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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在獄中】第十一章 你們沒資格審訊我

(2010-10-28 06:27:58) 下一個


作者:師東兵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二日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國的曆史上將是一個劃時代的裏程碑。這次會議標誌著中國已經向一個新的時期的轉變。這個轉變來得很快,快到了幾乎叫某些人應暇不及的地步。相當一批人已經習慣了過去的社會主義模式,對這次全會所表現出來的精神難以接受對這個曆史性的轉變,就是張春橋也有一種難以形容的表情。

一連幾天,他都在屋子裏走來走去,長時間地沉思和歎氣。 

監管員在他看的刊登全會的那張《人民日報》上,發現了他劃過的記號: 

“會議指出: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同誌受毛澤東同誌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各方麵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績,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是滿意的。鄧小平同誌和中央其他領導同誌一道,按照毛澤東同誌的指示,對‘四人幫’硬把一九七五的政治路線和工作成就說成是所謂‘右傾翻案風’,這個顛倒了的曆史必須重新顛倒過來,會議指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全國億萬人民沉痛悼念周恩來同誌、憤怒聲討‘四人幫’的偉大革命群眾運動,為我們黨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全會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

張春橋用水筆批道:“華國鋒不再談鄙人是‘在批鄧上另搞一套’了,而是徹底不搞‘反擊右傾翻案風’而要跟著大搞翻案了。那麽他哪個‘高舉’跳到哪裏去了?”

他在另一段下劃了大大的問號,這段話是: 

“會議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同誌所作的錯誤結論,肯定了他們對黨和人民的貢獻。會議指出,解決曆史遺留問題必須遵循毛澤東同誌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隻有堅決地平反假案,昭雪冤案,才能夠鞏固黨和人民的團結,維護黨和毛澤東同誌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結束之後,這個任務還要堅決抓緊完成。會議一致認為,采取這些步驟,正是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的表現,正是高舉毛主席旗幟的表現。”

張春橋批示:“簡直是光天化日之下說胡話,損著毛澤東的眉眼,又挖鼻子挖眼,還說這是給毛澤東梳妝打扮,虧得這些人真能說得出口!如果說這是政治騙子的話,華國鋒可稱得上是最大的政治騙子了!如果彭德懷平了反,那麽毛主席從一九六二年以來強調和所抓的階級鬥爭,也就全部要否定了。連毛澤東思想的核心都丟得幹幹淨淨,還要空談什麽高舉,這不是騙子又是什麽?”

張春橋很清楚這次全會會帶來什麽樣的後果,他已經做好了必要的準備。所謂準備,無非就是掉腦袋而已。他暗暗地說:“這樣也好,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再不會給曆史造成了更多的麻煩。我張春橋終於可以實踐了‘為毛澤東的革命路線而獻身’的這句誓言了。”想到這裏,他故意露出了坦然的神色。 

這天吃飯的時候,他吃得很香。哨兵說:“今天你怎麽了?看上去倒是很高興的?”

張春橋說:“一個正直的人活在世上,我看有三怕。一怕不明不白地死,二怕背上了不白之冤,三怕遭到了人民的誤解。而我這三條恐怕都不存在了。通過鄧小平站了出來,我們黨的許多事情都可以得到了解釋。我張春橋死而無憾了。既然如此,我還有什麽放心不下的呢?我今後不會有什麽精神負擔了,我要吃得飽飽的,準備去見毛主席和馬克思。我過去就沒有什麽野心,現在也不會有什麽求生的追求。”

哨兵看到他沒有什麽特別反常的舉動,就沒有再多和他說什麽話。 

張春橋盯著刊登公報的報紙。出神地回憶起來……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毛澤東從武漢到了上海,在和他談話的時候。曾經問他:“你們批判過彭德懷嗎?”他說:“上海還沒有好好準備過這樣的會,可以召開幾次。”

毛澤東說:“我看彭德懷還沒有批深批透,更談不上臭了。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召開以後,國內出現了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國民經濟嚴重困難,加上帝修反的包圍,我們不可能再把彭德懷端出來批判了。在黨內造成一個影響,好像他有什麽先見之明。其實,彭德杯的問題有很大的欺騙性和危險性。他沒有自首過,戰爭時間裏好像立過大功,抗美援朝戰爭他投了大機,給他鑽了空子。其實,抗美援朝的具體指揮是我,他有好幾次不聽招呼,使我們吃了大虧。總之,這個人要批判,使全國都知道他的要害,不然他還是要翻案的。一九六二年鬧翻案時,劉少奇和鄧小平都是支持他的。他在黨內並不是那麽孤立呀。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我們黨還是要走回頭路的。”

