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佛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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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從周恩來總理與鄧穎超的愛情入手，涉及周恩來總理的工作與生活的方方麵麵，內容豐富，感情真摯，文筆流暢。不僅詳細披露了兩人從相識、相知到相戀的過程，還穿插了許多周恩來總理當年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更增加了內容的真實性和懷念意義。
“我們在通信中確立關係”
廣州，是周恩來和鄧穎超共同生活的起點。1925年8月8日，這對分別了4年多的年輕戀人相聚了，84歲的鄧穎超還能清晰地回憶起那個特別的日子：我們既沒有我們可以登記的地方，我們也沒有需要什麽證婚人、介紹人，我們更沒有講排場、講闊氣，我們就是很簡單地(沒有)舉行什麽儀式，住在一起。
那時，周恩來是中共廣東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長，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鄧穎超是特地從天津南下來和周恩來完婚的，並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長。
同事和朋友們知道他們結婚後，紛紛嚷著要他們請客，周恩來夫婦就在離住處不遠的太平餐館請了兩桌西餐，張治中、何應欽、鄧演達、陳賡、李富春與蔡暢等都來賀喜。
那天熱鬧活潑的情景，鄧穎超在晚年還向自己的秘書趙煒生動地描述過，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工作了37年的趙煒至今說起來仍情趣盎然：
張治中要鄧大姐介紹他們的戀愛經過，大姐對我說：“怕什麽！要我說我就說。我啊，因為個子矮，噔一下就上了凳子，站在板凳上，當時恩來還特別為我擔心，怕我應付不了。其實我什麽也不怕，我當年‘五四’運動在天津是演講隊隊長，這點事我怕什麽，所以我站在板凳上就講，把我和恩來怎麽相識、怎麽相愛的經過從頭到尾講了一遍，還把恩來寫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詩背了出來，大家聽了以後連聲鼓掌叫好。” 當時張治中就說：“周夫人，名不虛傳！和周主任一樣都是極其出色的演說家。”而大姐毫不客氣地說：“什麽周夫人，我有名字：鄧穎超！”大家聽了也挺發愣的，這就是大姐的習慣。那天，總理喝酒喝得很多，但酒量多大，鄧穎超不知道，客人敬鄧穎超的酒，總理也得代喝，因為鄧穎超不能喝酒，結果那天總理醉得一塌糊塗。鄧大姐說：“我第一次知道恩來能喝酒，而且第一次看他醉了。”
幾十年過後的1954年，周恩來到廣州休養工作，有一天路過當年他們工作和居住過的地方，第二天就給因病未能同來的妻子寫信：“這次沒能同來廣州，許多同誌問到你，我也有時想到你……昨天車過廣衛路，發現了廣衛樓，快30年了，不能不引起回憶。”
周恩來沒有忘記他們的愛情之花盛開於革命之花遍開的廣州，而鄧穎超同樣也難以忘懷孕育了他們愛情之花的土壤——1919年天津學生的“五四”愛國運動。1983年，在天津“覺悟社”舊址，年近80高齡的鄧穎超還能興致勃勃地和大家談到當年與周恩來等“覺悟社”成員進行愛國活動的往事：
1919年掀起了“五四”愛國運動……就在這次運動高潮中，我們相見，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運動中，我們這批比較進步的學生，組織了“覺悟社”。那時候，我們接觸得比較多一點，但是，我們那時候都要做帶頭人，我們“覺悟社”相約，在整個運動時期，不談戀愛，更談不到結婚了。
後來，周恩來去法國勤工儉學。鄧穎超不曾想到，在他們分別後，在歐亞兩個大陸上，通過通信，他們增進了了解，增進了感情，兩個人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為共產主義奮鬥。回憶起這三年多的通信，特別是周恩來發出的那封要求確定相愛關係的來信，80多歲的鄧穎超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1920年，他到法國去勤工儉學，我在天津當小學教師。有一次(他)給我一封信，要求我們的感情發展到明確的戀愛的關係，他非常急迫地要我回他的信。我的母親呢，是非常民主自由的，因為她在我小的時候，她就給了我婚姻自由，但她要做參謀，那麽因此，我不能不把這個事情去告訴我的母親。我的母親呢，她就說：“現在啊，不要答複，等他回來看一看再說。”我的母親是這樣的思想啊，但是我的思想感情讓恩來同誌追趕得我不能不馬上答複他了。因此，在這點上，我沒有接受我母親的意見，就自己主張婚姻自由，明確地答複了周恩來同誌。1922年、1923年期間，我們之間的關係和愛情，已經不是一般的同誌關係、朋友關係了。
