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從鄉村木匠到共和國主席 三朝不倒元老（組圖）

李先念，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

在當時的中共高層領導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湖北，為何李先念被選中回到自己的家鄉任一把手？“從1926年參加黃麻起義，一直到1949年解放，李先念在湖北鬥爭了23年，非常了解情況。”李先念傳記小組的工作人員高敬增向本刊記者分析。更重要的是，此前，李先念曾長期領導革命根據地的工作，“一個根據地的一把手，考驗的也是吃、穿、用等方方麵麵的情況，李先念無疑在這些方麵已展露了他的領導能力”。

1940年初，李先念在豫鄂邊抗日根據地

“黑白之戰” 

1949 年初的李先念麵臨著一個選擇：是繼續留在軍隊，還是到地方去。“當時任中原局書記的鄧小平曾征求過他的意見，問他是願意到三兵團工作，還是等湖北解放後，回湖北做地方工作。”曾任李先念秘書的黃達向本刊記者介紹說，李先念選擇了後者，他放棄的，是一個“兵團司令”的職務。 

因為長期艱苦作戰，李先念落下了胃病的病根，有時病情發作，疼得滿頭大汗，要靠止痛藥才能緩解。此外，李先念還有神經衰弱問題，經常失眠，有時甚至半夜起床，爬山鍛煉。在反攻的日子裏，鼻竇炎、額竇炎又經常發作，每天額頭內發痛、發冷、發熱，昏昏沉沉，所以那段時間，李先念一邊養病、一邊堅持工作。與此同時，中共高層也開始謀劃一些關鍵城市的領導人布局，鄧小平與李先念的談話顯然即出於此意。 

1949年3月，李先念到西柏坡參加七屆二中全會，會議期間的一天晚上，毛澤東特地把李先念叫到他住處談過一次話。毛澤東告訴李先念：中央已確定湖北解放後，讓你回湖北工作。 

在當時的中共高層領導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湖北，為何李先念被選中回到自己的家鄉任一把手？“從1926年參加黃麻起義，一直到1949年解放，李先念在湖北鬥爭了近20年，非常了解情況。”李先念傳記組的工作人員高敬增向本刊記者分析。更重要的是，此前，李先念曾長期領導革命根據地的工作，“建立一個根據地，考驗的也是吃、穿、用等方方麵麵的情況，李先念無疑在這些方麵已展露了他的領導能力”。 

西柏坡會議之後，李先念到北平協和醫院，治療長期困擾他的鼻竇炎。一位日本外科醫生為他做了手術，手術做得很成功，此後再也沒有複發。在北平治病的李先念，已在考慮湖北的建設了。5月17日武漢解放當天，李先念給潘梓年寫信：“原偽《和平日報》一部轉筒機已壞，但可以修理，現仍放在《和平日報》。據說已撥給四野，四野同誌談，他們並不需要，為此請將此機器撥給省委宣傳部，以便籌辦《湖北日報》之用。” 

5 月中旬，李先念被正式任命為湖北省委書記、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不久，李先念不顧醫生勸阻出院，帶著隨行人員南下。他先從北平坐火車趕到河南漯河，因南下鐵路中斷，後乘汽車到漢口，再乘輪渡過長江到武昌紅樓——當時湖北省委所在地，開始肩負起支援大軍南下和建設新湖北的重任。 

那時的湖北，跟全國一樣，正麵臨著一個新舊政權的交替，百廢待興，百業待舉。“他一上任時就遇到‘黑白之戰’。”黃達解釋說，“黑”是指煤炭，“白”指大米和布匹等，一些資本家趁新政權立足未穩，抬高物價，黃金白銀價格也暴漲。黃達說，李先念聯係上海等經濟實力強的城市，往湖北調集物資，善於用人的李先念也充分發揮一些資本家的作用，比如周小燕的父親、著名銀行家周蒼柏等人，在他領導下很快穩住了市場，控製了局麵。 