張春橋說:“我有個建議,把一九五九年黨的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重新發表,並配上有關的文章,使我們黨內的同誌進一步了解和掌握黨的那次路線鬥爭的情況,以便提高識別那類人物的免疫力。”

“好,這件事情就交給你和北京的秀才們來操辦吧。”毛澤東說,“我在那年的八月十六日寫了一篇《機關槍和迫擊炮的由來及其他》,講過:‘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要到階級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八屆八中全會的公報還有這樣的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從一開始,就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進行了惡毒的汙蔑和攻擊,但是他們可恥地失敗了。’全會當時就說明了當時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你看,直到現在都沒有過時。”

根據毛澤東的這些指示,張春橋和姚文元幾次和陳伯達取得了聯係,要他也組織幾篇有份量的文章,係統地批判彭德懷和陶鑄等人。 

陳伯達給張春橋來電話說:“當前應該把批判劉、鄧放在首位。彭德懷是死老虎了,已經臭了,沒有什麽批頭了。再批隻能是聯係劉鄧來批。現在誰還敢替彭德懷翻案呢?沒有人了。但是給劉鄧鳴冤叫屈的人可是大有人在。”

張春橋說:“批彭德懷是主席的意見。主席認為並不是彭德懷已經是死老虎了,不但沒有死掉,隻要一有風吹草動,就會有人替他們翻案的。主席認為,劉少奇的路線是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繼續和發展,這兩條路線是緊密相連的。不把前麵的批好,就不能準確地認識後頭修正主義路線的源頭和根子。”

“既然是主席定的,那我們就按主席的辦吧。”陳伯達懶洋洋地說。 

那幾天,張春橋和姚文元幾乎每天都要親自審讀上海等一些地區的大批判文章,張春橋對姚文元說:“你再親自動手寫一篇批判陶鑄的文章,這個人,江青可是把他恨透了,主席說:‘讓文元寫文章把他好好解剖解剖,這個兩麵派是有代表性的。凡是要奪權和翻案的野心家,在今天他不搞兩麵派就混不下去。這個人物解剖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你寫好以後,送主席審閱後再發。”

一九六七年夏天,姚文元寫好了《評陶鑄的兩本書》的文章,毛澤東親自修改,批示:“寫得好極了!”這篇文章對陶鑄竭盡諷刺挖苦之能事,據監守陶鑄的報告:“陶鑄看了這篇文章後,仰天大哭:‘姚文元害死我了!姚文元害死我了!’”可見這篇文章的戰鬥作用是多麽的大! 

張春橋至今還記得親自在那篇文章裏加著的段落: 

“曆史的前進,總是那些過高估計反動派力量、過低估計人民力量、昏頭昏腦地想把自己裝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為令人嗤笑的小醜。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當這位自吹為‘基本上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人物,在萬人大會上,飛揚跋扈地向群眾吼叫‘你們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時候,他是多麽自傲啊!簡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來恐嚇群眾:誰敢反對他這個‘老革命’,誰就要倒黴,而他這個‘英雄’是絕對‘垮’不了的。但是,曆史的邏輯就是這樣:誰跳出來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廣大革命人民,誰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動派,垮得就越徹底。回頭去看,他的自我標榜、威嚇群眾的醜態,隻不過在兩麵派的臉譜上增添了一道令人發笑的油彩而已。”

但是,現在這一切都已經翻過來了。真正垮台的,是我們自己。而那些被毛澤東親自從政治上判了死刑的人一個個仿佛死而還陽,就要重新站起來了!這不能不使張春橋感到脊背上一陣陣發涼……

“張春橋,你在報紙上寫了些什麽?”專案組的人員把他在登有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的報紙上寫的那些話摔在他臉旁,怒斥道:“直到現在你還執迷不悟,你到底安的什麽心?就是抱著花崗岩腦袋見上帝也得接受人民的審判和黨紀國法的處分製裁,你在這裏要裝什麽洋蒜?”

