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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何方:回憶在張聞天身邊工作的日子(圖)

(2010-11-28 15:08:10) 下一個



1954年5月張聞天(左三)、劉英(左一)與何方(左四)在列寧格勒合影

 

何方,陝西臨潼人,1938年入延安五期抗大,1939年入黨,1945年抗戰勝利後,隨“東北幹部隊”進入東北,先後在承德、哈爾濱、雙城、東豐、遼陽等地工作。1949年被任命為遼東省青委副書記,時任遼東省委書記的張聞天發現何方的“文筆不錯”,將其調至身邊。從此,何方開始跟隨張聞天工作、學習,直到1959年廬山會議後,兩個人的人生都發生了逆轉。已是耄耋之年的何方回憶起這段往事,仍然感慨萬千。

從準備去聯合國到“轉戰”蘇聯大使館

1949年12月6日,新中國剛剛建立,百廢待興,毛澤東應邀第一次訪問蘇聯,雙方經過會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斯大林為了支持新中國取代國民黨在聯合國的席位,建議中國盡快成立一個代表團。毛澤東當即接受意見,並告國內準備,親自指定張聞天為代表團團長。並未接到直接通知的張聞天是從廣播和報紙上知道的這一消息,於是立即收拾行裝,偕夫人並帶領何方等幾個人一同赴京上任。不久,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不僅設置障礙阻撓我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而且還操縱多數通過反華決議。去聯合國一事被迫擱置,代表團隻得解散。1951年2月,中央改派張聞天接替因病不能返任的首任駐蘇聯大使王稼祥,張聞天一行人遂於同年4月“轉戰”蘇聯大使館。

何方說,張聞天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那就是每到一個新的工作單位,總是要先了解情況,然後根據掌握的情況總結以往的工作,找出成績及存在的問題,並有針對性地製定日後的工作方針和措施,再經集體反複討論,修改完善後加以貫徹落實。剛到蘇聯大使館,張聞天便根據這套工作方法迅速地展開了工作。那時,新中國尚未有一支外交隊伍,派駐使館的許多工作人員多是從戰場上走出來的知識分子,如今到了陌生的國度,不免有些迷茫,當時國家外交工作的中心是抓什麽,日常工作該如何安排等問題尚未明晰,因此使館人員大多不清楚做工作的方向。擔任大使的張聞天迅速了解並掌握了使館以往工作的基本情況後,針對使館工作人員的結構,利用自身長期研究國際問題、外交工作的優勢,在到任一個月後,召開使館全體人員會議,就使館工作方針和任務結合國內情況作了一個非常有針對性的報告。在新中國外交史上破天荒地提出了使館的主要任務是調查研究,研究駐在國情況及其國際關係是駐外使館的根本任務,並宣布使館增設研究室,以加強調研工作。為了帶動使館工作人員學習,他還規定各部門要組織人員加強學習外交業務和駐在國語言。張聞天認為駐外使館是國家的派出機構,更應實行集體領導和發揚民主,基於此他提出並建立了一係列內部的規章製度。何方當時被張聞天任命為研究室主任,這是新中國駐外使館第一個研究室,由於沒有先例可循,具體“研究”什麽,用今天的話說是“摸著石頭過河”,何方在張聞天的指導下,邊摸索邊總結,一幹就是四年多。

那時的外交幹部,外交業務和一般知識都較為缺乏,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張聞天在蘇聯大使館期間,除工作、調研外,還身體力行抓學習,政治學習、業務學習、文化學習、外文學習,安排得滿滿當當。

張聞天本身就是一個勤於思考、學習的人,在他的帶領下,使館的工作和學習氣氛都變得很熱烈。何方除了緊張的調研、研究工作之外,張聞天還專門給他加了一個新任務,就是在工餘時間給大家講《聯共黨史》以及不定期的作時事報告。這個任務讓何方連閑暇的時間都用來收集資料、撰寫心得……在講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看到張聞天也拿個小板凳跟大家一起聽講,有時還記上幾筆,弄得台上講課的何方心裏十分緊張。

何方回憶說,在駐蘇使館的那段日子,自己跟隨張聞天研究國際問題,撰寫了不計其數的報告,看了無數的調研材料和書籍。張聞天總是給人一副謙謙學者的印象,他沒有什麽喜好,平時煙酒不沾。買書、藏書、閱讀似乎是他唯一的嗜好。業餘時間,何方常常陪張聞天到莫斯科的大小書店看書、買書,張聞天的閱讀範圍之廣令何方驚歎,從政治經濟理論到各種通俗讀物,乃至一些中小學教材,他都會買來看。在他的影響下,何方也開始買各類書籍,並漸漸地喜歡上了收藏圖書。現在何方家裏的書架上還擺放著當年在莫斯科的書店買的一些圖書。這些陳舊的圖書記錄了何方與張聞天的一段“誌趣相投”的情誼。

在何方的影集中,還珍藏著一張與張聞天等人的珍貴合影。那是1954年,中央決定調張聞天回國,改派新任大使。8月,張聞天提出組織人去列寧格勒(現聖彼得堡)參觀訪問,一來為調研列寧格勒的情況,二來為彌補在蘇聯四年有餘卻從未去過的遺憾。張聞天的節儉是出了名的,根據他的規定,每個參與參觀訪問的人員均要自費,很多人終因此而放棄。何方說,當時考慮到在蘇聯的時日不多,擔心錯失機會,於是他和夫人宋以敏“算是豁出去了”,參加了這次調研。同行的還有武官吉合少將的夫人。這樣,列寧格勒參觀訪問團的成員最終確定——張聞天、劉英夫婦,何方夫婦,武官吉合少將的夫人。

