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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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古稀的老幹部曹漫之和退休女工人俞欣芝，一個19歲加入中共鬧革命，一個14歲跑到上海賣淫，兩人的人生記憶，卻在1950年代初期出現一段交軌。不過，一個是代表新政權的改造力量，另一個則是被改造的數千妓女之一。
行動開始了。11月25日晚上8時開始，警方出動將妓院老板們抓獲，封閉妓院大門，把妓女圍住。到第二天上午10時，逮捕324個妓院老板，後來分別被判刑入獄或送去勞動改造。181名持照妓女和320個街頭“野雞”則被送到婦女勞動教養所改造。
而事實上，1948年，在革命性變化來臨前夕，一項對上海市500名妓女的調查發現：56%的妓女對她們的職業表示滿意。有一半人表示無意改換職業，而有略微四分之一的人還表示想找一個有錢的丈夫。”
“你們不是說共產黨好嗎？那我就等個好共產黨娶我吧……”。可她後來不得不承認，“我真沒想到共產黨不逛妓院”。願望落空的俞欣芝反而聽說要取消妓院，“所有妓女要剃光頭，要‘共’我們當妻，很害怕”。
第三類無家可歸的，送到甘肅、寧夏和新疆的國營農場中。她們中很多人同意去，因為有結婚從良的機會。“新疆沒有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
“1952年國慶節前洗的手，是最後一批妓女……大躍進那一年結的婚……”1983年的某天，一個64歲的退休女工人俞欣芝（化名），向作家張辛欣及其夥伴述說自己一輩子的遭遇。
“由於我們剛進上海的時候，沒有準備好，如果馬上取消（賣淫），誰給她們飯吃？”三年之後，1986年11月，年逾古稀的老幹部曹漫之追憶了自己參與上海接管和改造的經曆。他的對麵坐著美國學者賀蕭。
一個19歲加入中共鬧革命，一個14歲跑到上海賣淫，曹漫之和俞欣芝的人生記憶，卻在1950年代初期出現一段交軌。不過，一個是代表新政權的改造力量，另一個則是被改造的數千妓女之一。
收捐
1949年5月初，離上海兩百多公裏的丹陽縣，曹漫之頻繁參加上海接管改造會議，議題之一是禁娼。她剛剛被任命為上海軍事管製委員會副主任、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兼民政局長。
而在上海知名“風化區”會樂裏，俞欣芝依舊接客。此時的上海，像她一樣靠賣淫為生的婦女有3萬人左右，還不包括從事隱形性交易的吧女、女招待、“按摩師”、“女向導”等。
對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來說，清除娼妓是讓中國變成強大、健康的現代國家的必須動作之一。但進城後怎麽著手？有幹部認為一天也不能忍，應該立即禁絕。曹漫之找了一些熟悉妓院及其背景的黨內外幹部，大多數卻主張要權衡現實，不能馬上取締。
自1938年起就多次參加解放區禁娼運動的曹漫之遇見了新難題。十裏洋場中，“青洪幫”和“ 他們羽翼下的各種社會腐敗組織”，以及包括娼妓、職業乞丐、扒手在內的“集團性的社會黑勢力”盤根錯節，每個問題的解決都有賴於社會環境的根本改變。更重要的是，如果禁止妓女從事性交易，就得給她們提供飯碗。30多年後，曹在《上海娼妓改造史話》前言裏還感慨道，“最複雜最困難的則是對妓女的改造”。
“在解放以後，妓女還在街上，所以我們的幹部有意見，民主黨派也有意見。”有一天剛躺下準備休息，有人就來批評曹漫之。他說，“你睡覺睡好了，是不是？我睡覺還沒睡呢。我現在房子還沒有準備好，怎麽能收容？收容起來，當天就沒飯吃，把妓女又變成乞丐啊？那麽這算什麽政策。”