對一個城市的經濟管理工作，李先念是完全陌生的。在他身邊工作11年的秘書黃達，對老領導印象深刻的一點是，“他非常善於調查研究，了解情況”。黃達以前一位同事下放到湖北浠水縣，有一次，這位同事進城來看黃達，碰巧遇到李先念到黃達辦公室退還文件，李先念於是把這位同事叫到樓上辦公室。兩個多小時後，同事才下了樓，黃達很納悶地問，談什麽談了這麽長時間？那個同事說：“我們談的麵很寬，談土改、農會、問減租的情況，先念同誌問得很仔細，聽得很認真。”告別時，李先念還說：“以後你有什麽情況，還可以隨時給我寫信來匯報。” 

還有一次，李先念到荊州考察防洪時，遇到基層的一個區長。李先念向區長問了人口、經濟情況後，又問供銷社建起來沒有。區長答不上來，說是供銷社由另一個副區長分管，對互助情況也說不清楚，李先念發了火說：“你這樣的區長應該重新去學習！” 

“ 他在湖北期間做得很出色，中南財政特別穩定，沒有出現像其他一些城市物價飛漲等情況。”高敬增說，“陳雲在上海與資本家打經濟仗時，李先念也在中南各省同資本家打經濟仗。”當時任中財委主任、主管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陳雲，對李先念主管湖北省財政經濟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績十分欣賞。“李先念在湖北期間起草的很多文件，都由中央轉發全國、向全國推廣。”這也為李先念日後走上全國政治舞台主管財貿工作打下了基礎。 

軍事生涯 

李先念1909年出生於湖北黃安(注：現在的紅安)縣一個農民家庭。為謀生，他曾學過木匠。因為經常走街串巷，他廣泛接觸社會，也成為最早接受革命思潮的一批無產者。1927年，李先念參加黃麻起義，1932年，他率領300多名青年參加紅軍，編為紅四軍第11師33團，李先念任政委。 

張國燾從上海初到鄂豫皖蘇區，就見到時任高橋區蘇維埃主席的李先念，聽取了他的匯報。張國燾後來在回憶中說：“李先念所說的，使我對當時蘇區有一個清晰的概念。我敬佩他的能幹，後來他被調任紅四軍某團的政治委員，我們總在一塊對敵作戰，他也逐漸成為紅四軍少數領導人之一。” 

李先念以前隻打過遊擊戰，缺乏指揮團隊經驗。他在晚年時也頗為有趣地回憶：有一次，紅33團2000多人集合，一律著淺灰色軍裝，頭戴紅五星八角帽，等待出發。李先念還納悶這麽多人怎麽個走法，擠在一塊行軍，豈不要把老百姓的莊稼踩壞了？他就問旁邊的營長孫玉清。孫玉清笑著說，“ 別擔心，有辦法”，接著就高聲宣布：按一、二、三營和團直屬隊的順序，一路縱隊行軍。李先念這才明白，大隊人馬是這樣行進的。 

“1931 年秋，我當紅軍33團政委，孫玉清當二營營長。他告訴我一些軍事知識，如怎麽下達命令，什麽是前衛、後衛等。我從地方轉到軍隊，拚命學，鑽軍事，讀日本兵書、蘇軍戰鬥條令，還有《三國演義》、《水滸傳》等。”1990年，81歲的李先念這樣向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從那時起，李先念明白，當一個指揮員，自己掌握的東西遠遠不夠，他從此開始有意識地學習。一年後，李先念成為紅軍中最年輕的師政委之一。1933年，24歲的李先念升任紅30軍政委。 

