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義女孫維世與金山（組圖）

作者：張穎

五年後，1970年我從幹校回來第一次見到鄧大姐，她告訴我，維世已經離開人世，並被說成是自殺的。鄧大姐很憤懣：死不見屍，怎能說是自殺呢？我心裏明白：維世是被害死的。

本書匯集憶敘周恩來的文章22篇。作者張穎，長期在周總理身邊工作。解放後，曾先後擔任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劇本》雜誌主編、黨組書記等職。1964年調外交部後，又任新聞司、西歐司副司長等。

本文選摘了作者與周恩來義女——著名藝術家孫維世及金山交往的點滴往事。

我與維世：因“戲”吵架

周恩來同誌和鄧大姐都很關心青年人，特別是關心烈士子女。抗日戰爭初國共合作時期，因為環境許可，恩來同誌即盡最大力量在全國各地尋找失散的烈士親屬和子女，找到後即把這些孩子或親屬送到延安或蘇聯學習。當時有不少傳聞，說恩來同誌夫婦，尤其是鄧大姐，收了許多“幹兒子”、“幹女兒”，其實是他倆把烈士的子女們視為親生兒女一般。著名戲劇家孫維世是突出的例子。

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是我黨優秀黨員，曾接任周恩來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兼總教官，是周恩來的好朋友，1927年在大革命中犧牲。抗戰初期，孫維世的母親任銳帶著孫維世和哥哥孫央到延安。我在重慶工作期間還曾照顧過任銳同誌。

1955年末，我從天津市調到北京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主要是管《戲劇報》的編輯審稿工作。1956年，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上演了一出新的話劇《同甘共苦》，是嶽野的新作，由孫維世導演，舒強、於藍、劉燕瑾主演，受到觀眾的歡迎。

這是一部感情戲，故事寫老幹部的三角戀愛。男主角（舒強飾）是黨的高級幹部，女主角之一（於藍飾）是抗戰時期的知識分子，女主角之二（劉燕瑾飾）是黨的高級幹部前妻，農村婦女。抗日戰爭期間，一個年輕人告別新婚的妻子參了軍，從此杳無音訊。後來他的妻子也參加了抗日後勤工作，成了婦女積極分子，但夫妻二人因戰亂而失去了聯係。男青年在抗日隊伍中又認識了一位知識分子女幹部，結婚生子。這種情況在那個年代很普遍。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三個人相逢了。這時男青年已成為高級幹部，遇到前妻既抱歉又難堪。他看見前妻已成為進步分子，對他再婚也毫無怨言，相反還百般照顧他，使他十分感動。抗戰妻子開始有些嫉妒，但慢慢感到這位前妻既能幹又賢惠。兩位妻子都覺得自己應該退出，但那位高級幹部不同意，於是便成了一夫二妻，相安無事。

如果在舊社會，這種事是可以讓別人接受的。但當時新中國成立不久，正在宣傳一夫一妻的新婚姻法。於是我寫了一篇劇評，批評該戲思想不健康，違背婚姻法，還給老幹部臉上抹黑。

文章登在《戲劇報》上。孫維世和嶽野的名氣都不小，而我是剛到北京來的新人。

不幾天劇院藝委會就召開了有關《同甘共苦》座談會，開始都心平氣和的，到孫維世發言時，她很嚴厲地指著我說：你不就是掌握輿論工具嗎？怎麽就這樣胡言亂語給人扣帽子？新生事物出來不容易，你一棍子就想打死呀。你是什麽評論家，一竅不通！當時我都懵了，便回了一句：你是了不起的大專家，批評不得嗎？座談會變成了吵架。我和孫維世認識很久了，相處得也不錯，這一下成了“仇人”似的，見麵都不說話。


我一直感到對不起維世

不久，周恩來總理辦公室給我打電話，讓我吃午飯時去西花廳。我到了西花廳，看見維世已經坐在那裏和她的鄧媽媽親熱交談著。不一會兒就開飯了，公務員提來兩個飯盒放在桌上。鄧大姐和周總理的飯菜從來就很簡單，倒是給我和維世的那兩份又多又好。這時周總理進來了，維世是他們的幹女兒，很親熱地叫爸爸。

