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洗凡馬萬古空：揭密中國明清官場的潛規則

侯楊方 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中心 教授

自康熙以後清朝不再立太子，但太子所屬的衙門卻依然保存，當然是些清閑的職位，其中的詹事府就是翰林院編檢們獲得升遷的中轉站，因為它下轄左、右春坊，因此稱編檢就任為“開坊”。詹事府還有一個掌管圖書經籍的“司經局洗馬”，非常不容易升遷，因此“洗馬”們稍改杜甫的詩句以自嘲：“一洗凡馬萬古空”。道光以後官員超編，十來年未能開坊都比比皆是；開坊以後，要跳出坊局，升為四品京堂，又非十年不可，此時方為“九轉丹成”，終於成為司局級幹部。

考中進士已經是天下讀書人的夢想，三年一次殿試錄取不過三百餘名，多少人直至白頭卻考不中一個功名；點翰林更是士子們夢寐以求的，除非考中進士且成績優異，否則決無可能；如果不是翰林，此生無法入閣拜相。清朝內閣大學士滿漢各兩員，正一品，位列文臣之首。滿人當官自有捷徑，在此不贅，漢人非經數十年且要有萬裏挑一的幸運，否則不可能得此職。大學士之下還有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員，從一品，位列六部尚書之上；六部尚書滿漢各六員，由於各省總督均掛兵部尚書頭銜，他們同樣有升任協辦大學士的資格，因此協辦大學士是一道高門檻，極難跨越。一旦越過此門檻，升任大學士的可能性就很大，畢竟是上麵有四個名額，而能升遷者隻有兩員。

清末翁同和以帝師之尊任戶部尚書兼軍機大臣，實為光緒皇帝之下，眾臣之上的第一權臣。當時的首輔為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他因甲午戰敗失勢，閑居京師賢良寺達5年之久。此時年已過花甲的翁同和為了升任協辦大學士，指使袁世凱前去勸說年已過七旬的政敵李鴻章不如以退為進退休。宦海中打拚幾十年的李鴻章是何等老辣，一眼便看穿翁、袁的本意，大聲嗬斥老部下：“不要再說了，不過是翁同和想得到協辦大學士而已，我退休了，他正好依次遞補。你告訴他，如果別人開了缺我管不著，他想補我的缺，萬萬不能！”可見，即使是狀元出身、貴為帝師、掌握朝權的第一權臣想當協辦大學士也不那麽容易。同樣，李鴻章如何會將官位甘心拱手相讓？翁同和和袁世凱純屬與虎謀皮。但翁同和的運氣著實不差，沒多久，年近八旬，剛複任協辦大學士不到一年的李鴻藻病故，翁得償所願繼任，但沒有一年即被罷官發還原籍看管，四十餘年宦海沉浮一場空，終於沒能再進一步升任大學士成為“狀元宰相”。

中國科舉自隋創始持續一千餘年，成熟於宋，鼎盛於明清。明清時期來華的西洋人對科舉製度讚譽有加，因為相比與同時代歐洲貴族世襲壟斷政權的統治製度，中國科舉製度無疑更為合理、開明，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公開、公平的科舉製度改變自己的命運，進入帝國的統治精英階層，即所謂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中國的科舉製度為西方借鑒采用。與中國進行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首先采用了文官考選製度，隨後被英國政府采納，於19世紀中葉形成了西方最早的文官選拔製度。諷刺的是，就在同時，中國的科舉考試內容陳腐，培養出的隻是大批無法因應時事的八股專才，因而迅速沉淪，於1905年被朝廷徹底廢止。

西方的文官選拔製度雖然在形式上模仿了中國的科舉製度，但在考試內容與實質上卻截然不同。西方的文官隻是事務官，並不隨民選政府進退，他們政治立場中立，以自己的專業服務於政府，保持政府運行的高效、連續、穩定與公正。文官不僅執行部門首長政務官的政策、命令，同時他們也運用自己豐富的經驗提出自己的建議、意見，影響政策，因此文官們被稱之為“永不更迭的幕後政府”。政務官們雖然擔任行政首長，位高權重，但囿於任期和選舉的結果，能上能下，可謂是一步登天，一步落地；而事務官們則循例逐級晉升，主要按照資曆享受豐厚的待遇，但職位止於次長，因此也決無“非份之想”，各安天命，同舟共濟。

相比之下，中國的進士、舉人們經過漫長的數十年寒窗，大多數人是用整個家庭、家族的財力供養，終於其中有千分之一甚至萬分之一的人博得了功名，自然要回報，而回報隻能在官場。在數百萬的中國士子中，翁同和是佼佼者，他年僅26歲就高中狀元，真可謂少年得誌；仕途也是一帆風順，更為兩朝帝師，自然孜孜以求的就是中國文官們的最高理想“狀元宰相”。但曆經宦海40餘年，深蒙皇帝厚愛，才得到協辦大學士，不及一年就罷官回家，一切盡空。

中國的官僚沒有政務官和事務官的區別，他們都是職業官僚，即除了當官別無他途，沒了升遷都是抑鬱，官場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惟一場所。而官場則是一個階層分明、等級森嚴的金字塔，頂端隻有寥寥數名而已，每跨過一個階層都困難重重，隻有極少數的幸運兒才能到達頂端，且也已經是生命的暮年。由於明清官僚尤其是中下級官僚的薪水低，一個真正的清官必然窮困潦倒，官僚們隻能尋求非法收入，否則不僅無法回報數十年寒窗以及整個家族的期待，甚至難以維生，因此貪腐無從禁止，成為官場的潛規則；而越高層越有能力貪腐，這更加劇了官僚對升遷的渴望和官場的傾軋內鬥，生命所係即以生命搏之；一旦升遷無望，退休在即，便會加劇貪腐，撈最後一桶金。更可怕的是，官僚既是政策的製訂者又是政策的執行者，再兼缺少有效的監督機製，他們甚至會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蛀空國家。西方從中國學到的隻是科舉的形式，雖然遺棄了科舉，中國卻沒有從西方學到文官製度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