1933 年10月，蔣介石任命劉湘為四川“剿匪”總司令，對川陝根據地發起六路進攻，紅四方麵軍以8萬之師抗擊20多萬大軍，鏖戰10個月，雖損失兵力2萬餘人，卻取得了殲敵8萬餘人的輝煌戰績。“戰役進程中創造的以寡敵眾、收緊陣地、大縱深迂回殲敵等經驗，進一步豐富了紅軍的戰略戰術，其中無疑也有李先念的一份貢獻。”朱玉教授在接受采訪中告訴本刊記者。李先念後來也無數次提到，“在軍事上，徐帥是我的老師”。李先念在徐向前指揮下，與其他軍事將領並肩作戰，不僅使紅30軍成為全軍的主力之一，也使自己成長為經得起考驗的軍事指揮員。毛澤東後來說：我們不懂得戰爭，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李先念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榜樣。 

而在李先念的軍事生涯中，另一個值得一提的，便是中原突圍。 

1946 年6月，國民黨30萬美械裝備的嫡係部隊對中原形成合圍之勢；而中原軍區部隊，卻被五六倍於己之敵，重重圍困在以宣化店為中心、方圓不足100公裏的狹小地帶。當時，中原部隊有3個轉移方向：向東、向北和向西。部隊內部眾多軍事將領要求向東突圍，往新四軍軍部靠攏，這樣可以極大減輕新五師的損失。但任中原軍區司令員的李先念經過反複思考，卻選擇了向西突圍，這樣要麵臨劉峙和胡宗南部隊的雙重圍剿，加大突圍的傷亡。 

在突圍的時機上，李先念的看法是，中原部隊的突圍，不僅是自身的問題，而是“牽一發而動全身”，中原部隊在中原多堅持1天，就能為兄弟解放區多贏得1天的時間，因此，不到萬不得已不輕易突圍。一直等到從情報部門得知，劉峙已做好部署，準備於7月1日發動總攻，要在“48小時內一舉包圍殲滅”時，他才做出了立即分路突圍的決斷。 

突圍的第一階級，5萬人的中原部隊僅以傷亡2萬多人的代價就跳出了包圍圈，進入陝南地區。按照當時的突圍路線，進入陝南後直接開往延安。但這時，李先念一連接到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3份電報，要求部隊不要北上，化整為零在陝南打遊擊，在條件極為艱苦的陝南地區建立根據地。毛澤東在電報中說，“牽製大批敵軍，在敵後創立根據地，是我中原軍的光榮戰略任務”。 

雖然這個命令有點突然，但為整體利益，李先念還是放棄了進入其他解放區的計劃，在南線扮演了牽製胡宗南部隊的角色，為此，他們通常要麵對數十倍於自己的敵人。直到7月底，部隊終於和前來接應的陝南遊擊隊取得聯係。 

“ 即便在中共內部，對中原突圍的結果看法也並不一致。有人認為中原突圍是場失敗，但是從大局看，它把國民黨方麵的中原部隊都吸引過去了——它先後共牽製了國民黨15個整編師32個旅共約36萬人。”朱玉教授說。如果沒有中原部隊的牽製，“這些國民黨大軍無論進攻華東還是華北，都將給中央造成極大的壓力”。 

在朱玉教授看來，堅持中原，也充分顯示了李先念顧全大局的品質。在建國後，傳統的軍史教育和宣傳往往將重點放在那些參加大型殲滅戰的部隊，而扮演牽製敵人的角色、很少參與殲滅戰的中原部隊往往成為被忽略者。直到近些年來，它們在整個戰役裏的作用才被慢慢重視。 

1949 年，毛澤東在西柏坡同李先念交談時，曾說過這樣一番話：“當時就是準備犧牲你們的，你們幾個人能活著回來，就是勝利。”為了全國戰局，自己一手創辦的部隊遭受了不少損失，但李先念從未有任何怨言或牢騷。在許多研究者看來，這也是李先念日後贏得毛澤東長期信賴的原因之一。 

1952年6月，李先念在湖北荊江分洪工地上

“四大名旦” 

1954年5月，中共急需調一批年紀輕、能力強、有管理經濟和財政工作才幹的領導幹部到中央擔任領導職務。時任湖北省黨政軍一把手和中南局副書記、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的李先念，成為被相中的人選之一。 