吃完飯，坐在沙發上，總理笑著說道：聽說你們兩個人當著不少人的麵打了起來？維世笑著不說話，我吃驚地看著他們說：沒有呀，怎麽可能打起來呢？不過是對一個戲有不同看法而已。總理哈哈笑起來：我的情報又準又快，真的沒打？維世說：打了，不過是嘴仗。鄧大姐這時才發話：你們都是老黨員了，不會各自多作自我批評嗎？都認為自己全對了？她說話時表情很嚴肅，但語氣很平和，沒有責備的意思。我覺得很難向維世道歉。這件事好像就這樣過去了，我和維世也和過去一樣了。

就在這時候，戲劇圈忽然刮起一陣風，既批評《同甘共苦》，又批評別的有創意的劇本和演出。這時我才真正感覺到我的無知。我的文章居然引來了一股極“左”風——應該說這股風從來就有，是我在不知不覺中起了推波助瀾的壞作用。我想做個自我批評也無濟於事了。到了反右派時，這些作家們都被批判成為右派分子，這時我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錯，但根本無能為力去挽回什麽了。這件事成了我數十年來的一塊心病。我一直感到對不起維世和嶽野，當時確是出於無知，但也不能原諒。

我和孫維世1937年在延安就認識了，那時候大家都稱她為大小姐。她年輕漂亮，是從上海到延安的電影明星，她比江青名氣大，因此在那時候江青對她埋下了嫉妒之心。她在延安演的第一個角色是話劇《團圓》的女主角，沙可夫寫的劇本，左明導演。維世是女主角，大小姐的名氣可能由此而生吧。林彪也追求過她，但維世對“首長”並不感興趣，這也引起了葉群的嫉恨，以致幾十年後她被人害死。

1939年，孫維世隨周恩來、鄧穎超同誌去蘇聯留學，直到全中國解放前夕才回國。


“死不見屍，怎能說是自殺呢？”

新中國成立後，維世成為著名專家導演回到北京。我對她的藝術才能一直都很欽佩，她的為人、她的勤奮，都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解放不久，由廖承誌領導創建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在當時這是一個很有實力的劇院，孫維世是總導演。孫維世在青年藝術劇院排演了俄羅斯及前蘇聯的名劇，如《凡尼亞舅舅》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曾轟動全國。孫維世還在中央戲劇學院辦起了導演、表演藝術訓練班，請來蘇聯專家列士裏等人做教授，這使全國的話劇藝術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孫維世的業績是無可否認的。

60年代，毛澤東發表了對文藝界“兩個批示”，刹那間，狂風暴雨驟然而至。在這種氣氛下，在恩來同誌的督促和支持下，孫維世很快就組成一支隊伍深入到東北大慶油田工地，與廣大工人群眾同吃同住，體驗生活，並寫出了反映大慶人的劇本，不久在北京上演。雖說劇本和演出效果都不是很好，但其心可鑒。

不幸“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來臨，北京亂了，全國亂了，我當然也已被關入牛棚。時有各種消息傳來，聽說孫維世被捕了。當時這樣的消息不足為奇，不想維世從此杳無音訊。

五年後，1970年我從幹校回來第一次見到鄧大姐，她告訴我，維世已經離開人世，並被說成是自殺的。鄧大姐很憤懣：死不見屍，怎能說是自殺呢？我心裏明白：維世是被害死的。並說恩來同誌聽到消息後立即命令保留屍體做屍檢，但江青等人卻說已經火化了。維世這樣一個樂觀、聰明、勤奮的人，竟落得如此下場，真讓人心酸。

金山朗誦《雷電頌》， 令我久久難忘

我和金山認識是在1942年，當時他剛從南洋回到內地重慶。不久即被郭沫若選中飾演《屈原》劇中的主角屈原。作為中共代表留駐重慶的周恩來特別關心文化運動，尤其是話劇。而郭沫若和周恩來的關係非常親密：郭老寫《屈原》劇本時，每寫出一幕之後都會送給周恩來看並征求意見，在排演中選擇導演和演員也都是相互議論決定的。周恩來推薦金山演屈原。我也受命時常去排演場地觀看排演情況，因此與金山很熟悉。

一次，周恩來要我約金山到紅岩嘴八路軍辦事處談話，主要是談他應該如何扮演屈原角色，特別囑咐他，要很好研究體會郭老劇本的思想內涵，又能用形體和語言表達。那天午飯後，周恩來專門把辦事處的同誌召集到“救亡室”來，聽金山朗誦《屈原》劇本中的《雷電頌》，這件事使我久久難忘。