曹向賀蕭回憶，“我們確實沒有辦法，……還得準備一批幹部，而我帶進來的幹部很有限。我接管市政府，接管法院，接管監獄，接管區公所，接管國民黨行政院在上海所有的辦事機構。一共接管五百多個單位，給我的幹部隻有28個人，我們怎麽能幹得了這麽多事呢？”
“這段時間完全是不得已的，絕不是我們的心願。”在接管上海之後的兩年裏，曹漫之“忍著心裏的痛苦”，耐心地準備著。
5月10日，進城部隊做報告的第三野戰軍負責人在談到稅收問題時強調，“既然娼妓還存在，當然也還是要收……”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繼續給妓院和妓女發執照並收捐，同時對妓院老板的經營做了嚴格限製：禁止接待公務人員，販賣毒品、賭博、擺設大型酒宴，如果逼迫妓女違背自己意願與人發生關係，或將她扣留，妓女可以控告他們。
而其它城市同行的遭遇也陸續傳來：從1947年到1951年，石家莊、北京、吉林、南京、蘇州等城市都幾乎在一夜之間取締了娼妓業。在此情況下，上海的一些 “妓院巨頭”，早在1949年解放時就溜走了。1951年4月鎮壓反革命運動，又處死了一批。
“對新中國成立我是麻木的。國民黨、日本人、美國人，然後又是國民黨，我見的人多啦！共產黨來了，我還是賣自己的‘鹹肉’！”俞欣芝回憶說。盡管如此，她還是發現有大批姐妹開始朝火坑外跳。戰火熄滅，經濟逐步恢複，許多妓女回到了老家，或在上海找到了工作。
解放軍進城一年之後，《大公報》報道，注冊持照妓女已經從1949年初的1897人減少到662人，而妓院數從518家減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又減少至注冊妓女180名和妓院72家。當然，注冊妓女僅僅是賣淫婦女中很小一部分。
“我根本不信‘長三’、‘幺二’（妓女等級名稱）們能自己幹活養自己。”俞欣芝還在觀望，“ 你們不是說共產黨好嗎？那我就等個好共產黨娶我吧……”。可她後來不得不承認，“我真沒想到共產黨不逛妓院”。願望落空的俞欣芝反而聽說要取消妓院，“所有妓女要剃光頭，要‘共’我們當妻，很害怕”。
“取消”的消息越傳越迫切的同時，曹漫之也在緊鑼密鼓地安排工作。1951年11月初，一批有高中或大專學曆，做思想工作有經驗的婦聯幹部，被領導悄悄通知到提籃橋區通州路48號報到。但她們聽說自己的工作將是改造妓女時，很多人鬧情緒。
“我不願意。大家印象中妓女是下等人，叫我們去跟這種人打交道思想上不容易接受。我坐在樓梯上麵大哭不去。”管理幹部楊秀琴回憶說：“後來領導給我講了好多。他們說，這些人也是受壓迫的，不是自己願意的，新中國不允許娼妓存在，我們要做的工作是前人沒有做過的工作……最後說服我，就去了。”
1951年11月13日，警方通知全市剩下妓院的老板馬上關門。幾天後，又通知持照妓女開會。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了市政府關於取締妓院、收容妓女的決定報告。
隨後的兩天，通州路48號的上海婦女勞動教養所根據公安局提供的妓女名單編隊編班，婦聯通過報紙向妓女宣傳，希望她們“依靠自己的學習和勞動改造，作一個新生的婦女”，政府取締後若仍有不法之徒，希望各界人民協助檢舉以嚴懲。
收容——“姐妹們，我們解放了，我們新生了！……”
一切準備妥當後，行動開始了。11月25日晚上8時開始，警方出動將妓院老板們抓獲，封閉妓院大門，把妓女圍住。到第二天上午10時，逮捕324個妓院老板，後來分別被判刑入獄或送去勞動改造。181名持照妓女和320個街頭“野雞”則被送到婦女勞動教養所改造。
行動第二天，上海報紙上的許多報道都引述了一個叫吳彩鳳妓女的反應，據說她站在閘北分局的一張凳子上宣布說：“姐妹們，我們解放了，我們新生了！……今天，是我們最可紀念、最感到光榮的一天。”