周恩來去法國前曾抱定獨身主義，後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認識到一個革命者如果有一個誌同道合的伴侶會更好。初到法國，他同一個一起留學法國的姑娘比較親近，但最終他選擇了鄧穎超作為終身伴侶。
1956年，周恩來曾和侄女周秉德說起過那位姑娘。他說：當我獻身革命時，我就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她不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她經受不了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這樣，我就選擇了你們的七媽，接著和她通起信來，我們是在通信中確立關係的。
50多年的時光證明，周恩來當初的選擇是多麽地富於遠見，此後在風雨同舟的奮鬥生涯中，鄧穎超和周恩來甘苦與共，一起度過了波濤洶湧的激情歲月。
“俏紅娘捎帶老情書”
1950年上半年，周恩來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結婚，這時周恩來正在國外訪問，鄧穎超就代表周恩來在一塊紅綢布上寫下“互愛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諒互讓互慰”幾個字表示祝賀。周恩來夫婦經常資助或送禮物給身邊有實際需要的同誌，這個手工製作的禮物雖然沒有多少實用價值，但是上麵寫的幾個字卻表達了兩人對身邊工作人員的關心和祝願，更為重要的是，這幾個字是對周恩來夫婦幾十年愛情生活的最佳注解。
1947年3月，蔣介石命令胡宗南率國民黨重兵進逼延安。為了保存人民解放軍的實力並牽製胡宗南的兵力，中共中央決定撤離延安、轉戰陝北，周恩來和毛澤東、任弼時等一起留在陝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工作，鄧穎超則受黨中央委托，帶領中央機關家屬隊先行撤離延安轉移到晉西北，並留在那裏參加農村的土地改革。
大戰在即，臨別匆匆，暫時還未撤出延安的周恩來十分擔心患有心髒病的妻子，他托即將到妻子身邊的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帶去一封信，他在信中說：“延安天天來飛機，但是一個人也沒有被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們放心。”簡單的幾個字使時刻都在惦念丈夫的鄧穎超的心情鬆弛了下來。
轉眼間已是春色滿園，投身於土改工作的鄧穎超不時地給周恩來寫信傾訴自己在工作中的體會和感受。看到鄧媽給周爸寫信，七歲的李訥也要給周爸寫信，她寫道：
周爸爸：你好嗎？我好，鄧媽媽好。我現在會做事情了。代問爸爸媽媽好。親周爸爸。
鄧穎超在這封信中加寫道：
這是女兒自動給你寫的信，另外一張畫，畫的時候，她說重要得很，要好好畫，因為不比給親爸親媽畫呢。
小李訥知道她的周爸爸一定會喜歡這幅畫，但她不知道此時周爸爸正協助她的親爸爸緊張忙碌地指揮陝北和全國的戰爭，周爸爸一時還顧不上給她和鄧媽媽回信，直到中秋月圓：
超：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黃昏，月已東升，坐在一排石窯洞中的我，正好修寫家書寄遠人……對月懷人，不知滹沱河畔有無月色可覽，有無人在感想？
他們已經分別半年多了，周恩來仍滿心讚成妻子想在東邊多留半年的提議，他寫道：“再多在農民中鍛煉半年，我想，不僅你的思想、感情、生活會起更大的變化，就連你的身體想也會更結實而年輕。”
而後的半年多時間裏，他們倆你東我西繼續在兩條不同的戰線上工作，鄧穎超還是時常給丈夫寫信，周恩來很忙，但也會抽空回信，仔細解答鄧穎超在土改工作中遇到的困惑。
1948年4月，分別了一年多的夫妻倆終於團聚了，久別重逢，彼此都有說不出的喜悅。當時毛澤東還開玩笑地對鄧穎超說：“你這個後勤部長沒有當好啊，這麽久你連到前線來慰問一次也沒有啊，可苦了恩來呀。”周恩來則笑了笑回答：“沒關係，有通信聯係，也等於見麵了。”