緊抿著嘴巴的張春橋突然開口了:“你們這些毛主席的無恥背叛者,根本沒有資格來審訊我!我從來就不承認你們的審訊,我到現在是什麽也不會和你們講的,你們從我的身上別想撈到任何的稻草。我再次告訴你們,我是一個毛主席親自培養起來,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鍛煉和考驗的革命者,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向修正主義投降的。你們回去告訴鄧小平和華國鋒,想殺我就早點殺,沒有什麽了不起,我從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那天起,就沒有準備會有好日子過,這樣的失敗,我們準備了好多次了。到現在我失敗了,不怪天也不怪地,隻怪自己沒有幹好。我和你們的華國鋒已經早沒有什麽共同的語言了。早點把我打發了吧,我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終究會有勝利的那一天的,不管我能否看到,我都堅信這一點。”

專案人員清楚地看到,張春橋在說此話的時候,右手在打哆嗦,牙幫子也發出了咯咯的切齒聲。這完全是一個不甘心失敗的政治家的絕望叫喊……

張春橋現在的仇恨是集中在對華國鋒身上了,對鄧小平則是恐懼和悲哀多於憤怒。還在一九七六年初周恩來剛剛去世時,張春橋就在政治局會議上批判鄧小平時說: “我看你鄧小平是不會真正認識到你的錯誤的,你現在迫不及待地要翻案是小翻案,如果我們再給你更大的條件你則要進行大翻案,直到給劉少奇翻案。毛主席早就對你有所擔心,估計到你就會對文化大革命來一個大清算。果然你在一九七五年當上黨中央副主席後就急切地跳了出來了。你以為毛主席重病在身,已經控製不了整個形勢了,所以可以放心地大搞你那一套修正主義了,其實你已經中了毛主席的計,毛主席就是以身體不宜為現象,就是要看看你,當然不光是你,有你所代表的那股政治勢力,究竟會幹些什麽。現在,毛主席他老人家果然看到你的臉譜了。你的表演,也使我們所有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看到了還在走的走資派的嘴臉和他們的真正用心。”

當時,華國鋒在會上口口聲聲地說:“剛才,張春橋的話很重要,傳達了毛主席的聲音。同誌們,春橋同誌講的,正是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我們一定要好好地理會春橋同誌剛才所講的那幾句話,非常深刻,把毛主席的部署理論化了。”

後來,到天安門事件發生後,華國鋒拉住張春橋的手說:“現在實踐證明你對鄧小平的批判和鬥爭是多麽的正確,要是不把這個禍害除掉,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真要被這個家夥給喪送掉了。你看爆發的這場反革命政治事件多麽惡劣,他們的氣焰在毛主席健在的時候都如此囂張,如果一旦毛主席離開了我們,那後果簡直不可收拾了,你的確有先見之明,今後你可要給我當好掌舵的人呀!”

張春橋咬牙切齒地罵道:“如果說華國鋒不是標準的兩麵派,那麽黨的曆史上就沒有什麽兩麵派可言了!過去說陶鑄是典型的兩麵派,現在看來他比陶鑄要壞得多。”

想到陶鑄,當年的一段故事又浮現到張春橋的眼前……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是被毛澤東譽為“文化戰線上的偉大旗手”魯迅逝世三十周年紀念日。陶鑄指使熊複等人打算召開一個一百多人的紀念魯迅的座談會。張春橋立刻對江青說:“陶鑄是湖塗了還是故意這樣做,今年是在文化在革命的高潮中紀念魯迅的,本應該轟轟烈烈地、大張旗鼓地紀念魯迅,為什麽隻搞這樣一個小小的規模?這難道不是故意在貶低魯迅嗎?”

江青馬上大發其火:“陶鑄這個人就是在故意搗鬼!魯迅在三十年代是和周揚四條漢子做鬥爭的,主席對魯迅作了具體的高度評分,這是我在裏麵所起的作用。陶鑄是明白這一點的,所以他要包庇某些人,就要在這個時刻搞點小把戲,戳穿他!製止他!我們要大張旗鼓地重新搞一個紀念大會!”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出麵,組織了上萬人的紀念大會,由姚文元作中心講話,具體地概括和總結了紀念魯迅的意義。那篇講話,同樣是張春橋幫助修改,畫龍點睛地點破了主題的:“隻有革命的人們,才有資格來紀念革命的戰士。”“我們紀念魯迅,他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向著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向著文化戰線上的各種鬼魅,向著混入革命隊伍內部的冒充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了偉大的英勇的鬥爭,粉碎了各種資產階級反動思潮和反動文化,徹底揭露了胡適、梁實秋、‘民族主義文學’者……等等地主資產階級走狗的卑鄙麵目,反映了革命的‘中國的大眾的靈魂’,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勳。”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江青和張春橋逐字逐句地推敲和寫了下麵的這段話: 