而事實上，1948年，在革命性變化來臨前夕，一項對上海市500名妓女的調查發現：56%的妓女對她們的職業表示滿意。主要因為這一職業比起她們所能從事的其它職業來，收入更加豐潤一些，有一半人表示無意改換職業，而有略微四分之一的人還表示想找一個有錢的丈夫。”
相對比較滿意的收入，對國家權威的恐懼，對外人的懷疑，所有這些混合在一起，使得俞欣芝和姐妹們不可能不因這一突然改變而恐慌。吳彩鳳或許的確發表過那樣鼓舞人心的話，但妓女們大都受到驚嚇，反應強烈。
曹漫之在多年後回憶說：“用汽車把她們裝上，這些人都哭了，都不上車，每一個人都管老鴇叫老媽媽，叫爸爸啊，共產黨要殺我們啊，我們不願意去，又要賣我們了。我們願意跟著媽媽爸爸啊，又哭又叫，唧唧哇哇。”
不知道俞欣芝是如何逃脫這次行動的，反正她沒有被裝上車，而去咖啡店當了暗娼。1992年，作家蘇童出版小說《紅粉》，背景即是解放初期政府禁娼並改造妓女，小說裏的“秋儀”就是在卡車拉著妓女們去“訓練營”的途中逃跑了。
教養所的管理幹部一進來就進行了培訓。民政局的幹部跟她們談如何看待妓女的兩重性，可當管理幹部在勞教所大門口，列隊歡迎用卡車拉來的妓女時，她們發現這些教育對象滿麵淚痕、神色陰沉。
其實，這些妓女所的生活條件比許多市民要好，她們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夥食不錯，屋子裏也暖暖和和的，工作人員待她們很有禮貌。但改造的過程，起步就不順利。
曹漫之來到教養所，站在一個高台子上，要給她們做動員報告，卻成了抗議的靶子：“有一個妓女喊了，姐姐妹妹，哭！很靈，她這麽一喊，三百多人一齊哭。有的叫：媽媽啊，你在哪裏啊，孩子在這裏連通信給你都不行啊。我坐在那裏，叫警衛營長搬來一個凳子，看著哭。哭了幾個小時，送飯來，盛完了，都潑在地上，沒有一個吃的。”
曹後來找幾個人談話，“她們說，開始哭的時候，是給你們施加壓力，後來是真哭了，當時不知道把我們弄到哪裏，可能要槍點擊查看QQ秀斃，也可能抽我們的血，軍隊打仗不是需要血嗎？……沒有一個以為共產黨是來救他們的。”
1952年國慶節前夕，第二批妓女被收容進來，人數比第一批翻了一番。她們在禁娼令頒布後仍繼續在街上拉客，或者當酒吧女、按摩女賣淫。“我們弄了幾百人，化裝為嫖客。馬路上一個電線杆子下麵一兩個，到處都是。大卡車提前都隱蔽在弄堂裏麵。”
做暗娼的俞欣芝，一年來經常拉不上客人，而且提心吊膽，這一次，“正盤算著趁過節撈上一把，不料公安局把我給抓進了婦女勞動教養所”。這些被強行逮捕的女人比第一批難對付得多。俞回憶，“當天夜裏進去千數人，我們大哭大鬧。尤其我這樣的，幹了十幾年，又聽了許多反宣傳，心裏是恨極了。”
顯然，要取得這些妓女的信任並非一時之功。曹漫之在收容行動之前，就已經作好了詳細的改造計劃：首先，為妓女醫治性病；然後施以勞動教育，助其新生；嗣後再分別具體情況，妥善處理。
改造——“舊社會凡是妓女全怕警察”
即便是體檢這樣的善舉，妓女們一開始也不信任。俞欣芝回憶，“新的謠言又傳開了——軍隊在朝鮮失利，傷兵等著要輸血，政府要抽我們的血。”沒過幾天，抽血的人真的來了。俞又吵又鬧，把瓶子也摔了，最後還是讓大夫抽了一管走，抽得很少。她想：“大概得先化驗血型什麽的吧？”過了半天，大夫和幹部一塊兒來了。大夫說：“你患有梅毒，從現在起住院治療”，“我一下子蒙了——原來先來的姐妹的話是真的！共產黨是真要救我！”
不隻是俞欣芝，第一批被收容的501人有一半人患有性病，90%的人有心髒病、斑禿癬等疾病，大多數都有毒癮。
上海市政府不惜代價給她們治療，調配各性病診所的師生，在教養所安裝了醫療設備，需要更複雜處理的病人則被送到附近醫院，費用由政府支付。一則資料稱，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政府甚至從解放軍那邊調撥過來一批緊缺的青黴素。
