長，“他自己帶著幹部職工疏通長江航道，修理船舶，還把最大的民營企業民生輪船公司團結起來了，首先著力讓滬漢線通航”。 

武漢最早的海員招待所也是劉惠農帶領人蓋起來的，“他分管交通工作，對這些常年漂泊在船上的船員有感情，當時武漢的海員招待所還配有遊泳池，算是當時最好的房子之一”。劉惠農1956年起擔任武漢市市長，為了保證武漢市的食品供給，“他帶頭開墾東西湖，那時候那邊基本上是沼澤地，他每天去視察，回來告訴我當地人民生活的淒慘景象，那時候當地有血吸蟲病，很多孩子身體極瘦，可是大著肚子，回來一說，我們都哭了”。武漢於是也成為全國最早進行血吸蟲病防治的地區。 

航運工作迅速好轉，滬漢線首先恢複通航，“當時上海剛解放，要是不恢複通航，大量的物資沒辦法運到，則人心也不會穩定”。航線通航的那天，有同事隨船到上海，檢查沿岸的各碼頭的情況，“我托他幫我在上海買根派克金筆，因為我一直愛文學，想用支好筆寫文章”。張林蘇現在告訴我們，那支筆用光了她當時積攢了數月的津貼。■

（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