因為住處還沒有安排好，李先念暫住在北京飯店。時任政務院副總理的陳雲和時任財政部部長的鄧小平分別找李先念談話，向他傳達中央決定：出任財政部長和主管財委第二辦公室(即財貿辦公室)工作，主要負責領導財政、銀行、商業、外貿、物價等部門的工作。 

“ 當年是陳雲推薦李先念到中央工作並任財政部長的。”朱玉教授向本刊記者介紹，陳雲與李先念淵源頗深：當年李先念帶領西路軍餘部九死一生到達新疆時，受黨中央委派及時趕到、迎接他的正是陳雲。全國解放後，李先念在湖北和中南地區工作時，陳雲也給予了熱情指導和大力支持。陳雲向毛澤東、周恩來推薦李先念，是經過慎重考慮的，他的依據是：一、李先念45歲，這個年紀，在當時的高級幹部中比較年輕；二、他頭腦清楚，對許多經濟數字，都能印在腦子裏而不忘記；三、愛學習，愛鑽研；四、李先念在過去各方麵工作中都有成績，有開創精神。 

對於自己的新角色，李先念思想準備不足，因而猶豫不決甚至推辭不就。但兩位老領導分別跟他講形勢，反複強調這是中央決定，毛澤東同意的，不可能更改，要他一心做好上任的準備。 

不知道是否因為知道了李先念的猶豫和遲疑，有一天，毛澤東特地打電話叫李先念到中南海。一見麵，李先念再次說：財政部長我幹不了，我沒那個能力和水平，請中央再考慮他人。毛澤東笑著說，你幹不了，不想幹，那隻好把國民黨的財政部長宋子文從台灣請回來，讓他幹好了！ 

李先念深知自己的弱勢，因此他虛心向內行請教，陳雲仍是他的第一人選。李先念也常說，“我在軍事上的老師是徐(向前)帥，經濟上的老師是陳雲”。另一方麵，李先念也真心實意地向吳波、段雲等財政部內的專業人士學習。 

“ 在先念同誌身邊工作的人都知道，他開的工作會通常都會很長，結束得很晚。特別是困難時期，物資匱乏，關於物價是否上漲，一直爭論不休，李先念召集大家開會，討論得也很熱烈。李先念總是讓每個人都充分把意見表達完整，他仔細地聽。”黃達笑著說。中南海一位負責會議的服務員都有如此總結：陳雲開會按時結束，鄧小平開會提前結束，李先念開會過時結束。 

黃達印象中，李先念工作得很辛苦。他夏天一大早就起床，因為屋子熱，工作人員很早就把藤桌藤椅擺在回廊裏，成了辦公場所。等到7點鍾工作人員上班時，李先念已經將文件處理完畢，“工作效率非常高，很少積壓文件”。黃達說，工作人員給李先念挑文件，經常是看完了就忘了，“一開會時他卻說得清清楚楚，記憶力非常好，數字記得非常清楚”。 

在新崗位上，李先念很快就贏得了最高領導的信任。新中國第一任財政部長薄一波在回憶錄裏坦率地說：“開始，我真有點為他擔心，但先念同誌卻以他的聰明才智，很快交出合格答卷。”1960年，時任古巴國家首任銀行行長的切·格瓦拉的訪華，毛澤東安排財政部長李先念與他見麵，還向格瓦拉介紹：“我們剛剛革命勝利的時候，也是非常缺少財政人才的。越到後來，我們越注意培養各類幹部。但是，我們培養的人手，總嫌不夠用。”他指著李先念風趣地說，“於是，我們隻好抓個 ‘大兵’來管錢，事實證明，我們這樣的做法也沒有什麽不好”。 

在李先念身邊工作11年的黃達回憶，李先念工作非常細致。他發現四川有一個外貿的供銷社，在出口豬皮和羊皮之前，先將毛皮裏麵的豬油和羊油刮下來，這樣又可以賣一筆錢，李先念覺得這個方法很好，他於是發文向全國推廣這個辦法。 