俞欣芝“抱頭痛哭一場，然後住進勞教所的臨時住院病房”。然而失去自由的她和姐妹們，並沒有因為治病而放棄反抗。她回憶說，“勞教所禁止吸毒，毒癮上來不想哭也流淚。管理幹部講話說‘幫助姐妹們逃出火坑’，我心想：你們把我弄進火坑來了！”
還是1952年，“大概是十月十幾號，好幾百個流氓把勞教所包圍起來了，他們要把我們搶出去。我們在裏邊也拚命往外衝，和管理幹部鬧起來了。管理幹部有規矩，他們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隻是死守住大門，比我們先進勞教所的公娟（公開登記的妓女）已經學習了快一年的時間了，她們先是幫幹部守大門，後來看我們要出人命，就和我們搶菜刀，……後來，外麵來了一大批警察，把流氓抓走了，我們也就沒轍了。凡是妓女全怕警察，舊社會讓他們欺負慣了。”
上海市民賀宛男的母親曾是教養所的分隊長，管著56個妓女。小時候，她纏著母親去教養所看看，但失望地發現，這些在舊小說裏貌若天仙的女人有的對著鏡子癡癡地照，把頭發梳了又梳；有的把窄窄的旗袍硬套在胖墩墩的身子上，扭著難看的屁股；有幾個似乎是在談男人，談著談著，竟尖聲怪叫起來：“沒有男人，悶死我了。”她還親眼目擊，有妓女鬧著要出去，達不到目的就上吊，被管理幹部救下來。
但對這些管理幹部，俞欣芝回憶，“我們是不太怕”，“甚至瞧不起她們”，舊社會笑貧不笑娼，我們看那些女管理幹部人人穿個二尺半大褂子，心想：‘男不男女不女的，還不如我呢！’勞教所的所長姓楊，比我大兩歲，是個大姑娘；我們私下說：‘就憑她管我們？她見過屁！’”
治病並不能完全消釋矛盾，改造思想的重要手段還是學習，主要是開憶苦會和學政策。俞欣芝說，“憶苦會上，先進來的姐妹帶頭憶苦，我們後來的也有人憶。我認為憶也白搭，那些髒事誰不知道？苦又怎麽樣？還不是等著讓人家送兵營去當‘共妻’？
而30年後，教養所所長楊潔曾也描述憶苦會的準備過程：我們利用控訴大會啟發她們憎惡妓院、憎惡這種生活、憎惡壓迫他們的人。“我們要達到目的，必須有材料，但是我們隻知道一些皮毛，不夠生動，所以要她們自己來講。……開會前，我們布置了很多標語，像‘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當時的氣氛很是憤怒的，有人叫口號，妓女控訴時，一方麵掉淚，一方麵氣極了。”
為了提高階級認識，教養所還組織觀影。俞欣芝對一部叫《姐姐妹妹站起來》的電影印象深刻。 1949年11月，北京市政府一舉封閉了全市妓院。上海導演陳西禾聞訊後，赴京深入采訪收集素材，並很快寫出了劇本。拍攝中他大膽起用業餘演員，從翻身妓女中挑選老鴇等人的扮演者。電影的情節是，北平近郊農村姑娘大香因家貧生活無著，與母親一起進城借住於舅媽家，以替人縫洗衣服度日，並得鄰居工人尚幼林多方照料，兩人漸生戀情。舅媽為貪錢財，勾結流氓馬三，把大香騙賣到崔氏夫婦開設的妓院，大香不堪折磨。1949年北平解放後，馬三和崔氏夫婦等人被人民政府懲辦。大香等姐妹們終於站了起來，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學政策時，管理幹部再三講外麵傳的“送東北開山”是謠言，“政府是要改造我們成新人，先進來的姐妹也現身說法”。病基本好了之後，俞欣芝“開始朝正道上奔了”。勞教所組織她們學文化，同時參加勞動，學機器織襪子。
管理幹部的一個絕招，是讓早進來的妓女對後來的姐妹施加改造的壓力，又同時給早進來的一個機會，展示她們被改造的成果，這樣就形成了相互的製約和激勵。
雖然妓女們不能隨意離開這個大院，但她們被允許定期與家屬見麵。後來管理所出台了請假製度。楊潔曾回憶說，“請假是由姐妹小組評審通過讓推出去，另一方麵也請家裏和周圍的群眾也做好工作，幫我們考察。”正如學者賀蕭所言，這樣一種製度，依靠的是在國家權威下城市各個階層被動員起來形成的力量。