“我們紀念魯迅,特別要紀念在他的晚年,堅決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正確立場上,保衛了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痛斥了周揚等人所執行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投降路線。魯迅尖銳地揭露了他們‘所謂革命作家’的招牌,‘是破落戶的飄零子弟’的反動本質,揭露了他們‘喊喊嚓嚓,招是生非’的宗派主義的手段,揭露了他們兩麵派的‘惡劣方向’,揭露了他們借‘聯合戰線’之名,投降國民黨反動派,宣傳賣國主義和叛徒哲學的罪行。魯迅堅持‘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無產階級的口號,批判了‘國防文學’這個資產階級的口號。魯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說:‘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誌,是自以為光榮的。’這種對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無限熱愛,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堅定不移的信任,對毛主席正確路線的堅決執行,表現了魯迅晚年最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永遠引起我們深深的尊敬……”

這就劃清了他們和陶鑄等人紀念魯迅的根本區別。他們就是要借魯迅來打擊一些人,以抬高他們自己。就在這個會上,陳伯達也發表了一篇精心製作的講話: 

“魯迅逝世的前夜,留下了一篇著名的遺囑,其中有些很深刻的話,到現在還值得大家深思。他說:‘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張寬容的人,勿和他接近。 ’他還說:‘……還記得在發熱時(指魯迅肺病發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麽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我認為,這是魯迅給我們很重要的遺囑,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遺囑。”

說完這些,陳伯達接著說:“時隔三十年,在現在,魯迅的話,還完全保存著他的先知的光芒。讓那些恬不知恥的現代修正主義者聽一聽魯迅的這些話吧!難道魯迅當時揭露投降主義、揭露叛徒的每一句話,不就是對他們而說的嗎?”

這個會的召開,達到了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的預期目的。就在這天的晚上,張春橋收到了陶鑄打來的電話:“請你來我這裏一趟,我有重要的話要對你講!”

張春橋趕到陶鑄的辦公室後,陶鑄親自把門關住,顯得很有點神秘。等張春橋坐下來以後,陶鑄問了一些有關紀念魯迅的話題,然後突然地問道:“你三十年代在上海工作的時候用過‘狄克’這個筆名嗎?”

張春橋一怔,冷冷地反問道:“你問這話是什麽意思?”

陶鑄一下子就感覺到了這個人深沉和老練,馬上放緩了語氣,說:“沒有什麽意思,有群眾組織給我來信,揭發說你在三十年代化名狄克攻擊過魯迅。魯迅在《三月的租界》裏回答的那個‘狄克’就是你!”

張春橋站了起來,在陶鑄的辦公室裏走了幾步,回過頭來再次反問:“是我又怎麽樣?不是我又怎麽樣?文學和魯迅發生分歧進行爭論是正常的,無可指責。魯迅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文學家,他晚年的雜文很少有片麵性,但是不等於他沒有片麵性。對魯迅個別觀點的不同意或者爭論,並不能等同於反對魯迅。更重要的還要看魯迅的不同意見是什麽。這個道理我想你不會不懂吧?”

陶鑄沒有想到今天的張春橋在自己麵前竟然是如此的傲慢,不由得也沉下臉來說:“聽你的口氣,你是承認你就是當年的那個狄克了?”

要是沒有揭發張春橋的信,陶鑄也許真的沒有時間看魯迅的這兩篇文章,正因為有了這封信,陶鑄特地看了魯迅的文章。魯迅當年為田軍的小說《八月的鄉村》作序,完全是一種借題發揮.是斥責國民黨政府的。透過那一行文字,人們仿佛看到了那位老人的冷峻和辛辣: 

“人民在欺騙和壓製之下,失去了力量,啞了聲音,至多也不過有幾句民謠。‘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就是秦始皇、隋煬帝,他會自承無道麽?百姓就隻好永遠鉗口結舌,相率被殺被奴。這情形一直繼承下來,誰也忘記了開口,但也許不能開口。即以前清末年而論,大事件不可謂不多?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政變,義和拳變,八國聯軍,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們沒有一部像樣的曆史的著作,更不必說文學作品了。‘莫談國事’,是我們作小民的本分。”魯迅在抒發了自己心中沉悶的憤慨後,話鋒一轉,寫道:“但是,不知道是人民進步了,還是時代太近,還未煙沒的緣故,我卻見過幾種說述關於東北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說。這《八月的鄉村》,即是很好的一部。雖然有些近乎短篇的連續,結構和描寫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毀滅》,然而嚴肅、緊張,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凡有人心的讀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要征服中國民族,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但這書卻於‘心的征服’有礙。心的征服,先要中國人自己代辦。宋曾以道學替金元治心,明曾以黨獄替滿清鉗口。這書當然不容於中華民國。這事情很快的就會得到實證,如果事實證明了我的推測並沒有錯,那也就證明了這是一部很好的書。好書為什麽倒會不容於中華民國?那當然,上麵已經說過幾回了----‘一方麵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麵卻是荒淫與無恥!’”