在重慶時，金山和張瑞芳合作演出《屈原》後，又共同主演了曹禺改編的《家》，由舞台上的感情變成真實生活中的感情，兩人正式結婚了。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們又在一起到東北接收長春電影製片廠，還拍攝了《鬆花江上》。

新中國成立後，我被調到中國戲劇家協會以後，分管的工作主要是組織戲劇創作，金山正是在劇本創作過程中與我關係親密起來的。

為了積極反映工農兵的生活和曆史，金山寫了話劇《紅色風暴》，我參與了不少。那時候寫工人運動的話劇尚未有成功的，而他想要創造一位工人運動領袖人物顧正紅，但在寫作過程中，發現資料太少，倒是領導工人運動的知識分子施洋大律師的曆史資料不少，金山被施洋的事跡深深感動，認為沒有施洋的參加與領導就不會有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那麽要寫這段曆史，寫這段曆史的重要人物，應該是施洋還是顧正紅呢？在意識形態關係極為複雜的60年代，這是一個大問題：知識分子怎麽能夠成為曆史的主人翁呢？於是這一創作就出現了大問題。

有一天，他突然約我去他家聊天，說是有事要商量。到了他家，金山滿臉愁容，而維世則默默坐在他身旁。維世說：金山的劇本寫不下去了，這個劇本的主角到底是誰好呢？曆史上是施洋大律師，可他是個知識分子，難道他能領導工人運動嗎？我突然說，兩個都是主角成嗎？沒有工人領袖當然不能成為工人運動，但沒有思想領導也不成呀，馬克思主義難道不是知識分子介紹到中國來的嗎？隻要是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不就成了嗎？金山笑了，但忽然又愁容滿麵，說曆史上資料太少。於是我和維世給金山打氣，爭論不休整整一下午，當然不會有結果，但最後金山顯得有點把握了。

金山和維世結婚，鄧穎超當主婚人

“文革”開始後，金山的日子當然也不好過，但維世被捕後他還在劇院挨批鬥，那時他的最大罪名是混入黨內的壞分子、假黨員。而他的直接領導人是周恩來，造反派大為惱火，對他窮追猛打，要他交代知情人，於是我被牽扯進去了。經過許多次對我的傳喚、追問，我當然還是無法回答。於是造反派讓我回憶周恩來什麽時候在重慶，以便與金山交代的材料核對。我說：周恩來同誌離開重慶或返回重慶的日子都會在報紙上登載，你們可以去查找。造反派又對我吼叫一通，我隻好答應憑記憶可以寫下大概的年份。

沒過兩天就傳出消息來，說我公開寫了周恩來總理的黑材料，我一頭霧水。後來才知道是因為我寫的“年表”被寫成大字報張貼在青藝大院。

1970年我從湖南幹校回到北京，隔絕六年之後再見到周恩來總理和鄧大姐，周恩來總理一臉嚴肅地對我說：聽說你還寫過我的黑材料？我不知所措，無言以答。鄧大姐趕忙說：那是有人打你的小報告哩！我也頑皮地說：您說我寫過，那就算是寫了吧。就是那次見麵，鄧大姐憤地告訴我，維世是被迫害致死的。

“文革”以後，大約是1982年，金山忽然找到我在南河沿的家。這次突然見麵，我們聊了整整一天還沒聊夠，相約幾天後再見。孰料沒過幾天，卻聽到金山因突發心肌梗死而離世的消息，真是世事難料啊！

已經幾十年了，關於金山與孫維世的戀愛史，我始終未能釋懷。他們戀愛結婚那段時間，文藝圈中傳聞多多，都說金山是“浪蕩子”，又說維世是插足的第三者，拆散了金山與張瑞芳的美滿家庭。其實並非如此。

事實是張瑞芳棄金山。金山是在離婚之後，又和維世戀愛結婚的。他們結婚那天我曾去祝賀，鄧穎超作為主婚人出席，而且有贈禮，有祝福。

在那段時間生活過來的人都知道，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在這個問題上是非常嚴謹的，不管是對他們自己，還是對他們親近的人。如果維世做錯了，鄧大姐不可能原諒，更不會去祝賀。