“其實，我這樣的算是好改造的，畢竟是苦出身。把窗戶紙捅破了，好壞事、好壞人分得清。麻煩的是那些交際花，她們說是‘賣笑不賣身’，其實是假話，騙鬼！她們腦袋裏花花事多，人也邪。有個姐妹和管理幹部說：‘你去過百樂門嗎？吃過大菜嗎？’管理人員隻說：‘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當時就讓她下不了台。於是就罵人，砸東西。”
“可這姐妹如今也工作得很好……在人民政府麵前，她不行，差得遠呢。”俞也承認改造的威力，起初她瞧不起楊所長，“事實最後證明她比我們強一百倍”。
賀宛男也回憶說，“後來，我又陸陸續續跟媽媽去過幾次教養所，發現這些女人一點一點地在變。她們不再瘋瘋癲癲地大談男人，而是滿頭大汗地織襪、搖毛巾，休息下來，便唱歌，讀報。有一次，我親眼看到一個女人捧著一張報紙大哭起來，原來報紙上刊登著記者采訪她轉變經過的報道，後來她那失散多年的丈夫按著報紙提供的線索找到了教養所，和她夫妻相會了。”
釋放——“新疆沒有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
1953年，教養所開始陸續釋放改造好的妓女，標準是政治表現好；疾病痊愈，無惡習；有技術，社會上能接收。家在鄉下，在上海沒有親戚的，一般都送交她們的老家，上海有親人的，被分配到城鎮工廠裏工作。而第三類無家可歸的，由勞教所的一些工作人員陪著，送到甘肅、寧夏和新疆的國營農場中。她們中很多人同意去，因為有結婚從良的機會。
“新疆沒有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我們這兒的妓女無家可歸，妓女出身找對象也不容易，我們就介紹她們到那裏。……自願報名。1955年到新疆的有500多人。”楊潔曾回憶說。1956年，俞欣芝離開教養所，被勞動局安排到服裝廠。
1958年，該所的使命完成，總計7000多名婦女在這裏接受過改造。自1951年起，在裏弄裏，新政府逐漸建立了一套群眾積極參與的監督網，與國家權力相連，使得妓女和老鴇無處安身，更別說重操舊業。
而那些被改造過的妓女，政府的意圖是把她們安頓在一個安全的家庭關係中，使她們有一個穩定的工作。但是在後來的回憶中，我們能見到的大都是少量所謂“先進分子”的“今昔對比”，更多的妓女返回社會後的命運如何，則不得而知。
俞欣芝在“大躍進那一年”結了婚，丈夫是三輪車工人。俞回憶，“介紹人曾和他講過我的事，他同意先見見我再說。我這個人是很直的，頭一次見麵我就說：我舊社會是‘萬人妻’，讓政府教育好了；可是總有汙點，對不起你。這種事成就成，不成不能強求。 ”他說：“以前歸以前，現在好就行。”我說：“我現在是先進生產者呢！”一來二去，事就定下來了。臨結婚我問過他：“你就不嫌我？”他說：“我這麽大歲數能找個人不錯了，你得給我生個兒。我們不能絕了後。”我告訴他這可保證不了，我打過兩胎呢。他想了想說：“那也結吧，有感情了。咱倆都是苦人兒呀！”
結婚後的生活很好，他人老實厚道，很疼人。他是去年去世的，女兒差一個月就大學畢業了，他沒趕上就走了……我曾問過他：“舊社會你就那麽幹淨？”他臉紅了半天說：“踏三輪車的沒幾個娶得起老婆，有幾個錢就走邪道去壞地方唄。”從那之後，我們再也沒談過往事。對，是不堪回首呀！說不定我們是舊相識呢！即使是，也認不得了，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姐姐妹妹站起來》你們看過嗎？是寫我們的，很真實的。真可惜，二十多年沒演這個電影了”俞欣芝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