這就是魯迅序言的精華所在。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大晚報》的《火炬》副刊“星期文壇”上發表了一篇署名“狄克”的文章《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裏麵有這麽一段評論的話: 

“《八月的鄉村》整個地說,它是一首史詩,可是裏麵有些還不真實,像人民革命軍進攻了一個鄉村以後的情況就不夠真實。有人這樣對我說:‘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就是由於他感覺到田軍還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如果再豐富了自己以後,這部作品當更好。技巧上,內容上,都有許多問題存在,為什麽沒有人指出呢?”

魯迅在一個月後.即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寫了《三月的租界》,對這句話和狄克的文章給予了答覆:“這些話自然不能說是不對的。假如‘有人’說,高爾基不該早早不做碼頭腳夫,否則,他的作品當更好;吉須不該早早逃亡外國,如果坐在希特勒的集中營裏,他將來的報告文學當更有希望。倘誰有空去爭論,那麽,這人一定是低能兒。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卻還有說幾句話的必要,因為我們還不到十分‘豐富了自己’,免於來做低能兒的幸福的時期。這樣的時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罷,田軍早早的做小說了,卻‘不夠真實’,狄克先生一聽到‘有人’的話,立刻同意,責別人不來指出‘許多問題’了,也等不及‘豐富了自己以後’,再來做‘正確的批評’。但我以為這是不錯的,我們有投槍用投槍,正不必等候剛在製造或將要製造的坦克車和燒夷彈。可惜的是這麽一來,田軍也就沒有什麽‘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的錯處了。立論要穩當真也不容易。”

陶鑄認為,最讓狄克感到難堪的話是魯迅緊接著的諷刺: 

“況且從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來,要知道‘真實’似乎也無須久留在東北似的,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約就留在租界上,並未比田軍回來的晚,在東北學習,但他們卻知道夠不夠真實。而且要作家進步,也無須靠‘正確’的批評,因為在沒有指出《八月的鄉村》的技巧上,內容上的‘許多問題’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經斷定了:‘我相信現在有人在寫,或預備寫比《八月的鄉村》更好的作品,因為讀者需要!’到這裏,就是坦克正要來,或將要來了,不妨先折斷了投槍。”

同時。還有魯迅對他的題目的刺激: 

“到這裏,我又應該補敘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題目,是:《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魯迅的筆鋒犀利而更甚於挖苦,“題目很有勁。作者雖然不說這就是‘自我批判 ’,但卻實行著抹殺《八月的鄉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務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發表時,這才解除它的任務,而《八月的鄉村》也許再有些生機。因為這種模模糊糊的搖頭,比列舉十大罪狀更有害於對手,列舉還有條款,含糊的指責,是可以令揣測到壞到茫無界限的。自然狄克先生的‘要執行自我批判’ 是好心,因為‘那些作家是我們的’緣故。但我以為同時可也萬萬忘記不得‘我們’之外的‘他們’,也不可專對‘我們’之中的‘他們’。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給批判,美惡一並指出。如果在還有‘我們’和‘他們’的文壇上,一味自責以顯其‘正確’或公平,那其實是在向‘他們’獻媚或替‘他們’繳械。”

陶鑄問張春橋:“你對魯迅《三月的租界》有什麽看法?”

張春橋毫不考慮地說:“那是正常的文藝評論,根本不是什麽政治問題。類似這樣的評論在魯迅的文章裏多不可數,絲毫不奇怪。就是狄克的文章裏也隻是對田軍的小說提了些意見,沒有對魯迅有半個字的指責和損害。一小撮人願意在這個問題上給我作文章,完全是別有用心的。”

陶鑄把那封信轉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認真地審閱了信件和看了魯迅的全文,很不耐煩地對陶鑄說:“小題大作!狄克的信件和文章都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情,一個熱血青年的文章,就算有點問題算什麽?魯迅要是活到現在,看到這樣的後生也會高興的。別再大驚小怪了,我們要抓的是真正的類似周揚四條漢子那樣的壞人?” 一張春橋聯想到現在的報刊上重新把狄克和自己掛起鉤來大批特批,心裏不禁暗暗好笑:“毛主席難道沒有你們這些人聰明,毛主席定了的案現在統統都要推翻,包括是打倒或樹立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有什麽資格來對我進行審訊呢?”

所以,從這時起,他對所有的來審問自己的人,都采取了嗤之以鼻的態度。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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