李先念後來在國務院主管財貿工作長達22年，成為周總理這位“大總管”的得力助手。而在中國政治經濟生活都略顯特殊的年月裏，他所擔負的責任也更特殊。黃達記得，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糧食”成了李先念最操心的事。1959年參加廬山會議的李先念，回北京前就打來電話，讓黃達等工作人員通知有關人員前來開會，商討如何解決糧食供應問題。李先念下了車以後直奔辦公室，即便自己的家就在隔壁也顧不上。“好幾次都是這樣的情況，非常急迫，都是關於糧食的會。”1960年，全國物價高漲，一個雞蛋幾塊錢，遠遠超出老百姓的負擔，李先念決定，包括學生課本、煤油等，與民生相關的18種商品平價供應，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民生之苦。 

毛澤東曾稱讚李富春、譚震林、薄一波、李先念為中國經濟工作中的“四大名旦”。對李先念在當時中國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最形象的一句話是：大到寶鋼設備的引進，小到女人頭上戴的發卡，幾乎都是他一手經辦的。 

不過，程振聲回憶，“經濟學家”是李先念生前一直拒絕承認的身份。1966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霍查接見來訪的李先念時，稱李先念是經濟學家。李先念說，我就是位實幹家。1977年，李先念接待日本創價學會代表團，他們也稱讚李先念掌握這麽大一個國家的財政，是位了不起的經濟學家。李先念很坦誠地說：“我就是做具體事情的。我隻讀了3年書，後來雖然有機會到延安學習，但一心想打仗，課也聽不進去。”1986年，他在與金日成談及這一點時，類似的意思他又重述一遍。 

“所以我們在傳記裏很尊重老人家生前的意願，沒有稱他為‘經濟學家’。”程振聲告訴本刊記者，“但是他確實是在實幹當中摸索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經濟的辦法，這也是領導人依靠他來抓財貿工作的原因之一”。 

粉碎“四人幫”後，李先念（左1）、華國鋒、葉劍英在天安門城樓上

政治之變 

1976年10月中國政壇上發生了舉世震驚的“粉碎四人幫”事件。此後若幹年，諸多當事人從不同角度寫了不少回憶文章，而這場運動究竟如何醞釀的、李先念究竟在其中參與程度如何，也是不少文章探討的話題。 

“ 關於粉碎四人幫事件，《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裏有這樣一段話：‘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誌起了重要作用。’”程振聲特地提醒我們重溫這句話，他意味深長地說，“別看就這麽一句話，它可是經過三四千人反複討論之後定下來的結論，表明已經弄清了這個曆史事實，也是經得住曆史檢驗的。” 

程振聲曾在李先念身邊做秘書工作10年之久，他告訴本刊記者：“為了弄清楚李先念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華國鋒同誌在世時，我們曾3次去他家訪問過。”此外，華國鋒在中央內部會議上曾幾次談及粉碎“四人幫”的問題，李先念也就此做過發言，傳記組的工作人員都查看過當時的會議發言記錄，真實的曆史過程也漸漸清晰：由於李先念在當時政治格局裏的特殊地位，因而他成為華國鋒探知葉劍英的態度、進而爭取到葉帥支持的一個重要橋梁。 

朱玉說，華國鋒其實很早就與李先念熟識。當時華國鋒在湖南任省委書記處書記，主管財貿，而他的頂頭上司正是在中央主管財貿工作的李先念。“文革”後期，華國鋒被調到中央工作，與李先念一樣，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接受組長周恩來的領導。 

林彪事件後，華國鋒漸漸進入權力中心，華國鋒與李先念“經常在一起研究事情，所以接觸非常多”，程振聲說。在工作接觸中，他們進一步明確彼此的立場和態度，“當時，李先念是願意看到華國鋒做代總理的局麵的，因為權力最終還是沒有落到‘四人幫’手裏”。而華國鋒對這位老領導也表示了信任和尊重。 