在列寧格勒的參觀訪問很倉促,由於費用昂貴,隻是匆匆參觀了幾處景觀,一些著名的景觀都沒有機會參觀,這讓何方多少有些懊喪。

外交部的“筆杆子”

1955年1月,張聞天奉調回國,2月1日,正式到外交部擔任外交部副部長,協助兼任外交部部長的周恩來主持外交部部務。

到外交部後,張聞天不改一貫的工作作風,隨即展開了一係列的改革和創新,工作忙得不可開交。由於工作環境和工作夥伴都相對陌生,張聞天此時急需一個他熟悉的助手來協助他盡快完成外交部工作的“啟動工程”,於是跟隨他從東北到駐蘇使館,並參與了駐蘇使館“啟動”的何方成了不二人選。同年3月初,何方被急電召回了外交部,緊接著投入到外交部的“啟動工程”中。

何方在外交部被任命為外交部研究室專員,有了在駐蘇使館的一些經驗,何方在進入外交部研究室後,便開始了緊鑼密鼓的研究工作。那時,他每天都要看很多文件、電報以及其他有關材料,凡送張聞天的材料,或送經張聞天審批上呈、會簽以及發表的文件,張聞天都讓何方先看一遍,把“頭道關”,漸漸地,有些文件和電報何方自己就可以處理,不需要上報張聞天,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

那段時間,張聞天針對各式各樣的問題,身體力行展開調研,發現問題後,再討論製定相應的措施加以解決或改進。他做調查的方式多種多樣,其中最具個人特色的就是散步。何方說,張聞天喜歡散步,也善於利用散步的機會,調查了解些情況。例如,他曾經約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孟用潛同誌去中山公園散步,在閑談中就了解到了研究所的幹部結構和工作情況,以及對某個問題有些什麽看法等等。通過調研,張聞天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一個又一個研究題目,再經過討論研究出相關措施,並落實到實處。在他的帶領下,外交部的集體領導得到加強,工作有了相當程度的改進,業務水平也大大提高,更值得一提的是,因為有了駐外使館的工作經驗,張聞天到外交部後,專門起草了《關於駐亞洲各使館研究調查工作中的幾個問題》的文件,提出“要深刻認識調查研究工作是使館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業務之一”,要求使館必須經常結合當前國際形勢發展,研究駐在國的動態,特別注意研究駐在國同我國的關係和改進雙方關係的可能性,及時向國內反映情況和提供建議,發揮國家耳目的作用。 

何方跟隨張聞天搞調研,根據調研情況起草報告、文件、講話稿,是當時外交部名副其實的“筆杆子”。何方說,從駐蘇使館到外交部的這五年間,算得上他這輩子寫字最多的五年,也是受到張聞天影響最大的五年。張聞天工作和學習都很勤奮,分秒必爭,跟他工作的人自然不能偷懶,隻能搭著他的“特別快車”跟著跑,在張聞天身邊工作,也從他身上學到了工作以外的很多東西。在何方心中,張聞天不光是上級,也是一位嚴師。

廬山會議之後

1959年7月初,中央在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議題為總結經驗,糾正“左”的錯誤。張聞天參加了會議,這次參會徹底改變了張聞天的人生軌跡。

會上,彭德懷的一封信引發了廬山會議議題由糾正“左”的錯誤轉向了反右。廬山會議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得知這一消息的何方大為錯愕,充滿擔憂。8月20日,張聞天回到北京,晚上何方便到住所看望。散步時,何方表達了自己的惋惜和擔憂,張聞天還平靜地安撫何方,並聯係哲學上偶然與必然的關係,說“上山”是偶然,而“發言”是必然,共產黨人要講真話。話語裏仍滿是對黨和人民事業的信任、忠誠和責任感。

然而事情的嚴重性大大超出了何方的預料,揭發批鬥張聞天的暴風雪才剛剛來臨,全國外事係統開會,集中火力,批判鬥爭張聞天,主題不局限於廬山會議上的是非。由於長期跟隨張聞天工作,各方都要求何方站出來,同“反黨”的張聞天劃清界限,回到毛主席路線上來。麵對異常嚴峻的形勢,承受著巨大壓力的何方被迫參加了對張聞天的“揭發批判”。在“揭批”過程中,何方給自己定了三條底線:一是可以隨大流無限上綱,但決不捏造事實;二是盡量講反對“三麵紅旗”的言論,不講或少講外交方麵的問題;三是自以為關係重大,人們又無法知曉的事情,堅決不說。

1975年張聞天被安置在江蘇無錫,化名張普(意思即普通人),1976年含冤病逝。

參與“揭批”張聞天一事成了何方的心結,至今他回憶起這段往事,仍對張聞天深感內疚,他說,遺憾的是沒能有機會向張聞天贖罪補過。

1999年,離休後的何方告別從事了五十多年的國際問題研究,轉行學習中共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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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廬 回複 悄悄話 遵義會議確定張聞天為總書記,40年後死得不明不白,政治的無情但在中國玩政治就更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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