戰爭年代奔波不定的生活使鄧穎超的健康嚴重受損，多年以來她一直以頑強的意誌和毅力同疾病作鬥爭，周恩來也以他特有的方式幫助、鼓勵妻子醫治和戰勝疾病。
1951年3月，鄧穎超到杭州養病，正值南方早春時節，春風和煦，美景良辰，她很希望周恩來能和自己共享，所以就給他寫了一封信。收到妻子的來信，周恩來一改平日的嚴肅，下筆頗帶調侃：
超：西子湖邊飛來紅葉，竟未能迅速回報，有負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這次也並未忘懷，隻是懶罪該打。
鄧穎超也很默契，她迅速回複：
不像情書的情書，給我帶來了喜慰。回報雖遲，知罪免打。
這回周恩來可是第二天就趕忙回信：
超：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來信，說寫的是不像情書的情書。確實，兩星期前，陸璀答應我帶信到江南，我當時曾戲言：俏紅娘捎帶老情書。結果紅娘走了，情書依然未寫，想見動筆之難。
他最後寫道：
忙人想病人，總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數多，但想念誰深切，則留待後證了。
周恩來的保健護士許奉生至今提起周總理和鄧大姐之間的情感還十分激動，她說：
有一天晚上，鄧大姐因為感冒提前服安眠藥，還沒等上床，藥力就發作昏倒了 ，我進來看見給她扶住後，急忙去找值班醫生，正好從總理吃飯的飯桌前跑過去，驚動了總理，總理就趕緊進到大姐臥室，一看大姐昏倒的樣子，馬上就喊：“小超！小超！”聲音都變了，我當時以為是喊小曹，我想這裏沒有小曹，後來我馬上明白了是喊大姐。這麽幾十年過去了，我很難忘記這件事。
特殊的保溫杯和小炕桌
為人民服務，滲透在周恩來日複一日緊張的工作節奏中，新中國成立後，他每天的工作時間都在十二小時以上，甚至高達十八九個小時。“文革”期間，為使黨和國家的工作正常運轉，並盡量減少“文革”所造成的損失，周恩來苦撐危局，夜以繼日地工作，每天工作時間超過十八個小時。
作為妻子，鄧穎超看在眼裏，急在心上，可是，作為周恩來最親密的戰友、同誌，一名共產黨員，她深知周恩來肩上的擔子有多重，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她不能幹預影響周恩來的工作。
由於周恩來白天要參加各種會議活動，辦公的時間大部分是在夜裏，鄧穎超和他作息時間不同，就隻能經常用便條留言來敦促丈夫盡量休息。
一張便條這樣寫道：
你的胃經過醫生診斷後，並不是胃本身不好，而是因為長時間饑餓和吃一些冷熱不均的食物導致的，所以一定要注意飲食和休息。
雖然這麽寫了，但鄧穎超也知道要讓日夜操勞的丈夫好好休息，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於是，遇到周恩來外出顧不上吃飯的時候，鄧穎超就讓丈夫身邊的工作人員用一個保溫杯裝些麵糊糊或稀粥帶著，在途中或工作時充饑。
當周恩來夜裏長時間坐著辦公時，夜半醒來的鄧穎超就會焦急地踱到辦公室門口探探頭，或輕聲地叫丈夫起來活動活動，但周恩來常常是回答一聲後又埋頭繼續工作了。好不容易要上床睡覺了，周恩來還要抱上那些沒看完的文件在床上批閱。鄧穎超看他窩著批閱文件實在不舒服，就讓人做了一個專門放在床上寫字用的小桌子，沒想到這使他辦公的時間又延長了。
周恩來衛士高振普熟悉周恩來的工作習慣，他回憶道：總理每一次離開辦公室到睡覺房都要帶一個文件，特別是“文革”以後，這個文件越來越厚。為什麽呢？就是他白天的時間去會見外賓，把時間占掉了，回來以後，緊急文件處理完以後，他還有好多東西要看，那就到睡覺房來看。一個鍾頭，兩個鍾頭，最長的時候可以看六個鍾頭，也就是說，忙碌一天的周總理還要在床上繼續辦公六個鍾頭。
周恩來的衛士高振普對此印象深刻：
總理和鄧大姐吃飯是非常簡單的，他們一般是兩菜一湯，兩菜呢就是一葷一素，每個星期都要吃兩次到三次粗糧，就像玉米麵啊，或是高粱麵、高粱米。剩下的飯菜能夠留著下頓吃的，他就不讓工作人員倒掉，要留著吃。
周恩來夫婦一直過著節儉、樸素、清廉的生活，他們也和其他在西花廳工作的人員一樣按月交水電費，決不搞特殊化。外出坐車，凡出去理發、會朋友、看演出等私人活動，他們都要照章付費。周恩來因病到外地休養，鄧穎超不放心，跟著去照顧，她的食宿費就由自己付。鄧穎超說周恩來是因公休養，自己不能沾他的光。
○摘自《情歸周恩來》
阮柳紅 著
中華書局200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