程振聲說，1976年9月11日——毛澤東去世兩天後，華國鋒以去北京醫院看病為名，來到西黃城根9號李先念的家。李先念對華國鋒的到來頗感意外。兩人關上門後，華國鋒說：同“四人幫”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請你代表我去見葉帥，問一問葉帥的意見，並請葉帥考慮采取什麽方式、什麽時間解決合適。李先念意外之餘，完全支持和讚成華國鋒的意見——幾個月後，李先念在一次會議上說：“去年10月，粉碎‘四人幫’，這是經華國鋒同誌提議並征得中央多數同誌同意後實施的。” 

值得一提的是，那時負責中央軍委員工作的是陳錫聯，而李先念與陳錫聯私交甚好。陳錫聯夫人王璿梅以前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曾提及，陳、李都是湖北紅安人，兩人的老家隻相距兩裏路。李先念母親的前夫姓陳，丈夫去世後又嫁到李家，說起來，與陳錫聯還有點遠房親戚關係。 

王璿梅回憶，“文革”期間，李先念會經常叫上陳錫聯一家同去，在中南海小禮堂看電影。“我們看電影時，他們就在裏麵的屋子裏談。”那時同帶著家屬看電影的，還有華國鋒、紀登奎等，“關係比較好的這幾家人每次必到”。與老帥、陳錫聯、吳德、紀登奎等都保持良好關係的李先念，成了一個不能忽視的力量。 

毛澤東去世後，李先念與陳錫聯一起守靈。有一次，李先念去洗手間，陳錫聯隨後也跟隨其後。在洗手間裏，陳錫聯對李先念說：那幾個人可能要動手，要當心。李先念急忙擺手不讓他說下去。 

與華國鋒交談、明確了他的態度後，隔了兩天，李先念對工作人員說，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園散心。車子快到植物園時，他突然對司機和警衛說，去西山葉帥處，到了門口才叫警衛人員打電話，通知葉帥。 

本刊記者也曾采訪過葉劍英身邊的工作人員王守江和馬錫金。他們回憶，當葉劍英得知李先念突然造訪的消息時，起初還猶豫著是否見麵，後來還是答應了。他讓下麵人抬了兩把椅子到院子裏，幾分鍾後，穿著風衣的李先念如約而來。或許是出於謹慎，葉劍英本來隻想在院子裏接待李先念，但後來可能擔心失於禮節，還是把李先念從院子請到屋裏的小會客廳。 

若幹年後，李先念將兩人當時的秘會場麵做了還原，而程振聲忠實地記錄下來—— 

兩人坐定後，葉劍英問李先念：“你是來公事奉命，還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這時葉劍英打開收音機，以防有人竊聽。葉帥耳背，又加上收音機幹擾，李先念說的話他聽不清楚。兩人商議用筆寫，然後燒掉。 

李先念寫：“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葉劍英：“這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李先念：“請你考慮時機和方式。” 

葉劍英點頭表示同意，隨後葉帥寫了陳錫聯的名字，打了一問號。 

李先念寫：“完全可靠，請放心。”並簡要介紹陳錫聯兩次同他談話的情況。兩人連寫帶談不到30分鍾。告別前，他們還特別小心地燒掉了紙條。 

有了李先念與葉劍英的支持，華國鋒態度進一步明確。“我有一次還專門問過華國鋒：在和李先念見麵之前，是否找過葉劍英？他的回答是否定的。”程振聲告訴本刊記者。3個關鍵人物取得一致後，開始進一步醞釀具體行動。華國鋒在接受程振聲的訪問時說，與葉帥商量好計劃後，他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和李先念通電話，李先念對具體的行動計劃也是知情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時，當時全國一片“人人皆曰可殺”的氣氛，包括某些“相當負責的同誌”也主張槍斃江青等人，而李先念則對此持否定意見。為此事，李先念多次與鄧小平、陳雲商量，探討處置方案，同時也找一些人談話，做說服工作，強調不能開殺戒。後來他曾回憶說：當時，小平、陳雲同誌為考慮處置這兩個反黨集團成員問題幾夜未睡好覺，我也是幾夜未睡好。最後大家一致認為不能開殺戒。

1989年3月，李先念在第七屆全國政協五次常委會上講話

三朝元老 

縱觀李先念的一生，我們會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建國後連續5屆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李先念，是中共黨內為數不多的在數次政治風浪一直保持高位的領導人之一。經曆了第一、二、三代領導人交替與變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層為數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李先念留給外界的印象是謹慎、小心，不鋒芒畢露，“用今天的語言來形容是‘低調’”，傳記組的高敬增教授對本刊記者打趣說。不少人將其歸因於他成長的家庭 ——李先念的母親是一位農村婦女，前兩任丈夫去世後嫁到李家，一共生育了8個子女，也成功地主持了一個結構複雜的大家庭，這大概也幫助李先念形成了寬厚待人的品質，以及在複雜環境中處理複雜關係的能力。 

李先念一直對母親懷有歉疚之情。1932年，紅四方麵軍被迫轉移，聽到消息後，小腳母親跑了幾十裏路，趕來看自己的小兒子。那時李先念年輕氣盛，又擔心母親安全，還跟母親發了火，埋怨她跑到戰場上來。母子倆在戰場上匆匆告別，李先念安慰母親，不會走得很遠，很快就會再回來。 

戰鬥結束後，李先念在行軍時，聽到大衣口袋裏叮咚作響，掏出來一看，是母親留給他的兩塊銀元。“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媽媽，真後悔當時不該對她發火。現在我是80歲的人了，想老娘！”60年後，躺在北京醫院病床上的李先念，時常會向親人念叨這一段。 

戰場告別的兩年後，李先念的母親患食管癌去世，死前，她還念念不忘這個杳無音信的老兒子。李先念的妻子姚澤輝變賣了陪嫁的首飾，掩埋了婆婆，有人逼她再嫁，不同意就來搶親，她被迫去靜山廟當了尼姑。 

李先念的二哥陳有元也是農會的發起人之一，李先念非常敬重自己的這位同母異父的哥哥。但是陳有元在肅反中被捕，押往新集受審。部隊路過新集時，李先念見一批在押的犯人中有二哥在內，大吃一驚，又不好過問。二哥也發現了他，大聲向他喊：“先念兄弟，我犯了錯誤，對不起你們，你在部隊要好好幹……”不久，這些肅反對象被無辜殺害，其中包括徐向前的妻子、王樹聲的妹妹和李先念的二哥，共千餘人。李先念是在相對殘酷的政治鬥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說過一句話：可以說過而極之的話，不可做過而極之的事。而一旦遭批評，為了顧全大局，他也是很誠懇地作檢討，不推上、不推下，是各派眼裏的“老好人”。 

出生於1909年的李先念，比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小很多，因此老一代領導人看他，多了些親昵。在一些早期的生活或工作中，他們之間也留下不少難得的輕鬆而親密的場景。 

朱玉告訴本刊記者，李先念曾對他提及這樣一個有趣的小插曲：有一次在火車上，李先念與周恩來等人一起玩牌打發時間，水平不高的李先念經常被搭檔總理批評。下了火車，李先念“委屈”地說：“以後，我再也不跟你打牌，你老我！”周總理聽罷哈哈大笑。 

在建國後曆次複雜的政治鬥爭中，李先念雖受衝擊但未離開領導崗位，這也和毛澤東或微妙或直接的保護不無關係。 

1935 年6月，紅一與紅四方麵軍在懋功會師。毛澤東在一座法式建築風格的天主教堂內會見了在那裏迎接他們的紅30軍政委李先念。當時李先念隻有26歲，紅四方麵軍師以下幹部更年輕，指戰員裝備齊全、朝氣蓬勃，這給毛澤東和朱德都留下深刻印象。而毛澤東對李先念更是格外青睞，他說：“名不虛傳，果真英雄少年！”全國解放不久，雲南王龍雲從北京回雲南，路過武漢，想見李先念，他說：“毛主席對我說，李先念是我們的青年英雄！” 

當年李先念從新疆回到延安後，因受張國燾錯誤的牽連，1938年，總政治部副主任找李先念談話，讓他到八路軍129師當營長。從軍政治委員到營長，實際上連降六級，李先念沒任何怨言地答應了。毛澤東後來得知此事後說，“這太不公平了”。在毛澤東幹預下，李先念轉而到了新四軍第四支隊當參謀長。朱玉說，當年從新疆回來後，李先念從來沒有怨言或表示過不滿，相反，經常發牢騷的西路軍參謀長李特和五軍政委黃超，在後來都被秘密處決。 

大躍進期間，李先念也對全國上下盛行的浮誇風表示不滿，在廬山會議期間，李先念與張聞天住得很近。他們經常碰在一起交談，張聞天為了深入研究經濟情況和準備發言，幾次找李先念要關於國民經濟的一些具體數字，李先念毫無保留地提供出來。但沒有想到，後來在批判張聞天時，李先念也受了牽連，說他為張聞天提供向黨進攻的“炮彈”。 

回京後，李先念做了檢查。某一天，毛澤東把李先念找去談話。李先念後來曾在很多場合回憶這次談話的情況：“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我到時毛主席還未起床。他把我叫進去，見麵就說，‘杞國人來了，坐下’。接著就問我知道不知道‘杞人憂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學杞國人。我說，知道這個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國人那樣憂天塌下來，我是憂幾億人開不了飯。毛主席聽我這麽一說，感到吃驚，就坐起來讓我詳細談談糧食供應的嚴重情況。他不但耐心認真聽我講，還提出一些問題問我，說明我講的那些實際情況，他都聽進去了。他還要我和他一起吃飯，邊吃邊談。”這次談話，不僅消除了毛澤東對李先念的怒氣，也讓他了解到真實的狀況。 

1966 年，周恩來準備讓李先念作為代表團一員，參加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但李先念所主管的財貿口造反派貼出大字報，提出李先念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求取消他代表團副團長資格。周恩來立即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支持周恩來的意見，還說了一句：李先念在戰爭年代是“不下馬的將軍”。周恩來立即有意識地傳達了毛澤東的這句話，也借機向外界傳遞毛澤東是保護李先念的這個信息。 

因為在中原突圍的某些曆史，有一段時間，李先念又被寫大字報，稱他為“大叛徒頭子”。毛澤東得知此事，一天晚上讓秘書打電話，請李先念去看戲。開演前，毛澤東特意把李先念叫到他身邊坐下，並風趣地說：“‘大叛徒頭子’來了，今天我要和‘大叛徒’坐在一起看戲。”他顯然是用這樣的舉動顯示了自己對李先念的愛護和信任。 

“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裏有他，而沒有葉劍英、徐向前和王稼祥，他很吃驚，立即寫信，說從資格到能力，他們都比自己強，這樣的安排讓他睡不著覺。”高敬增教授還提及這樣一個細節：1988年，中央動員李先念從國家主席位置上退下來，就任政協主席一職，李先念也沒什麽意見。 

“李先念為人比較老實，沒什麽野心，所以最高領導也對他比較放心。”程振聲說。周恩來去世後，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情況時曾討論過總理的人選，在談到李先念時，毛澤東的回應是：“是好人，但‘軟’了點。”也許正是這個不溫不火的“軟”保護了李先念。 

武漢城市接管的軍管會時期極為短暫，城市很快完成了建黨建政的新政權構架，進入到城市建設時期。在本刊記者采訪的眾多當事人看來，其城市接管和恢複建設的效率之高，除了跟一係列東北、南方城市接管經驗有關，更和共產黨從抗日戰爭結束後就已經在這個城市部署的城市地下工作密不可分。

主筆：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